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
封建制与庄园经济
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庄园。而庄园是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的一种，所以确切地说中世纪欧洲经济体系属于庄园经济。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其实源自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公元 4— 8世纪之后，东边过来的蛮族军事集团完全取代罗马帝国旧部，成为整个西部欧洲的统治阶层。他们起先属于游牧部落，在攻击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适合于新的领土，而新的领土上，原先已经存在的罗马帝国奴隶制庄园和农业生产供应下的奴隶制城堡、城镇，其生产能力之高、生活条件之舒适，和城堡在战争中的作用也使他们意识到这两者是战斗中的重要军事建筑，同时也是统治被征服地区的良好工具。统治者可以住在防卫森严的城堡里，被征服地区的人则多被赶到附近的庄园里做工，在和平时期他们是农业生产者，战争时期则被抽出来武装成士兵派往战场。因此，罗马的奴隶制庄园经济得以大部分保留。高层军事领袖分封手下的人成为某地区的管理者，这个人也就同时成为这里的庄园主和城堡主，他在城堡处理军事和行政事务，在庄园组织农业生产活动。
封建社会的金字架式等级结构
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庄园，就庄园土地成分而言，大致上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领主的私有地。第二，农民的份地。第三，供放牧的草地。第四，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就庄园的建筑而言，则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位于高处，豪华的庄园主住所，但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城堡。
第二，简陋的农民茅舍。
第三，公共设施，包括教堂、水磨房（庄园主所有）和手工业者的库房。
庄园内有一切日常生活的设施，从根本上而言，庄园作为集体耕作，无人可以单独拥有耕地和耕地所需的动物和工具。
庄园内的公共设施很多，包括庄园主的私地在内，作为隶农的劳役，且具有优先权。
封建庄园经济的特点就是：封建主拥有庄园，在庄园中使用农奴（无人身自由，终身及自己的后代都属于封建主，以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公元 4— 8世纪蛮族入侵时期战俘后代为主要来源）、雇佣自由农民（由破产的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和破产市民等组成，庄园主雇佣其进行耕作，或者直接把农业用地分割出一部分来租给他们经营农业）进行农业劳动，生产上自给自足。由于中世纪欧洲战乱频繁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生产技术改造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等地区，生产力也就显得低下。
同时庄园收成分配上，农奴劳动完全上缴给主人，主人仅提供给农奴维持生存的必需物品和粮食；雇佣农民的收成则至少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达到 8成要交给封建主，一般长期采用上缴农产品的实物地租，在公元 15世纪前后因对金银的需求量加大，慢慢向货币地租转变。封建主获得地租后，用实物形式向上一级封建主（比如骑士向封自己为骑士的男爵或伯爵，有时甚至是国王本人）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对上级的回报。该收成比例并不统一确定，上一级封建主自己规定，一般是一成到三成。同时，封建主也要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按《圣经》规定的比例）交纳给天主教会，这就是天主教著名的“什一税”。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农奴不用交纳“什一税”，因为他们的主人代替他们交纳了。但雇佣农民在交纳完给封建主的实物地租后，要从剩余部分中交纳十分之一给教会，因为封建主只收取了他们租地耕种的费用，而没代替他们交纳该税务。
欧洲的庄园在历史上长期保留着农奴这一奴隶社会的残余生产力形态，而同是中古时代，我国的大地主庄园在 200年左右东汉灭亡前后就基本消除了农奴形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大致是同西欧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只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急剧发展和渗入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农奴制开始瓦解，封建庄园制趋于衰落。在生产力恢复发展基础上，公元 11世纪后，城市逐渐复兴。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是西欧又一经济特点。
