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性的一个时代，这体现和贯穿于它整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仅就手工业来说，时至今日，我们轻拂下掩盖其上的千年积尘，那些精雕细刻、精美绝伦的玉器，那些色彩绚丽、工艺精湛的漆器依然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文化内涵。
玉器
玉是质地细密、色泽淡雅、温润光华的美石，以玉制成的物品称作玉器。古代玉器不仅是日常用具和饰品，同时还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礼器，以及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法物，它反映出的是相关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这种以玉器的形式、蕴涵和审美为内容所形成的文化，即为“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先秦时期是中国玉器和玉文化孕育和成长的时期。考古发掘证明，中国的先民最迟在七八千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现在所知最早的玉器出自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当时的玉器主要是用作装饰品和礼器。商周逐渐认识到玉的价值，玉器的数量和品种都有增加，雕琢技艺也有提高。玉被琢成礼器、制器、乐器和各种装饰品，供奉于庙堂或佩戴于身上。这时的玉器已成为王者、贵族高贵身份的标志，形成“君子必佩玉”的风气。同时，古人还把玉器看作是高尚、纯洁、亲善、吉祥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蜂起，经济发展，各国的区域文化异彩纷呈，交融频繁，玉器的制作和工艺逐渐走向成熟和趋同。这时期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环、璜、琮、珠、佩、串饰、勒、瑗、圭、璋、管、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其中多数是礼器，少数为生活用具。
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和种类极多，制作工艺相当精湛。河南信阳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130余件，器类有璧、环、璜、虎、鱼、牌、兽面饰、蚕形饰、玉雕人、玉雕兽首等。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3139件，器类有璧、环、璜、琮、瑗、镯、珠、管等，器形有虎、鸟、鹦鹉、龙等。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晚期墓出土玉器545件，器类有璋、瑗、璧、环、璜、珠、玉刀、玉尺、玛瑙环、水晶环等十余种。山东沂水、江苏吴县、山西侯马、陕西凤翔等地都有春秋玉器出土。
从出土的玉器看，春秋时期琮、璋、璧、圭等礼器仍在继续制作，但玉制的工具和兵器已经较为少见，玉器更多的是用作装饰品。当时盛行随身佩带玉饰，“行则鸣佩玉”。这时期的玉器雕琢精致，构图考究。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玉兽面纹饰，长7.1厘米、宽7.5厘米，上宽下窄，四边有高低起伏的脊牙。正面中下部琢兽面纹，兽面两侧饰以三组对称的变形龙首纹，背面光素无纹。器中端上下分别钻上小孔，可用来嵌固在它物上。这件玉器纹饰细密，工艺难度颇高，是春秋晚期的代表性作品。
有学者估计，目前已经发掘的战国墓葬可能要超过万座，出土的玉器也较为普遍。安徽省长丰县杨公庙战国墓出土玉器79件，器类有璧、璜、佩、圭、环、镌、管等，纹饰为谷纹或涡纹。陕西雍城考古队发现秦国墓葬40余座，出土玉器28件，器类有璧、珠、串饰等，均素面无纹，其中有1件玉蝉，造型逼真，形象生动。湖北江陵九店乡雨台村558座楚墓出土玉器253件，器类有璧、环、璜、佩饰、串饰、玉料珠、玉料管、绿松石片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共出土器物15404，其中玉器528件，器类有璧、环、璜、琮、方镯、佩、挂饰、串饰、珠、管、双面人、剑、梳等，这批玉器都经过打磨抛光，制作精良，色彩丰富，纹饰华美，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玉器墓葬。
战国玉器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当时工具和仪仗玉器比以前明显减少，璧、璜、环、佩等礼器和装饰用品增加较多，而且出现许多新的器形。制作工艺也有提高，雕刻细腻，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从春秋开始，自原始社会以来被贵族所钟爱和垄断的玉器，经过以儒家为首的诸子的推崇和宣传，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礼仪、宗教、经济和装饰多种特殊功能的标志物。先秦儒家的用玉道德观，就是以玉的各种物理性质来表示人的道德品质。《礼记·聘义》记载，孔子认为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11种品德。“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这种以玉比德的观点为后世玉器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后世苍天、黄土、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思想的由来。如下就来简单介绍这几类玉器。其中玉琥，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再展开论述。
