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同属礼仪之邦。如今的日本对于古代东方礼仪的保存比中国要好得多。这使得现代的日本能够称得上真正的礼仪之邦，日本是真正称得上殷勤重礼的民族。
20世纪80年代，日本广岛举行亚运会闭幕式，6万人的会场上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更别说一个饮料罐了。当时的情况让许多在场的外国人非常吃惊。次日，世界上个大报纸不约而同在头版上用了同样的标题：“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这就是日本，在崇尚礼仪的观念指导下，已经建立了一套“和”的社会体系，这就是体现。“和食”，“和服”，日本国自称“大和”之邦。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和”秩序在日本被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和”默默地注入国民的血脉之中。在“和”的理念与环境之下，“礼”就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意识与习惯。
小国家 大礼节
很受欢迎的日本礼物：日本偶人。
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小小的岛国，领土不过38万平方公里。然而这个小国却以“大”闻名世界，那就是“大礼节”。日本民族十分重视礼貌、礼节，日本以“礼仪之邦”著称，殷勤重礼是日本人的习俗。
熟人见面要鞠躬，朋友聚会结束后也要围成一圈鞠躬……道歉文化是日本礼节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有个笑话说，甲踩了乙的脚，乙却说：“对不起，硌着您了。”但这种事在日本真的可能发生，而且说的人并无反讽之意。许多在日生活的外国人都觉得，日本人似乎每天都在不停地说“对不起”，无论是否是自己的错，只要给别人添了麻烦就会说这句话，就连进电梯时也会因为影响了电梯运行速度而向电梯里的人道歉。
日本式礼仪是根据日本人的心情、教养经提炼而成的，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最显著的一点是，其礼节中体现着“殷勤”，即行为举止上不辞辛苦地表达，使礼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日本礼节之“大”，为世界人所称奇。比如，“在日语中有丰富的礼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民族很善于使用这些礼貌语言。他们通常是根据长幼尊卑和生熟亲疏的不同，使用恰当的礼貌语言，给人以彬彬有礼的感觉。”日语中敬语的使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一般情况下，敬语完全取代了人称，“谢谢”、“再见”、“是”、“早安”、“晚安”、“对不起”、“请”是日本人经常使用的礼貌语言；即使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在赠送别人礼物时，也要使用礼品包装纸、礼签，或者小绸布包巾；平时人们见面总要规规矩矩地互施鞠躬礼；在大街上遇到长辈、上司，尽管没有必要脱下大衣，但必须将容易脱摘的围巾、手套摘下，然后施礼；与对方谈话，严禁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博学，尽量不要使用与自己的专业、职位有关的高深词汇，等等。日本人这样重视礼仪，是因为日本人看重体面，耻的观念十分强烈。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如今独特的日本式礼节。
跪拜礼。
立礼。
“卑躬屈膝”礼
日本式礼节的特点是：讲究动作美和心境美，即通过自身的动作向对方传达“真诚”、“友爱”、“尊重他人”、“关心”、“体谅”的心情。在日本，熟人打照面或告辞的时候，礼仪动作的重要远远超过致词。最常见的是施屈体礼。屈体礼最讲究眼神，通过眼神将自己的诚意转达给对方。日本人强调“行”是心的表现。行的过程有一定的规矩，它是长年来日本人进行心际交流最正确的方法，是不容随便改变的。行屈体礼时，动作如有不慎，就不能将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行屈体礼仅仅低头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屈体礼讲究脖颈伸直，低头时要使对方看不到自己的下颚，脊梁呈笔直状态。与此同时，内心必须怀着向对方致敬的心情。尽管口中不用说“再见”、“再会”、“谢谢”之类的寒暄语，但通过自己的动作，这种意境已经传达给对方。
屈体礼可分为“立礼”与“跪拜礼”两种。
