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耻感强烈的的民族，些许小事也会让他们觉得“耻”，他们将“耻”视为比死更严重的事情。在古代的日本，两个日本武士发生了矛盾，如果有一方说另一方毫不知耻，那么另一方一定会拔刀，双方决一死战，不到其中一方死掉，决不罢休。
知耻则显荣。名誉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以及对价值的明确知觉。名誉意识存在于每个民族中个体的内心深处，对于日本人来说，崇尚荣誉有其非常鲜明的特点。
日本人独特的“耻”意识
日本战败投降书。
耻是人类因为自身的缺憾，或思想行为与社会常态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包括公耻和自耻。自耻是情感的本原和基础。自耻和公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所以，知耻是良知的先导，是人进入文化层次的前提。
吉田松阴。
日本人的耻感强烈，主要是因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如果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日本人会非常自责，是耻感强烈的一种典型表现。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四川居民伤亡惨重。日本第一个派遣救援队来到中国四川参与救援工作。擅长都市救生的日本救援队在多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感到了挫折。在中国多家网络论坛上出现了题为《一个日本救援队员的留言》的帖子，该网友把这位自称是日本救援队队员的留言拷贝下来，并翻译成中文：
“我是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个人。很感谢大家的留言，但是我现在只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和悲伤。作为救援队的一名成员，仔细想想，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没救出来，就这样回来了。
我的一个同事对这次的事，精神上很受打击，已决定辞职。
如果下次在日本发生这样的事，我绝不会再像这次无力的自己一样。为了成为能够救助宝贵生命的人，我会努力活下。”
杨宁一在《了解日本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一书中，引用了向坂宽在《耻的构造》中讲的一个例子，“日本的年轻人在教室里被指名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出来，他就会搔着后脑勺，流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这在欧美人中是女性的表现，而在日本，不仅是年轻人，即使是成年人也经常如此。”可见，日本人的确是个容易“不好意思”的民族。因此，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称成为“耻的文化”，这一观点很快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的关注。
二是些许小事也会感到耻。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曾经和一位美国人说过自己这样的一段经历。金田小时候家住一个小街道的最尽头，他邻居家有一个大的院子。秋天的时候，院子里常常落满了树叶，金田经常看到那家的家庭主妇拿着扫帚打扫院子里的落叶。金田是个容易忘事的人，经常走到大街上后发现自己忘了带东西，然后又跑回去取。一般这时候，那个家庭主妇都在院子里。金田就会和她打个招呼，然后回到自己家。有一次，金田离家时和那个家庭主妇打了招呼，到大街上后，发现自己又忘带东西了。于是，他又跑回家去取。在他回家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没在院子里。而当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出现在院子里。这时候的金田感到十分尴尬，他想：怎么样从她面前经过呢？他犹豫了好久，最终红着脸从那位家庭主妇面前跑过去。他的美国朋友听了这个故事，哈哈大笑。朋友说如果自己碰到这样情况，一定会觉得很好玩，还会对那个家庭主妇开玩笑说：“你刚才看到我兄弟过去了吗？”这就是典型的日本人“耻”的表现。
三是将耻视为比死更严重的事情。日本人并不怕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也不怕别人与自己敌对，但怕别人说自己“不知耻”，反映出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知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耻”比“死”更严重。在“耻”及“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很多日本人认为死是摆脱耻辱的最好方式。“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吧。”
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战争局势逆转，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由于受军国主义毒害很深，很多的日本人都选择自杀。除了在电视剧上我们常常看到的切腹自杀，许多自杀方式都十分惨烈。比方说一家有十口，孙子2岁，爷爷80岁，他们都坐在地上，围成一圈，中间放着绑在一起的几个手榴弹，由爸爸拉导火索，全家同归于尽。而且，这些军人或者军人家属在自杀前，一般都留有遗言，内容基本上都是说，战败了，感到很耻辱，没脸再活下去了。
四是对集团的依赖性强，如果被集团排斥，也会感到耻。由于日本人十分在意别人的评价，而评价又是不固定的，因此，日本人十分依赖集团，把集团的意志作为自己行为的参照，只要与集团的意志一样，他们的内心就会安定，就不会觉得耻。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兵村濑守保拍摄的日军在南京下关长江边将屠杀后的尸体浇上汽油焚烧的情景。
五是当他律不存在时，便无所谓耻。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强调他律。在罪文化下的大气候下，人们忽略他人评价，更愿意把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视为追求宁静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自律起着主要作用。当他们发现自己违反了这些规则，他们就会感觉有罪，为了追求心灵的平静，他们会向神父虔诚地忏悔。这与他们是否被别人发现“做错事”并无关系。而在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旅行在外，做点丑事也无妨”。意思是说，离开了自己居住的地方，没有了社会监督，即使做了丑事，也不必觉得羞耻。这种心理应该是日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因所在吧。
然而，在“耻文化”影响下的日本，“罪文化”并未完全缺席。“‘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对于二战，前联邦德国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二战结束后，前联邦德国总理向犹太人下跪谢罪，而日本人此刻虽然已经认识到侵略他国是罪孽深重的，但是他们却极力推托战争责任，甚至在在历史教科书中粉饰其过去的罪行，以期掩盖他们的罪行——也就是他们思想意义上的“耻辱”。
一个民族的性格，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耻感强烈的日本人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身边的人出色，就会备感耻辱。面对强劲的对手，他们多会暗下决心，继续努力，一定要超过比自己出色的人。因此，在强烈耻感的作用下，日本更具备学习、融会、超越别国的决心。因此，在近代，日本是亚洲惟一一个没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在当代，日本经济的强劲世界共睹。
在耻感的强大压力下，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进行了民主改革，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快速实现了经济的重新腾飞，进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近年来，一雪前耻的日本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想以经济实力为跳板，向政治大国迈进。
