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百姓和网民心中的英雄与青天，他也是知识精英与媒体眼中的酷吏与霸王。
他曾经是一个出身贫苦的文学青年，如今却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从沭阳到昆明，十年来一直以激情铁腕手段推动改革的他，何以能屡踩红线而步步高升？
他是中国现行官场游戏规则下的破坏者，他更是力主政府改革的捍卫者。
他的名字叫仇和。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曾任昆明市委书记。
他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世人所熟悉的称呼，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他注定是中国当下改革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他是这个社会的幸运者，也是官场的孤独者。
连他自己都说：许多人关注我，实际上在关注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
他还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
他的政治头脑如此清醒坚定，却又如此困惑纠结。
他的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中国式改革的密码？
改革从反腐开刀
事隔十二年后，沭阳这个苏北的小城，再次以负面新闻的方式，以仇和式的执政遗产，回到了公众久违的视野中。这一次，依然争议不断。
不管沭阳人愿不愿意，也不管那时已经贵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愿不愿意，这个小城现在的一举一动，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仇和的烙印，他们彼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010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新闻1 1》以“沭阳全民招商十二年，多项目荒废闲置土地千亩”为题，把目光再次锁定了这个仇和已经离开十年的苏北小城沭阳。主持人开门见山的批评道：
如果招商不力，不管你干的是哪一行，不管你的本职工作是不是招商，你的官职前面都有可能加上“代理”二字，如果再给你一年半载的“通融时间”，你的招商工作还是没有起色的话，那对不起，等待你的就有可能是降职，甚至是免职了。这究竟是怎么一个招商法呢？
层层传递压力，实际上县里面，包括县领导实际上都有一定的招商引资的任务，各个乡镇在它的系统内就可以分到村居，村委会和居委会。教育局分下去，也分到各个村管的小学。全部是层层压力传递下来之后，每个人身上全员参与，这个全员实际上就是指财政供养人口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基本上都参与。
意味深长的是，在主持人白岩松全面批评了沭阳招商的情况下，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画外音：
最近两天，当江苏沭阳招商的“独特发明”被媒体曝光后，细心的人们还感受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事实上，早在1998年，沭阳县钱集乡就曾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额外地给全乡二百四十多名中小学教师分配了五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这在当时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这段十二年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经过处理的画面，再次把观众带回了仇和曾经主政的沭阳。
事实上，关于仇和所有的故事和猜想，也都必须从这个小城才能找到细节与谜底。
1996年12月8日，在时任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的陪同下，三十九岁的农家子弟宿迁市副市长仇和正式登场，出任18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人口大县沭阳县委书记。沭阳地处江苏最北端，经济落后，是江苏著名的贫困县。如果不是因为仇和，我们都很难从今天辽阔的版图上轻易找到这个县。
伴随仇和的还有一个颇像金字招牌的头衔，宿迁市委常委，这是一个权力安全绝对的保证。正基于此，才有了后来属于仇和的一段段传奇。
他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事实上，在没有担任沭阳县委书记之前，仇和刚刚从美国学习归来出任宿迁市副市长。
1957年，他就出生在离沭阳不远的隔壁的一个贫困县滨海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五岁那年，因为家里的极端贫困，他的两个弟弟因无钱治病而死。
十八岁那年，怀揣文学梦想的初中毕业的仇和干起了村干部，乡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段经历对仇和至关重要，他后来的许多工作作风也深深打上了乡村基础工作的烙印。
1977年，无心插柳的仇和考上了南京农学院（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江苏农科院和省科委多个岗位历练。
在第一次赴任沭阳县委书记的见面会上，徐守盛热情地介绍说，仇和是一个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比较丰富的机关行政领导工作经历。
许多年以后，已经升任湖南省省长的徐守盛也许没有想到，当年的这个雷厉风行的下属，如今已是全国的政治明星。正是后来徐守盛对于仇和的一系列的强力支持，使他成为仇和的第一个官场伯乐。