“立礼”时五指并拢垂直放下，屈体时随身体自然下垂，而五指分开、口嘴张开是不礼貌的表现。最高规格的辞别屈体礼是将身体屈直至手指头触及膝盖为止。最低规格的辞别屈体礼只要求身体从腰部向前直屈。日本人称行此礼的原则为“三口气”，即吸气时屈体，呼气时停止不动，再吸气时将身体复原。
“跪拜礼”跪坐式生活是日本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因此跪拜礼亦成为日本独特的礼节。一些日本专家认为，跪坐式生活模式使日本人的头颈前倾，瘪胸、驼背。但是，日本脑生理学家指出，正确的坐式有利于头部回转。而日本式跪坐姿势恰恰有利于头部的回转。同立礼一样，跪拜礼也十分讲究“三口气”，即施礼过程以吸气、呼气、吸气最为适宜。此外，坐椅子的屈体礼分为三种。第一种：坐在椅子上施礼。只需将身体前倾。第二种：在椅子前面直立施礼。这种礼称为中礼即普通的立礼。第三种：站在椅子旁边施礼，这是高层次的礼节。日本人往往根据对方的情况，选择其中的一种。
语言礼仪
“日本人认为，正确使用语言是一种艺术。说话时的声音、口气、速度、发音等直接影响谈话效果”。114一般情况下，谈话以通俗易懂、给对方以愉快的感觉为第一。过分卑下或者过分高调都有碍于个人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问候别人时尽量不要使用与自己的专业、职位有关的高深的词汇，以免对方费解。这时讲一些高深的道理，旁人并不会觉得谈话人了不起。宗教与政治话题往往涉及人们的立场，所以这类话尽可能少触及，轻松地谈一谈当天发生的事情还是可以的。一般说来，与对方谈文学、艺术、体育方面的话题，障碍会少一些，但严禁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博学。此外，过多就对方的情况，比如年龄、性别提出相应的问题，是有教养的表现。标准的做法是，首先根据对方的情况，比如年龄、性别提出相应的话题，使用有教养的语言，轻松地校验。日本人认为，无论一个人在学问上有多么大的建树，如果不懂得广泛的社会知识、不通世故都不能成为有教养的人。有关工作、业务方面的谈话要求简明扼要、有顺序、突出重点，与主题无关的话尽量少说。枝节过多、无关的话过多就不是事务性语言。能够把听话的人吸引到主题方面来才是有水平的人。
正确使用敬语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原则上谈自己或者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时要用自谦语。谈与对方关系亲近的人及前辈时要用敬语。那些恭恭敬敬胡乱使用敬语，甚至提本人的事时也使用敬语的人会被旁人视为缺乏教养。可以说，在日本能否正确使用语言往往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的重要依据。
另外，与熟人在道路中间或者在车站的检票口谈长话，是失礼的表现。在公共场所，日本人强调必须首先考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人们谈长话时往往寻找路边或者不影响他人行走的地点。此外，不能只考虑自己，不顾对方，一味儿聊个没完。日本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的表现。
客访礼
日本人自古就讲究访问尽量避开早晨、夜晚及吃饭的时间。近年又增加了预约访问的习惯。日本人认为，无论是访问者还是被访问者，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预约的时间。如果出现违约现象，受损者一方必须明确地拒绝约会，并另行决定下一次会面时间。
日本人去亲戚朋友家里做客，要预先和主人预约。进门前先按门铃通报姓名。如果这家住宅没有安装门铃，千万不要敲门，而是打开门上的拉门，对里面问一声：“请问，里面有人吗？”进门后要主动脱衣脱帽，解去围巾，穿上备用的拖鞋，并把带来的礼品送给主人。即使天气酷热，也不能赤膊或赤脚，否则便失礼了。
如果是初次见面，双方互赠名片很重要。初次相会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接到对方名片后，要认真看阅，看清对方身份、职务、工作单位，用点头动作表示已清楚对方身份。日本人认为名片是一个人的代表，对待名片就像对待他们本人一样。如果接到名片后，不加看阅就随手放入口袋，便被视为失礼。如果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你就必须向房间里每一个人递送名片，并接受他们的名片，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人，尽管这需花费不少时间，但这是相互表示友好和尊重的一种方式。
在屋内就坐时，客人背对着门坐是有礼貌的表现，只有在主人的劝说下，才可以移向贵宾位置（指摆着各种艺术品和装饰品的壁龛前的座位，是专为贵宾准备的）。日本人不习惯让客人参观自己的住房，所以不要提出四处看看的请求。日本人特别忌讳男子闯入厨房。上厕所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