时至今日，作为日本传统道德的一部分，“耻”在日本百年的跌宕中较好地保存下来，并在历史的变革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逐步沉淀，成为日本人的一种民族性格，继续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
知耻显荣——“对名誉的情义”
日本文化中“耻”意识的存在，对崇尚荣誉的日本民族影响非常深远。例如，从武士一生下来，就要高度重视与自己身份紧密相连的义务和特权。在对少年的教育中，廉耻心是应当培养的最初的德行之一。“会被人耻笑的”、“有损体面”、“不感觉羞耻吗”，等等，就是促使犯错的少年端正其行为的最终训示。这些话会触及到少年内心最敏感的地方。羞耻感乃是人类道德自觉的最初征兆。卡莱尔指出：“羞耻是一切德行、善良风度以及高尚道德的土壤。”这是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企及的。日本武士新井白石说过：“污名如同树的伤痕，它不随时间而消逝，反而只会日益增大。”
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剑。
在日本，人们对耻辱的恐惧极为巨大。这种恐惧像达摩克利斯之剑119一样悬在每个武士的头顶，甚至每每带有病态。因为一些极其琐碎的、甚至只是想象上的侮辱，性情暴躁的自大狂便会勃然大怒，立即诉诸佩刀，从而挑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斗，断送许多无辜的生命。据说，某个商人好心地提醒一个日本武士他后背上有只跳蚤，立刻就被砍成两半。那个武士这么做的理由简单而又奇怪：跳蚤是寄生于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同等看待，是绝不能容许的侮辱。这样的故事未必属实，它的流传实际上有三层含义：编造出来以吓唬平民百姓；武士的身份和名誉有时会被滥用；在武士当中发展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廉耻心。关于“宽恕”和“忍耐”的教导可以极大地抵消那些过火行为，因很小的刺激而发怒，会被讥笑。
对日本人来讲，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要对别人施恩情况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所以，日本人认为它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而，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照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忍耐，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洗雪。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杀。其实日本人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恩惠时，他对这份恩情是记忆犹新的。只要他受不到别人的侮辱，即使舍弃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也越会被人们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可以说真是“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充斥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的“对名誉的情义”以及伴之而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道德观中所共有的。比如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相反，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做是“小人之举”，认为那些都是些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报复，这将是大错特错的，人们会对这种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放到一个非进攻性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时，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涵义。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在所有专业性的工作中都涉及到人们“对自身名誉的情义”。
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比如，如果一个学校里失了大火，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其实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地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是多么珍视“名誉的情义”，证明了他们对天皇是多么的“忠诚”。
虽然日本的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要保持技术水平上的先进性。教师会说：“为了保全教师的名誉，我不能对我的学生说不知道。”也就是说，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类动物，他也必须装作知道。这种在专业工作上对“名誉情义”的尊重实际上是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当对对方有所期待时，为了避免失败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感，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介人，这个中介人起着为当事者双方沟通的桥梁作用。甚至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的沟通，借助中介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不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引起所谓的“名誉的情义”问题，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来缓和矛盾，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例如，在农村，男青年都是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向自己心爱的姑娘示爱。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这种装扮并不是因为怕姑娘们认出他，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是为了在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通过以上的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
为了能够和大国平起平坐，日本人觉得他们必须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当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如人意的时候，这只能说明武力侵略不是赢得名誉的最好方法。但是在战败之后，日本人欢迎占领者并且与之配合，他们在心理上也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日本也有过类似的举动，这同样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 年，日本国内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一位英国人在萨摩惨遭杀害，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萨摩藩是排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整个日本都是闻名的。英军到来之后立即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所有的武器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的枪支，因而在装备上鹿儿岛的日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在战败后，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寻求报复。反而是希望能像月亮一样，有其光明的一面，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的黑暗面在于它使日本人对“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极端仇视，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将日本卷入了这场不幸的战争之中。它的光明面则在于它使日本能够以善意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失败。
