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史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种历史形态。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是原始农业的主要特点，它和新石器时代的终始年代基本相吻合。传统农业是以畜力牵引和金属农具为标志，尤其以铁犁牛耕最为典型。虞、夏、商、西周和春秋是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特色也从这时开始萌芽。战国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荒地的开垦、牛耕技术的推广和各种耕作技术的提高，中国传统农业体系逐渐形成和成熟。
■农具的进步
农业生产工具是古代农业生产力的最重要标志。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221年嬴政建立秦朝的近二千年间，农业生产工具经历过从木、石到青铜再至铁的发展过程。从虞、夏到春秋，农具仍然保留着原始农业的痕迹，比如木质耒耜的广泛使用就是明证，但其时农具质料的金属含量已经不断增加。增加的金属多是指青铜，青铜工具出现的意义不仅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还在于用它能够制造出比以前更多更精良的木、石农具。不过从历史上看，青铜农具始终没能取代木、石农具进而占据农业工具的主导地位，原因是它虽然比木、石农具精良，但其原料来源困难，属于比较贵重的金属，难以普及。相对而言，铁的硬度要高于青铜，原料来源也更容易。因此，铁农具在春秋中期问世后，逐渐将木、石和青铜工具排除出农业生产领域。据考古发掘，在原战国七雄所在地区出土过当时的铁制农具，有的遗址中的铁农具甚至占到全部农具的90%以上。可以说，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摆脱木、石和青铜工具的束缚，用坚硬和锋利的铁制农具推动着社会的飞速前进。
■水利工程的兴修
自古水利就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人类从生产实践中早就得出的认识。中国多数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冬春苦旱，夏秋患涝，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春秋以前的先民发明农田沟洫和人工灌溉的方法。
《周礼·地官·司徒》对农田沟洫的描述为“通水于田，池水于川”。沟洫主要是为消除水害而设置的，即“备涝非为旱也”，但同时也能适当起到润湿土壤的作用。这种技术肇始于夏，相传禹治水时曾凿沟洫，以排泄水涝。商周甲骨文中有关沟洫的象形文字，即后来的“畎”字，从田从川，从字形上分析是指田间流水的沟。这些史料记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所证明。到西周时农田沟洫的技术趋于规范化，开拓耕地已注意到沟洫的安排，方块农田与水沟相结合，形成严格的井田沟洫系统。沟洫系统的形成是中国上古先民与洪涝灾害作斗争的智慧结晶，成为春秋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
农田沟洫主要是用来排水，难以起到有效的灌溉作用。据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载，商代开始出现人工提水灌溉工程。“昔汤有旱灾，伊尹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诗经·小雅·白桦》已有引水灌溉稻田记述：“池北流，浸彼稻田。”由于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掀起兴建水利工程的高潮，这种风气影响到以后的历代王朝。这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主要有：
芍陂的兴建。春秋楚庄王
时孙叔敖修建的芍陂（今安徽寿县），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工程首先出现于南方，是和南方多水的自然条件和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作物密切相关的。
夫差开凿的邗沟（在今江苏扬州）。这是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并接通沂水和济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本是为北上争霸，运送军事物资，却给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带来极大的便利。
鸿沟的开通。战国魏惠王以天然湖泊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为结合点，分别向黄河和淮河开凿两条渠道，修成鸿沟，将淮河和黄河连通，再有邗沟已经沟通淮河和长江，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引漳水灌邺（今河北临漳）工程。关于引漳灌邺工程有不同的说法，本书以《史记》的记载为准。魏文侯时，任用李愧为相进行改革，当时西门豹为邺令，凿12条渠，引漳河水灌邺，人民深受其利。100余年后，史起为邺令，重修已经废弃的12渠，民得其利，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是秦昭王后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其目的主要是治水，同时兼有农田灌溉和航运的作用。原来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是岷江上游经过地势陡峻的岷山丛林时，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后突然减速，降水夹带的泥沙淤塞河道。雨季时洪水泛滥成灾，雨季过后造成旱灾。李冰首先在岷江上游建分水堰，分水堰分岷江为二，东称内江（或郫江），西作外江（或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再凿开离堆山，形成宝瓶口，内江水经宝瓶口流入灌县，再沿各条支流灌溉农田。内江和外江间修建飞沙堰，每当汛期，多余水从内江泄到外江。都江堰建成后，既免除水患，又可灌田万顷。《水经注》载，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
郑国渠。郑国是战国末期韩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秦王嬴政即位后，韩国暗派水士郑国前往秦国执行所谓的“疲秦”的计划，诱使秦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东伐。秦王果然采纳郑国的建议，并任命他来主持工程的开凿。但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王便要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这项工程不过是“为韩延数岁之命”，却能为秦“建万世之功”。于是秦王让郑国完成工程的建设。出乎韩国人意料的是，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郑国渠发动近万人历时10年完工，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进入关中平原。郑国渠充分利用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将干渠自然地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处。这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又可以形成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工程修成后灌溉田4万顷，亩产达1钟（6石4斗）。关中成为沃野，旱涝保收，为秦最终消灭东方六国积攒下雄厚的实力。
■耕作技术的提高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特色开始形成的时期，各项耕作技术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所谓“精耕细作”就是想方设法从耕翻土壤、选种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环境，达到丰收的目的。
