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亲密友情使他在建国后的次次思想清算中得到庇护的话，那么他与毛泽东的交恶就是他悲剧的开始。
1953年9月，由于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使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划上了句号，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宾”一变而成众矢之的。
1953年9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资格列席了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会议的前两天进行得很顺利，梁的发言中肯、真诚，与会者表示赞同，周恩来也感到很满意。10日散会时，周恩来特别关照梁，请他准备一下，在第二天谈谈自己的意见。
梁漱溟对此事十分认真，他认为将过去的发言简单重复没有什么意思。他希望能谈出些新意，对执政党要有所贡献。于是，他思考了一夜，准备了一篇自以为很恳切、得体的发言。
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做了即席发言。他首先表示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新中国建设中的成绩也充分肯定。接着，他开始对当前实际工作中不尽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共产党爱护的态度，他为农民请命，也是出于他素来的主张。因此在会议的当场，他的批评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政府有关人员也就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作了答复。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有关情况。当梁的发言传入他的耳中时，却立即引起了毛的误解。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依靠农民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自认为是最了解农民的，不愿意听别人在农民问题上说三道四，尤其是指责他嫌弃农民。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后，发表了与会议主题不相干的谈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梁漱溟的名字，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冷嘲热讽的对象是谁。当时就坐在台下的梁漱溟自然更清楚。他对毛泽东指责他“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罪名无法接受，感到很委屈和生气，如鯾在喉，不吐不快，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番。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当面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在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判。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不了，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毛泽东似乎无意将事情弄僵，看过信后就约梁漱溟当晚谈话。
13日晚，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在演出开始之前，两人谈了二十多分钟。梁要求解除误会，毛则坚持说梁是反对总路线，双方都在气头上，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仍不甘心就此背上反对总路线的罪名。16日，他再次登台发言，复述了几天来的说话，试图证明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但他仍坚持已见，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重提“九天九地”说法，要求多知道一些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并一再称自己为“有骨气的人”。这些激烈的言辞不能不对党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造成不好的刺激。
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历数了梁漱溟的种种反动言行，并指出在国共两次和谈的关键时刻梁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压迫共产党的，由此可证明梁一贯反动。同时，周恩来还在会场上印发了梁于1949年春写的《敬告共产党》一文。在周恩来发言期间，毛泽东或插话，或发言，措词犀利。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
“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也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
……
显然，毛泽东此时已经失去了冷静，因此他的话语过于感情化，部分已不合事实，对梁漱溟的批判也过于激烈了。于是，何香凝出来打圆场，她首先顺着毛的话指责梁漱溟，随后希望他闭门思过来反省自己的错误。梁漱溟如果顺着何的话表个态，认个错，事情可能会就此结束。但生性倔强、认真的梁漱溟却根本听不进何香凝的话。他自信一生光明磊落、与中共坦诚相待，自然无法接受误解。他要进行解释，以消除误会，却不知越解释事情越糟。
根据会议日程安排，梁漱溟于9月18日下午进行答辩。他刚讲十几分钟，会场秩序开始混乱，有人起来抗议，不让他再讲下去。于是，梁漱溟将目光移向毛泽东，要求主席主持公道。他以挑战的口吻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希望领导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的发言有一明显语病，就是声明判断毛泽东有无雅量的前提是毛承认自己错了而梁正确。这自然得不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而更加激怒了毛。他抓住这一点针锋相对地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正确，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这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听了毫不示弱，接过话来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毛泽东回敬道：“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他没有逻缉，只会胡扯……至于说到批评，应该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又顶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这个雅量……”
梁漱溟话音未断，会场上立即一片混乱，台下有人喊，“不许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梁漱溟公开对人们敬若天神的毛主席进行批评，自然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一片混乱中，梁漱溟的好友陈铭枢不得不站出来替梁解围。他以请教的方式问毛泽东：既然梁漱溟的问题很严重，那么其错误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如果是思想问题，就应采用耐心教育的方法，不必操之过急。
陈枢铭的发言方式巧妙，不偏不倚，立即使与会者情绪都冷静了不少。毛泽东也顺着陈的话，指明梁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思想问题。毛泽东已让了一步，但梁漱溟却不满意，他自信并没有问题，所以仍坚持不下台，要求继续发言。毛泽东以缓和的口气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这样，全场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怒。毛泽东再次提议让他讲十分钟。梁漱溟此时如果冷静一些，就应该明白毛泽东一再让步，准备将此事就此了结。无奈满怀激愤的梁漱溟仍在计较周的发言和毛的批评，坚持要求“公平的待遇”。于是大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结果，除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同意外，大多数表示反对。就这样，梁漱溟只好走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