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谁
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在北京会试完毕，一千三百人的庞大举人团队正等待着发榜。
这是帝国那些儒生们最为紧张难捱的时刻，终究经过多年的苦读，总期盼在这日子里兑现为功名册上的名单。
这时候，一个坏消息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传来，由于在1894年和日本的战争中中国大败，大清帝国的真正主人慈禧老佛爷，不得不批准了特使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十一款。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这就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北方失去了天然的隔离屏障。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仍如此关注的原因。
事实上，这场战争也是因朝鲜而起。1868年，日本下级武士和大名推翻了持续两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明治天皇领导的军国主义者被推上了历史前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路线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这个机会在1894年夏天终于来了。就在日本和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一周后，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日本刚开始打着保护在朝日本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当时帝国退居幕后的慈禧老佛爷一心忙着自己的六十大寿，加之对大清国军事实力没底，根本无心开战，主张议和了事。
同意议和的不仅是老佛爷，还有洋务派的头面人物。这场战争，也让李鸿章这个晚清重臣走向了官场和政治声誉的两重天。
事实上，李鸿章也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还没有到和日本真正决战的时候，北洋水师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协调指挥上还存在很大的缺陷。
但当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光绪皇帝在自己最信任的老师翁同龢的游说下，认为这是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好时刻。他想借助这样的一场胜利来摆脱慈禧的权力控制。那时候，名义上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许多时候，慈禧的权力阴影却无所不在，他的姨母慈禧才是这个帝国政治最后负总责的核心人物。在主持廷议时，光绪坚决主张开战。迫于爱国舆论的压力，慈禧只得同意了光绪的要求。
翁同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模范代表，家世显赫，父亲是同治的老师，二十六岁中状元，后来又被慈禧指定为光绪帝的老师，和小皇帝情同父子。
光绪亲政后，翁同龢立刻权倾朝野，担任朝廷决策中枢要职。但翁同龢却是一个十足的书生，只会纸上谈兵，他的本钱却只是已经过时无用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类，开口文章辞藻，闭口道德心性。这个人意气用事，对国家治理和用兵打仗却是个十足的外行，最终误国误君误民。在翁的教育影响下，光绪也只会唯唯诺诺。晚清的乱局，和这个以“养成笔力可扛鼎”自况的书呆子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场战争前夕，朝野上下，包括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对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日本的军事实力根本不屑一顾，国内民粹主义泛滥，一致要求对日本开战。
翁同龢挟民意爱国自居，坚决劝说光绪以国家元首名义命令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宣战。事实上，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早年其兄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交战时，多次弃城逃跑，后被当时负责围剿的曾国藩弹劾，而代笔之人正是曾的幕僚李鸿章。后来翁同书被革职充军，翁家就这样和李鸿章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以帝师身份位居中枢时，没少给李鸿章小鞋穿。据翁师傅的亲信王伯恭后来记述，当他去劝说自己老师翁同龢不要轻言开战时，翁同龢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就是想让李鸿章去战场上试试，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有整他的余地了。
就这样，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投入了这场影响中国近现代政治格局的战争。
甲午战败，他在接受光绪皇帝命赴日议和时，在前去日本马关的船上，这位进士出身的将军知道他一生的政治声誉将一去不返。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
舟人哪识伤心处，摇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他成了光绪和翁同龢等主战派的替罪羊。
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不知这其中的官场奥秘，于是联络各省督抚大员，联名弹劾李鸿章“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力劝光绪和慈禧不要轻易开战，以致误国误君”。李鸿章哭笑不得，这事也不能究其根源，最后不了了之。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解除了占据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成了闲散的人。
翁同龢后来也没有好到哪去，1898年戊戌新政不久，就被慈禧赶回了老家江南的常熟。1904年7月4日，这位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著名书法艺术家兼军机大臣，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
在临终前，翁师傅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战争的结果让那些当初的主战派们傻了眼。最让大清臣子们不能接受的战败的结果是包括台湾所属各岛割让日本，台湾也因此成为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
李鸿章的这段特殊经历，深深刺痛了后来的蒋介石。1931年，日本再次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时任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在替其起草的《中国之抗日》一文中这样泣血写道：可战而不战，若败，则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亦则政府之罪也。
1895年，日本成为甲午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一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两亿三千万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七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巨额赔款，也给日本近代的崛起输入了强大的资金血液。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等于再造了一个新的日本。这也为日后日本多次觊觎中国提供了最好的战争原动力。
直到今天，在当年《马关条约》谈判的马关春帆楼旁，日本政府还立着这样一块碑，碑文这样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也。
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给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写信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尽管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革新，整个的国力比幕府时期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当时清廷也并非像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后贫穷。
