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
公元 15— 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内部的变革，它们虽然改变了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态度和打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组织格局，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基督教信仰。而 17世纪发生在教会与国家、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变革，才是使基督教信仰发生真正危机的重大变革。汤因比认为， 17世纪的变革（他将之称为“ 17世纪宗教改革”）构成了公元 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西方文化史上的“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它们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新旧教的分裂和古典文化在西欧的复兴。关于这些变革的具体内容，汤因比说道：“据我看， 17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现的空白，是由另外三个宗教的兴起来填补的。其一是对因科学技术的有组织的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其次是Narionalism（国家主义）。再次是共产主义。”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并没有真正地对罗马教会构成威胁，人文主义者一般不敢触犯教皇和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教皇和罗马教会则尽量以克制的态度来对待人文主义者伸张人性的要求。这种相互谅解的默契使得罗马教会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真正的隐患——宗教改革运动。然而就在罗马教会把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去压制宗教改革时，另一支潜在的威胁力量却在悄悄地崛起。罗马教会只看到了它的精神上的敌人（路德、加尔文等），却忽视了它的物质对手。这个狡猾的物质对手就是正在发展壮大的民族国家。
牙的国家主义是旧式的，带有浓郁的中世纪“神国”气息和“王朝国家”特点，在公元 16— 17世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西班牙和法国，但是西班法国的国家主义才是新兴的和民族主义的。而另一个近代强国——英国自从百年战争以后就不再染指欧洲大陆的疆域，趁着欧洲大陆陷入宗教战争的大好时机潜心发展自己的国力，与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还有刚刚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荷兰共和国，也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具有强盛综合国力的欧洲大国。到了 17世纪中叶以后，当遍体鳞伤的罗马教会终于从持续了 100多年的宗教战争中缓过气来时，它惊异地发现新兴的民族国家已经在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的荷兰、英国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如果说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会的精神垄断权，那么民族国家这个近代的“安泰”则彻底粉碎了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人间天国”的梦想。
在中世纪，与统一的教会相对应的是分散的封建采邑，西欧的各种封国多如牛毛，彼此之间的疆界也在不断地改变。在 13世纪以前，只有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在外观上具有一些罗马帝国和近代专制国家的特点。然而在实质上，查理曼帝国仍然只是一个军事行政联合体，在帝国的各地区之间缺少经济上的联系，帝国领土上的居民们也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所以查理曼一死，他的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神圣罗马帝国自从建立以来，虽然在中世纪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空架子。在它的疆域内存在着数不清的国中之国，帝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那些反复无常的诸侯们手中。神圣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除了极少数铁腕人物如腓特烈一世等以外，一般都无力控制德国的诸侯们，而且往往还成为受制于后者的政治傀儡。正是由于这种有名无实、四分五裂的状况，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在与罗马教会的长期较量中最终败北。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主要国家形态是所谓的“王朝国家”，这种国家的根据不是共同的语言、地域、民族和文化，而是王室家族的婚姻。王朝国家并不存在固定的疆域和人民，一切随着王室的联姻和继承关系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例如 16世纪上半叶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其统治者查理五世从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那里承袭了奥地利、阿尔萨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从祖母玛丽勒斯、撒丁，从外祖母伊莎贝拉那里承袭了卡斯提尔、格拉纳达（阿拉赢、卡斯提尔和格拉纳达共同组成了西班牙）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西印度群岛。 1526年，匈牙利国王路易死后绝嗣，查理又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两顶王冠。此外，他本人在任期间还兼并了意大利的米兰、北非的突尼斯、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后来，查理虽然将奥地利的祖传领地和匈牙利、波希米亚的统治权转让给其弟斐迪南，但他仍然身兼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领有南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尼德兰以及美洲和北非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其弟斐迪南所统治的帝国版图广泛地分布于北欧、中欧、东南欧、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诸岛一直到北非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之间，不仅有地中海、大西洋等自然屏障所隔，而且其欧洲领土也分别被法兰西、瑞士、德国各独立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和意大利诸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教皇国等）所隔开，各地人民语言不同、文化相异，连宗教信仰也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样一个由于联姻继承关系而拼凑起来的超级王朝国家（它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查理曼帝国的疆域），一旦查理五世退位或去世，立即就会被不同的继承人瓜分为一些彼此独立、互不相属的政治实体。