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汹涌而来，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渐次进步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方式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礼仪风俗、娱乐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新式文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尚。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衣、食、住、行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体现着阶级区别，但在晚清时期，西方物质文明陆续传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衣、食、住、行增添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变化。
□服饰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西方服饰也传入中国，在其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晚清以来，服装逐渐失去了标志等级和身份的意义，而且服装颜色也不再为某些人所专有。换句话说，服装逐渐褪去了政治色彩，出现了形式多样、五颜六色的男女服装。总体而言，帝后服饰变化不大，但文武百官、庶民百姓的服饰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剧烈。其间，太平天国政权创制实施的服饰装饰，可谓晚清时期服饰之创举。如太平天国的妇女，身着圆领紧身的衣服，用一块红绿绸绉扎于腰际，将衣襟开在左边，以示有别于满族服饰，衣服的下摆往往或两侧、或中间开衩，以方便骑马和行走。
缠足素在民间相沿成习，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在华传教士率先组织“天足会”，劝戒人们不要缠足。部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妇女，扔掉了裹脚布，“穿上了最简洁的鞋子”。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在广东老家组织了“不缠足会”，带头给女儿、侄女放足。一些开明的洋务派地方官员，也把劝戒缠足当成一项重要的事业。例如张之洞在两湖地区明文规定：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出生的女子不得缠足，如有缠足，罪其父母。李鸿章也曾经为天足会干事。英国立德夫人写了劝解缠足的扇面，使她的演讲更有说服力。这个时期清政府也一再颁布禁令，反对缠足。很快各地的不缠足会、天足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据说参加的各界人士达30多万。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日本举办的国际博览会把中国人缠足、吸鸦片的形象归于人类野蛮风俗的专栏，国内再度掀起了反对缠足的高潮。当然，要想彻底根除流行了上千年的陋习是相当困难的。晚清时期，除风气较为开放的地区、受过教育的妇女能比较快地接受放足理论，大多数贫困地区缠足之风仍旧盛行。
剃发蓄辫是汉人臣服于清皇朝的标志。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后，海外流亡的革命者、维新人士及留学生，领风气之先，纷纷剪除发辫。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以反满为宗旨，率先在日本剪除发辫。海外华侨也开始剪辫，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加坡华人中的年轻人率先剪除发辫；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华侨最为集中的旧金山，剪辫一时形成风气；光绪二十九年（1903）“拒俄运动”中，不少留日学生愤然剪辫，以示与清廷决裂。众多留学生回国后，开启了国内剪辫之风，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越来越多，官方也不加以严禁。清政府自实施新政以来，蓄辫之不便及其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清廷内部的开明派不再坚持蓄辫。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编陆民间剪辫，蔚然成风。
□饮食
晚清时期，中国人的传统主食受西俗影响稍小，但在中西饮食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饮料、点心以及西式烹饪技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餐饮文化。
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饮料，进入近代社会后，外国不同风味的饮料，如汽水、冰淇淋、冰棒、咖啡等饮料先后进军和新练警察改服制，一些新军官兵、警察纷纷剪去发辫，清政府虽下令禁止，而军中剪辫之风日炽，并扩及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剪辫之风稍杀。慈禧太后死后，满族青年亲贵当政，倾向剪发易服以振奋全国精神。宣统二年（1910）秋，京师禁卫军的官兵剪辫。九月一日资政院通过“剪发易服”的议案，民间闻讯，大受鼓舞，广东、京津地区、东三省、上海、香港等地“剪辫者一时风起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不敢再拂逆民心舆论，下令民间自由剪辫。而独立的各省也把辫子作为革命的目标，剪辫浪潮从革命中心地区向周边扩散，甚至深入中小城镇和农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通令全国剪辫。此后入中国市场。洋酒的传入为历史悠久的中国酒文化增添了新内容，先后传入中国的洋酒有白兰地、香槟酒、威士忌等。西式点心如布丁、面包等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餐菜肴、各式罐头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各种品级的西式餐厅在各大城市日益增多，人们请客非西菜洋酒不足以示诚敬，渐成时尚。