1840年，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的中国给人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印象。事实上，以1820年为例，用现在流行的GDP统计办法计算，当时大清政府的GDP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是英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即便放在今天强大的美国，它的GDP总量也只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以国内经济总量来说，当时的大清，比今天的美国还要有钱。
暂时抛开鸦片战争前中国和世界经济总量的对比，让我们从军事的纯技术角度看看1894年中日战争双方投入的军事力量对比：
项目
国家军舰总数鱼雷艇数铁甲舰半铁甲舰重炮轻炮排水量
中国14460211413.5万吨
日本12012112094.1万吨
我们不难发现，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五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
一个不差钱又有军事实力的大牌国家，为什么在近现代战争中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再掏出大把大把的钱去为每次战争而买单，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着光绪帝，困扰着李鸿章，困扰着康有为，也困扰着后来走上革命的孙中山。
他们彼此用各自的行动试图给这个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之道。
至今，许多人还争先恐后给出了看似永远正确的答案。事实上，众人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自宋以降，尤其是明隆庆时期，外来白银大量流入，到清嘉庆时期，海禁成为一句空话，而使国家统治能力持续下降。
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割据一方，形成各自的派系，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彼此互不买账。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督抚控制力日渐衰微，地方政府经常置中央政府于不顾，私下和西方列强结成政治和经济利益同盟。
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为了怕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势力继续坐大，最后干脆不听这个总司令的指挥。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的情形。
当时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
当时和李鸿章关系密切的英法联军主帅戈登看到中央政权日渐衰微，干脆鼓动李鸿章自己称帝单干，彻底抛弃清廷。
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两广总督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归还被缴获的两艘南方军舰，理由竟然是“这两艘战舰是两广地方的而不是中央政府的”。
甚至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和中央政府闹翻后入侵中国，东南各省督抚竟然私下和列强各国签订东南互保，约定他们可以和平共处，该做生意做生意，绝不彼此刀兵相见。
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地方势力就这样日益膨胀，腰包鼓起来了，而中央财政却一天天干瘪了。国强民富的结果是一个帝国的运行的血液就这样慢慢被抽干。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事，打开藩库，竟然发现库银四千万两，足可以武装一个国家的兵力。这么多的财富摆在革命党人眼前，以至于他们一时都不知如何处置。要知道，这场改写了后来历史的一场革命的费用，却是靠着党内同仁刘公从家里骗来的五千两银子。这天上掉下来的四千万两银子大大缓解了革命党人的财政危机，也使得革命在最后关头得以坚持成功。这要比当年美国华盛顿靠借了一屁股债干革命要强百倍万倍。
讽刺的是，就在这次起事后，隆裕太后急忙召集远在安阳洹河的袁世凯，让他去指挥中央政府早已指挥不了的北洋新军。袁世凯向中央提出要三百万银子的军饷。隆裕东挪西凑，好不容易筹到一百万，拿着这一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袁世凯才装模作样地答应出山。即便这样，这对孤儿寡母最后还是以每年四百万的皇室优待费把这个帝国彻底给卖了。袁世凯也以一个封疆大吏的身份接管了这个国穷民富的中央帝国。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突然传至国内，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故土，丧失了国籍，成了异国的臣子。
4月22日，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学生梁启超经过连夜酝酿，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行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盛况空前。
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会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集会痛陈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政治诉求，这是维新派的第一次政治亮相。
但国际间的政治就是这样，强权是唯一的生存法则，而不是凭借一腔热血的呐喊与拒绝。签与不签已经由不得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了。
创办于天津的《直报》，敏锐地捕获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新闻，并迅速发布。
事实上，在此之前，康有为曾经两次给光绪帝上过这样的折子，只是每一次，都被都察院给拒收了。
1888年，从香港游历过后进京赶考的康有为目睹帝国在中法一役后日渐衰败，深感震惊，第一次给光绪上书，要求变法。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家境殷实，早期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屡试不中。
对国家的沉沦，康有为应该刻骨铭心。因为就他在出生前一年，由两百五十人组成的英国杂牌军队用炮艇炸开了广州的城门，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他的家乡也由此沦陷。
第一次进京科举考试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办万木草堂讲学，一边宣传革新理念，一边培养和他一样立志于变法救国的执政团队。
在友人的介绍下，另外一个南方的才子梁启超进入了康有为的视野。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才华横溢，极具语言天赋和政治鼓动性。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自诩为社会的中坚，在中国的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领导者和启蒙者的角色。梁启超满腔的政治热情终于在结识康有为的那一天起，开始喷涌而出。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倡导者和新闻发言人。
在康有为家乡的不远处，便是另外一个叫香山的村落，在康有为出生八年后，一个叫孙文的男孩也出生了。他后来有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名字——孙中山。
1894年，就在康有为进京赶考的这一年，二十八岁的孙文偕他的好友陆皓东来到了天津，要求面见大清帝国当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人物李鸿章。那时的李鸿章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朝野。
李鸿章傲慢地接见了这个青年，这个青年呈上了他花了十几天时间赶写的《上李鸿章书》，这个青年在这封上书中论述了“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最后建议李鸿章以他的政治威望，说服慈禧太后改革变法，以达到抵御西方列强凌 辱的目的。
李鸿章拒绝了这一青年的建议，青年愤然离去。几个月后，李鸿章的北洋水军在中日战争中大败，李被革职闲置。