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王朝国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往往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封建领主，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王朝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战争只是统治者的事情，是国王、贵族和骑士们的一种专业性活动。国家疆域更是老百姓们漠不关心的东西，不论归属于哪个国家统辖，百姓们依然如常地过他们的生活。关于“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在王朝国家的普通民众心中都是非常淡漠和薄弱的。这种状况甚至在西方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国家中依旧如此，“早期的近代战争根本还不是整体战，这些战争除了对政府的财政与税收造成惨重与深刻的影响外，对那些不曾参与军队的平民的生活似乎根本不相涉。在讨论和平方案时，根本不会提到‘民族自决’，对于领土与人口的转移，也不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民族意识或爱国心是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在宗教素。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而新教中又分路德派、加尔文派、安立甘派等等）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形成了稳固的联系，再加上《奥格斯堡和约》《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等一系列条约确认了宗教分裂现状和“教随国定”原则的现实合理性，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相互激励、彼此促进，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例如，加尔文教使尼德兰人民团结起来，从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培养出共同的民族感情，终于使荷兰共和国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安立甘教加强了英国人民关于“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传统信念，使英国在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斗争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天主教信仰则使得爱尔兰人一直否认自己是英国的臣属，这种抵触情绪至今仍在北爱尔兰地区明显存在着。
普通民众关于一个政治统一体和文化统一体的心理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最初是与宗教改革所造成的信仰认同紧密相关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在于，国家的疆域不再由于王室的联姻而发生转移和改变，国家由国王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知识民众普遍关心的共同政治单元，成为“民族的”（National）国家。除国王、贵族之外的其他民众也有资格参与国家的事务，这种大众参与最初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三级会议”或议会制度，国家权力则采取了专制君主制的政体形式（荷兰共和国是一个例外）。
在西方历史学中，通常把 17、18世纪称为“专制主义时代”（Age of Absolutism）。在这里，“专制主义”一词并非指道德上的暴虐，而是指政治上的集权。法国的专制主义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1661— 1715年）达到顶峰，英国的专制主义则在 1707年合并苏格兰、形成大不列颠王国时达到顶峰。在“专制主义时代”，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了罗马教会和王朝国家而成为历史的主角。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联系取代了国家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冲突与联系而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政教分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使罗马天主教会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发号施令的权力，从灭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新教则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宗教。君主专纪霍布斯等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中，它的根据又由“君权神授”转变为“君权民授”。然而这种“君权民授”的契约论思想必然要与“绝对君权”的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最终导致了君主专制的瓦解和君主立宪或民主政体的出现。
二、“势力均衡”与大国兴衰
欧洲近代的国家体系在 15、16世纪已经初现端倪，三个实力较强的君主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正在形成鼎立三分的均衡之势；一些较弱小的国家如苏格兰、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仅居于陪衬地位；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则由于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这种多元格局是近代西方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每当一个大国表现出称霸欧洲的迹象时，另一些国家就联合起来遏制它的发展，以求继续保持“势力均衡”和多元并立的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英国，在制约西班牙和法国任何一方成为超级大国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 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而与英、法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18世纪以后，荷兰也开始衰落，而美国和德国则逐渐崛起。这种“势力均衡”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罗马时代的恺撒帝国在近代西方完全失去了再生的土壤。