12月10日，仇和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四套班子会议。会议原定下午一点举行。因为一副书记和一副县长迟到了几分钟，仇和大发雷霆，一时间，让两个县领导目瞪口呆。仇和也给这个久已麻木沉闷的小官场投下了第一个炸弹。
没几天，沭阳报上一张仇和的照片被剪了下来，上面用毛笔写着“永垂不朽”，被人贴到了县委办公大楼的墙面上。
曾经在沭阳工作过的宿迁市市长刘学东感慨地对仇和说了四句话：“来沭阳之前我的体重是120斤，走的时候只剩107斤；来沭阳之前我是一头黑发，走时则一头白发；来沭阳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时已经筋疲力尽。沭阳是个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无疑。”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
仇和辩解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对于一心想要在这个穷地方有一番作为的仇和而言，要想改革，整顿官场成为他第一步要必须迈过去的坎。
2007年初，仇和决心推动沭阳机构改革，裁减淘汰冗员，减轻财政负担。然而，由于他的前任黄登任已经高升为宿迁市副市长，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前任在位时安排的。人事变动刚刚开始，他便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
怎么办？熟悉官场之道的仇和明白，一场短兵相接的硬仗要开打。
在市委书记徐守胜的绝对支持下，很快，沭阳县的纪委书记、反贪局长、公安局长相继换人。一场指向前任县委书记的反腐大戏和权力洗牌开始了。
仇和的得力主将，时任沭阳纪委书记的王益和后来回忆说：仇和多次和他讲工作环境很不好，前任对他的工作多次诋毁，设置障碍。仇和指示他说，反腐工作要见大成效。其实大成效就是针对前任的。
5月19日，在仇和履新即将半年后，黄登仁被江苏省纪委宣布双规。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
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
看上去似乎不按官场规则出牌的仇和，其实是个官场老谋者，懂得权力的运作，恰到好处的进退。任何改革，离开了上层权力的支持，再顺应的民意基层变革也终将昙花一现。这是中国千年历史的教训。这也使得仇和那个走上更高层面继续推动改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仇和由此依靠反腐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权力基础。
沭阳也正式进入了仇和时代。一场暴风疾雨般刻印着仇和符号的地方实验改革开始隆重登场。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 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长期在农村生活过的仇和明白，要想彻底的改变民风，必须使用农村工作的那一套作风。
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
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让电视台拍摄，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在县委书记强大的威逼下，这位农村妇女只得按照仇和的要求重新翻拍了一次，并在县电视台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播放。
1998年，沭阳电视台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一家南方的报纸《南方周末》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二十二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报道一出，立刻在知识分子界引起了巨大的声讨。这些文化精英们无法相信，中央一再提出要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留学美国经历的县官，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人权地蛮干。
这家在全国知识界和政界颇有影响的著名报纸从此也和仇和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仇和的故事，随着后续的报道，仇和这个名字也开始走向全国。
五年后，当这家媒体的记者再次来到沭阳的时候，沭阳电视台的这档栏目已经更名为《平安沭阳》了。
尽管指责归指责，但是沭阳的老百姓却拍手称快。经过仇和的这一强势打击，沭阳治安也得以明显好转。
事实上，一个中国基层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村支书出身的官场草根，在现行的县级行政官场生态链条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直到现在，一些乡镇甚至市县一级的最高主政者们仍然乐此不疲运用自如地游走在治理辖区中。尽管打着农村烙印很难走上更高层面的舞台，但这恰恰是中国地方基层治理的困局错位。仇和的偏狭和困境当然也显而易见。在更远的宪政理想中，仇和的价值微乎其微。如果就仇和以一个政治家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来说，他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民意基础，并让他们自愿觉醒而不是屈服于威权的逼迫。
遭遇媒体危机
1998年9月14日，仇和主政沭阳已近两年，从这一天起，作为地方改革者的仇和第一次以一个负面形象进入了舆论风暴，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走出媒体的视线。
这一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了沭阳钱集乡政府摊派教师招商引资引起老师集体罢 课的事情。
