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世纪”的伟大成就
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
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虽然已经把罗马教会的世俗权力剥夺得所剩无几，但是基督教的精神影响无论是在天主教国家还是在新教国家的民众之中，仍然是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基督教信仰毕竟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达 1000多年，而且在中世纪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圣经》和教会所宣传的那些基本教义，如上帝创世、基督救赎、末日审判、灵魂不死等等，在西方世界中深入人心。尽管在 17世纪西欧的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中出现了—些崭新的事物，但是基督教信仰及其世界观仍然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使是那些富于怀疑精神的哲学家（如笛卡尔）和强调经验事实的科学家（如牛顿），仍然不敢（甚至也不想）触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丹皮尔指出： “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在 17世纪，西方文化中尚没有一种精神力量足以取代基督教信中迅速蔓延的宗教宽容氛围却正在催生着一种“叛逆的”新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科学理性。它在 17世纪以后逐渐生长为西方人精神世界中的新的上帝，对它的崇拜则构成了 18— 20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的主旋律。
如果说 15、16世纪是文学和艺术复兴的时代，那么 17世纪则是哲学和科学勃兴的时代。怀特海把 17世纪称为“天才世纪”，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直是依赖 17世纪的天才所提供的观念财富生活的”。17世纪的时代精神是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而经验的方法则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
正如摧毁一种虚伪的道德体系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公开地蔑视一切道德规范一样，要突破中世纪基督教繁琐陈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普遍怀疑。 17世纪的怀疑主义不同于古希腊的怀疑主义，也不同于后来休谟式的怀疑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而是要通过怀疑的手段来砸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起来的虚假世界，从而在确切的经验事实（外在经验或内在经验）和自主判断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真实的世界。就此而言，17世纪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工具性和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它的目标恰恰是要确立一个不可怀疑的真实世界。这一点无论是在培根对所谓“四假相”的批判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思想中，还是在伽利略、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体系上，均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在 17世纪的哲学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三段式（特别是经院哲学对这种演绎三段式的滥用）的怀疑使得近代经验论哲学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建立了经验归纳法，它成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重要工具。培根在其代表作《新工具》中宣称：“我要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他认为当下流行的逻辑和概念不仅无助于人们探寻真理，而且还给人类的心灵制造了种种“假相”，因此，“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摒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洗涤。”另一方面，在唯理论哲学奠基者笛卡尔那里，普遍怀疑精神构成整个哲学赖以建立的首要前提。他为自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人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在我的判断里。”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一书中，笛卡尔进一步强调：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年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笛卡尔正是从这种普遍怀疑的原则出发，根据无可怀疑的内在经验（“怀疑本身”或“自我意识”），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的整个哲学大厦。
新时代的哲学是从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开始的。黑格尔评论道：“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 ”“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起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这是“外在的”经验；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这种哲学产生于对理性自我的反省，这是“内在的”经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既无外在经验也无内在经验，只有形而上学；它既不产生实验科学，也不产生自我意识，仅仅只有空洞的形式逻辑和神秘的信仰。实验科学是婀娜多姿的，它体现着哲学的阴柔之美；自我意识是粗犷遒劲的，它体现着哲学的阳刚之美。经院哲学则是被阉割了的哲学，是无性的怪物。哲学只是从培根和笛卡尔时代才开始了“有性繁殖”，培根哲学和笛卡尔哲学的结合（按照小同方式）产生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有价值的哲学。可以说，没有培根和笛卡尔，就没有整个西方的近现代哲学。
以理性原则作为基础的普遍怀疑精神不仅是 17世纪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然）——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怀疑开始走向公开化和理直气壮，使“地心说”最终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那里得以确立；对盖仑的动、静脉血液“涨落说”的怀疑导致了哈维血液循环学说的产生；对经院哲学中的“本质”“形式”等用以说明运动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怀疑，使牛顿力学中出现了“时间”“空间”“物质”“力”等一系列描述运动的具体的经验性概念，它们成为经典力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切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建立在与抽象的玄思相对的实验基础之上。创建于 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宗旨中强调：“检验一切制度、学说、原理、假设、要素、历史和实验。对所有见解抱怀疑态度，小心地去判断它。除非经过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否则决不接受任何意见，更不去附和它。这些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都是经过真正的实验归纳而来，这类实验所得出来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这一宗旨成为当时的科学家们在探究自然奥秘时所自觉遵循的共同原则，从而使 17世纪成为一个经验主义和实验科学的时代。
