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台机组总金额7.4亿美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单台造价约4.3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大单对国外巨头来说，实在太诱人，以前在专利上的寸步不让已经行不通了，最后标被几大跨国公司所瓜分。
中国最后获得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这与后来中国高速铁路招标何其相似，几种技术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有利于各取所长，最后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技术。
中国哈电和东电两个企业通过技术转让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迅速掌握了技术，在2004年三峡电站右岸电站12台机组的招标中，哈电、东电和国外的水电巨头们已经可以同场竞技了，哈电和东电获得了2/3的市场份额。
中国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完成了从分包商到主承包商的地位转换，更找到了新的跳板，站到了世界电机制造业的制高点。使我们在一些原先落后的关键技术领域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后来向家坝、溪洛渡的发电设备招标中，就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主了，发达国家成为配角，中国再也不需要看其他国家的脸色。
所以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才看到东风电机为了向家坝水电站的发电机组的一幕，它背后有太长的中国制造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故事。
和巴西等国家相比，中国制造恐怖的地方是中国的产业链太完整，中国的技术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当年巴西也因为产业转移而兴旺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是一个加工点，当国外资本撤离时，国内的技术及投资跟不上，最终导致了巴西的产业空心化。
中国不但紧紧抓住了第三波世界产业转移的机会，而且中国产业更在一步不停地升级，不断走向高端，使中国产业具备世界的竞争力。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在中国这里基本上停止了，中国经济首先是沿海地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中国中西部地区仍较为落后，随着中国沿海产业不断向内地转移，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为了紧紧抓住中国沿海产业转移的机会，众多城市纷纷在深圳、东莞等城市建立了联络办，使驻深办、驻莞办等成为一种时尚，跑步进京、驻京办等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东西正在被市场化的力量所取代。
中国彻底颠覆了世界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而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了来自海内外大量的投资，使中国产业不断升级。
中国这只进入瓷器店的大象，稍一动静，便可以引起世界范围内极大的震动。
中国由于资本账户是不开放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钱投到中国必须是以实业的形式，要带具体项目来的，而不能到中国来炒股炒楼，当然可能有漏网之鱼，不过也有办法。你进中国的时候，是用美元，在中国换成人民币后，赚的钱是人民币。由于人民币在海外不能流通，所有这些钱还是要换成外汇，如果你拿到银行去换的时候，对不起，必须得说明来源。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健康，进入中国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实业资本，这给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技术和资金等，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金融衍生品泡沫。
中国政府计划和世界银行合作，将纺织厂转移一批到非洲，这样使中国掌握了更多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从G8到G20，国际格局变革中的中国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好像并没有留给巴西总统卢拉什么好印象，在众多公开场合中，“IMF滚出去”是卢拉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留给南美人民的好像一直是噩梦，自然卢拉总统不会对IMF有丝毫的客气。
二战后，美、苏、英等三国在克里半岛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建立了以美苏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一大批国际组织相继建立，这就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与联合国主要讨论政治议题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主要是关乎经济的。
IMF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其主要设计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费边社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
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出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活雷锋，在进行经济援助时都会提一些条件，如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所借款项必须于5年内清还。
接受了IMF的援助，则意味着政府在金融制度上就得听IMF的，IMF的看家法宝则是要求被援助国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预算减少将削弱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
每当经济危机关头，欧美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货币投放，增加政府投资，但IMF给所援助的国家开的药方则是紧缩，政府节衣缩食不要紧，但这明显是束手待毙。
南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IMF的措施无疑使整个南美的经济雪上加霜，我们也有理由理解南美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
凡是接受了IMF援助的，似乎都被刮了一层皮，就像一个健康人得了一场重感冒，IMF则按癌症进行医治，最后“病”是好了，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巴西总统卢拉是工会领袖出身，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谓深恶痛绝，代表工人利益的卢拉，当然不必掩饰对IFM的憎恨。
但在2009年，卢拉似乎对IMF这个“仇家”示好起来，他要说服国会借钱给他，典型的以德报怨，这又是哪门子事呢？
原来在次贷危机的重创下，IMF急需资金，美国要钱来救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及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欧洲也需要钱来刺激经济，这时钱从何来呢，传统给IMF提供资金的美国、欧盟及日本在次贷危机这滩烂泥面前也有些难以招架了，在次贷危机中受伤不算太重的发展中国家则义务地承担起救死扶伤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了。
所以除了巴西开始借钱给IMF外，还有印度、俄罗斯及中国这几大金主给IMF输血。钱肯定不可能白借的，不然卢拉、辛格、普京及温总理等怎么说服国会、人大等机构呢，IMF自然得让出一部分权力出来。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
成员国的“配额”决定了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经过2006年的改革中国投票权增加至3.72％，低于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
根据IMF的规矩，任何一项重要决议有85%的投票即通过，欧盟整体在IMF中所拥有的投票权比例超过30％，显然如果欧美两个主人不同意，IMF任何重大决策都难以实施。
发展中国显然越来越不满意目前的权力分配，希望在IMF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欧盟何肯轻易放手，意味着权力就要被削弱。围绕IMF投票权的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谁拥有IMF更多的投票权，就意味着在经济联合国中将拥有更多的主动。
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是57∶43，欧美有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5%的投票权，将比例变为52∶48，然后谁让出投票权，让出多少，仍将是一个未知数。
当世界进入新世纪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几乎言必称“全球失衡”，显然这个失衡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进而影响到政治等多方面。
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则是二十国集团（G20）有逐步取代八国集团（G8）的趋势，2010年的G8峰会和G20峰会将在加拿大合并举行，人们甚至开始猜测G8将成为历史。
进入全球议事堂，是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在G8时代，每个可都是地球村里一等一的富人，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穷国只能踮着脚在门外看些热闹。
以前靠着八国集团（G8）就可以把村里的事给定下来，现在突然发现不行了，而这一切似乎都和中国有关。
二战后前两次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对世界格局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影响，日本在战后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恢复G8身份。
同样恢复身份的还有俄罗斯，1997年丹佛峰会叶利钦参加了除经济议题外的所有讨论，峰会首次以“八国峰会”名义发布最后公报。1998年伯明翰峰会期间俄罗斯参加了所有讨论，俄罗斯才真正成为G8的完全成员。
俄罗斯恢复G8身份也算掉了一层皮，包括默许了北约东扩，以及叶利钦总统在科隆峰会上同意了科索沃和平计划。G8对俄罗斯的诱惑实在不小，不然不会以如此大的利益交换。如果不进入G8，则意味着自己哪天被卖了自己根本不知道，进了G8则不需要再依靠小道消息或间谍。
在第二次产业转移中崛起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四小龙”对地缘政治并没有产什么大的冲击，G8仍是原来的G8。
但第三次产业转移却使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这只超级大恐龙出现了。
G8死活想扩容，将中国拉进去，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也不愿意站到新的G9或G10（加上印度）里附庸风雅，听洋大人们高谈阔论，而有更多代表参加的G20似乎更为融洽和谐，使地球董事局里也有穷人的身影。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发言权仍可能无足轻重。
更多的参与意味着更多的斗争和妥协，欧美日传统的政治格局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