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文字，是商帝王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书于龟甲、兽骨之上，一些学者便将其定名为“甲骨文”。甲骨上的卜辞和记事文字，虽然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是因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又因其历时悠久，所以一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最重要、最直接的史料。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这些龟甲、兽骨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当时由于今天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小屯村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龙骨，便用来当药材治病。这些“龙骨”被药材商收购之后，辗转卖到各地。这年夏天，当时官居国子监祭酒的著名学者王懿荣得了疟疾。他懂得医术，自己开了个方子，命人从菜市口一个药店抓了一副中药。手下人买回去之后，他一检查，发现药中所抓的龙骨，上面有刻画的痕迹，便仔细地瞧了瞧。这一瞧不要紧，他发现这些刻画，似乎是某种文字，其字类似于金文，应该历史相当久远。王懿荣凭着自己广博的文史知识，断定这一定是古代文化的真品。他非常高兴，马上命人去那家药店把剩下的“龙骨”全都给买过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共收集各类骨片1500多片，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进一步确认这些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就是殷人“刀笔”文字，当时人们称它们为“契文”、“刻辞”或“书契”等等。王懿荣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史学家终于找到了研究殷商史的文献典册。然而，遗憾的是，被誉为发现甲骨第一人的王懿荣与甲骨文的缘分却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的第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腐败的清政府任命身为文职官员的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率兵防守京城，王懿荣终因寡不敌众，惨败而归。在家里，他毅然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携夫人及儿媳投井自尽，以身殉国。学者王懿荣对甲骨上文字的偶然发现，为中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之始。自此以后，殷墟甲骨才从“药材”变为研究的文物。
王懿荣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因写《老残游记》而闻名的清代文学家刘鹗。王懿荣虽然为国壮烈牺牲，但他为官清廉，家中没有余钱，他死后，家人想把他的遗体运回老家山东福山（今山东烟台市境内），都没有能力。这时候有人建议王懿荣的儿子把他父亲收藏的甲骨卖掉，刘鹗听说这一消息，生怕这些甲骨再次遗失，于是就把王懿荣收藏的甲骨全买了下来。刘鹗一来把王懿荣的甲骨继承下来，二来又自己搜集。当时刘鹗跟罗振玉关系也很好，罗振玉在刘鹗家中看到这些甲骨，觉得这些甲骨意义重大，就敦促刘鹗把它编成书出版，此书就是著名的《铁云藏龟》，这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书。因为过去王懿荣搜集甲骨秘不示人，只是作为古董放在家里欣赏。学术界知道的人很少，更无法进行研究，而刘鹗的贡献正在于他使得甲骨文的广泛研究成为可能，对后世甲骨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甲骨文流向学术界，由学者的书斋走向了社会，由古董变成了史料。
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方面除王懿荣、刘鹗之外，还有四位学者我们不能忘记。这就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因为他们四人的名号中都有一个“堂”字（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所以被尊称为“甲骨四堂”。1913年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刘鹗的《铁云藏龟》得以出版，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甲骨文专著。罗振玉还最早探知了安阳小屯为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证出这就是“武乙之都”。博学大师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王国维从甲骨文中发现了商代诸王的排列，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王国维从1917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郭沫若评价说：“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董作宾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创人、甲骨学宗师。他在国民政府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工作期间，先后9次参加、主持或监察殷墟科学发掘，为殷墟科学发掘作出了贡献。他所提出的分期研究的10项标准，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郭沫若是1928年在日本开始研究甲骨文的。1929年8月，他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商代社会，推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著作。他研究甲骨文虽然起步较晚，然而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晚年他又任大型甲骨文集汇编《甲骨文合集》的主编，使甲骨文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1949年以后，甲骨学研究更进入到深入发展阶段。老一代甲骨学家继续努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老一辈甲骨学家言传身教之下，又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甲骨学者。甲骨文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在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地深入发展；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安阳殷墟以外商代遗址的发现，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更扩大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