日本人款待客人，点心一般盛在盘子里，蒸点心放在钵内。按照日本人的生活常识，点心要摆奇数。柿子、苹果、梨等要把带蒂部分朝下摆放放入盘中。如果将包着包装纸的水果直接递给长辈则是极为失礼的表现。做客时最好身上携带餐巾纸平铺膝盖上，用筷子夹一块点心放在纸上。如果是干点心，则在纸上掰成几块食之。如果是蒸点心，使用牙签分割成几块后食之。吃不完的点心，应用纸包好带回去。果核从口中吐出的时候，应用餐巾纸遮住嘴，尽量偏头吐出，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倒茶水的时候，应将茶碗从茶托中取出，茶水以八成满为适度。取茶碗盖的时候，应从侧面打开。喝茶的时候必须用左手托住茶碗，双手将茶碗送至口边，将手凑过去喝茶是不规矩的。喝完茶应将茶碗认真地放回茶托。再次进茶的时候，应将原茶碗放在坐垫一旁，使用新的茶碗注茶。如果仍打算使用原来的茶碗的话，应将茶碗从茶托中取出，然后注入茶水。
日本人设家宴，传统的敬酒方式是在桌子中间放一只装满清水的碗，并在每人面前放一块干净的白纱布，倒酒时，主人先将自己的酒杯在清水中涮一下，杯口朝下在纱布上按一按，使水珠被纱布吸干，再斟满酒双手递给客人。客人饮完后，也同样做，以示主宾之间的友谊和亲密。
送礼
日本人认为，送一件礼物，要比说一声“谢谢”的意义大得多，因为它把感激之情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了。所以日本人喜欢送礼。日本人不但在婚礼、生日赠送一些礼品，而且在平时拜访时也要带一些礼品，表示一下敬意和好意，这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习惯了。日本一个家庭每月要花费7.5%的收入用于送礼。中元节和年礼节是两个主要的送礼节日。中元节即7月15日。按传统人们在这一天向上半年内有亲属去世的家庭送些鱼表示慰问。东京地区人们在7月中旬庆祝中元节，九州地区却是8月中旬。有时外国人称这一节日为“夏季的圣诞节”。很多日本人通过互赠“夏礼”恭祝好运。每年岁末是日本最重要的送礼节日，称为年礼节。这时送的礼品要比中元节送的贵重些。迁居时请老邻居吃面条，并在新居附近边分送面条边作自我介绍和说多多关照。有时分送手巾和点心代替面条。此外，孩子们的“七、五、三”节日、入学、升学、成人节、祝贺公司同事荣升、庆贺朋友病愈等各类馈赠名目繁多，而对于掌管家庭经济的主妇们来讲，交际费的筹措是件颇费脑筋的事情。看准了主妇们的这种烦恼，于是“馈赠品收购业”应运而生。因为有的家庭里收到的礼物有许多重复，而且长期放着不用，堆积如山，于是这个行业将礼物低价收购后，又廉价卖出，所以深受主妇们的欢迎。
日本人送礼也很有讲究。以赠送结婚礼品、生孩子为目的访问，在进入房内向主人表示祝贺之后，送交主人。送钱时一定要把钱放在白木制的方木盒中，如果没有方木盒，也可将钱夹在扇子或者信封中，赠送对方。总之，日本人认为用手递钱是失礼的表现。送礼也要掌握好“价值尺度”，礼品既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若过重，他会认为你有求于他；若过轻，则会认为你轻视他。去日本人家作一般性拜访，带上些包装食品是比较合适的，但不要赠花，因为有些花是人们求爱时或办丧事时使用的。日本人对礼品讲究包装，礼品要包上好几层，再系上一条漂亮的绸带或纸绳。日本人认为，绳结之处有人的灵魂，标志着送礼人的诚意。接受礼品的人一般都要回赠礼品。日本人不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礼品，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因礼品的不适而使客人感到窘迫。自己用不上的礼品可以转赠给别人，日本人对此并不介意。日本人送礼一般不用偶数，这是因为偶数中的“四”在日语中与“死”同音，为了避开晦气，诸多场合都不用“四”，久而久之，干脆不送二、四、六等偶数了。他们爱送单数，尤其是三、五、七这三个单数，但“九”也要避免，因为“九”与“苦”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独特的结婚礼仪
结婚前，男方要赠送女方彩礼，日本人称彩礼为“结纳”。彩礼包括钱和财礼。
男方要向女方赠送配置和服、带料等所需的适量的钱。这种钱要放在白木制的精致的小盒子里送给女方。
财礼不仅是送给女方本人的礼物，同时也是送给培育女方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丈人、丈母娘的女方父母的礼品。女方没有必要送男方礼品，只是结婚当天对男方家每一个成员赠送一份土特产。今天有不少日本人仿效西方的订婚模式，互相赠送订婚戒指。遇亲朋婚礼，传统上送钱。现在的日本人通常送银器、瓷器、水晶制品等作礼物，礼物最迟应在婚礼前两天送到。