玉璧是有孔的圆形玉器，其纹饰主要有几何纹、云纹和谷纹。《尔雅》说：“肉倍好谓之璧”，就是说玉璧圆孔的直径要等于周边直径的1/2.玉环和玉瑗的形状和璧相同，只是“肉”与“好”的比例不是2：1.所以有学者建议把三者统称为璧环类，或简称璧类。秦代以前玉璧极为珍贵，比如秦国为得到赵国的和氏璧，诈以15城相换，好在蔺相如智勇双全，使“完璧归赵”。从古文献考古发现来看，玉璧的用途有用作祭器、礼器、佩饰、砝码、辟邪和防腐。
按古书的说法，半璧为璜，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殷商时期的玉璜多数只有玉璧的1/3，达到半璧的较少。玉璜初为祭器，用黑玉制成，是立冬祭祀北方的器物，后衍生成饰品，故又称佩璜。玉璜形制多样，纹饰精美。曾侯乙墓出土透雕四龙玉璜，青色，长15.2厘米，宽4.6厘米，厚0.6厘米，体扁平，呈弧形，透雕对称的四条龙，曲身卷尾，单面阴刻眼、鳞、爪等。同时用阴线刻出两条蛇纹，精雕细琢，布局对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双龙首玉璜，白色，长17.1厘米，宽7.4厘米，厚0.5厘米，体扁薄，呈半圆形。两端镂雕龙首，龙口微启，唇微卷，露牙，环眼圆睁，长耳后伏于颈，饰阴刻细线纹。龙身浮雕6行勾连纹。外缀以对称的镂空夔纹，中部有圆孔，可穿系，制作极为精巧。
玉琮是内圆外方的管形玉器，用作礼地、发兵、殓尸等。原始社会末期玉琮曾经非常盛行，夏商时迅速衰落，西周规定“以黄琮礼地”，玉琮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但这时期墓葬中基本没发现其身影，这至今是个谜团。春秋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玉琮极少，即便偶有发现，工艺也十分简陋。到西汉以后，玉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世也有好事者仿制上古玉琮，但已明显脱离先秦的风格。
《说文》说，“剡上为圭”。玉圭指的是上部尖锐呈三角、下端平直、长方形的玉器，有的玉圭两侧略呈梯形。玉圭源自新石器时代的石铲和石斧，因此，有人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和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但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到商代才开始出现，盛行于两周时期。玉圭是标明身份的瑞玉和祭祖盟誓的祭器，用来规范宗法关系。按照等级不同，王执持镇圭，公执持桓圭，侯执持信圭，伯执持躬圭。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长1 5至2 0厘米。战国墓葬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圭身宽窄各异。
汉代玉圭逐渐淡出社会生活，后世王公贵族只有想显示其地位时，才雕造少量的玉圭。
玉璋与玉圭相似，“半圭为璋”，它与圭都是区分等级的器物。玉璋始见于龙山文化，殷墟出土过许多石璋，西周的玉璋较为少见，器形与商代相近，器身窄长。春秋战国墓葬出土的玉璋与古书的记载情况存在着诸多不同，这还有待考古工作者作深入的研究。《周礼》将玉璋分为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5种。赤璋用赤玉（玛瑙）制成，是祭祀南方神灵朱雀的礼器。大璋、中璋、边璋是天子巡守时祭祀山川的器物，所祭的如果是山，礼毕后就将玉璋埋于地下；如果是川的话，则将璋投到河里。《考工记》还有“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的记载。《周礼·典瑞》说：“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郑玄注：“有牙之饰于琰侧，先言牙璋有纹饰也”。牙璋可能与军旅有关，与后代虎符相似。璋牙尖锐，流露出锋利、肃杀气息。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中间开刃，形状似齿，直伸向前，攻击的意味极其明显。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来看，牙璋的用途极可能是祭山的礼玉。
除以上的仪礼“六器”外，先秦日常社会生活中盛行用玉作佩饰。人佩带玉饰是有讲究的，《白虎通义》说，道德高深者佩环，能决嫌疑者佩。当然最普遍的佩饰是玉佩。佩的概念较为宽泛，凡是璧、环、璜、琮、圭等规范性玉器以外的饰玉，都可以称为佩。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佩玉来协调举止、标明身份、表达情意和作为承诺的信物。另外，先秦的丧葬制度也盛行用玉，例如放入死者口中的玉、堵住尸体孔窍的玉塞、下葬时死者手里的握玉等。
漆器