怀疑的目的是为了使思想从经院哲学的种种繁琐的教条和形而上学概念中摆脱出来，以不可怀疑的经验事实作为出发点，依照理性的原则独立地得出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正确的哲学理论和科学学说。基督教的信条和经院哲学的理论、概念都是建立在超弹性的信仰和形式主义的推理之上的。与此相反，近代哲学和科学却把经验作为它们的出发点，这种经验既包括被培根和经验论哲学家们当做一切知识的来源的外在经验（对外物的感觉），也包括被唯理论哲学创始人笛卡尔当做第一哲学出发点的内在经验（对自我的反省）。在经验的基础上，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被确立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理性则被当做判断一切真假正误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理性作为确定真理可靠性的唯一准则的做法，成为 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共同特征。
除了经验的出发点以外，健全的逻辑演绎也被当做必要的方法和手段。这种逻辑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范本，以清晰明白而又切实可靠的公理、定理为前提，而且其结论应该与经验证据保持一致。经验观察与逻辑演绎这两种方法在 17— 18世纪分别被英国经验论哲学和大陆唯理论哲学所侧重，但是对于当时的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伟大的成就”与科学方法在 17世纪的结合，使近代科学得以迅猛发展。
科学理性的勃兴
威兰。杜尔指出：“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在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考虑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蒙昧状态，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与启蒙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启蒙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人们身处其中的自然界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人自身的正确认识。在中世纪，自然和人本身都被当做工具或手段，只有上帝才是目的本身。大自然被看做是一堆不值得留恋的“垃圾”，一切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彗星、地震、日月食等等——都被解释成为——上帝意志的特殊体现，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客观独立的规律和秩序。另一方面，人的理性也遭到贬抑，情感欲望更是被当做魔鬼的诱惑。在近代，对自然秩序和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 17世纪科学、哲学和 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而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才真正开始的。
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曾大大有助于在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建立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推动前进的力量。这两个观念是：一、自然秩序的观念。对于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来说，宇宙似乎充满着不规则与混乱，其实，在不规则与混乱的表象之下，自然是有其一定秩序的。二、人类天赋的观念。这种天赋最好称为“理性”，不过大多数人的“天赋”常常因为错误的传统教育而隐没不彰，恢复“天赋”之道，只要提倡健全的——即理性的——教育就在 17世纪，科学启蒙的主要内容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即摒除一切神学因素的干扰，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
从科学理性的发展史来看， 16世纪是萌芽和殉道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哥白尼和布鲁诺； 17世纪是怀疑和发展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人； 18世纪是批判和凯旋的时代，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在 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处处受到攻击，罗马教会的攻讦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新教中，哥白尼也被看做是“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路德责骂道：“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但是圣经则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加尔文以《旧约。诗篇》中的“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为根据，叫嚣道：“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这种以《圣经》作为准则来判定真理的做法，在 17世纪开始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普遍怀疑，尽管宗教信仰和种种偏见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但是科学毕竟在不公开触犯宗教信条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发展起来了。
在世俗社会方面，由于各国统治者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带来财富和增强国力，所以纷纷对科学持赞许的态度。在君主们的首肯之下，英国皇家学会于 1662年成立，法兰西学院于 1666年成立。科学家们尽量避免与宗教信仰发生正面冲突，他们把“目的”“隐质”“形式”“实在”等抽象概念留给神学，而去研究那些最具体和最琐碎的自然现象。他们避开形而上学这个中世纪的庞然怪物，埋头于经验的观察、实验和求证工作。 17世纪是科学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的时代，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席生存和发展之地，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宗教作出了一些让步。伽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在悔过书上签了字，表示放弃“日心说”，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研究“日心说”和其他科学理论。笛卡尔在用怀疑否定了一切虚妄的信条之后，又从“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引出了上帝的存在，为的是用上帝的权威来担保“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并且使物质实体（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获得对于精神实体的独立性，成为科学驰骋的王国。