近代最初的国际争端发生在西班牙与法国之间。 1519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西班牙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 1519— 1556年）。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查理五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如同哈布斯堡家族盾形纹章中的双头鹰，一个头在维也纳，一个头在马德里，对法国形成了钳形之势。然而，哈布斯堡的这两个头并非齐心协力，奥地利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方面，因此极力避免与法国的正面冲突。西班牙虽然处处与法国为敌，但是由于它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同时要应付来自地中海和扎非的土耳其人、德国境内的新教徒、尼德兰的叛乱者， 16世纪中叶以后又国同时要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而敌人之间即使不在军事上合作，在外交上和商业上也会有意识地彼此帮助。用当时的话来说，西班牙犹如掉进泥坑的大熊：它比任何攻击它的狗都强，可是从来不能对付所有的对手，结果是渐渐声嘶力竭。”
除了四面受敌之外，致使西班牙在 17世纪衰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窘迫。由于不断投入新的战争，军费开支迅猛上升。尽管西班牙每年都从美洲殖民地掠夺大量白银，但是仍然入不敷出。为了同时对几方面的敌人作战，西班牙不得不保持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而巨大的军费开支则令政府债台高筑，信用下降。查理五世退位时留绐腓力二世 2000万杜卡的债务，而腓力二世 1598年去世时所欠债务达 1亿杜卡，为此所付的利息约占西班牙政府全部税收的 2/3.从 1566年至 1654年，西班牙在尼德兰所投入的军事费用达 2.18亿杜卡，当时的一位西班牙议员抱怨道：“尼德兰的战争把我们的王国整个毁了。”
在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雏形最早出现于法兰西。 14世纪初，法王腓力四世对罗马教会的胜利揭开了法国专制主义国家发展的序幕。经过瓦罗亚王朝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尤其是经过路易十一、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法兰西斯一世诸王的中央集权和兼并扩张，到波旁王朝建立时，法国已成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国家。
在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法国虽然没有像大多数北欧国家那样倒向新教阵营，但是法国统治者们对于天主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则使法国教会成为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立场”，法国君主们从此随时改变宗教的立场。为了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抗争，法国人不惜与德国新教徒甚至异教的奥斯曼帝国联盟。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亨利四世本是一个新教徒，为了争取信奉天主教的巴黎人的支持，以挫败西班牙腓力二世篡夺法国控制权的阴谋，亨利四世改信了天主教。法王路易十四的铁腕首相、天主教枢机主教黎世留一方面在国内用武力剥夺胡格诺派（新教教派）贵族的政治、军事特权，加强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则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德国新教诸侯和新教国家荷兰；他的继任者马萨林又与克伦威尔治下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结盟，其目的都在于打击法国的头号敌人西班定不移的天主教徒，在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宗教争端中始终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颇类似于堂。吉诃德，为了追求和捍卫某种虚幻的理想而一意孤行。相形之下，法国人倒有点像那位世故圆滑的桑丘，擅长于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在宗教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是致使西班牙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法国统治者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则使法兰西成为在宗教战争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并且从 17世纪开始取代西班牙而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霸主。
在英国，力图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寻求妥协的安立甘教（英国国教会）虽然使新、旧教徒均感不满，但是它那兼容并蓄的特点却为双方的和平共处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伊丽莎白时代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温和态度使英国人在面对外敌时能够放弃教派分歧而一致对外，这种温和立场也使英国成为最早具有宗教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兴盛和民主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6世纪 40年代的英国革命和其后的都铎王朝复辟虽然曾一度激化了国内的宗教和政治矛盾，旧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割据的叛乱事件也不断发生，但是到了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教会和君主立宪政体的至高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英国各种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之后终于达成了妥协。巴勒克拉夫等人认为：“在英国，‘大叛乱’导致了真正的近代国家的建立。 1660年以后，由代表商人与地主的国会和国王分享国家权力， 1688年以后的情况更是如此……英、法两国抵制中央集权和维护地方自治的最后努力均告失败，自此后的 100多年中，再没有发生过‘大叛乱’。”
这种宗教宽容精神和政治妥协原则，与英国国内迅猛生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海外不断发展的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英国逐渐成长为欧洲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日不落帝国”。