一年后，李鸿章再度出山，赴日参加和谈。就在康有为在北京领导公车上书后，这个叫孙文的青年这一年来到了香港，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兴中会，该组织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清帝国，以求实现民主共和的宏愿。
这个青年在和李鸿章那次见面后的第三个年头，在英国的《双周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呼唤中国革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个青年没有提他曾上书李鸿章这段往事，但他这样写道：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使他相信铁路电话以及欧洲陆军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质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1919年10月8日，已经革命成功的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的辛亥革命八周年的集会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有没有进步，依兄弟看来，满清的政治犹稍好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满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现在的政府滥杀良民，在满清专制时代还没有发现。现在的官僚比满清更为贪婪。我们因满清政治不良要革命，但革命的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更要坏。
从理想到现实，从改良到革命。从专制到更专制，伴随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后生涯的，不是体制里的解决之道，而是骨子里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真理，和中国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他们鄙视武人政治，但最后又不得不相信并倚靠这些政治集团，相信法律，但最后又带头去破坏法律，这才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的真正悲哀。
小皇帝长大了
1888年的光绪尚没有亲政，他正在焦头烂额得忙着一桩他不太情愿的婚事。
而这一年，在遥远的欧洲，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正在为进行德国最后的统一而酝酿一场新的变革。
十年后，当光绪帝发动戊戌新政视图向日本这个老师的老师学习的时候，八十三岁的俾斯麦已经完成了帝国的宏愿，他安静地死去了。两年后，强大的德国跟随英法等八国联军来到了中国，光绪帝仓皇逃出了紫禁城。
尽管1894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建议遭到了当权者们的嘲笑。但这道上书还是辗转到了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手中，这个人便是光绪帝的老师，当朝重臣翁同龢。这个人因此也成为日后康梁政治集团发动维新的最为重要的政治盟友。
1895年的春天，帝国的主政者们还是拒绝了康梁等进步青年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外交事实，弱国无外交。
一年前中日甲午战争中帝国的不堪一击，使它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这一次，端坐在紫禁城太和殿的二十三岁的光绪，依然没有看到这位南方才子康有为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三个月后才被送到了光绪御前。
但这一颇有影响的群体突发性政治事件，还是通过自己亲信的小太监们的描述传到了自己的耳中。
康有为的名字这一次牢牢得烙印在这位想要重振国威的青年帝王的脑海中。
几个月后，康有为高中进士，接着被政府任命为工部主事，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部委处级的官职。
这个后来成为这场变法悲剧主角的光绪皇帝一生充满着乖戾。1871年，光绪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太平湖畔醇王府，为醇贤亲王奕譞次子。
由于其兄同治皇帝早殇，1875年1月25日深夜，只有四岁的他突然被抱到了勤政殿，被自己的姨妈慈禧太后宣布过继给已经死去十一年的叔叔咸丰帝，从而承继自己突然暴病而死的哥哥同治帝的大位。
得到儿子被立为皇帝的消息后，光绪的生身父亲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大喜过望，而是大哭一场，宫廷里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让他心生寒意。父子从此再也无法见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爱子心切的父亲是对的。
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皇室的这一举措，本来就有违大清的政治伦理。当时的清流派主将张之洞敏锐地抓着这一次机会，这个深谙政治谋略的翰林院学士迅速行动，他引经据典，认为慈禧的这一看似违背祖宗的做法其实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张之洞的辩论，成功地化解了慈禧的一场政治危机。他也得以进入慈禧的视野，没过几年，他出任山西巡抚，正式开始了他封疆大吏的生涯，走上了后来使他声誉日隆的政治前台。因了这段因缘，甚至后来在光绪帝考虑政治维新时，张之洞差点成了光绪和慈禧共同认可的不二人选。
康有为在请愿书中提出的四项政治主张，撩动了光绪帝王的自尊心。光绪这个在中日交战中坚定的主战派，本来想依靠一场战争奠定自己政治地位。
战场的失利，使得光绪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压。他只得寻找第二条渠道，那就是借助变法。
事实上，尽管这个帝王的身份有些来历不明，但大清帝国的沉沦，深刻地影响着他，加之有一心想要辅助皇帝成就一番大业的翁同龢在边上不停地灌输，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年轻的光绪其实并没有世人想象中那懦弱无能。那时候，由帝国高层的政治精英们发动旨在强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至少在他表面下统辖的国家里，四处开花结果。
洋务运动是晚清执政集团在对抗西方列强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下发展起来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这场旨在强国的运动也暂时告一段落，但这场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却仍然担任着许多地方的督抚。
但领导戊戌新政的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新政，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1892年，落榜后远在广州的康有为开始了为改革奠定法理基础的《孔子改制考》的写作。那时候，中国官场的灵魂，无视已经日渐开化的世界，还沉浸在昔日帝国的荣光中，尽管儒学已经崩溃，但朝政还被那些迂腐臭气的八股气紧紧裹包着，孔子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圣人。这个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一言半语，仍然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
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大清国有这样一段描写，今天看到，仍然能够让我们心痛：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孔子改制考》言民权、倡大同，是康有为假托孔子的名义来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康有为以封建统治阶级最尊崇的权威孔夫子来打击政治上守旧的顽固派，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孔子改制考》1898年一刊登，就在封建士大夫的各个阶层中间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就连本来倾向于维新的张之洞和翁同龢对康有为这种过激言论，也提出了异议。改革前的思想政治动员是必要的，但过于的偏激与超前不但没有起到统一的结果，反而加大了改革阵营的分裂，这无疑给了反对派一个提前的预警。
就在康有为紧张忙碌的时刻，这边的光绪也没有闲着。热情好学的光绪显然乐于接受并学习这一切。