了给他的整个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起点。牛顿说过：“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但是上帝并不参与和干预机械世界中的运动，他仅仅只是在最初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牛顿力学的原理运转起来。忍辱负重的结果，使得科学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到了 18世纪，羽毛丰满的科学理性开始掉过头来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复仇和清算，从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17世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人类的视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伽利略利用透镜原理制造了望远镜去观察天体，雷汶胡克则制造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则利用气压计创立了“气压随高度而递减”的原理，并且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建立了光的波动说；英国人吉尔伯特证明了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磁场，哈维则在被加尔文烧死的塞尔维特的启发下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在数学方面，苏格兰的耐普尔制定了对数，大大简化了乘、除法和求平方根的复杂过程，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用坐标曲线图来表示代数方程式，从而把自毕达哥拉斯学说以来彼此分离的代数与几何重新统一起来。不久以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又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些数学上的重大发明为 17世纪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突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疑当数牛顿，他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文学的重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作为经典力学根基的牛顿运动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此外他在光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光谱分析的基础。牛顿几乎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所有领域，他不仅发现了许多具体的自然科学规律，而且还创立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就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坚持从经验事实出发，坚决从科学研究中摒除一切玄奥的形而上学概念，如“目的”“形式”等，把最适宜于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力学原理当做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纲其他许多现象；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 ”这种从力学原理出发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做法使人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力学结构和进行机械运动的系统。在 17— 18世纪，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而成为科学家和知识阶层的普遍信念。
17世纪的科学理论虽然没有对宗教信仰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它却在宗教信仰依然浓郁的西方精神世界为自己开辟了一块绿洲。与 16世纪科学到处受到迫害和四处避难的状况不同， 17世纪的科学已经有了发表自己见解的阵地。随着科学“绿洲”的不断扩大，宗教信仰的领域日益收缩。科学不研究信仰问题，尽管科学家们都承认形而上学的崇高性和至上性，但是他们却把形而上学束之高阁。形而上学自然是根基，但它却被深埋于幽暗的地下；物理学和其他科学虽然是从根基中生长出来的，但是它们却在阳光明媚的大地上盛开着美丽的花朵。上帝属于崇高圣洁的形而上学，而 17世纪的科学家们却只对卑微渺小的自然事物感兴趣。牛顿把上帝安排在一个“太上皇”的位置上，他自己的力学原理却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宰。牛顿与上帝分了工，上帝主管世界的设计和创造，牛顿管世界的运行；上帝主宰高贵的精神，牛顿主宰低贱的物质。世界的一切和谐与美以及最高的光荣均归于上帝，但是自然界却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做着机械运动，人们高唱赞美词：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
二、自然神论
虽然在 17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宗教宽容的氛围，但是宗教信仰的影响仍然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公然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都是难以被社会所容纳的。 17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反信仰的时代；宽容的范围也仅限于不同的宗教教派之间，尚未扩及到无神论。因此，当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证明，但是却不敢否定上帝存在本身。理性在 17世纪的批判对象是基督教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它的锋芒所向是人间的教会，而不是天国的上帝。
因此，当理性在近代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特权利时，它最初采取的是一种怯生生的形式，即自然神论的形式。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同时它与宗教战争之后出现的宽容精神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也有着不解之缘。自然神论是 17、 18世纪西欧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形式，它并不反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只是对这些教义做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英国哲学家爱德华。赫伯特勋爵（1583— 1648年）被后人称为“自然神论之父”，针对当时英国及欧洲激烈的教义分歧和残酷的宗教冲突，赫伯特提出了一些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宗教原则。他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如上帝存在和应受崇拜、重视德行、忏悔罪过、死后报应等等——是上帝永久性地印在人心之上的，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这些单纯而简洁的原则是与理性相一致的。基督教作为一种“自然宗教”，其本质就在于一种道德的生活和宽容精神，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教义分歧而大动干戈。