中世纪初期的欧洲，罗马时代的庄园因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破坏，多已衰败，有的已经成为废墟，在经济上与农村无甚差别。公元 10至 11世纪的欧洲，随着铁犁等先进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了方便购买原料，组织生产和销售产品，手工业者和商人自发地聚集到港湾、河口、城堡、寺院、交通枢纽和行政中心附近，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一些封建领主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参与中世纪城市的复兴活动，或同意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城市。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一般都兴起于国王或教俗封建主的领地上，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庄园那样对待城市，行使其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本意良好的封建领主也不会管理商人的事务，因为封建法律和习惯法并不了解商业问题。何况封建领主极可能借口提供保护而进行勒索。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商业习惯法，以处理货币与货币交换、债务与破产、契约等事务，所以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即希望自己管理他们的城市。由此产生城市与封建主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有时非常尖锐，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如法国的琅城。但一般多是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从国王或封建主那里取得特许状，从而拥有自治权。每个城市都是一个集体，市民并不拥有个人的权利。这些特许权大致包括人身自由，市民不能成为农奴，农奴到城市一年零一天即为自由人，司法、财政独立等。一些城市市长由国王委任，有不完全的自治权。还有一些城市有市议会，可选举市长或市政官，拥有完全的自治权。更有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则成为城市共和国。当然，也有一些小城市依旧服从封建主管辖。一般来说，到中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摆脱了封建束缚。
国王在名义上是城市的所有者，城市市民中不乏逃亡的农奴，市民必须照章城市的兴起是中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对欧洲文明有重大影响：
（1）城市的兴起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新的等级——市民阶级，推动着社会变化。
（2）城市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旧的自然经济的领地庄园制度瓦解，使农奴变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佃农。（3）城市与王权结盟，促使王权加强；市民阶级参与政治，也促进了议会制度的出现。（4）随着城市的出现，产生了市民日常需要的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对西欧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时期。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制，它由“宗主”（Suzerain）或“领主”（Lord）与“封臣”（Vassal）之间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的这种封建关系中，国王名义上拥有封邑的所有权，封臣只具有租借权，但是实际上封臣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作为这个封建关系金字塔的地基而支撑着整个塔身的，就是封邑中的农奴。
修道院经济
随着基督教在中世纪成为整个西欧社会唯一的宗教信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教会从穷苦人的精神抚慰所变成了最富裕的庄园主。到了 10世纪，修道院已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欧经济的命脉。
基督教隐修制度相传始于公元 3、4世纪间，首倡者为埃及的安东尼（约251— 356年）。中世纪初期盛行于欧洲、北非和西亚等地。隐修以苦身修行为志，脱离世俗生活，实行独居隐修或组成隐修院集体隐修，男女分隔，不相混杂。 6世纪创立的本笃会为西部教会修院制的模式。公元 10世纪兴起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初期努力整饬和加强日趋涣敝腐败的修院制，后期则强调教皇权力至上。
公元 12世纪的托钵修会不置恒产，修士不集中在隐修院，而是以到处游乞为生。
的会规，并在各处设立分支组织，控制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的甚至在教皇分派下主持异端裁判所。
东部教会中相传较完善的修院会规为大巴西勒（ Basilius Magnus，约 330— 379年）最早制订。东部修会比之分门别派的西部修会，可算单一，但整个拜占庭境内到处能见到这种修会。有些隐修院有大量资财，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物资料，对欧洲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同样，西部的修院制度对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世界从混乱中恢复社会秩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威尔斯在谈到一生建造了两所隐修院的卡西奥多鲁斯（Cajsiodorus，约 185— 580年）时指出：“显然他被教育的普遍腐败和世界一切学问及古代文学可能丧失的现象所感动。从一开始他就指导他的同人弟兄从事于保存和恢复这些东西，他收集了古代遗稿，把它们抄录下来。他制造日规、水钟以及其他类似的器具，可以说是乌云密布之中的实验科学最后放射的一点光明。他撰写哥特诸王的历史，更有意义的是他有时代的需要感，他写了有关文艺的一系列学校课本和一本语法。”卡西奥多鲁斯将文法、修辞和逻辑这“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指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合成“七种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并使之成为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也正是这位卡西奥多鲁斯修道士保存和维持了古代学术文化，使这种制度对日后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更有重要影响。