今天我们从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清国上海，12月28日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会在今后若干年中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边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五十年变化的总合。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今年二十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英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早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敢赞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暴风雨的前夜
1895年，就在孙文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准备用暴力推翻清帝国的时候，已经是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
改良和革命齐头并进，两场围绕大清帝国命运的政治运动展开了竞赛。
11月中旬，强学会成立，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列名会籍的都是盛名一时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李鸿藻、翁同龢等也予支持，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成为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
更为重要的是，强学会的成立，也得到了洋务派的支持。强学会甫有成议，刘坤一、王文韶等封疆大吏都纷纷解囊支持，就连后来与维新派翻脸的袁世凯也捐金1200两。
康有为大为振奋，紧接着又南下南京游说代理两江总督兼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在“南北之汇”的上海组织学会，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及捐银5000两。张的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一并入会，张之洞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新党，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有维新领袖，自己愿跟随。
这个月底，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
1896年1月12日维新派推出了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第一张官方报纸《强学报》，免费送给朝中三品以上权贵大臣，灌输改良启蒙思想。康梁正式提出以孔子纪年，“托古以改今制”的维新变法政治诉求，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
1897年，落榜的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这里，梁启超结识了后来慷慨成仁的谭嗣同。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湖南是当时变法维新的风云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大名鼎鼎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在湖南进行的政治改革，主张渐进徐图。湖南可以说是清末改革的模范域区，一度闻名中外。
一时，强学会名流云集，南北遥相呼应，声势浩大。当时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归来后，也曾以3000两黄金要求加入强学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李鸿章是个卖国贼，应该和他划清界限进行政治切割，于是拒绝了李鸿章入会的要求。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很受伤。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后来一直以李鸿章嫡系学生自居的袁世凯。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在李鸿章逝世前夕，完成了《李鸿章传》。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书生仍然对李鸿章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梁氏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最后梁启超不无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1901年，“众人皆可杀”的“汉奸”李鸿章走完了他荣辱沉浮的一生，这个曾有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梦想，一生自诩为帝国“裱糊匠”的大清重臣留下了这样一首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遗诗之外，还有给远在北京的光绪和慈禧的一封奏折。折曰：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很为李鸿章不平，他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
1958年，合肥当地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这个在当时仍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皇帝赏赐黄马褂，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强学会的命运后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由于许多地方大员加入这一组织的目的都是捞取政治资本，加之强学会内部一帮书生彼此谁也不服谁，很快闹起了内讧。两年后，风云一时的强学会宣告解散。
1898年，康有为给光绪上了道《应诏统筹全局折》，这也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兴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
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禄俸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
从这份奏折中不难看出，康有为提出“动员基层群众，虚省强县，分散地方政府权力，建立国家自主货币”的这些建议，打上了一个现代政府治理的烙印，这个打着儒家旗号的士子从中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真正痼疾——权和钱，这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儒生们所具备的知识架构。
民国初年，已经退出政治场的康有为甚至在报刊撰文呼吁政府应该尽快放弃几千年的银本位思想，而建立起金本位的中央银行体制，这样国家才有可能避免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者。
也正因为如此，施行这一伟大的构想，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无异于他把现有的政治结构全部推翻重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把这构想带进了他真正不朽的经典政治著作《大同书》里。康有为试图建立的大同理想，在半个世纪后，被另外一个叫毛 泽 东的人物改造并实现了。
美国著名学者魏斐德在他的《历史与意志》中这样写道：一个精英发动的改革蓝图，却将主体落在全世界压迫的底层身上，康有为这种奇妙的双重性格，甚至使得他与毛 泽 东在思想结果上具有了某种相似性——持续的改革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不断将改革的主体落实到下层最广大的民众身上，如此才有可能抵抗人和世界不可抑制的退化本能。
2012年，曾打开中美建交大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中曾一再把毛 泽 东和康有为相提并论。
他甚至这样断言：矛盾论是毛 泽 东最为出名的战略理论，但这是康有为从孔子那里演化过来的大同理论，它们都是为终极目标而服务的。