继赫伯特之后，在英国涌现出一大批自然神论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齐林沃思、济克、托兰德、廷德尔等。不久以后，自然神论又从英国扩散到法国、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 18世纪欧洲大陆的那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辛等，也都是自然神论者。这些自然神论者们的思想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强调基督教的理性本质，提倡宗教宽容，突出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含义，以及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只需依靠自己的自然理性就可以认识基督教的真理。“当时普遍公认的是：基督教是单纯的，它的本质在于为道德提供了神圣的核准。宗教主要限于履行被视为神圣诫命的自己的道德责任……自然的人能够凭借理性而达到宗教的真理，一旦认识了这些真理，他自然就将追求善。未来的酬报与惩罚将仅仅由自己在世上的行为来决定。”
自然神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上帝变成一个理性的创世者，把一切神学教义自然神论又被称为理性主义神学。自然神论者通常把自然界与上帝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世界，虽然从理论上说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上帝创世之后就不再干涉自然界的事务。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械装置——一只放大了的表，为一位全智者所制造，制成之后他便不再干涉它的运转。”
自然神论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把上帝限制在自然界之外，把上帝置于“第一因”或“太上皇”的位置。其次，自然神论坚持认为上帝是按照一种理性原则来创造世界的，因此，“自然”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就是符合上帝“本性”的东西。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任凭世界按照理性的法则永恒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地运行下去。在自然神论者心中，“上帝”不过是“理性”的代名词，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身上，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齐一性的理性法则——普遍必然的自然规律——所取代。因此，人们只需要研究大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就可以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
17世纪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与自然神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典型地表现了 17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这种证明运用类比的原理，根据从一个精美的钟表可以推出一位手艺精湛的钟表匠的推理思路，从比钟表更要精致千百倍的大自然中推出一位理性的创造者——上帝。这样一位理性的上帝，比起中世纪基督教所宣扬的那个为所欲为的上帝来，要高明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极其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正如一位高明的钟表匠一旦制造出一个钟表之后，就不用随时不断地来调整它一样。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信仰的上帝，正是这样一位上好发条之后再也不用干预世界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就完全无须直接面对上帝，而只要面对上帝的作品——自然界本身就足够了。上帝也不再以超自然的奇迹方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中，他的身影和声音都从自然界中消隐了，仅仅让他的智慧体现在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中。牛顿说道：“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来对上帝有所认识。”最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引用了爱迪生的高高苍天，
蓝蓝太空，
群星灿烂，
宣布它们本源所在：
就算全都围绕着黑暗的天球
静肃地旋转，
那又有何妨？
就算在它们的发光的天球之间，
既找不到真正的人语，也找不到声音，
那又有何妨？
在理性的耳中，
它们发出光荣的声音，
它们永久歌唱：
“我等乃造物所生”。
在自然神论中，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这个威严无比的傀儡高居于自然界之上，监视着自然界的运动。然而，世界真正服从的并非这个形同虚设的傀儡本身，而是从这个傀儡的眼睛里发出来的理性之光。
在 17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到足以与宗教信仰相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入了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来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于是，我们在自然神论那里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对立：一方面是丰富具体的自然界，另一方气宇轩昂，信仰就越是形态猥琐。上帝的内容既然已经被自然所蚕食殆尽，他不得不最终化解于自然之中。因此，在稍后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中，上帝就被等同于自然本身了。而到了 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者那里，这个无处栖身的上帝终于被羽毛丰满的理性送上了断头台。
三、古典主义
如果说英国和荷兰在 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领域独领风骚的话，那么法国则代表着 17世纪文学艺术的新潮流，并且从 17世纪开始一直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时髦风尚的开创者。在 16世纪，当有教养的拉丁世界被裹挟进文艺复兴运动、愚钝的土耳曼世界被席卷入宗教改革运动时，作为这两个世界结合部的法兰西只是在南北两个热闹纷呈的文化舞台中间扮演了一个安安静静的观众。 16世纪的法国人对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热衷于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到了 17世纪，法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也由一名默默无闻的观众迅速地成长为令整个欧洲瞩目的主角。
在路易十四时代（ 1643— 1715年在位）来临之前，法兰西民族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人眼中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而已。在 15、16世纪，一切高雅的东西，如诗歌、绘画、哲学、雄辩术等等，似乎都是意大利人的专利，与法国人无缘。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来临却如同灿烂的日出一样，一下子就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形象。伏尔泰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成就推崇备至，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前三个时代分别是从伯里克利到亚历山大的希腊文化、恺撒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而且是这四者中最崇高伟大的一个时代。这位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成就赞美道：