那时候的《焦点访谈》，因为国家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在政治影响方面有着惊人的杀伤力。
而之前的一个背景是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仇和要求全县三分之一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每年500万元，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完不成任务的一律免职。
“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第一次被作为政治要求，出现在仇和的口中。“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道：“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十二年后，中央电视台再次来到沭阳，目标直指仇和主政时的政治遗产——全民招商的恶果。
招商引资也成为仇和主政地方的不二法门，从沭阳到宿迁，再到遥远的昆明。招商引资，只是局部经济的非良性发展，一种区域经济流动而导致的一场更广层面的国家恶性竞争，资源的过度消耗，国家税收的转嫁减少，这样的发展方式，短时内可见成效，长远无济于事。
然而，仇和却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说，没有落后的制度，只有落后的人，沭阳这个地方，要想超常规发展，只能用压缩饼干式。
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让人做了三块大牌子，竖在沭阳城东进城大道旁。
如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京沪高速沭阳路口看到这三块牌子。第一块牌子写的是：“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江泽 民语）第二块写的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语）第三块标语牌写的是沭阳精神：“团结一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
这三块标语牌被当地的干部群众称为政治“挡箭牌”，如果有人反对沭阳的改革，他们就用这三块牌子抵挡。
仇和用铁腕推行的改革，在不大的沭阳引起了巨大的官场地震。这场风波也波及到几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南京。
由于省直机关领导中有不少沭阳籍人士，家乡关于仇和的传闻被迅速传播到南京。这给仇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向强硬的仇和这时候则展示了柔和的一面。他立刻安排县委副书记带队，挨个在南京举行沭阳改革发展说明会，一场接一场，最大可能地争取到这些沭阳籍重要人士的支持。在这样的攻势下，误会慢慢变成了政策扶持。
此后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四十八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十分钟，一共得耗时两天。
仇和对此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此事曝光后，我的一位朋友卢标先生在《检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治治吹牛者》的评论，仇和通过一定渠道查到了笔者的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派出了沭阳县县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检察长、县委办主任、政府办主任等负责人，驱车前来作者所在单位，要求与作者见面。他们提出，“仇和书记想邀请你去沭阳看一看，沭阳并不是央视所披露的那样”，被作者拒绝。
在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在更高一级主政者们的支持下，仇和涉险过关。曾是文学青年的仇和也开始慢慢学会任何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了。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在媒体密集的围剿下而屹立不倒。
几年后，一直关注沭阳改革的卢标先生再次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文章结尾作者这样写道：对于仇和，我们需要的是关注。他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有可能更是一种效应，但我们切不应去模仿和提倡，我们应当将其看成是一个样本，一段历史。
2010年初春的一天，当我和卢标谈及此事时，他不肯就此事再发表只言片语。我们也无从知晓他心目中的仇和了。
手腕强硬直接，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许任何讨价还价，不惧怕冲击任何利益群体。整肃吏治方面，他更不忌讳展开直接乃至粗暴的手段，官场的规则似乎也因此显得脆弱。
仇和最大的成功不是制度的保证。然而，如果追问，谁制造了仇和和他的“铁腕”，制度的流水线又能否复制得出更多仇和式的新政人物？答案却是飘忽茫然。作为官员的仇和，其行为风格的背后，制度的刚性驱动极其少，个性与经历的本能驱动极其多。制度的缺失，对绝对权力的过度依恋，是他的幸运还是悲剧？这也成为他未来发展一切可能解读的唯一密码基因。
1999年元月，中 共宿迁市委发出了“全市学沭阳”的号召；2000年4月，省、市研究室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认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
仇和在沭阳改革的攻坚阶段，宿迁市委以这样一份颇具官方正式文件色彩的报告为仇和正名鼓劲。
从沭阳到宿迁