事实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仅影响了后来缔造了新中国的毛 泽 东，其实也深刻影响了走向革命的孙中山。他们从学理上一脉相承。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便是大同理想的最后注解。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接受资本而反对资本主义。他提出的许多政治设想和早期的康有为以及后来的毛 泽 东不谋而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后期在改造国民党时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大同书》里面描绘了人世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站在这个角度，康有为无疑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书生本色，或许，他的骨子里留着殷实士绅的血液。正如毛 泽 东所评价的那样：一个知道目的却不知道手段的理想主义者。
1927年3月21日，那个曾经写出“眼中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诗句的康有为带着不甘离开了人世。
几个月后，曾经和他一起赛跑，提倡革命的孙中山所创建的国民党在形式上接过了大清的权杖。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一日，追求民主自由富强的又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在南昌发动了旨在推翻刚刚稳定的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历史就以这样看似不可思议却有规律的起承往复发展着。
在写作本文时，我曾查阅过许多历史典籍和档案，试图寻找到光绪和慈禧对当年这份奏章的官方回复，却一直未果。当改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康有为和孙中山重叠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我没有和他们告别。我更愿意把这一答案留给未来的历史来回答。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再次拉起改革大旗。
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
书生意气的梁启超这一次更是宣称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只有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最后梁启超甚至把矛头对准了洋务派的几个实权派人物。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但梁启超的这一通的过激言论，让害怕失去政权的慈禧开始警惕起来，让本来支持戊戌新政的洋务派老臣心生寒意。
事实上，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没有承认这一点，过分地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当初的洋务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改良，戊戌新政不过是当年自强运动的一个历史延续。洋务派和改良派的分裂，直接导致了日后戊戌新政的失败。任何的改革，离开了权力的支持，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1898年4月，就在维新派和保守派洋务派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老谋深算的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劝学篇》，详细说明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改革主张，对保守派和改良派各打五十大板。张之洞认为当时的情势，不改革，亡满清，改得太激进，亡国家。
《劝学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轰动，维新派大惊，立刻宣布和张之洞断绝关系。事实上，张之洞也正欲借这样的一篇文章和维新派正式划清界限。而另外一方面，那时候的保守派也已意识到，一味地让康有为他们胡闹，倒不如请张之洞进京主持大计，于是他们也抓紧了拉拢张之洞的活动。很难说富有政治高层斗争经验的张之洞没有投机的成分，但这篇文章的出台，无疑切合了朝廷当权派的忧虑。
光绪看到张之洞这篇文章后，其实他也明白，如果能够争取到张之洞这样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无论对上对下都会有个好的说辞，改革的难度就会减弱许多。
于是在保守派代表人物光绪的另一个老师徐桐的奏请下，经慈禧同意，光绪批准，调张之洞入京主持大计。
张之洞接到旨意后，立刻向朝廷表示：两三日里即可动身，无论病否不敢耽搁。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就在张之洞动身到达上海之际，张之洞的辖区里突然爆发了震惊西方列强的“沙市教案”，当地的居民把几个传教士给打了，还焚烧了日本领事所，那时清廷一提西方，已成惊弓之鸟。已经看出慈禧政治端倪的翁同龢，赶紧命令张之洞回去处理。
一场改变历史命运的变法就这样和帝国连同张之洞一起失之交臂。
改革者提出的改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未来的革新运动中，谁是盟友，谁是敌人。梁启超的这种过激言论，欲求改变现存的传统政治秩序，无异于唤醒和激发了更多反对势力的团结与觉醒。
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认为：改革的辩证法是，改革的计划常常使以前对政治冷漠的集团因为看到自己的重要利益现在已受到威胁而活跃起来。
关系帝国未来命运的一场维新的风暴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光绪帝的百日梦
就在俄国强占大连的两天后，光绪帝颁布上谕，决定国家走自强之路。维新变法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1898年5月29日，一个消息让康有为和他的维新派群情振奋——洋务运动的首领恭亲王奕死了。他们知道，权力将会重新洗牌。
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力，他也因此被慈禧授予议政王之衔。
这个当时皇室当中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在他一辈子当中，对于自己皇室的热爱和责任远胜对于天下的热爱和责任，这样的动机，使得他最终无法突破自己。
临死之前，恭亲王言之凿凿地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
变法已成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帝国的头上。光绪什么也没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干下去了。奕的部分权力随着他的离去，很快被移植到翁同龢的手中。
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相反对康有为一些主张给予了高度肯定。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依照康有为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政治架构，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获得了慈禧批准。
明治维新其实发端于一场革命。之前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列强的侵占下，政权风雨飘摇。1868年，日本中下级武士以天皇的名义，联合部分实力派大名（相等于中国的藩王）发动武装夺权，推翻了统治日本两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
明治政府经过考察学习，最终选择了德意志帝国的模式，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军队和中央银行”等措施，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
1889在，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通过了国家宪法，正式确认了以天皇为首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经过二十几年的革新，日本也一跃成为列强的一员。但明治维新也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和德国一样，皇权的归位，也为后来日本走上大肆扩张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扫平了障碍。
在没有经过夺权和忠实于自己军队保护的情况下，6月11日，光绪贸然发布了变法诏书，大清帝国变法正式揭开序幕。
在短短的103天，光绪颁布了三百多道上谕，涉及新政高达一百余条，密度如此之大，实属罕见。光绪和他的变法设计者们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用压缩式发展的方式赶上甚至超越已经强大的日本。戊戌新政具体内容如下：