“从黎世留红衣主教统治的后期起，一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后的几年止，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文化技艺、智能、风尚，正如我国的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至还不局限于法国的范围之内，它扩展到英国，激起这个才智横溢、大胆无畏的国家当时正需要的竞争热情。它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把科学传入俄国。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不仅以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商主义而著称，同时也因为文化上的古典主义而名噪欧洲。当意大利、德意志等 16世纪的文化弄潮儿在显示了自己的辉煌之后逐渐走向消沉的时候，法兰西在 17世纪却跃升为欧洲文化天穹上的一颗最明亮的星辰。 17世纪的法国人在言行方面处处都显示出自己是全欧洲最有教养的民族，法兰西人的优雅风格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君主，路易十四绝非一个粗野的暴君，他的言谈举止庄重典雅，见了宫廷女仆都要脱帽致敬，为所有宫廷贵族作出了表率。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人物是在重礼节、尚优雅的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丹纳指出：“这些显贵人物品性高尚，珍视荣誉，他们常常为了责任和尊严而不惜放弃性命，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这种上流社会的高雅风尚对于法国一般民众的文明教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文学家戈里埃曾说，当时一个贵族的贴身女仆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比近代的学士还要丰富。这话或许有几分夸张，但是由此也足见当时法国人的文化素质确实高于整个欧洲的一般水平。丹纳认为 17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全欧洲人一套文明的行为方式：
那时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播出去的。一个野蛮的莫斯科人，一个蠢笨的德国人，一个拘谨的英国人，一个北方的蛮子或半蛮子，等到放下酒杯、烟斗，脱下皮袄，离开他只会打猎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时候，就是到我们的客厅和书本中来学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
路易十四时代的这种源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崇高典雅的行为风尚，促进了 17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优美的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第二次复兴高潮。它所推崇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和谐、匀称、明晰、严谨、庄重、雄伟，强调形式规范、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等等，都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风格的一种理想化的阐释和发挥。这种古典主义虽然从源头上来说并非萌发于法兰西（ 14—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做近代古典主义之滥觞），但是它却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达到了最光辉的顶峰。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精英，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普桑等等，都是古典主义原则的奠基者和捍卫者。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尽管在局部上仍然保留着一些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刻板化的倾向（如古典主义悲剧中的三一律等），但是整个基调却是理性主义的。
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与 17世纪西欧社会盛行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思想上的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古典主义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雍容华贵的气息，它推崇高雅，赞颂荣誉，在形式上类似于哥特式艺术的精雕细镂，然而在古典主义的祭坛上供奉的不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衣冠楚楚的王公贵族。古典主义的最完美的艺术形式是悲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高乃依的《熙德》
《贺拉斯》和拉辛的《安德洛玛刻》等。这些悲剧作品中充满了崇高典雅的理性精神和行为风范，它回避一切粗俗的东西，用荣誉和责任来抵制欲望和爱情，用理性来驾驭情感：悲剧的主题通常都是民族（或家族）大义与个人情欲之间的冲突，为了家族的名誉和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爱情和生命。例如在《熙德》中，主人公罗狄克为了家族的尊严宁愿牺牲对施曼娜的爱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我的荣誉，我必须竭力抑制爱情。 ”《安德洛玛刻》中，安德洛玛刻为了保全赫克托耳的遗孤和重建特涪伊城邦的大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古典主义讲究优美的仪表和矫饰的举止，剧中主人公（通常都是贵族）高傲而有礼貌，不仅在活着的时候风流倜傥、彬彬有礼，而且在临死时也表现得潇洒自如、气度非凡。在高乃依和拉辛等古典主义悲剧家的剧作中，理性是不可动摇的绝对原则，它相当于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上帝。在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一书本原则。布瓦洛强调：“要爱理性：愿你的写作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永远要使良知和韵律符合一致。”布瓦洛还规定了古典主义悲剧的基本规律——三一律：“舞台表演自始至终只能有一个情节，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
这种片面崇尚理性、讲究人性尊严的文化精神尽管是对人类正常情感的一种无情扼杀，但是它更是对中世纪反理性的信仰精神和一味强调神性尊严的文化传统的一种坚决反叛。在这种以复古面目出现的矫揉造作的理性主义中，孕育了近代的启蒙思潮。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伏尔泰对天上地下的什么东西都不尊重，把一切传统都打翻在地，但是他却严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这位启蒙运动的领袖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但是他却对路易十四时代推崇备至。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恰恰表明，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主义与 l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理性精神。