二战后至今，日本全国普及一种结婚仪式——神前结婚仪式。这种神前结婚仪式是1900年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大正天皇在日比谷大神宫举行的结婚典礼。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改变，人们逐渐感觉到家内空间狭小，再加上神社大量进行商业性宣传，结婚典礼仪式由原来的屋内移至神社进行。
在日本，蝴蝶象征两性和谐和生产繁衍。结婚仪式时使用的长把酒壶上画着雌蝶，短把酒壶上画着雄蝶。举行仪式的时候，由男持短把酒壶给长把酒壶添酒，即由雄蝶给雌蝶注酒。女方持代表雌蝶的长把酒壶把酒注入酒杯中，两个女童交替使用酒杯，为男女双方敬酒。
新妇“回门”是在结婚典礼结束后约三天，新妇要返回娘家拜望父母。第四天，新郎也要去丈人家访问。大约第五天，新妇的公婆也要去新妇家拜访。最后，新妇的父母还要去新郎家回访。整个结婚仪式直到这时才算正式划上句号。新婚夫妇开始了寻常的婚姻之旅。
礼仪之邦与“和谐之邦”
鞠躬。
在日本，人们通过自己礼貌的言行，既为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也因社会和谐而受益。礼貌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应遵守的规矩和应履行的责任，讲礼貌理所当然，不这样做就不道德。礼貌是日本社会保持正常运行的润滑剂和增效剂，消灭了大量人与人之间的不必要摩擦，把不和谐的因素降低到最低程度。日本人讲礼貌，有时候礼貌得过分，让不了解日本文化的外国人不太习惯。有人批评说，日本人的礼貌只是虚假的“假客气”，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确实，日式礼节中有太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但从某种角度说，这体现了日本社会的和谐。毕竟，礼貌成为了和谐有效的溶合剂。
“礼”的力量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全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但它的律师数量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其总数还不到美国华盛顿律师的一半。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还严格控制律师的数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每年只准招收700名律师，鉴于犯罪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对律师的需求增大，经过5年的讨论，法务省于近几年才决定把每年招收的律师从原来的700名增加到1000名。律师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犯罪率低；第二，诉讼和纷争少，同时也是“礼”力量的表现。
犯罪率低或许容易理解，诉讼纷争少就有点意思。日本为什么少诉讼和纷争呢？一位日本官员的比喻说得恰到好处，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美国人被棒球击中脑袋，他二话不说先上法庭；而如果此人是一名日本人，他会说：“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和美国稍作比较，事情就更清楚了。美国是一个严格的法制国家，法律无处不在，任何人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引起诉讼。比如人被碰了一下，车被擦了一下，家里的树木挡住了邻居的视线，噪音影响了邻居休息，等等。美国官司之盛，令人叹为观止，难怪需要那么多的律师。据统计，在纽约和华盛顿，每十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吃律师饭的。纠纷产生律师，律师反过来又制造纠纷。从职业生存的角度看，事情往往如此，这就像棺材店的老板期望天天死人，医生希望大家都生病，牧师则希望人人进教堂一样。律师这种行当在美国既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秩序的不可缺少的职业，也是为了渔利而制造纠纷、扩大矛盾，甚至以法乱法的不安定因素，它是一把两面刃，作为既重视个人权利，又强调社会公平的国家，律师多是没办法的事情。