在 17世纪中叶以后，取代日益衰落的西班牙的是荷兰，它和另外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法国一起构成了“势力均衡”的新三角。荷兰共和国虽然直到 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以后才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但是尼独立。在其后的 100年间，荷兰这个新生的蕞尔小国因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的发展而成为欧洲的强权国家之一，而阿姆斯特丹则成为西北欧的最大港口和贸易中心，荷兰的商船数占全世界商船总数的 1/3强。由于当时的商船都装有大炮，随时可用于海战，所以荷兰的海军足以与英、法抗衡。 1602年和 1621年，荷兰分别成立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开始海外扩张，与英国、葡萄牙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贸易权。荷兰的共和体制和宗教宽容气氛成为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大批在欧洲各天主教国家受到迫害的新教教徒都逃往荷兰，他们的节俭美德和熟练技艺使荷兰在制造业上跃居欧洲领先地位。
然而，荷兰共和国在行政方面绝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它的政府是由七省联合组成的一个松散机构，国家实权操纵在少数富商手中，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寡头共和国。与英、法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比，荷兰除了行政效率较低以外，还缺少一个足以支持它成为强权大国的广阔领土。这些弱点虽然在 17世纪上半叶被荷兰经济和文化上的辉煌成就所遮掩，但是当荷兰与英、法等国进行持久战时，它们就暴露出来了，并且最终成为荷兰致命的“阿喀琉斯脚踵”，使荷兰在与英、法等国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
三、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
对于近代欧洲的国际格局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力量举足轻重，一个是占据着东南欧虎视眈眈地威逼西欧的奥斯曼帝国，另一个则是在东北欧迅猛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在 15— 19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这两个庞然大国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它们不仅对西欧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彼此之间也在东欧和黑海周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直接的对峙。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是游牧于中亚地区的一支突厥部落，由于 11— 13世纪受蒙古人的挤压，向西迁徙到小亚细亚。 1299年，奥斯曼一世建立了独立王国，趁罗姆苏丹国（塞尔柱帝国）衰弱之际，吞并其大片领土，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
1331年，奥斯曼一世的儿子乌尔汗夺取尼西亚，进而征服拜占庭在小亚细亚腊的路线，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推进。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亚得里亚堡，不久后迁都于此。 1430年，土耳其人占领帖撒罗尼迦，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仅剩下君士坦丁堡这座孤城和周围的狭小地区，完全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中。 1430年，罗马帝国苟延残喘的孑遗君士坦丁堡终于在土耳其人的猛烈炮火下被攻陷，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指挥他的士兵们在这座历史名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杀戮。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公元 532年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所建）被劫掠一空，并被穆斯林们改为清真寺，君士坦丁堡也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西欧世界完全暴露在土耳其异教徒面前，这一点令西方基督徒们深感不安。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只是靠着另一支早先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突厥人——匈牙利人的顽强抵抗，西欧才得以免遭穆斯林的蹂躏。
即使如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也曾险些被土耳其人所攻陷（ 1529年），并不止一次地受到严重威胁。到了 16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又相继征服了希腊、亚美尼亚和埃及。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从名存实亡的阿拔斯王朝那里买下了“哈里发”的称号，并得到了伊斯兰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圣旗和其他圣物，从而不仅成为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世俗领袖，而且也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在塞利姆的继承者苏里曼大帝的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气势达到了极盛状态，其版图东到波斯湾，西至匈牙利。苏里曼的大军从陆地上威胁维也纳，从海上威胁威尼斯和西班牙，并且曾一度与野心勃勃的法兰西波旁王朝结盟共同对付尾大不掉的庞然大物——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因此，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的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基督教徒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异教徒始终怀着一种惶遽不安的恐惧心理，其惊慌失措的程度并不亚于 8世纪欧洲基督徒面对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时的恐惧情绪。只是到了 17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由于内部的文化变革和经济发展，才再度改变了在伊斯兰教世界面前的被动局面。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失败，从此国力从盛转衰。与此同时，西方却日益强盛起来； 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所属的黑海北岸地区被新相争夺和蚕食的热土。