西方饮食烹饪技术也系统地传入了中国。同治五年（1866），美国教士高丕第夫人在上海出版了《造饭洋书》，介绍了各类西餐菜点食谱，全书25章，记载了267个品种和4项洗涤法，其中有的品种是中西合璧的做法，如用大米作原料制作布丁饭。该书成为中西饮食烹饪文化与技术交流的历史见证。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烹饪技术东传日本的同时，日本饮食文化也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日本的习俗文化对旅日中国人产生了影响，大量的日本食品逐渐传入中国，如鲍鱼干、鱼翅、海参、海带和干贝等特别受中国人的欢迎。
□居住
鸦片战争后，列强在通商口岸建立的租界内高楼大厦林立，“楼阁峥嵘，缥缈云外”。在西方人高楼大厦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而且室内的布置，也以西式家具为时尚。
在天津，一些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传统的四合院，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汉口，“屋舍亦极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行”；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在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建筑”。很多大城市的公共建筑也多采用了西式建筑式样。
室内陈设也以洋式为考究，不仅旅馆广告标榜“一世器具均仿欧美式样”，而且不少达官贵人甚至连普通百姓居室也用上了西式家具。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居室里有了钢琴、沙发等西式家具。
照明器具如新式煤油灯、煤气灯、电灯等也相继出现，主要在城市中应用。
晚清以来，西方钟表进口日益增多，挂钟、座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乡村教堂和地主乡绅家中，成为日渐重要的计时工具。
中国传统缝补衣服历来依靠手工，19世纪六七十年代，缝纫机传入中国，出现在一些官商士绅的家庭中。
文化用品除沿用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外，晚清以来，西式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也开始流行，但价格昂贵，使用者多为买办、官僚、富商等。
□交通
近代多种多样的新式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东洋车、西式马车、汽舟、电车、脚踏车、摩托车等相继引进，铁路和公路等得到修建，部分地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代步工具，适应了近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需要。
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用于观赏，并行驶小火车。但是，清朝的顽固派大臣们“诧所未闻”、“骇为妖物”，清政府赶紧令步军衙门饬令拆除。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小火车，以招揽顾客。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和推介而用，称不上中国出现的真正的铁路。
同治十一年，英国商人组织吴淞铁道公司。次年购得上海、吴淞间长14.9公里，宽约14米的地皮。同治十三年（1874）开始动工修筑，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上海至江湾段铁路通车，公开营业。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条正式投入运营的铁路。火车的开行，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好奇，据《申报》记载：“今忽有火车经过，既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服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乎？是以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嬉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作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但是，由于清廷不允许修筑铁路，上海地方官也有禁令在先，所以在修筑过程中，中英双方一直在交涉不休。铁路沿途的乡民士绅也认为，修路破坏了农田，甚至破坏了“风水”，也不时地与铁路公司发生冲突。这年六月，火车在江湾一带轧死一名中国人，引起了民愤。清政府官员立即照会英领事，停驶火车。在顽固派的喧嚣声中，清廷下令停驶火车，买回铁路。这样，清政府花了28万两白银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光绪四年（1878）北京城里修建了一条铁路，位于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由于慈禧太后厌恶火车机车的震动和声响，所以列车由太监拉着行进。
洋务派开办开平煤矿后，采用马车运煤，速度慢，载量少，运费高。李鸿章为降低运费，增加利润，奏请政府修筑唐胥铁路。光绪六年（1880）开工建设，次年6月建成，全长11公里。次年由蒸汽机车牵引着装煤列车，在唐山至胥各庄铁道上隆隆行进，宣告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的诞生。其后不断延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已延伸至山海关，全长近200公里。光绪十七年（1891），刘铭传也在台湾修建了一条从基隆海口到台北的28公里长的铁路。这样，一南一北两条铁路，成为中国自办铁路的样板，也是洋务运动在发展近代交通方面的主要业绩，为中国交通运输的近代化迈出了艰难而又重要的一步。
1895～1913年间，中东、南满、胶济、滇越、安奉、京奉、京汉、粤汉、津浦、沪宁、沪杭、吉长、广九等铁路先后修成，至1919年，全国筑路里程达11142.64公里。在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与人们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的道路，在西俗的影响下也有所改进，路名逐步规范化，马路上有电灯照明并改用水泥铺路，道路宽而平坦，使中国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