四、人性的觉醒
人们通常把 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看做是人性觉醒的标志，事实上，真正人性觉醒的时代是在 17世纪。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其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他对周围环境以及自己所处地位的认识。只有清醒地认识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觉醒。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者都盲目地崇拜古人，对于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就此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只是试图从一种理想化的复古情结中去寻找慰藉苦难现实的希望，他们既不能清醒地认识自然，也不能正确地了解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艺术家与中世纪的人们一样迷信，一样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文艺复兴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性的觉醒，然而人的本质却是理性，而理性的启蒙只有当科学使人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时才成为可能。
但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毕竟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生活和肉体欲望的看法，现实世界不再像中世纪基督教会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罪孽，它是美丽的和充满诱惑的；而满足肉体的欲望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无的科学发现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但是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或许还要更加明显一些。对于 17世纪甚至 18世纪的老百姓来说，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显然过于深奥，“日心说”远远不如“地心说”那样符合常识（人们常说太阳升起来了或者太阳落下去了，而不说地球转过来了）。但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却是脍炙人口的，拉伯雷的《巨人传》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如此；拉斐尔和波提切利的绘画虽然充满了富贵气息，然而即使一个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人间生活的欢乐。因此，当 17、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来进行理性的启蒙时，一般社会民众却是通过文学艺术等感性形式的教化来实现观念变革的。
17世纪的文学艺术明显地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风格，无论是古典主义悲剧还是巴洛克艺术，都充满了对人间生活和人性力量的赞美。布瓦洛规定，史诗只能取材于古代传说，悲剧则应该尽可能地“逼真”，因此，《圣经》故事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怪诞诡异的情节都被排除在古典主义史诗和悲剧的题材范围之外。巴洛克式的建筑，如意大利圣彼得广场与精美绝伦的大柱廊、法国凡尔赛宫外精雕细琢的对称性圆柱与卢浮宫气势磅礴的两翼建筑，尽管充满了豪华、浮夸的矫揉风格，但是却体现了一种古堡式的壮美，以其富丽堂皇的人间乐趣而与哥特式建筑的诡异神秘的天国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巴洛克绘画艺术中，同样洋溢着一种华贵艳丽甚至放荡不羁的世俗气息。在鲁本斯的《劫夺柳西帕斯的女儿》《三美神》《银河的起源》等作品中，裸体的希腊女神充满了肉欲色彩，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渗透着一种享乐主义的人间理想。即使是取材于基督教故事的《圣徒与圣母子》，画中人物丰腴的肉体和欢愉的神情也与中世纪宗教画中干瘪枯槁的人物造型、阴凄悲切的痛苦表情有着天壤之别。巴洛克艺术固然充满了矫揉造作的贵族格调，但是这种阳春白雪的格调仍然是一种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东西。
17世纪西欧各国流行的轻松诙谐的民间文学更是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由于 17世纪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成为精通文墨的平民百姓的阅读对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吝啬鬼》继承了拉伯雷嬉笑怒骂路历程》中以寓言的形式嘲讽了贵族阶层的荒淫、贪婪，开创了一种清新简洁的英文散文风格。18世纪初期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更是以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把现实与理想结合起来，既讴歌了人间生活的美好理想，也针砭了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现使人类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使教会大为恼火，是因为它违背了《圣经》中的信条。根据《圣经》的说法，人是上帝最宠爱的生灵，因此上帝让人居住在宇宙中心，让其他星球都围绕人所居住的地球转动。“地心说”虽然并非基督教首创，但是它却与《圣经》里上帝创世的故事相吻合，所以它在中世纪被奉为不可亵渎的权威理论。哥白尼的“日心说”亵渎了教会的权威，同时它也动摇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极大地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后来当达尔文提出高贵文雅的人类是由丑陋不堪的猴子进化而来的学说时，人类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变得日益强大，因此它又反过来加强了人类的优越感。人们的宗教优越感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表明人并非像《圣经》和教会所说的那样受到上帝的偏爱。但是相应地，人们的理性优越感却在迅速地上升，科学的力量使人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人被上帝抛弃了，然而人却日益成为上帝。 17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家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借天使米迦勒之口对即将被逐出乐园的夏娃说道：
“不要悲伤，夏娃，对于你会失去的东西，要忍心舍弃；不要为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过分留恋；你这一去并不孤单，和你同去的还有你的丈夫，你当跟从他。要把他所住的地方，看做你自己的故乡。”
对于米迦勒的劝告，亚当回答道：
“我服从你天人的手，尽管很严厉，要从苦难得来胜利的武器，挺起我裸露载而归；此外再有所求，便是愚妄。”
