在人类战争史上，步兵是最古老的兵种。步兵对军队装备要求不高，易于组建和维持。相应地，人类战争的形式最初也主要是步战。在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战争也以步战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代前期。但是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步战方式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崛起的车战。到春秋时期，车战已是当时重要的作战方式。
战车结构和人员装备
在安阳殷墟已发掘出殷商时的车子18辆，可以知道商代的战车用木制作，其形制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辕前有车衡，衡上缚两轭以供驾马，后端与车轴在车厢（舆）底相交，挖槽嵌含。车轴两端镶有铜车。车厢呈横宽纵短的长方形，四周有轻桎，桎间有栏，门开在后面。车厢内可容纳甲士3人和他们携带的兵器、马鞭、修理车的工具等。这种基本形制，西周和东周的战车承袭下来，但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一是车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服马的压力，马的拉力由此增加；二是车厢加宽，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兵器，有利于甲士在战车行进时灵活刺杀。为了使战车更加牢固、耐冲撞，一些关键部位的青铜加固件有所增加。例如大多数车子都用铜辖把车固定在毂外侧轴上，内侧以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动。为了提高战车的机动性能，周代战车的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而轮上的辐条则逐渐增多。西周的兵车种类也增多了：除了供进攻用的“轻车”外，还有供防御用的“广车”，有环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苹车”，有指挥用的“戎车”，有攻城用的临车、冲车；有装器物用的辇。
商代战车大多数均驾2马，少数驾4马。车上载3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甲骨卜辞中也直接称之为“射”；右方甲士执长兵（矛、戈等）主格斗，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称“车右”或“戎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控马驭车的御者，只随身佩戴刀剑等短兵。实际上，车左除弓箭外，也还配备长兵或短兵；车右除长兵外，也还佩戴短兵和弓箭，只是责任有所侧重。指挥车则将帅居左，卫士居右，车上配备有旗和鼓，以供指挥和联络。左右中的次序反映了甲士崇左的原则。此外，每辆战车还附属一定数量的徒兵，战斗中随车跟进。
战车上的进攻性武器包括戈、酋矛、夷矛、戟、殳等5种长兵器，用于近距离肉搏、随身防卫的短兵器刀、剑等，还有用于远距离攻击的兵器弓矢。战车上甲士的护卫装备有盾、甲胄等。
车战时，比较近距离的格斗发生在两乘战车交错时，所以具有勾割功能的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杀伤工具。戈装有长柄，主要适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矛是尖形的刺杀工具，也是西周、春秋战车上常见的兵器。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矛的形状不断改进，矛身逐渐加长，两翼则变得窄小，这样能刺得更深，加强了杀伤力。戟是戈和矛的复合体，兼有二者啄、刺、勾三种功能。春秋时期戟的形制也在不断变化，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殳是一种打击兵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杆构成。战国时殳的金属头往往带刺或棱。用于防卫的盾有木、竹、藤、金属等各种质地；甲形如衣服，披在身上，胄形如帽子，戴在头上，就是头盔。
车战的战斗方式
战车的形状与战斗队形密切相关。西庵战车长宽各3米左右，加上两侧徒兵的位置，超过9平方米的面积。这样大的方形战斗单位本身的机动性能有限，再加上攻杀器械的制约，战车组成的队形作纵深配置很困难，只有采用大排面横列方式作战才能发挥战车的效能。横排队列可以做到左右照应，免受敌人的攻击。
车战时双方战车在接近过程中，首先是用弓箭对射，力图以强大的杀伤力造成对方阵容的混乱，到战车逼近时，谁的队形严整，谁就能争得在战车错毂的瞬间夹击对方战车，在格斗中占有优势。如果两车正面相遇，甲士之间相隔在4米以上，3米多的戈、矛、戟发挥不了效力，只有两车相错，车厢侧面间距在1.6米以下，双方甲士才能用长兵器进行格斗。这样的车战战斗方式，队形整齐就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的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六韬·犬韬·战车》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实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
春秋时期车战成为主要战争方式，使军事编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春秋列国军队典型的编制一般有军、师、旅、卒、两、伍6级。春秋早期，伍由5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以战车为依托展开战斗。两由5个伍25名战士和1乘战车组成，战车是战斗核心。4两是一卒，5卒组成1旅，5旅成1师，5师成1军。
屈原在《楚辞·国殇》中生动描写了车战的悲壮情景：“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郭沫若将它翻译成了今文：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交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阵势冲破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擂得战鼓咚咚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
