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在清廷内部，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墨守陈规，固步自封，仇视、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帝师”为尊，或以“清流”相标榜，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和深远的社会基础，形成了晚清政坛中的顽固派阵营，对晚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顽固派闭塞无知、盲目自大，视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机器为“奇技淫巧”。因而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深恶痛绝，百般抵制。但是由于洋务派在中央有奕，在地方上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实力派人物，慈禧太后初掌政权，应对内忧外患，不能不倚重他们。但慈禧太后为了大权独揽，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所以在顽固派的阻挠破坏下，洋务事业举步维艰。
光绪帝即位以后，军机处逐渐形成“南北”两派，南派首领为沈桂芬，与奕、文祥关系密切，属于洋务派；北派首领为李鸿藻，与倭仁等人气味相投，属于顽固派。由于洋务派在军机处占了多数，李鸿藻便笼络了一批御史和翰林，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施展权力平衡之术，趁机利用清流派论牵制洋务派。文祥和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借机排挤和打击洋务派官僚。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曾于光绪二年（1876）出使英国，沿途历经新加坡、波斯（今伊朗）、土耳其、埃及等18国。郭嵩焘记载了沿途所闻所见，写成《使西纪程》，中间多有称颂西方物质文明之语。郭嵩焘归国后即遭到清流派的肆意诋毁，最后被迫卸职回籍，他撰写的《使西纪程》也被毁版。不过这时洋务事业已逐步推行，势难遏止，洋务派的势力也依然相当强大。因为慈禧太后虽然刻意防范甚至抑制洋务派，但又不能不依靠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而且“清流派”中人物并不都反对洋务，即使反对者也不是固定不变，如其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后来就成为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维新变法期间，顽固派集结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后党”中的重要势力，全力反对并扑灭了变法。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认为维新变法思想是“异端邪说”，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指维新派）”。要求严惩康有为，扑灭维新派。为抵制维新变法，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全书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主张维护纲常名教，可以学习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但是对民权、自由、平等等观念，则力加排斥。由于书中采取了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态度，又带有较多的“学术”色彩，因而引起许多人的赞赏，连光绪帝也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谕令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劝学篇》遂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并被先后译成英文、法文出版，使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对维新派的注意。
针对维新派要求变法的主张，顽固势力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否则就是违背天理，祸乱国家。顽固派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万万不可更改，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的主张是“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认为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可改变。维新变法逐步推行，更是威胁侵犯了其权益，所以他们推动慈禧太后，扑灭了变法。
“义和拳”兴起以后，清廷许多官员主张镇压，但是以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为首的顽固派王公大臣们以为其“扶清灭洋”之心可用，屡加招抚，将其由“拳”改封为“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义和团在北方猛然膨胀到数以百万计，招致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在此声势下，顽固派居然真相信“神拳”能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便想用其驱逐洋人。为了推动慈禧太后与洋人开战，他们伪造了一份列强要她归政于光绪帝的照会，结果慈禧太后大怒，遂发布“宣战上谕”。
宣战后，京、津地区的义和团与清军一起同八国联军展开了激烈的鏖战。在他们的鼓舞下，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发展迅猛。无奈大刀长矛终敌不过洋枪洋炮，更重要的是清政府统治集团一贯坚持“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方针，宣战4天后就改抚为剿、改战为和，使这次反帝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义和团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顽固派亲贵官僚也被列强视为祸首而遭到了严惩。从此，顽固派在清廷的势力便一蹶不振了。
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