从耦耕到出现和普遍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耦耕是指二人协作使用耜进行耕作，西周初就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仍旧广泛存在。牛耕的标志是铁制的犁和畜力的结合。
多数学者认为，牛耕应产生于春秋，到战国时开始向全国推广。《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赤色牛）且角”。“犁牛”连用，说明牛已用于拉犁耕地。这时，人的名字也常见牛与耕相提并论的现象，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国语·晋语》记载，春秋晚期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把原来用作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里耕作，即“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山西浑源出土的晋国牛尊穿着鼻环，表明牛已被牵引从事劳动。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春秋时期铁犁铧，这都是犁耕农业开始的明证。
春秋战国时期，犁耕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可提高工作效率二三倍，是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牛耕技术带来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深耕易耨”。当时人已经意识到，通过深耕能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作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春秋战国时期耕作技术的提高还体现在施肥方面。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关于商代农业是否开始施用粪肥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诗经·周颂·良耜》已有利用绿肥的记载：“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中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记载的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时的农民已经从生产中认识到野草、树叶腐烂后可以用作肥料。这是农业生产内部的废物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除用草木腐殖质和灰烬外，当时的人也学会利用人粪尿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这是中国先民的首创。直到现在，这些闪着智慧火花的做法仍然沿用着。另外，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普遍重视选用良种，保证农作物的通风、光照和水分，促进农作物茁壮成长。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深受季节的影响，春秋战国的农民已经非常重视农时，并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它是中国古代农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施肥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取得快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代农书有《神农》、《野老》。此外还有《后稷农书》。遗憾的是，这些农书均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4篇，是流传下来的先秦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通风、日照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都有精辟的论述，体现出当时的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新土地制度的建立
西周王朝和春秋各国都普遍施行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井田就是方块田，该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
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就是把耕地划分为规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呈“井”字形。每井分为9个方块，每个方块约为100亩（约合今31亩），中间的是公田，周围8块田由8户农民耕种。公田也叫“藉田”，就是借助民力耕种公田，实行集体耕耘，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严禁买卖。耕种井田的百姓只有使用权。
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民战胜自然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带来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急剧增长，尤其是私田的开垦，这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日益发展起来。井田制的“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形式已经难以维系，逐步开始瓦解。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周王失去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贵族争田夺田现象经常出现，土地不许买卖的规定，实际已被打破。同时，许多旧贵族随着战争动荡丧失权势和土地，另外则是有些人却因军功等得到大量赐田，社会上土地占有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井田制在这种混乱局面里逐渐丧失生命力。原来由贵族领主分封世袭的土地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直接归国家所有和地主私有的土地所有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种植公田的积极性严重衰退。何休注《公羊传》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经常出现逃亡、怠工的现象，井田荒芜，旧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发展受到影响。新贵族为顺应新形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办法招徕劳动人手，使原来的公室农奴逃往私门，逐步形成封建依附关系。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亡的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已经是后来封建农民的前驱。
春秋后期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各国相继采取不论公田、私田都由国家按实有田亩收税的制度。这就正式宣告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井田制瓦解后，土地不再由各家共耕，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每户受地百亩，另有少许宅圃地。国家按产量征收10%的税。农民多收多得，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