黑格尔后来在解释失乐园故事的深刻寓意时说道： “‘知识’就是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这种‘堕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精神’历史——因为那种天真的状态、乐园的生活状态，乃是禽兽的生活状态，‘天堂’是禽兽、不是人类能逗留的园圃……所以这种‘堕落’乃是永恒的‘人类神话’ ——事实上，人类就靠这种过渡而成为人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正是在失去了上帝的特殊恩宠之后才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才开始通过“知识”和“理性”将自己提升到自然和自身的主宰地位。而早在 16世纪，培根就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豪迈口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更是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人类是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到 17世纪末，这种对人的理性和力量的自信更斟为科学的进步而大大地加强，上帝的恩赐虽然削弱了，但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却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了全新的看法。而且 17世纪的欧洲已经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贫穷的痼疾，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面前，殖民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世界新主人的兴奋感和狂妄感。
自满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理由。鞑靼人已被拘束在亚洲地界，土耳其人也渐渐不成威胁。彗星让哈雷杀掉了尊严；至于地震，地震虽然仍旧令人恐惧，可是有趣得很，科学家对它简直谈不上遗憾。西欧人急速地富足起来，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主子：他们征服了北美和南美，他们在非洲和印度势力浩大；在中国，受尊敬，在日本，人惧怕。所有这种种再加上科学的辉煌胜利，无怪 17世纪的人感觉自己并非在礼拜日还自称的可悲罪人，而是十足的好样人物。
科学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两个重要信念，即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前者是 17世纪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产物，后者是 17世纪哲学尤其是笛卡尔唯理论的界里深深地扎下根。在 18世纪启蒙主义者那里，这两个信念发展出新形式：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社会秩序，引申出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党派都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自然法学派和启蒙主义者们称之为“社会契约”；从天赋观念中衍生出天赋人权，这些权利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包括平等、自由、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不可让渡”的权利，它们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都得以表述，并被西方国家普遍地当做立法的基本原则，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再一次重申了这些权利。
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这两种信念的结合，使人类确立起对进步和幸福的信心。人们抛弃了中世纪神学所宣扬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赎罪和受苦受难的思想，开始理直气壮和全心全意地追求现世幸福。与基督教所表述的那种道德退化论的观点相反，科学理性发展了一种文明进化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坚信人类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一个快乐而完美的人间乐园。总之，科学理性使人们在 17世纪以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充满了雄心勃勃的自豪感和扬眉吐气的欢愉，至于科学理性的滥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主要是生态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则要到 20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五、法国启蒙运动
法国启蒙运动是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派反动邪恶势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西方后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也迅速展开。法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
“启蒙思想家”是一些革命式的人物。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所谓权威，大力揭批唯心主义宗教社会的欺骗，讥讽那些不劳而获“过着大脚生活”丑恶世袭文化的人（ 14世纪法国上层社会盛行穿大鞋，越富足贵族鞋子越大，有的垫草后长达半米）。他们首先对法国当时存在的旧生产关系，以及宗教派别观、自然观、价值观、道德观、社会现状、社会制度等，都做了无情的批判。他们受前辈英国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影响，多数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点。培根一生写过很多书，主要有《学术的进步》《新工具》《科学价值的增长》等。
伏尔泰（ 1694— 1778年），他被后人尊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一个法院公证人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他天资聪慧，从小就热爱文学， 3岁能背诵文学名著， 10岁上中学， 12岁能作诗。中学毕业后，他迫于父命曾进入一所法科学校学习。但他立志当文学家，后来便成为一名无业文人。以后，他成为一位多产的作家、剧作家、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宣传家。
法国启蒙运动倡导人伏尔泰的故居
伏尔泰原名叫弗朗梭阿。马利。阿鲁埃。他自小目睹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和腐败，即在幼小心灵中埋下了反封建的种子。成年后，步入文坛，他的作品和演说以尖刻和激昂的反封建制度和反教会思想而著称。人们评说伏尔泰的思想之快和语言之炽热，犹如闪电和天火。他的早期作品辛辣地讽刺了王室和贵族关押了 11个月。在狱中，他首次以“伏尔泰”为笔名创作了悲剧《俄狄浦斯王》。
出狱后，该剧的公演使他一举成名。他还以史诗《同盟》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 1726年，伏尔泰因遭诬告再次入狱，获释后被逐出法国，从此开始了他大半生流离失所的革命历程。
他前往英国，考察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深入研究洛克的哲学著作和牛顿的科学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3年后他回到巴黎，积极开展启蒙宣传。他先后创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特》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查伊尔》。1734年，他的第一部哲学名著《哲学通信》（又称《英国通讯》）出版，首次系统地向法国人民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哲学、文学、科学和宗教的状况。该书一出版，就像“投向旧制度的一颗炸弹”，立即被当局查禁并当众焚毁，伏尔泰也被迫离开巴黎。此后，伏尔泰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活动，在哲学、科学和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出版了史学名著《路易十四时代》，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实行开明君主制度的政治主张。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佛尔纳定居下来。此后，他继续写作，发表了哲学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名著。此后，各地群众自发到佛尔纳“朝圣”，人们纷纷捐款，找最优秀的雕塑家为伏尔泰塑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