9世纪初在加洛林王朝的鼓励下，教会逐渐兴办大学，开始了高等教育，并且从教会修院中发展出了“经院主义”。西方史学中所谓的“经院主义”
（Scholasticism），即指包括“经院哲学”和神学思辨在内的认识方法或学术传统，而我们今天讲的经院哲学，是指在天主教经院（ Schola）中讲授的官方哲学，常用来称西欧中世纪主要的哲学思想。
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状况
中世纪的庄园生活并不像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们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田园诗着担忧，拥有吃不尽的粮食、肉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十分糟糕。
现代科学家们通过对中世纪人的骨骼进行研究，估算出整个封建时代人们最长的平均寿命不过 42岁，而在此期间的某些阶段，如黑暗时代的末期，人们的平均寿命甚至还不足 30岁。
二、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格局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在其领土上建立了几个国家。其中的法兰克王国，发展为西欧一个大国。查理的子孙却庸碌无能，相互倾轧，让查理于 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帝国陷入混乱。 843年，他们将帝国一分为三，后来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封建国家。公元 5世纪中期，在日耳曼人的迁徙浪潮中，某些部落进入不列颠，建立了一些小国，经长期兼并于公元 9世纪早期形成统一的英吉列王国。但是直到公元 15世纪，英国和法国才通过强化王权、剪除大封建主势力的措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东法兰克却成为了德意志王国，国王奥托一世在教皇的支持下，在公元 10世纪建立了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由于皇帝权力受封建主和教皇的掣肘，直到公元 19世纪中期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意大利的情况与德意志基本相当，长期处于封建分裂状态中。
西欧形成这样的封建社会，它也具有了自己的重要特点。
首先，神学政治理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它是基督教神学在政治上的表现，并形成以《圣经》为信仰的绝对权威和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基督教会在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决定了神学政治理论的统治地位。
其次，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是政治理论的中心内容。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及其力量的相互消长贯穿于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两种理论的斗争贯穿于西欧封建社会，成为政治中心内容。
再次，神学异端是反对教会统治的基本形式。“异端”一词出自希腊文，原自主活动，后来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发展起来，被教会视为叛教的异端。它之所以成为西欧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因为基督教神学的统治地位。当时一切政治思想都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都以神学异端形式为表现。
分裂的查理曼帝国
三、十字军东征
自从 1071年耶路撒冷落入凶悍的塞尔柱突厥人之手以后，西方基督徒的朝觐活动不得不中止，圣地也遭到异教徒的破坏和亵渎。格利哥里七世在位时（1073— 1085年）就曾经策划组织十字军东征之事，乌尔班二世任教皇时开始付诸实施。首批十字军于 1096年在“穷汉”瓦尔特和“隐士”彼得的率领下从法在 1099年 7月 15日攻占耶路撒冷。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穆斯林又开始威胁和逐渐蚕食西方人设在东方的那些据点和公国。于是，基督教世界又组织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对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 200年间，整个社会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贵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东征，军费固然很庞大，但支持或发起东征的贵族自然要将不少田产卖出，地主阶层便渐渐兴起。那些东征的贵族及武士有很多永远回不来了，于是他们原本统治的农庄便荒废或落入其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东征将不少欧洲的精壮分子从农业生产中抽掉，很多的农地便无人耕种，欧洲的经济架构被迫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其实打通了欧洲与地中海一带的贸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发达起来：为了应付贸易，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城市的人口暴涨，而在农村留下来耕作的人口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贵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时，商人却暴富起来，在这对比下，贵族的地位便渐渐给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了。贵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兴起及商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这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体，他们可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属任何一处地方，也不会像以往一样，思想行为受所属之地控制。这样一来，自由思想便开始出现，对教会或封建社会的传统开始发出疑问和挑战。