俄国侵占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英国占据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意大利得到了的黎波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同盟成员国而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仅剩下土耳其本土。 1919年基马尔（一译凯末尔）发动革命，1922年废黜苏丹，次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从此以后，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倾斜，长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最后以基督教世界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俄罗斯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俄罗斯帝国的最初发源地莫斯科公国在 13世纪初只是东北欧荒原中的一块小封地， 1240年以后臣属于蒙古入侵者建屯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1480年，伊凡大帝（伊凡三世）使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而独立，并且迅速地吞并了四周那些领土远比莫斯科公国大得多的公国，如雅罗斯拉夫、特维尔和罗斯托夫，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诺夫哥罗德，使其北部疆域拓展到了巴伦支海和波罗的海，形成了俄罗斯帝国最初的雏形，伊凡大帝也因此而成为俄国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
在中世纪，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而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信仰。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东正教的中心开始北移，雄心勃勃的伊凡大帝趁机接过君士坦丁堡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徽章，并且娶了一位拜占庭王室的公主，以加强俄罗斯作为东正教中心和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正统性。 15世纪的俄罗斯人坚信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已经成为继古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后的第三罗马教会。当时的一位修士在给伊凡大帝的信中这样写道：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邪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烛照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看呀！听呀！哦，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到了伊凡大帝的孙子伊凡雷帝（伊凡四世）统治期间，俄罗斯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1547年伊凡雷帝加冕亲政，由莫斯科大公改称“沙皇”（即“恺撒”），成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公开宣称要步古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后尘建立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伊凡雷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1552年征服了东南方的喀山汗国，打开了跨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道路； 1556年又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控制了沿伏尔加河直到里海北岸的狭长通道。他还发动了与瑞典、丹麦、波兰和立陶宛等西方国家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立窝尼亚战争，并招募哥萨克人远征西伯利亚。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俄罗斯更是疯狂地进行领土扩张，17世纪上半叶占领了西伯利亚，控制了整个北亚地区，其东部边境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之后开始向南扩张，吞并了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到了 18世纪，俄罗斯加快了向西扩张的步伐，并且极力跻身于欧洲事务。
彼得大帝统治期间（ 1682— 1725年），俄罗斯努力仿效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1700— 1721年发动北方战争，战胜老对手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建立了圣彼得堡港口。在南方则与萨非王朝的波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开战，力图打开黑海的出海口。到 18世纪末，俄罗斯已经兼并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克里米亚等西方领土，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敖德萨港口，并且三次瓜分了波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从 15世纪弹丸之地的莫斯科公国发展为一个地跨亚欧两大洲的超级帝国，取得了与西欧列强平起平坐的资格。
19世纪初击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军队之后，俄罗斯更是以欧洲解放者的身份进入西方社会大家庭，具有了与欧洲另一个超级强国——英国相抗衡的政治筹码和军事实力（然而在经济实力方面则远不及后者）。在 1814—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对波兰的统治权。并且在持续了近 200年的俄土战争之后，于 19世纪下半叶决定性地战胜了奥斯曼帝国这个阻碍俄罗斯南进的夙敌，夺取了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土地。
尽管俄罗斯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一员，但是那些传统的西方国大，都永远不属于西方文化的范围。一位西方思想家这样写道：“欧洲精神确实也渗透了美国和俄国，但它们不是欧洲……俄国人在东方和他们各民族的欧亚混合起源中有自己的历史母体。在精神上，俄国人的母体是拜占庭。”在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曾秘密签订了《维也纳条约》，极力阻止俄罗斯统治波兰；在 1904— 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而与日本结盟。到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与西方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而成为直接的对手。
即使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