日元上的新渡戶稻造肖像。
近代日本的作家，例如《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的，最后称之为“武士之道”。有理由说，正是这种介绍才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能够激起人们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义”的具体内容那样复杂多样。而且，由于武士道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情义”的涵义。在众多的日本人为保持名誉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中，只挑出了复仇和侵犯这两种最显著的传统方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会习惯性地采取第三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这种关于侵犯的伦理道德观与欧洲人的处世方式混淆了起来。欧洲的任何民族或个人，如果要进行战斗的话，首先必须保证战争目的永恒的正义性，而这种战斗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胸中沉积已久的憎恨和义愤。
名誉的代价
丰臣秀吉（1537——1598年）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时代大名，是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把光荣献给故乡，这是日本人追求的人生重要目标，为了立身场名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忍辱负重地活着，把人生各种快乐置于不顾，时而强行压制自己，埋没自己的人格去委屈求全，时而因必须考虑计策而身心憔悴疲惫。不过一旦取得了成功，日本人总要回到家乡，流着泪向周围的老百姓讲述自己的苦难历程。这是日本人视为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从古传下来的美德。欧洲的少男少女们听到大侠罗宾汉的冒险故事和骑士佐罗的英勇行为，会激动得心里扑扑直跳，从小就认真学习模仿这些、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奋起反抗的英雄们，养成了一种珍惜人与人团结合作的习惯。然而日本人从小就把出身在贫农家里，还不懂事时就想着争夺权力的丰臣秀吉作为自己的楷模。在故事中，丰臣有时会穿着草鞋，卑躬屈膝，有时大怒发狂，把寺院里的佛像全部打碎。
日本人失去了人生本身的价值。不论在巴西还是在阿根廷，都有穷人和富人，不过，凡是能挣到100块钱的人就要穿价值50元的衣服，能挣1万块钱的人也要系着5000元的领带。但是，外国人觉得日本人令人莫名其妙，他们没日没夜地，连星期天和圣诞节也不休息，就知道干啊！干！挣钱啊！挣钱！可他们把钱全部存起来，并不用在生活上，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在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想的是能够发扬日本民族的传统，如果失败了将会给日本带来耻辱。日本的观众也不宽容失败的运动员：“真不像话，快点剖腹自杀，你们使日本名誉扫地！”因此，出现过因为担心辜负大家的希望，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的运动员。日本人对此是肯定的，认为这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责任感，以死来向大家谢罪，这种责任感外国人是不会有的。相反，外国运动员在拼搏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为自己能够有充沛的体力而自豪，坦言家境贫寒，只有取得冠军得到奖金，才能去上大学。即使失败了，也承认自己只是国内的第一，别的国家有更好的运动员。
日军荣誉观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还导致了许多反常行为和相互矛盾。例如，通常，飞行员应携带降落伞去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在飞机被击落时，能保护具有专业技能、极为宝贵的飞行员（他们的生命）。但当时在日军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一条船的船长应与该船共存亡。这其实是英国一个古老传统的翻版：这个传统要求船只遇难时，船长应最后离开将要沉没的船只。英国这个传统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完全是出于救生原则的考虑。船长最后离开船，是为了尽可能指挥船员保护船只，营救人员。但这个传统被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扭曲了。日本的大部分海军高级指挥官，据说有90%，因而毫无意义地战死在海疆。他们都是曾在海军服役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才，这使日军丧失了海军的精华。当时，投降的确被日军鄙视。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早期的武士道精神，但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肯浪费其最优秀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所以这种观念实在不值得称道。无疑，日本正是由于受其过时体制的影响而加速了自身的死亡。另外，在日军严令禁止投降的情况下，盟军发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又加剧了日军拒不投降的信念，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日军注定将毫无意义地战死在疆场。而这些人原本可以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并为日本的未来做出贡献。
崇尚荣誉的日本人在“耻”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把荣誉作为了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影响到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珍视“名誉的情义”，日本人为了维护名誉可以抛开一切客观存在的具体物质，甚至自己宝贵的生命，以洗刷耻辱。由于，整个民族对荣誉的集体崇拜，在关系到一个国家荣誉的世界性比赛上，代表国家出征的人面临着无限巨大的压力，自杀者有之。面对战争时，荣誉观念使许多人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损失了，日本在处于弱势的时候，即使没有反胜的希望时，永远无法容忍失败被侮辱的观念，让他们毫无意义地战死在疆场上。可以说，日本人崇尚荣誉的观念也具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树立了一个国家自强奋进的精神力量，面对“落后”“耻辱”，要做的是去付出代价，这种付出本来就具有很强的警世作用，所以，推动了日本的进步。另一方面，过度的崇尚荣誉，在没有必要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情况下，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浪费了资源，从而制约了在民族心理素质向着全面健康方向迈进的脚步，影响到民族精神整体全面的构架。
§§第五章 反思历史 全面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