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在其传教活动中，带来了教会音乐。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和欧洲侨民移居中国的增多，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兴办，西洋音乐被相当系统地输入中国。伴随着学堂音乐的发展，还出现了李叔同、沈心工等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促使中国音乐文化走向近代化。
晚清的一些外国来华人士带来了教会的赞美诗、欧洲社交活动中的一些音乐小品以及一些初级的钢琴作品。同治十一年（1872），基督教传教士狄就烈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圣诗谱》，载有360多首宗教赞美诗乐谱，并附有乐法启蒙，讲解西洋乐理，使用五线谱记谱。此书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光绪九年（1883），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小诗增》，采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宗教思想。
上海的租界，很早就有洋人举办的音乐演奏会。咸丰七年（1857），上海有了交响乐队。光绪七年（1881），“上海工部局乐队”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军乐队，在租界和洋人中，颇有名气。后来这支军乐队逐渐扩展为编制比较完备的管弦乐队，成为中国第一支交响乐队，即现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资组建了一支由8名中国人组成的军乐团，光绪十六年（1890）增至10人，后来扩充至24人，成为当时京城著名的乐队。后来这支乐队成为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乐队的班底。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成西洋铜喇叭，组织一个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在天津曾开办军乐学校，共办3期，每期80人，另组织一个旗人乐队，约50人。袁世凯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一般中小学里也逐渐开展起业余的军乐队活动。这时钢琴也开始传入中国，教会、师范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
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寿田、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办“上海贫儿院”，除了读书以外，还兼授小提琴、管乐等西洋乐器。
晚清末年，伴随着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几位音乐教育家，以李叔同、沈心工最为著名。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原籍浙江平湖。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宣统二年（1910），毕业回国。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绪。如光绪三十一年他采用民间传统曲调填写的《祖国颂》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学堂都将其选入音乐教材。他的作品，在词曲配合和意境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沈心工（1869～1947），开办的南京两江师范学校，专门聘请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发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已把音乐列为“随意科”。同年有一个在中国学堂任音乐教习多年的日本人，收集京剧曲谱多种，用五线谱记录整理，刊印为《清国俗乐集》两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曾志态、高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堂乐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沈心工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他采用外国歌曲曲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的唱歌教材。其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同胞同胞须爱国》等，表现了对晚清统治的不满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