美国曾发生过这样一桩离奇的官司。有位老太太在麦当劳喝咖啡，自己不小心碰翻了咖啡杯被烫坏，于是她控告这家店的咖啡超过了限定的热度，最后这家麦当劳店赔偿了她数百万美金。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然而却是事实，在美国无人不知。由此也不难理解美国的官司为什么那么多。打官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对于个人至上的美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谁请了能干的律师，谁就可能在官司中赢得好处，甚至获得一笔不小的财产。同样，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他获得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日本人真的太谦虚了，称的上是个“礼治”之国。无所不在的礼节，免去了许多法律纠纷，日常生活中一般性的摩擦和矛盾，都在自我克制的忍让中得到消解。比如在日本很少听到房东和房客打官司的事情，而这种官司在美国如家常便饭，在日本，房东和房客即使有矛盾，彼此见了面还是客客气气的，决不轻易对薄公堂。
一位留美中国学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骑车过十字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翻在地，自行车和手表被撞坏了，人安然无恙，因为肇事者拒不认错，他只好去请教一位律师。律师还没听他说完就喜不自禁地叫起来：“你发财的机会来了，我给你打这场官司！”然后劝他赶快去检查身体，小心留下后遗症，还给他介绍了一位大夫。他找到校医生，大夫对他作了仔细检查后，很郑重地对他说：“你被撞得很厉害！”他却不知趣地否认，觉得身上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医生坚定地说“N0”，然后又让他踢踢腿；伸开双臂看看，他都回答正常，最后医生叫他站直，摸着他的脊椎说：“你的脊椎骨被撞歪了！”听到这话，他惊讶不已，医生却大有深意地说：“很多人的脊椎骨本来就是歪的，不过，你的看起来是被撞歪的。”说完，不容分说，就给开了一张医生检查证明。但他自己也明白，即使他的脊椎是歪的也与撞车无关，这时肇事对方打来电话诚恳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自行车和手表，考虑到打官司的麻烦，他接受了对方的赔偿。后来有位朋友得知此事，说他傻得厉害，他说，他的车屁股被别的车擦了一下，律师就帮他打官司，得了3000美金。
日本的律师和美国的也不太一样，日本律师以谦和谨慎著称，不像美国律师那样喜欢炫耀和张扬。炫耀和张扬在日本并不是受人欢迎的事，它与日本人历来推崇的“和”的精神是背叛的。也许在日本律师的心目中，打官司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目的是消除纠纷，而不是扩大事态，借机为自己扬名获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就没有像为幸普森辩护的克拉那样的名声显赫的律师。日本法律虽然也审理过一些举世注目的大案要案，但罪犯的辨护律师都默默无闻。此外，在美国，律师都乐于碰上一位让世人吃惊的臭名昭著的委托人，而日本律师则羞于为这类人辩护。前些年东京区法庭开庭审理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一案，全国竞没有一名律师愿意为麻原辩护，法庭最后只有命令几个律师出庭，无奈的律师只好从命，但是请求新闻界不要向公众透露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家人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和麻原彰晃这么一个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
礼是一种“义理”之下的道德准则
其实，仔细分析，日本人特别讲礼貌，其内在精神实质就是一种“义理”行为，义理人情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道德标准率较高的一个词。义理一般从上司要求下属以忠义之心奉公开始，同时，上司相应地要对下属怀有爱和感谢之情。在古代，武士和主君之日的义理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有主君的爱顾，才有武士的忠义奉公。“数代数年厚恩以待，受平日之情”者，必须“怀御恩、彻爱于一身，置生命于不顾”地报效主君。
义理还表现在家族关系上。在父子之间，子女应用孝心和孝行报答父母的恩情。作为家长的父亲，“居于家族全体之上，拥有人权和指导力，宛如军队的长官，毫无二致”。家族关系的模式扩展到社会，形成家族式的人际关系。在社会集团中，像家族小的父子关系一样，有亲分和子分之别。亲分是黑社会集团的头目或作坊师傅兼主人等，子分是部属和徒弟，每一个人在社会集团中或者扮演父亲的角色，或者扮演儿子的角色，家庭关系小的义理也随之扩大到社会集团之中。推而广之，义理还包括一般对他人的态度，例如，不可在近邻面前做坏事，知恩必报，不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情。这里反映出日本人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想法：人总是以某种形式受到了社会和他人的恩惠，因此要报答社会和他人。人情与义理相对，是人的情感的要求。义理和人情的矛盾对立给日本人的心理投下了特有的阴影。