车战战术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车战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大国，动辄拥有万乘战车，小国也拥有千辆战车，各国的军事实力，也以战车数量来衡量。其时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车战。总体而言，当时的车战尤其是春秋早期的车战是贵族式战争，崇尚礼节，本是残酷的战斗中甚至弥漫着艺术化的气息。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作战军队相会，首先安营扎寨驻军，称为“次”或“军”、“舍”。例如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次于城濮，楚师背崔而舍”。然后双方约定战斗时间和地点。城濮之战时，楚军元帅子玉给晋文公送信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观之，得臣与预目焉。”在正式战斗之前，往往还有“致”或“致师”的行动，就是以猛士驾单车进犯敌军营垒，目的是挑战和炫耀武力。战斗在约定的日期开始，双方要排列好阵势，这是车战最主要的步骤，春秋车战无一例外地遵循预先列阵，先阵后战的原则。如城濮之战时，“晋师陈于莘北”。宋襄公意欲争霸，与楚军交战时等到楚军过河摆好阵势再进行决战，被后世讥笑为不知变通，其实这也表现了春秋及以前战争尚礼、先阵后战的风气。摆好阵势之后，双方冲锋，发起最后的决战。春秋时期各国军队规模不大，车兵的机动性也不强，所以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分出胜负，一般几个时辰，最多一天即结束。城濮之战在春秋时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战争，一天就打完了。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晋楚两军“旦而战，见星未已”，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春秋的车战基本都在白天进行，若有少数白天不见胜负的战争，则夜晚休战，双方清理死伤，重组部伍，以待明日再战。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战争频仍，在战争中车战战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首先是车战阵形有了很大发展，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相配合的宽正面横向阵形。随着车战规模扩大、参战车辆增加，战车编队也扩大了。其次，出现了初级的野战防御方法—营垒，能够阻碍战车的冲击。另外，春秋时尤其是晚期的战争中诈术也开始使用，信义在战争胜负的比照下显得微不足道，比如乘对方阵形尚未列好就发起攻击。又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楚军队隔河对峙，因为渡河的一方在渡河时很容易被对方攻击而溃败，所以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晋国内部发生动乱，晋军急切回撤，于是晋军将领写信给楚帅，提出了一个建议：或者晋军后退30里，楚军过河，然后双方列阵决战；或者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楚帅接受了后一种办法，他没想到等楚军撤退后，晋军乘机也撤回国了，追之不及。
春秋时期的战车阵战灵活运用了多种作战方法，比如迂回侧后、攻其不备，佯退侧击和设伏合围等等。在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各自都有左、中、右三军。晋军首先击溃了薄弱的楚军右翼陈、蔡联军，接着上军和下军同时向后佯退，楚左师孤军追击晋上军，结果造成侧翼暴露，晋中军乘机从旁侧击，晋上军也回师夹攻，楚左师大败。这是佯退侧击的著名战例。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当齐军败退时，曹刿阻止鲁庄公匆忙追击。他观察齐军败退时的旗帜和车辙，确认齐军是真的溃败后才下令追击，就是因为害怕齐军佯退设伏。
车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区域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地势开阔平坦，是适合战车驰骋的平原地带，马拉战车的巨大冲击力是早期步兵无法抗拒的。春秋中期以后，由于争霸战争不断发生，作战区域扩大，地形也变得复杂，其中不乏山川沼泽，战车无法在这些地方列阵冲锋，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一些国家又组织了适应能力更强的步兵，或将车兵改编为步兵。这些现象预示了车战的衰落和步战的复兴。
到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残酷性增强，伤亡也随之增多，必须征召大量军队。战国群雄军队数量较之春秋时期十倍几十倍地增长，秦国有带甲百万，齐国带甲数十万，楚国也有带甲百万。这些军队都来自农民，平时没有经过车战必需的长期系统的训练，而以各国的实力，也根本没有可能将这样庞大的军队装备成车兵，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军队必然是步兵。另外，车战也有其固有弱点，除了对地形依赖较大外，它作战方式呆板，主要是速战速决的野战，不适于攻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商品贸易和政治中心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城的防御功能也显得突出。车战既然不能担任起攻城的重任，其地位也必然下降。战国时期步兵的战术有了很大突破，在野战方面，广泛采用了先进的密集阵形和更加坚固的布障设垒等防御方法，能够与战车抗衡；他们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进，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威力巨大的远射兵器弩，能够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遏制战车的冲击。战国时期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地形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车战风光不再，步战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