（1）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
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2）经济改革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3）军事改革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4）政治改革
裁减官场冗员。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开放新闻自由。
财政预算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这是一个涉及帝国全方位的改革蓝本，有些设想即便放在已经高度开放的今天，也让人叹为观止。
对此，美国伟大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比较过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历史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改革在理论上有两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战战略；后者是一种渐进的费边式战略。
光绪清醒地意识到，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蓝图，要变为现实，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权作为保证，否则，这些动人的上谕只是一堆废纸。
事实上，结果也正如光绪所料，除了张之洞辖区里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其辖区力推之外，其他各地的督抚大员们根本没有拿这个有名无权的皇帝的圣旨当回事。他们一边在虚与委蛇地与光绪周旋，一边在观察慈禧的下一步动向。
历时103天的一次国家突围，围绕帝国最高统治权力MBO的一场争夺展开了。
6月15日，慈禧抓住翁同龢分管户部的一个腐败案件，勒令光绪下旨免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的职务。翁是光绪的老师，是光绪当朝唯一负责联系康梁的人物，他其实是整个维新新政的权力中坚。
翁同龢的突然被罢免，其实是慈禧对光绪的一次政治警告。光绪看到慈禧的这一意旨后，立刻大惊失色。
慈禧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七天后改为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命令袁世凯等三人统帅三军，直接对自己负责。
京畿尽在自己控制之中，军事指挥权被慈禧牢牢掌控。同时规定，以后凡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都要经过自己的同意方可下旨。
此一役，慈禧先发制人，光绪一时间成了变法的光杆司令。不甘心的光绪，展开了反击夺权。
第二日，也就是下旨实施变法的第五天，光绪召见康有为。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一次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见到光绪之后，光绪问：先生有什么高见？康有为认为，大清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不实行变法，那么亡国便是眼前之事。
光绪对此表示同意。康有为问：既然皇上明白这些道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具体的行动呢？
光绪暗示自己目前权力受到许多限制，一切都在等待时机再说。
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给了光绪一个最直接致命的建议：取消八股文。
光绪听从了这个建议，除童科考试外一律取消。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康有为这一提议，直接断送了统治这个帝国基层政权的士绅阶层，一夜之间，他们所有读书向上奋斗的政治通道没有了。
1905年，清政府又取消了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无数的士绅梦想破产。他们经过短暂的悲痛后，很快和革命接上了头。
经过这次召见后，光绪在军机处上报考虑给康有为六品的官职上批复，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一种相等于参谋的虚职）上行走，但有专折（类似于今天新闻单位通过特殊管道给高层的内参）上奏的权力，康有为还是失落。但是他也知道，那时候朝野上下，对他都恨之入骨，光绪不得不考虑慈禧的感受。
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后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见了李鸿章。闲谈之际，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怎么样。
李鸿章对维新人士一直攻击他卖国的指责早就心生不满，于是他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
慈禧反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
李鸿章没好气地说：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深谙官场潜规则的李鸿章，太熟悉中国知识分子了。在李鸿章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同样是书生，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而依靠他们进行改革，肯定是绝难成功的。
三年后，因新法失败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写《南海康先生传》时不得不承认李鸿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梁氏在此文一开头就以“先时人物”和“应时人物”来感叹维新人物生不逢时的命运。
他结尾这样写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
接见完康有为后，当日，光绪又接见了维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时任刑部主事张元济，这个人颇受李鸿章的赏识。
随后，根据光绪的安排，张从刑部调任总理衙门，负责新法对外的联络事宜。就是这个书生，政治上极其幼稚，9月21日，慈禧再度垂帘，光绪被软禁，变法失败。张元济居然又去见了李鸿章，声称：如今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或许会对皇上别有举动，此非社稷之福，中堂大人一身系天下之重，若能说句话，或可有转变希望。老谋深算的李中堂被惊呆了，睁大眼睛看着张元济，什么话也说不出。
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离开政治，一心专注于出版事业，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他晚年曾对儿子说，自己一生见到过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 泽 东。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7月3日，光绪帝下诏，授予连面都没有见过的梁启超六品官衔，军机处章京行走。
光绪抓紧安排自己的执行团队时，那边的慈禧当然也不甘示弱。
6月23日，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被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6月24日，慈禧的另一亲信接替翁同龢之前留下的户部尚书一职，正式接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场围绕着帝国统治产权界定的拉锯战在紧张进行着。谁也不想轻易放弃这场事关国家所有权的争夺。双方都卯足了劲。
这个时候，维新派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小人物礼部主事王照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想这样下去，两方的政治势力将会两败俱伤。
王照提出了一个颇有现代政治意识的绝妙方案。他向礼部领导班子打报告，要求以礼部的名义打报告给光绪和慈禧，请求慈禧下旨给光绪，让光绪出国访问日本，学习新政事宜。这是一石四鸟的政治谋略。
第一，这将大大打破光绪和慈禧目前的政治僵局，营造出一幅以慈禧为领袖的改革态势，把慈禧捧上改革教父的高台。
第二，这将大大的缓和光绪和慈禧因为权力争夺而带来的个人恩怨。
第三，利用这次出国考察机会，让光绪充分了解西方的世界，从而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力度。
第四，让西方世界明白大清帝国上下要求一致改革的决心并给予援助。