随着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伏尔泰的声望越来越高。1778年 2月，这位 84岁的启蒙泰斗重返阔别多年的巴黎，公众对他的欢呼致敬远远超过对帝王形式上的礼遇，伏尔泰被巴黎人民作为伟人迎进了巴黎。当时巴黎全城轰动，巴黎剧院首演他新写的悲剧《伊兰纳》，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他的大理石半身像，并为它举行了加桂冠仪式。这一年 5月 30日，他在佛尔纳因病与世长辞。伏尔泰死后，先是葬于香槟省一个小礼拜堂内； 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巴黎著名的先贤祠重新安葬，当时他的柩车（灵柩车）上写着这样的句子“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伏尔泰创作了许多著作，他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迷信，宣扬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主张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思想核心是自由与平等，这对当时的封的开明君主制度，这个制度有着言论自由、人身（权）不可侵犯，等等。伏尔泰反对天主教会，谴责或抨击那些教士的贪婪和愚民学说，称教士是“恶棍”，教皇是“禽兽”，要“粉碎这个邪恶势力”。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当时众多的思想家中，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著述恢宏，在戏剧、诗歌、小说、政论、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均有卓越贡献。他一生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伏尔泰的作品文笔犀利，妙语连珠，人们争相传诵，各国反动派千方百计加以查禁也无济于事。虽然他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专制王权，希望避免革命，主张温和改革，是启蒙思想家的右翼，但最终还是以其思想启迪民众的心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让。雅克。卢梭
最激进的、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要数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代言人让。雅克。卢梭（1712— 1778年）。卢梭出身于日内瓦（瑞士名表故乡）一个钟表匠家庭，青年时长期过着贫苦流浪生活。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即原始时代本来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卢梭的思想核心是主张平等，但他并不主张回到原始社会里去，他是要求均衡贫富，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卢梭的学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具有革命的动因。他的观点比较容易被当时各阶层所认同，以至于以后对工农大众革命、对大资产阶级开明进步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卢梭在 1761— 1762年间，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绮丝》等。
卢梭当时提出了“公意”概念，“公意”是集道德与政治于一体的公共利益意志。“公意”是法律与主权的来源，“公意”的公共利益性是建立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如果个体意志之间的碰撞使建立社会成为必要，那么，个体意志之间的一致则使建立社会成为现实可能。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主权者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平等权利丧失的社会不是公意社会，不合理。一个社会契约并没有真的否弃个人，只是做了有利的交换。这种交换在于获得一种稳固的生存，从而代替了生活在以前政治状态中不确定的生活方式；现在是道德自由代替了自然的独立。为了使公意真正成为公意，它就必须独立于任一个体意志，必须另有一个独立存在，这个存在就是“公共的善”，是不断文明化的美德。
孟德斯鸠
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这个出身于“穿袍家族”的波尔多市最高法院院长，写了一本讽刺专制制度的书《波斯人的书信》。他告诫国王：“如果君主不能给自己的臣民创造幸福的生活，反而想压迫和毁灭他们，那么，服从的理由就没有了。 ”孟德斯鸠的思想着重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用三十年时间写了《法的精神》一书，提出了意在确保自由的三权分立制，即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他的学说是仿英国君主立宪制，目的是限制王权，他的主张与伏尔泰比较吻合。
狄德罗、魁奈、梅叶
启蒙运动中还有一些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像狄德罗、魁奈、梅叶。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的主编，他大量吸收和传播当时哲学家们的新思想，许多观点尖锐地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是“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人物。
魁奈是“重农学派”，认为一国财富的主要基础是土地和农业，要繁荣就得改革农业。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要“听其自然，听其自为”。他的经济学反映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愿望。
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是梅叶，他是乡村教师，他反对领主和教会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因而遭到迫害。他死后 30年，才出版了其遗作《遗书》，这部著作宣传了唯物论和无神论，并向上帝、国王和富人宣战。他号召农民起来向暴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扩展
代表人物：康德。康德是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著有《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对启蒙运动作了经典的总结。
启蒙思想家们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法国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还陆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着封建统治。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思想原则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启蒙思想家们的许多著作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激励着那里的仁人志士为改造旧社会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