许多文学作品描写在义理和人情夹攻下的令人心碎的复杂心情。源厂国认为，人情就是人的自然的情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认为“情”是“心”的最主要的活动，当这种“情”向对象发生流动时，就成为“同情”和“共感”。他提出，德川幕府建立之前的安土桃山时代是一个完全可以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萌动着人道主义精神，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的家庭门第的束缚，希望凭籍自己的能力、知识和胆识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进入幕府时期以后，日本的社会从一个开放的社会转变成封闭的社会，儒教特别是朱子学被采用，提倡的是等级制社会的人伦道德，很难产生出强有力的、丰富的个性，而且尊重他人个性的观念也难成立。所以，西欧古典的人道主义是以自我完成和尊重个性为核心而确立起来的，日本的人道主义是以“情”为核心，一方面富于温柔和体贴，一方面却缺乏强烈的个性，缺乏对于个性的尊重。人情就是情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真实的感情，并懂得和体贴他人的感情，与他人共同感受。义理是人际关系的规范，它的内容是从父子、夫妻等特定亲密关系以外的他人那里获得好意时，与此相应地要以某种方式给予回报。给予好意得到好意的人要属于一个彼此相识的小规模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期待着得到好意的人给予施以好意的人回报，而且以是否能够回报来判断某人是否居于共同体的一员。
义理作为一种事实，在日本确立的最重要原因是社会条件。古代日本人的生活基础是水稻农业，其劳动条件虽然可能不像高热地区的农业那样严酷，但也不是只要撤下种子，不需劳作就能收获。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插秧、收割等作业，无论如何需要大家共同劳动，而这种劳动形式就促成一定规模的群落的形成。在这样的群落中，相互协作是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日本农村的这种基本特点从很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可以想像，义理的社会事实他与之相应地从那时就已经确立了。
义理产生的最初形态是对好意的回报。当插秧、收割时接受了别人的好意或得到帮助时，当然会对人家产生要回报的念头，而施予好意的人一定也期待着得到这样的回报。同时，他们所属的群落中的人们也都在观察着好意是否得到回报。在这样的社会构造下，比起强烈地主张自我，更为需要的是善于与他人协调的个性，要随时想到他人，由此产生了对他人的关怀、共感的义理人情的社会风俗。
在封建时代，日本的领主和武士结成了主从关系，领主给予武士土地相保护即“恩”，武士要忠于领主，双方形成了义理关系。在德川幕府时期，由于儒教特别是朱子学被奉为官方正统的学问，作为人际关系应遵守的规范，特别是君臣主从之义的义理观念开始传播。不过，这种儒教的义理观念没有普及开来，不久义理失去了原来的本义，与日本的习俗相融合，被赋予新的含义。所以，义理的基本形态是对好意的回报，由此延伸到对于信赖予以回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个人就会在持续封闭的共同体内受到侮辱和排挤。于是，维护自己的体面，不愿被他人责难和侮辱的念头便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义理有时表现为公与私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公”，并非西方所谓的“公共”，而是共同体。
义理和人情有时是一致的，可以是在存在情感的私人人际关系上的内在规范，有时是不一致的。即从主观意愿上来说，并非自觉自愿，而被迫按照“义理”去做。可以说，义理人情是日本所特有的观念，是日本人特有的道德规范。
日本人在“义理”之下的礼几乎达到了礼的最高境界，他们以礼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和谐中，法律规范的约束被空置，礼的能量超过了法律的力量，永远在触犯法律之前把人的素质改造成为达到社会和谐的需求，所以，日本的这种创造和谐的内部能量，保证了经济的强大，更确保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