2001年1月，担任了四年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被任命为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这一期间，宿迁整体的改革风平浪静。笔者查阅了当地的《宿迁日报》，除了例行的报道外，很少看到关于仇和改革的惊人之语。这和主政沭阳时期的仇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对比。
但关于仇和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在民间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演绎着。这则消息细读后耐人寻味。
据当地江苏省城一家晚报这样报道：日前，宿迁市工商局等部门出动二十多名执法人员，对沭阳县醉亦思酒厂进行突击检查，果真查出大量“仇和”牌白酒及有其标识的包装箱、标识等物品，现已全部查封。
宿迁市现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仇和曾任该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兼沭阳县委书记。1999年成立的沭阳县醉亦思酒厂起初使用“求和”牌商标，今年又打出了“仇和”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该厂厂长称，“仇和”商标与仇和市长读音不同意思也不同。“仇和”白酒的“仇”是“仇恨”的“仇”，与姓仇的“仇”不同。之所以将“求和”改为“仇和”，该厂厂长称意思更深一层。他解释说：“求和”是求和平、求稳定，而“仇和”是希望即使有仇恨，喝了该酒也要以和为费。宿迁市工商局广告科科长张斌告诉记者，无论如何解释，都可以认定使用“仇和”作为商标是违法的。此前，记者从宿迁市政府办公室获悉，醉亦思酒厂用“仇和”作为白酒商标，未曾征得过仇和市长本人同意。
刚刚担任市长八个月的仇和从他的第一个伯乐徐守盛手中接过重任，被江苏省委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他也成为宿迁历史上的第二任书记。此时的徐守盛也已升任江苏省委常委。仇和在沭阳推动的一系列的争议改革得到了更高层次的认可与鼓励。
从市长到市委书记，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级别的平行移动，其实在权力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一元政治下，市委书记一职意味着权力的保证。一场更大层面的改革风暴在宿迁刮起了。这是仇和改革推动的核心秘密。换言之，没有绝对权力作为基础，仇和不会贸然推动任何实质性改革。在一次全市干部招商动员大会上，他甚至当着几千官员在台下说，除了市长和他是领导，其他官员都是替他们打工的。
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北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新组建的地级市宿迁市宣告成立，辖沭阳、泗洪、泗阳三县和宿豫、宿城两区及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人口达517万，陆地面积8555平方公里。宿迁是全国十九个革命老区之一，应该说，新组建的宿迁市一切都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就像几千年前的秦国一样。这也为仇和后来发动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越落后的地区，改革压力越少，保守势力越弱。
当江苏省委一位负责人问刚刚上任的仇和宿迁需要省委如何支持发展时，仇和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那就是政策对他的支持。
2001年，中 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块牌子成为尚方宝剑被高高竖起在所有进出宿迁的高速公路的入口处。这就意味着，仇和在宿迁推行的任何改革的成败，都将由中 共江苏省委替其背书买单。事实上，仇和在日后的官场数次能够从容涉险过关，很大程度上都与此密切相连。仇和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接任市委书记后，仇和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在全市范围里发动一次“四个怎么办”的思想大讨论，为下一步启动全市整体改革统一思想。
2003年5月，蛰伏了三年的仇和再次出手，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官场体制。这也是迄今为止他推行的无数次改革中最没有争议的一次。
十年前，当我以《外滩画报》记者身份前来采访这一事件时，有幸见证了这一切：2003年5月，二十八岁的外来户曹爱华在一次民主竞选中，出人意料地当选为江苏省宿豫县曹集乡的中 共党委书记，成为这个有34000人口的乡镇的“当家人”，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公推竞选”出来的乡镇党委书记。与曹爱华一样通过“公推竞选”当上乡镇“一把手”的还有三十四岁的穆东，他担任侍岭镇镇长。
实际上，就在江苏公选县市“一把手”官员前，宿豫县就开了中国公推竞选乡镇一级的政府“一把手”先河，该县也成为这次江苏大面积公选县市长的考察地试验地。据介绍，在两个乡镇成功完成“公推竞选”后，2003年6月中旬宿豫县又在十一个乡镇全面进行了乡镇长的“公推竞选”。
如果说“公推公选”现已在国内蔚然成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的话，那么仇和当初作为第一个推动者则功不可没。
而推动这一民主进程的恰恰是被外界一直诟病的不民主的方式。仇和辩解说：中国现行阶段下，就是要用不民主推动民主，用人治推动法制。
然而，他推行的其他改革就没有那样的好运了。
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