王照的这一方案，遭到了礼部尚书怀搭布等六位正副领导的一致抗拒。他们给出的理由似乎也合理：日本暗杀不断，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
事实上，王照的这个提议就连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也不认可。他们认为慈禧已经保守到无可救药，只有光绪才是拯救这个帝国的唯一希望。
但礼部压下王照的上书的这一举动显然惹恼了光绪。光绪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公然冒犯。
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9月4日，没有请示慈禧，光绪就擅自将礼部六位正副高级官员即行革职，破格提拔王照为四品官员。
维新新政失败后，王照亡命日本。后来这个颇有政治智慧的前清官员对政治再也没有了兴趣，多次拒绝出仕，和张元济一样，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仿日文假名，采取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制订了一种汉字拼音方案，名为“官话合声字母”。
1900年回国后在天津创制“官话字母”，写成《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立刻在全国掀起浪潮。王照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汉语拼音的先驱者。
9月5日，光绪再出重手，把那些手握实权的元老们晾在一边，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要职。下旨提拔维新派人士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官，以章京身份在军机处行走。名为章京，实为宰相，负责新政的具体事宜。
这四人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根本没有实际的行政经验，他们大受鼓舞，于是也更加卖力地活跃在政坛。
这一切让康有为这个六品章京也嗅到了不爽和危险。后来康有为用略带些妒忌的口吻对梁启超说：这两个小子太年轻了，毛毛躁躁。他们不同于开国重臣，今天的维新大业，是几千年没有过的事情，压力非常大，而他们从普通人一下子提拔为宰相，恐怕大祸就要来临了。
光绪没有听到康有为这愤懑加担忧的叹息，因为政权斗争已剑拔弩张，大有即刻摊牌之态。
一场本来精心准备的政治和平演变开始调转方向，改良在现实取舍下开始跑调，围绕政权争夺的一场政变与反政变的暴力流血开始了。
流血夺权开始了
9月7日，已经彻底失去政治判断力的光绪犯下了他后来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错误决定，走上了和慈禧极端抵抗的道路。在维新派的怂恿下，光绪极不冷静地罢免了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一职。
李是晚清时期的第一重臣，极受慈禧的重用与信任。事实上，李鸿章应是维新派首要的争取对象。李早年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思想在当时的执政集团算是比较开放务实的，倾向于变法。还曾举荐过康有为当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李鸿章还是当时一手提拔起来北洋新军袁世凯的老师，既有提拔之功，又有师生之谊。
光绪对李鸿章的打击，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导致袁世凯对维新派的极端不信任。最后他到天津向荣禄告密，一方面是出于自保，另一方面不过是替自己老师李鸿章算旧账罢了。
就在李鸿章被罢免的同一天，被光绪罢免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跑到慈禧面前，要求老佛爷训政，慈禧拒绝了这个保守派的提议。不甘心的怀塔布又跑到了天津面见荣禄，加紧了倒戈的策划。
9月11日，已经风声鹤唳的康有为代为草拟的《密保袁世凯折》被送到了光绪帝的御前，密折请求光绪批准袁世凯为新法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非常低劣的错误。当四品章京王照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呼不妥。这个有天才政治嗅觉的小人物的一席话让所以人打了寒颤。王照说，你们这样做，这不是等于提前告诉荣禄皇上要收买袁世凯了，荣禄肯定会提前布局。
后来情势的发展正如王照所料，但一切都已经太迟。9月12日，光绪命令荣禄通知袁世凯到京觐见。
荣禄得知袁世凯被光绪召见后，立刻作出军事部署：第二天调聂士成部进驻天津，以断袁世凯回京之路。另调董福祥部秘密入京，控制局势，以备举大事。
荣禄所做这一切，无疑逼迫袁世凯作出告密合作的选择。
1908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米拉得专访了袁世凯。这个在谭嗣同口中的“贼子”谈到改革时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对政治有着极其清醒认识的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逼清帝逊位。正是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一手终结了这个帝国。
一场精心准备的变法，到最后打开底牌时，却让人哑然失笑。几个抱着理念而根本不懂政治操练的书生，和一个有名无权的皇帝，意气用事，妄图凭借一腔热血，进行一次帝国权力的控股嫁接。失败是他们唯一的结局。墨守成规的拿来主义，是一场政治天花。改革是一场智力与实力的角逐，一场合纵连横，一错而失万机的政治游戏。
9月13日，已经草木皆兵的光绪听从了康有为的建议，决定孤注一掷，议论新政国是。
这是对慈禧权力的一次严重挑战，懋勤殿的开设，等于抛开了以原来慈禧为首的国家权力机构，从制度上和慈禧代表的元老政治集团划清了界限，重新界定了国家的产权，另外组成了一个由光绪自己控制的国家董事会。
那些帝国的政治大佬们被无情地阻挡在这个政权集团之外，这些维新新贵们摇身一变，轻易地以章京的低微的身份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帝国的真正权力股东，以专折的特权堂而皇之地出入于庙堂之上。只是在这些娴熟老练的政治庄家的面前，这些政治新贵们表现的却是那么的幼稚与低劣。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书生问政改革中最哭笑不得的一幕，以正剧开幕，以闹剧休场，以悲剧收尾。
光绪也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个你死我活的对赌协议。为了增加在这次政治股权斗争中的筹码，光绪和维新派冒险采取了几步险棋，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后来都是死棋。维新政变进入最后倒计时。
9月15日，光绪赐给杨锐密诏，让他想出办法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政变危机。
9月16日，光绪召见从天津赶来的袁世凯，袁被迅速提拔为兵部侍郎，袁世凯的官阶从三品升到了二品，从地方官升到了京官，可以不受荣禄的节制，专职练兵，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这时候，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袁世凯北上必经之路，有忠于慈禧的聂士成部队一万七千人，北京城里有董福祥的部队一万三千人，北京至山海关沿线清军七十多个营十三万人，所有这些兵力，加在一起绝对是袁世凯部队的二十倍。如果袁世凯想要有所行动，无疑是以卵击石。
这个时候，慈禧尽管多次接到密报，光绪有可能要采取极端行动，但是慈禧仍然没有下定最后决心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
毕竟光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得到了地方有些督抚和洋人的支持，加之光绪是自己亲姐姐的儿子，这么多年相处，也有了血浓于水的情分。
慈禧明白，要想最后挽救光绪的疯狂行动，必须先除去光绪身边的康有为。
9月17日，在慈禧的压力下，光绪不得不下令康有为立刻离开京城，前去上海，督办报纸。康有为拒绝了这一命令。
这时候，袁世凯和保守派人物又想到了请张之洞出山，当远在武汉的这位总督通过京城的耳目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他立刻电告朝中老友请求帮忙：如拟召不才入京，望务力阻止，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大佬深知，政治就是迂回把握时机的艺术。这个时候，他已经探知慈禧要对光绪动手。自己如果去蹚这混水，无疑要在光绪和慈禧这两位都不能够得罪的人之间作出必输的选择。
9月18日，风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经来京的慈禧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据监察御史杨崇伊等人给慈禧的密报称，伊藤博文即将来京，将与维新派合流，结成政治联盟，以专政柄。