用漆树自然分泌的漆液涂在各种器具上，这就是原始的漆器。漆树的液汁经搅拌后变为熟漆，生漆或熟漆加进熟桐油调制即成漆膜坚硬、光亮、耐温的广漆，再添入颜料或染料就形成彩色漆层。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知道和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漆器的制造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以漆涂于物称“髹”，用漆绘制图案花纹谓“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是现知最早的漆器。商周时期开始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物，还设立有皇家漆园。《尚书·禹贡》载：“厥贡漆丝”。
春秋战国是古代漆工史上的重要时期，漆器种类和髹漆工艺都得到飞速发展，漆器业空前的繁荣，甚至使新兴的诸侯不再仅热衷于青铜器，而把兴趣转向光亮洁净、易洗，体轻、隔热、耐腐、嵌饰彩绘五光十色的漆器。当时，鲁国出现所谓的漆室女，这是专门从事漆工的作坊，主要承担者可能是妇女。官方也极为重视漆器工艺的发展，选派专人进行管理，道家的著名代表庄子就曾作过宋国的漆园吏。
春秋战国漆器工艺取得辉煌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器物种类丰富，几乎包括当时生活各方面的用品。现结合考古发现，简要列举如下：家具类有床、几、禁、案、枕、俎等；容器类有笥、箱、盒、奁、匣、豆、樽、盂、鼎、勺、盘、壶、杯、耳、卮等；丧葬类有棺、床、木俑、镇墓兽等；饰物类有座屏、木鱼、木球、木壁等；乐器类有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小鼓、虎座双鸟鼓、瑟、琴、笙、竽、排箫、笛等；兵器类有甲、弓、弩、矛、戈、箭、箭、剑鞘、盾等；交通类有车、车盖、船等；文具类有笔、笔架、文具箱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逐渐应用木案和漆案，反映生活方式的进步。此前的古人席地而坐，有几无案，盛食物的器皿放在地上，人坐在地上饮食。从考古文物来看，漆案开始较多地出土于战国墓中。自从有案以后，食物就可以放到案上，后来汉代就沿用这种生活习惯。
其次，这时期漆器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山东、山西都有大量的春秋彩绘漆器出土。战国漆器的产地更是遍及各地，目前已经在全国40多个县市的80多处发掘出漆器，其中以河南、湖南、湖北三省最多。当时巴蜀地区竹、木漆器业发达，多数考古遗存都保留有许多带有文字和符号漆器，有学者认为，成都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
当然，最能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漆器业进步的还得说是髹漆工艺的发展。春秋以后，为适应制造各种漆器的需要，漆器胎骨除木胎外，还出现夹胎、皮胎和竹胎。木胎便于斫制、雕刻、描漆和锒嵌，容易制造出立体感强烈、色彩绚丽、纹饰复杂华美的漆器作品。当时人们用大张薄木片圈制卷木胎，来制造圆筒状器物，圆形而体轻的奁和卮就是用这种方法做成的。
夹胎是纯用漆与编织物构成的胎骨，夹胎漆器比木胎更牢固和轻巧，而且随气候变化失水和吸水的能力比木胎漆器强，适宜制造形状复杂而且不规则的器物，它就是现在所谓的“脱胎漆器”。夹胎的数量不多，著名的有长沙左家塘3号战国中期墓出土的黑漆杯和彩绘羽觞，以及常德战国晚期墓出土的深褐色朱绘龙纹漆奁等。
皮胎质地柔韧轻盈，多用来做防御武器，比如长沙近郊出土的龙凤纹描漆盾（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舞蹈道具）。竹胎漆器则有江陵拍马山出土的双层篾胎奁。至于藤胎就是矛。同时，这时期的漆器不断改进质量，具备无异味、抗酸耐腐的特点。
春秋战国的漆器还充分使用色彩，将髹漆、雕刻和彩绘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蛙鸟兽盘结而成的彩绘透雕座屏，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的代表。这件漆器通高15厘米、长51.8厘米，两端落地，中部悬空，浮雕着蛇蟒。座上是矩形外框，框中透雕着各种动物，整个小屏先雕刻51个动物，计20条蟒、17条蛇、2只蛙、鹿凤雀各4只，周身黑漆为地，施以朱红、灰绿、金银等色进行彩绘。雕刻的动物互相角斗，鹿作奔跑状，神鸟食蛇，屈蟒蟠绕，造型生动，体现出中国古代精湛的工艺水平和高度的审美意识。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花纹装饰也达到极高的造诣。花纹的图案以云、雷、龙、凤纹为主，飘逸轻快，富于变化，看似随心所欲，实则自有章法。绘画的内容涉及现实生活、神话传说以至飞禽走兽。湖北江陵包山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漆奁，描绘的是楚国贵族出行的场面。奁盖上共绘有26个人、4乘车、14匹马、5棵树、1头猪、2条狗、9只雁，画面以黑漆为地，先用单线勾勒出轮廓，再平涂颜色。整幅图画构思精妙，布局疏密有致，生动传神，是春秋战国漆器中的杰作。
春秋战国的漆器业空前繁荣，为以后漆器工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汉代以后，中国的漆器和髹漆工艺先后流传到亚洲各国，后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传到西方世界。正如瓷器那样，世界各国的漆器制造，也受益于中国古人的发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