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震惊了主管高层。卫生部和教育部的调查组很快进驻宿迁。仇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他试图以自己的人格品行，为这场充满争议的改革作辩解。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2003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
不管嘴上怎么说，但改革的步子明显缓慢了下来。在江苏省委的干预下，关于仇和在宿迁改革的争论暂时平息了下来。
获得高层支持
2004年2月5日，一直关注仇和改革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历时一个多月调查写出的长篇报道《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文中这样写道：
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八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三百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四十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篇文章一出，仇和这个名字立刻在全国范围里引起了更多的争议。赞成者有之，声讨者不绝。
那一段时间里，仇和甚至成为了争议的代名词。
“最有争议的市委书记”，从此毫无争议地成了仇和的专属标签。仇和的名字夹杂着肯定与非议开始响彻全国。“媒体仇和”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他自己在向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也不忘幽默地加上一句“还有我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2008年，已经升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谈到当年《南方周末》这一报道时说：“媒体仇和”是一个中性的仇和，有锐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独断专行的一面。我想，媒体是没有恶意的，也许只是出于文章表达的需要，有意无意间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冲突。他们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
就在《南方周末》这篇报道引起巨大争议的三个月后，一位特殊的客人在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朝的陪同下，亲自点名来到了风暴中的宿迁，他便是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 涛。
据时任宿迁市长张新实后来在他的博客里回忆说，总书记不但询问了宿迁的改革情况，还亲自去到沭阳街头体察民情。宿迁的发展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
这也是作为市委书记的仇和第一次进入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视野。此后，各地来宿迁学习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仇和的政治生命一时颇为看涨。
2006年1月20日，在江苏省的人代会上，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他再次走上舆论前台。
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在这次选举中541票赞成，192票反对或弃权，赞成票仅刚过七成，仇和当选副省长似乎算不得上是“高票”。
这一年的3月23日，还在兼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再次遭遇媒体风暴。这一次是在业界颇有声望的《中国青年报》。
该报记者翔实地采访了宿迁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当事人，通过大量的新闻事实对仇和在宿迁发动的这场改革提出了质疑。
仇和再次以负面新闻的主角站到了风口浪尖上。
也就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仇和被迫就医疗改革的质疑作出回应。他否认了该报对医疗改革的质疑，认为宿迁医疗改革是成功的，并不是卖光式的改革。
然而，仇和刚一开口，舆论的质疑以更大的气势席卷而来。强势的仇和在强大的舆论面前显得那么无助脆弱。
这时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朝再次施以援手，给了困境中的仇和极大的支持。
据2006年3月26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道说：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朝日前在宿迁调研时，对宿迁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要防止和消除对宿迁医改的误读。
其实质疑宿迁医改的不仅仅是媒体，在宿迁医改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江苏省卫生厅在给省委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就给宿迁医疗定了“五宗罪”，明确地对宿迁医改进行了“误读”。
后来在省委领导的干预下，省卫生厅才作出了“不争论，不宣传，不推广”的“三不原则”。
李源朝的官方结论，并没有平息媒体对宿迁医改的继续质疑。6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和她的医改课题组在宿迁的长篇调查报告。李玲给宿迁医改提出了四十八条意见，舆论一时哗然。