这一消息如果属实的话，无疑是要一生弄权的慈禧的命。一个自己控制的国家董事会，突然被一个职业经理人光绪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来稀释自己的权力。惊恐万分的慈禧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决定回宫控制政局。
这一天，得到慈禧回到慈宁宫的消息后，谭嗣同连夜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保卫皇帝，起兵杀死荣禄，包围慈宁宫，保护新政。袁世凯假意应允。
改革的成败与军队的态度休戚相关，光绪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军队的失控。每一次的改革，都会伴随着社会暴力的泛滥和政权的震荡。一部美国改革史，从杰斐逊的民主兴起到林肯的废奴法案的背后，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社会混乱和突发事件。军事是一个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石，也是各个阶层分野争夺的焦点。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权，有利于对反对派进行足够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关键时刻为改革保驾护航的目的。历史上，没有一次失去军队支持的改革可以成功。
9月19日，一直和维新派暗中来往的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康有为这一天拜见了伊藤博文，请求帮助新政，出任新政的顾问。
伊藤博文是以革命起家，明治维新涌现出来的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宪法的缔造者。1894年，正是在伊藤博文的主导下，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并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这时候求救于伊藤博文，无疑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年正是他打着反对李鸿章和这位日本政客签订条约的旗号才发起的公车上书。如果当初李鸿章算是卖国，那么现在他求救于这个国家公敌无异更是沾染上了卖国的嫌疑，也使得戊戌改革的正当性受到了削弱，慈禧后来处理维新派多少也拿这事当了借口。
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时，也差点向日本借兵抗袁，那时日本早已对山东虎视眈眈，幸亏部下劝阻，才没酿成恶果，否则纵使孙先生革命得来一生的英名，在民族大义关头也会被毁于一旦。
9月20日，光绪接见了这个曾经的对手伊藤博文，在会见中光绪请教了日本变法的一些经验教训。
这一日，思量再三的袁世凯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自保，消息迅速传给了慈禧。
袁世凯知道兹事体大，搞不好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在当天送走了谭嗣同后，这个武人出身的将军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用日记记录了下来，密封后交给自己的儿子和一个亲信保管。一旦他哪天遭遇不测，把这日记拿出来可算是个凭证。
9月21日，慈禧连夜赶回紫禁城，决定提前动手，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自己再次训政。
不出几日，维新派人物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随后相继被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前得知消息，连夜逃走，后来一度漂泊海外。
9月24日，在狱中，一个昔日政坛的得意青年给尚在外面的谭嗣同留下了这样的一首维新派政治策略检讨的绝命诗：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不料，当日谭嗣同被捕。他没有听从友人的劝告，决定以身献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六人被处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绝命词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慈禧随即下令除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校保留外，其余新法一律予以停止。那些参与这一变法的现有官员一律革职。
一年后，林旭年轻的妻子，晚清洋务派重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沈鹊应殉夫身亡。而谭嗣同父亲谭继洵从湖北巡抚任上也被革职遣乡。
一场围绕帝国最高权力的MBO的争夺落下帷幕，历时103天的体制里自救的戊戌新政宣告破产。
执政集团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进步力量在崛起。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要想使得改革得以进行下去，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可以替代体制里的力量。政权上的安全，说白了，就是最高权力产权的绝对控股，这也因此成为中国历代改革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否则一切改革都将面临受到保守势力最为猛烈反扑的命运。
治国不同于单纯的学理论述，也不仅仅是凭一时的热血。它更多来自政治权力的实践经验。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知道孙中山一直念念不忘他的生前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计划，于是便委任孙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三万。这个工资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那时政府规定贪污五百两银子就可判死刑。
袁世凯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是杯酒释兵权，以肥缺瓦解孙中山的革命斗志，二也是给孙中山提前下套，一旦以后翻脸，好抓小辫子。袁大头以丰富的行政经验早就知道这完全是放炮行为，孙中山根本不可能完成他对外宣称的二十万公里铁路。孙中山从来没有实际的行政经验，仅仅挂了四十五天有名无钱无权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待到二次革命孙再次起兵讨袁时，袁开始旧账重提，孙中山花了一百多万银子，铁路一公里都没有建，加之孙根本不懂财务预算等，导致铁路办账目混乱不堪。袁遂以贪污罪通缉孙中山。被国民党控制的议会也傻了眼，事实摆在那里，只得一致表决通过。这一搞，让孙中山很被动，成了贪污通缉犯。“孙大炮”这一外号由此而传开。
康有为也对铁路感兴趣。这个有过几个月行政经历的工部主事就比孙中山聪明多了。当光绪问他国家未来如何发展时，他只说可以花两个亿白银来修铁路，至于能够修多少，他是一概模糊了事。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表明：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官僚面前，常常头破血流。独立问政改革需要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条崎岖的路上，他们应该跨越过时代的荒原，坚持合作而不抵抗，补充而不僭越，联盟而不孤绝，批评而不杀戮的政治立场。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全着落，进退有保。戊戌新政的失败，也是光绪和一帮知识分子对政治常识无知导致的一场悲剧。
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善待知识分子，需要给这个特殊的群体一个政治的通道，宽容而不压制，纠正而不围剿。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一点的动机和诚意来做改革的妥协与调和，一味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只会把自身和国家拖入动荡的绝境。
戊戌新政是这个帝国的一个分界点。它宣告了一个试图在体制里改良的国家走到了终点。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在谭嗣同仰天长叹的悲情声中，改良的基因开始变异，一场更加漫长更加激进的革命以暴力血腥的手段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C。P。费斯杰拉德所说：中国对西方错误的神灵们失去了最后的幻想，他们没有停歇，马上去寻找其他的途径，一场以革命夺取政权的大变革开始了。
在慈禧离开人世的第三个年头，大清帝国在一场漫不经心的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宣告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