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一个有着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的道士偶然发现了隐匿千年的敦煌藏经洞，这一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但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便接踵而至。他们纵情掳掠，以极小的代价、卑劣的手段，将藏经洞所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运往了海外。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
东晋太和元年（366），莫高窟就已开凿。魏晋以来，经过千年的积累，这块弹丸之地竟开凿了400多座石窟。石窟中有精美的佛像、瑰丽的窟檐装饰、丰富多彩的壁画，由于沙漠特有的干燥气候，至今保存如初，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大约在1049年以后，敦煌处在西夏王朝统治下，莫高窟的和尚把历代宝藏、经卷、绢画、织绣、杂书等集中放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筑上一道墙封闭起来，画上菩萨像。这样大批的文化典籍被秘密珍藏起来，这就是后来令世界瞩目的敦煌藏经洞。
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发现，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发现敦煌藏经洞以后，王圆捡出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里面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歌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大约5万件左右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中国及整的写经，作为古董送给敦煌县衙的官吏和当地名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得到了在藏经洞发现的几种唐碑拓片、绢画和写经，又从另一个文人王宗海手里得到一些绢画和写经。叶昌炽是位金石学家，深知这些绢画和经卷的重要价值，立刻建议省府把所有经卷送省城兰州保管。但是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并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出后，外国探险家蜂拥而至，肆意掳掠，其中规模大者有以下几次。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就从王圆手中骗去一批文书经卷。第二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中国。斯坦因毕业于德国杜宾根大学，曾于伦敦牛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学研究一年，具有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的技能，后在英属印度政府供职。斯坦因富有语言天赋，不仅懂得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梵文和克什米尔、突厥语，还略懂汉语。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便假借考古之名窜到敦煌，以一笔数量很少的“功德钱”买通了王道士。随后斯坦因用7昼夜的时间，恣意挑选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16个月后，这些珍宝到达伦敦大英博物馆，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随后斯坦因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又先后5次去莫高窟，以几乎同样的手法骗取了大量的文物。据统计，他先后窃走织绣品150余方，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等6500余卷。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至大英博物馆珍藏，为此他获得了英国政府授予的金质奖章。继斯坦因之后，法、日、俄、美等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敦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以500两银子贿赂买通石窟管理人员，凭着汉学功底，把斯坦因忽视的更为珍贵的经卷和在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及一些画卷，装了10大车。伯希和将这些文物运往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伯希和还拍摄了全部洞窟的壁画，并给各个洞窟编了号。
宣统三年（1911）八月，由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组织的两支探险队在敦煌相会，他们从王道士的密室中取走近600份经卷，还获得了约700件吐鲁番文书和木简、壁画、雕像、丝织品等。
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来到敦煌。1914～1915年，鄂登堡盗去写经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所有盗宝者中，美国华尔纳的手段最为卑劣。他于1923年到达莫高窟，当时石窟文物已空，他把预先制好的特殊化学胶布贴在选好的壁画上，粘去了26方珍贵的唐代壁画，共计32006平方厘米。他还用利刃铲去了其他几方壁画，并搬走了几尊神彩飞扬的唐代塑像。后来华尔纳计划再次来华盗宝，遭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谴责而未能得逞。
几经劫掠，敦煌文物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