不过，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欧洲人精神上的冲击。东征带来文化上的接触，以往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及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非常陌生，但在东征时，初期教会很多的文献开始流入欧洲，东方教会的属灵模式也开始受注意。突然间，信徒开始体会到，西方教会的传统不是唯一更不是绝对正确的传统，于是对西方教会的信仰表达、敬拜及属灵模式作出批判。同时，以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的文献，此时再被发现，流入欧洲，对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西方教会再不能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而要设法消化这些新涌入的思想，将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体系中。于是，教会的思想需要变化。
只要教会采取适当的态度，思想的冲击本来是好的。但不幸的是，教会却因多东征回来的人都心灰意冷，对教会失去了信心，更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带了诺斯底派的信仰回来，对于肉体特别厌恶，他们组织起来，称自己为“清洁派”，主张以苦行清除罪孽。教会起初想尽办法要将这派的人引领回教会的正统信仰，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派的人数日渐增多，其他的异端也同时多起来，有鉴于此，教会组织异端裁判所，四处搜捕异端的可疑者。异端裁判所的权力越大，他们对信徒造成的伤害也越大，不少无辜的信徒被施以酷刑，很多惨无人道及黑暗的事都与异端裁判所有关。不止这样，教会的信仰也因此越来越狭窄，更难在思想冲击下，对自己的情况作出反省和批判。这实在是最可惜的，因为缺乏反省和自我批判，教会便越来越僵化，更不能将本身的错误、偏见、执迷及败坏纠正过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开始形成，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中，自由思想渐渐蓬勃，但教会的思想却因为过分的自我防卫，而越来越狭窄、封闭，这样便使更多的人对教会失去信心。
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教会本身的腐败是主因。为了东征，教会不负责任地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十字军，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以后使自己的信用大有问题。再者，为了支付东征的庞大的费用支出，教会的资源耗用了不少，教会的经济也因此陷入拮据的状态。如何补充资源？教会开始售卖圣职，而买得圣职的人也尽量利用圣职发财，于是贪污舞弊丛生，更有利用信徒的迷信诈骗钱财的。教皇不单如此，更于主后 1300年利用赎罪开创谋利的途径。教皇本里非第八宣布主后 1300年为禧年，大凡到罗马朝圣的人便可将一切受洗以后所犯的罪一笔勾销。此宣告一出，立刻有 20万人涌到罗马，而大量的金钱也同时涌入教皇的仓廪。自此以后，继任本里非的教皇便宣布每 50年为一禧年，随后更减为每 25年为一禧年。更厉害的是，他们宣告凡未能亲身到罗马朝圣的，可用金钱代替。赎罪券的观念便是这样形成的。意思是说，信徒可用金钱，向教会申请免去因犯罪所应受的纪律处分，由教会发出赎罪证明。原来教会一直以来纪律甚严，信徒犯罪不单要向神认罪悔改，为了表示真心悔过，更要在教会的指导操练中种种严厉的纪律，并不是赎罪券本身可以赦罪。但很多愚昧的信徒便误以为赎罪券真有赦罪的功效，赎罪券一出，人对神审判的畏惧便大大减低。一些本来道德生活败坏的人便可以安枕无忧地去放纵了。
不单如此，赎罪券也成为一种商品，主教们更争相标购发行赎罪券的权力，谁向教皇出价越高，谁便可在那教区发行。为了投标，不少大主教及主教便向银行贷款，而日后为了偿还债款，便更大力鼓吹信徒购买赎罪券，整个教会的属灵生命，真是落到很可怜的光景。
在这种灵性、道德衰落的情况下，不少忠心的仆人屡次企图改革教会，但他们每一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有些更招致杀身之祸。然而感谢神，他在主后 1517年兴起马丁路德，针对罗马天主教败坏的核心一矢中的，因而牵动起改革的巨潮，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改教运动。
“阿维农之囚”与罗马教会的衰落
1302年，雄心勃勃的法王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第一次三级会议，反对罗马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并推选出法国波尔多大主教继任教皇，即克雷芒五世，并且把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的飞地阿维农，置于法王的控制之下。从此开始了长达 70余年之久的“阿维农之囚”时期（1305— 1377年）。
1378年，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重新组建枢机主教团，与阿维农的教廷相抗衡。于是，继“阿维农之囚”以后又出现了 40年之久的“西方教会大分裂”，这种分裂的局面直到 1417年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