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它使商代手工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百工”。奴隶工匠们在各行各业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如陶工们不仅烧制日常用器，还用高温烧制出精美的白陶和原始瓷。制作玉石和骨牙器的工匠，能镶嵌、雕琢出精美绝伦的玉器、石器、骨器和象牙器。纺织工匠已发明了有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能织出暗花绸一类高级丝织品。此外，漆木制造、舟车制造、建筑业等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商代的货物交换日益频繁，出现了一批工商业者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已经开始使用早期的货币—贝币。
商代工匠们制作的各种陶器，是青铜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陶器。当时的炊器用夹砂陶制作，有鼎、鬲、罐等。食器和水器则用泥质陶制作。除各地普遍生产的一般民用陶器之外，在王都和贵族都邑里，都有为他们特制各种精美陶器的专有作坊。商代中期已经制造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中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商代晚期的陶瓷工业更是不断改进和提高，流行仿铜器造型，并大量烧造灰陶明器。这一时期白陶器表的图案雕刻艺术异常精细而绚丽，成为一大特色。商代的白陶是上层贵族使用的高级陶制品，器表和胎质都呈白色。殷墟出土的白陶器，胎质纯净洁白，器表装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等，制作极为精致。而原始瓷是商代工匠的又一大发明。郑州商城发现的原始瓷说明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中国已经创造出了原始瓷器。它是以接近于瓷土的原料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1200度的高温烧成的瓷器。其制作多采用泥条盘筑法，辅以手捏和轮制。其胎骨细腻坚硬，叩之有金石之声。其釉色光亮，为青绿色，施在器表和口沿部分，釉底极薄。与白陶和印纹陶相比，原始瓷较为坚硬耐用，不易污染并且赏心悦目。其器表呈青色或青绿色，胎质烧结，吸水性很弱，这些特征与现代瓷器一致。但当时制胎的原料不够细洁，温度偏低，釉层较薄，胎与釉的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但原始瓷的出现，却是中国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改进，它渐渐代替了陶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器。
商代的玉器是商代青铜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商代许多都邑中都有制玉作坊。商代奴隶主贵族盛行佩玉、玩玉，所以有些西方学者称商代为青铜与白玉的时代。
商代的玉器均为软玉制品，所用玉料有白玉、青玉、墨玉和绿玉等。如按功用分类，商代的玉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实用器和装饰艺术品3类。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商代玉器绝大多数都出自大、中型贵族墓中。其中尤以殷墟妇好墓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经鉴定，玉料主要来自新疆和阗、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等地。甲骨文中有取玉、征玉的记载，足以看出商王室贵族对玉器及其来源的重视。商代的玉石器多半是经过雕刻的，有深刻、浅刻，立体或半立体的雕刻，以及镂空雕刻等，技术非常复杂。其线条纹饰都比以前复杂丰富，同时由于在器物身上进行了多次的磨光，使器物的美感大大增强。因为玉石非常坚硬，而当时所使用的工具又很简陋，至今人们尚无法获知他们是通过什么技术雕刻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另外骨角器在商代的使用范围也很广。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几乎都离不开骨角器。骨角器作坊在郑州商城和殷墟均有发现。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狗等家畜的骨骼和鹿角等，但在郑州商城的某骨器作坊里还发现了有锯痕的部分人骨，很可能也是用来加工某些器皿的。骨角产品主要用来制作装饰品和生活用品，如骨笄、骨簪、骨梳、骨锥等，也有的做成兵器，如骨镞等。而贵重的象牙则往往被制成一些奢侈品。殷墟出土的象牙器有尊、盂形器、杯、方形器、梳、簪、筒等等。其中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最为精致，它的发现说明商代工匠对象牙器的设计和雕嵌，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另外，有的象牙制品还镶嵌有绿松石，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商代的纺织品有麻织品和丝织品两种。麻织品主要是下层人民所穿，用纺轮纺织而成。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麻布，据研究证实其纺织技术已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而商代的贵族特别喜爱丝织品，因而蚕丝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当时，商代的蚕桑生产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不仅蚕、桑、丝、帛等字常见于卜辞，而且在青铜器纹饰中有头圆而眼突出、身屈曲作蠕动状的蚕纹，在玉饰中也有雕琢得形态逼真的玉蚕，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蚕桑事业十分发达。目前发现的商代的织品以平纹绢最多。有的平纹绢上还出现了朱砂涂染工艺。还有单经双纬的缣、双经双纬的织品和菱形花纹的回纹绮，这是用较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有菱形花纹的暗花绸，有人称之为文绮。因为丝制品很难保存，所以我们仅能从墓葬中残存的痕迹加以研究。如殷墟发现的纱罗组织的大孔罗，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纠经机织罗；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中发现的成束放置的丝线，以及一段双股三缕绾成的丝绳；城台西商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觚上残留的丝织物痕迹，据研究有纨、绡、纱、罗、绉5个类别。此外，还发现了绚丽的刺绣。从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刻中，可以看到商代奴隶主贵族穿着丝绸衣服，服饰花纹以几何纹为主，要织造这样美丽的花纹，需要有提花设备。这些发现足以说明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知道了缫丝技术，并出现了有简单提花装置的织机。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织工在织造技术上的一大贡献。它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对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商代的木工、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竹木、漆器制品容易腐朽，所以不易发现实物。不过从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殷墟发现的雕花木郭板痕来看，上边雕刻的成组的饕餮纹、夔龙纹，充分显示了当时雕木业的发达。而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的一些商代盘、盒漆器残片，胎虽已腐朽，但仍可大体看出是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花纹，而且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这表明商代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漆器工艺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甚至可能漆器制造已经脱离木工成为一门专门的行业。
商代手工业的发展同样表现在城市建筑方面。从目前所发现的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来看，商代的都邑建筑，不仅规模宏伟，而且有较规则的布局结构。殷墟的宫殿遗址，大都建筑在夯土的台基上，有范围宽阔的版筑，边线笔直，角隅方正。或以卵石为基，或以铜作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这种建筑方法，确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而在湖北盘龙城发现的商代中期城址，有城墙残基和一座完整的大型宫室遗迹。这座宫室的台基东西长39.8米，南北宽12.3米，四周有回廊，中为中室，顶为四坡重檐，全部木结构，顶盖茅草，为一座大寝殿。盘龙城商代城址这些遗迹，充分说明商代时并非只有王都才有合理的城市布局，当时的各方国同样注重都邑的建设，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建筑技术水平之高。
商代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工，其门类之多，分工之细，让人们叹为观止。《左传》就记载了周灭商，俘虏了商一大批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繁氏（马缨工）、施氏（旗工）、氏（锉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等。而且在郑州商城和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即使同样种类的作坊，生产的产品也有所侧重。比如郑州发现的两座青铜作坊，一处以生产刀、矛为主，另一处主要生产的则是镞。各专业内部的分工，充分表明商代手工业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代已有的制造舟、车的手工业，也为长途贩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商业的发展，需要通行的货币。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在商代，除了真贝之外，还有骨贝和铸造的铜贝等。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贝在流通时，有一定的单位。当时以5贝连成1串，合2串为1朋，朋就是比较流行的货币使用单位。由于贝有交换价值，在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以贝作为财富的象征。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在整个的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很大。
各行各业的繁荣，使得商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使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起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
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而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开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