《中国经济时报》为此发表评论问：一方批判，一方肯定，省委书记和李玲教授的结论，差距怎么如此之大？
这时候，仇和已经卸任宿迁市委书记，早在四月就赴南京就任专职副省长了。
一个鲜为人知的消息是，在仇和即将赴南京上任的那几天，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主将们纷纷汇聚宿迁，为仇和打气送行。
仇和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他们的“带头大哥”，成为地方改革的一个政治明星。2007年12月8日，仇和履新昆明市委书记时，他的前任杨崇勇评论这位继任者说：全国有名的改革家，思想开放，敢于创新。
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仇和是中国地方改革者们迄今为止仕途走得最远之人。他们在仇和的身上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自己的影子。
就在仇和刚刚当选江苏省副省长那段时间，关于仇和未来的工作分工成为省城各阶层谈论的热点话题。
一个未经证实的坊间传闻称：由于仇和在宿迁推动的医疗和教育改革影响较大，仇和在省政府将分管科教文卫条口。导致这些相关单位负责人纷纷上书省领导，要求调整仇和分工。
这个消息最后不了了之。三个月后，仇和在省政府的分工被确定：仇和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这一分工迅速被各方解读。有人认为，这些工作虽然很“重要”，但“副省长”能发挥的作用往往有限。
此后在担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两年间，那个曾经风云全国的“媒体仇和”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查阅了当地的《新华日报》，关于仇和的新闻，都是不痛不痒的八股报道，很少看到仇和在宿迁担任市委书记时的“豪言壮语”，一夜之间，仇和似乎选择了一种官场的逃避与妥协。
2006年10月11日，仇和以副省长身份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讲话时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
好像要印证仇和似的，2007年5月太湖发生蓝藻危机，全国为之震惊。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仇和提到，太湖蓝藻危机实际上为环保部门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创造了极好的契机，水污染问题虽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这次老大终于重视了”。
这样罕见的严厉语气，在仇和两年的副省长期间，屈指可数。这一次讲话，让台下开会的官员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曾经久违了的“强势仇和”。
同样是上述会议中，仇和希望有关方面把握好舆论导向，防止不良炒作，特别要请省政府新闻办把好关。
说到这里，仇和突然放下讲稿，“今天新闻办的人没来，因为赶不上车就不来了，这是不对的”。
一个没有绝对权力的仇和，即使有再大的宏伟构想，在现行的官场体制里，他也只能够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个官场的潜规则而无可奈何。这是仇和的悲哀也是他的高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仇和是一个高扬理想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渴望民主的专权主义者，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妥协者，是一个孤傲自信的权力自卑者，是一个高喊无私改革的精明的权力盘算者。他是这个社会和制度设计的幸运者和受害者，他这交织着这矛盾的一切，折射出中国改革者面临的无法突破的现实困局。不从根本政治制度设计上改革这个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就无法掀起新的浪潮，就无法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改革家，也就无法托起一个大国真正复兴治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昆明再掀仇和旋风
2007年12月28日，消失了两年之久的“媒体仇和”在昆明再次惊艳亮相。
这一天，根据中央和云南省委决定：仇和任中 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按照惯例，仇和发表了履新感言。他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生，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当天下午，这段仇和式的语言一公布，立刻在几大新闻门户网站炸开了锅。网民们这次几乎是一边倒地给予支持和祝福。
仇和的这一次履新，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个地方改革的推动者，能够走到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城市委书记这一重任，实属罕见。但社会对高层的决策者们对改革者的支持与包容，仇和此次高升，也可算意料之内。
有分析称，这一任命与现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朝有很大的关系，李一向欣赏仇和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这背后显示出中央高层想在更高层面上推行地方改革，以便探索地方治理的现实经验。
仇和主政昆明后，延续了其在宿迁时的一贯作风——对城市进行大手笔的改革。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公布官员电话号码到辞退打瞌睡公务员，从打造阳光政务到邀请媒体做“保健医生”，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一时间，昆明成为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城市。
大批的宿迁官员被请到了昆明，登上了云岭大讲堂，开始现身说法。时隔两年后，宿迁和昆明远隔千里的两座城市，这一刻，因为仇和的到来，似乎又找到了历史的接点。
一边的仇和，依然我行我素的铁腕整顿官吏，仍然是招商引资是压倒一切的强令动员。另一边是舆论铺天盖地的讨伐与质疑。
一样的仇和，一样的思路，一样的批判，只是不一样的时空切换。
刚刚摘下两年“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帽子就这样重新戴到了仇和的头上。
从宿迁到昆明，仇和推动的改革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在他无数次的外出视察中，这个男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这个曾经狂热迷恋文学的官员，曾卓的这首《悬崖边上的树》这时候则成了他最好的精神支柱。人与树，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一个值得寻味的新闻细节是，2010年8月15日，据这天云南官方媒体报道，在日前召开的一个公开会议上，市长张祖林表情凝重地说：“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
仇和在昆明发动的新政，并未脱出长官意志推动的旧有路数，但有不止步于平庸，努力掘出新路的胆识和作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仇和在昆明推出了189项制度改革。这是仇和与他过去在宿迁最大的不同。他开始试图走出制度化建设的步伐。
尤为重要的是，在某些历史方向上的与民同路，都是仇和于当前政治的标签意义。
人们对于仇和的褒扬，是源于仇和本人对现行官场官僚体制的一次次颠覆，官员们争先效仿仇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绝对权力的迷恋；知识精英们讨伐仇和，是源于对曾经威权时代的黑色记忆。
“仇和现象”开始成为一座政治金矿，各色人等在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言部分。
从十四年前的沭阳，到十年前的宿迁，再到如今的昆明。仇和推动的系列改革也经历了一个孩提时期的懵懂，到青春期的剧烈阵痛，再到今天的理智探索的过程。仇和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地方改革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荆棘丛生，它构成了中国现行制度下改革的一块弥足珍贵的历史切片。
仇和走过这十四年的过程，就像他曾经所推崇的市场经济主体那样，经营一个地方，就像经营一个企业。
这样说，仇和走过的道路，就像是一个草根企业成长的历程。当初的野蛮成长，有粗暴但实用的管理手段，有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实用主义，当然也有为了发展而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操作手段。
现在当这个企业做大了，上市了，成为公众关注的公司，这个农民企业家开始试图向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靠拢。
你可以说仇和是个具有农民式狡黠的管理者，一个人治的威权者，一个有点冲动蛮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但是你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梦想实践者，一个真心刷新官场风气的推动者。
2011年11月，中 共中央决定仇和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在中 共十八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在公布的以得票数目排序的名单中，他排倒数第二。
当然，关于仇和的争论仍在继续。
仇和要从一个农民式的管理者到一个伟大的管理大师，从一个地方的改革者到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改革家，还有漫长的道路继续等待他。
仇和之路到底能够走多远？
时间将会等待并证明今天这一切。
一个关于仇和以及中国改革未来命运的所有猜想，也许不久就会知晓。
光绪：一场权力的罪与罚
这是中国改革史上迄今最为悲情的一幕。
1898年9月28日，那个萧瑟秋天的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谭嗣同仰天长啸，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泣血悲愤中被定格了。
如果历史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话，那么光绪帝在一百余年前发动改革时，一定不会再找康有为和梁启超来做他的政治搭档。
如果再给康梁一次机会，他们也一定不会选择光绪作为他们政治革新的权力后台。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一场貌似好牌的开局：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支持，有着地方封疆大吏的厚望，有着舆论的广泛民意，更重要的是，也得到了这个帝国真正主人慈禧太后的默许。
然而在经过了短暂的103天的华丽表演后，却以一场触目惊心的流血事件来终结。
一场知识分子独立问政的政治运动，在帝国依然没有找到出口。
这个一百余年前帝国最完美的一个改革“梦之队”，在103天究竟做错了什么，而使得这一切在最后差点成功的时刻，迅即走向了毁灭。
最后连同毁灭的，还有这个已经日趋式微的大清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