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年，历史将会给这一年的世界作出怎样的注解？
在遥远的西方，一位伟大的英雄荡平了所有对手，结束了国内战争，凯旋，罗马元老院举行盛大的仪式，为他的帝国进行最高地加冕，他也成为帝国的终身独裁者。他的名字叫恺撒。
第二年，当他轰轰烈烈开始推动一系列改革时，他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一个阳光的早晨，他被叛乱者杀死。帝国依然前行。
恺撒开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真正英雄，无数次被历史缅怀与追忆。
而同样在公元前45年，在东方，另外一个恺撒式的人物出现了。
终于，在他处心积虑的算计下，他攫取了大汉帝国的统治。他以他笃行的儒学行为，像一个风中的骑士，开始了一段惊动后世的构建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国的实验。他的名字叫王莽。
和恺撒一样，这个同样贵族出身的人，一天突然醒来，发现周围已是危机重重，他的生命最后也在一片反对声中被数人瓜分终结。
当恺撒被一代代历史学家视为罗马帝国的无冕之皇而顶礼膜拜时，在古老的中国，这个中国最早的民选皇帝王莽则开始成为篡权乱政的小人的代表，经历无数次的唾弃与谩骂。
被权力遗弃的贵族
公元前45年，伴随王莽出生的还有一个绝世美丽的女子赵飞燕。
英雄美人，三十八年后，他们的人生有了交集。王莽以“祸国乱政”的罪名把她逼死在未央宫的一个横梁上。这里最后也成为他的坟场，陪伴他倒下的，还有数千的忠实粉丝。
若干年后，已经坐上龙椅的大新帝国的君主王莽回忆公元前45年他出生这一幕，一定会面色严峻地说：那天山东济南东平陵王家坟头上，突然枯木生枝，万物阜新。
这个一直自诩为舜的后裔的人，其实并没有他后来说的那么高贵，他的一生甚至是一个苦孩子的发迹史。
王莽出生在一个外戚之家，在他出生的前三年，他的姑妈王政君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被汉元帝立为皇后。
遗憾的是，庶出的父亲王曼早在王莽十三岁的那一年，就离开了人世。以致等到后来王政君的儿子成帝即位，按照母亲的意旨对王家人进行加封时，却没有了王莽的份。
一个更糟糕的消息，还在继续等待着王莽，在父亲去世六年后，自己的哥哥王永也随父归去了。
和自己的那些堂兄弟们相比，王莽从小体味了人世中最大的艰难困顿，因为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公平与人权成为他后来改革的信念。
这一年，十八岁的王莽娶了一位同样已经没落的贵族后裔的女孩，成了一个男人，开始真正担负起一个家庭的所有责任与苦痛。
一直奉行儒家“克己复礼”的王莽，即使在公元8年登上大位之后，后来也没有再娶过一个女人，尽管他在私下里仍然和卑微的奴婢有染。他成为遥远的古代中国实行一夫一妻的第一人。
没有享受到家族庇荫的王莽，唯一的出路，和现在那些莘莘学子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读书，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勤奋走上仕途这一条“独木船”。
早在王莽丧父的那一年，卓有远识的母亲节衣缩食，把王莽送进了太学——帝国当时的最高学府。
在这里，少年王莽认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儒学大师陈参，开始跟老师研习儒学经典著作《周礼》。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官制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这本经典古书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
如果说，西方的一个理想社会的状态，是两千五百年前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经典作品《理想国》对话中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在东方，则是三千年前的周公的这本儒学经典《周礼》。
从此，这本春秋时期的书典规范，成为王莽的最高行为准则。许多年后，缔造大新帝国的王莽，任用自己的老师陈参，严格按照《周礼》的描述，一起制定了那场以“克己复礼”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本书成为后来推行新法的施政蓝本。
当王莽试图以自己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构建一个东方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时，正如柏拉图在叙拉古最终的结局一样，不出意料地走向失败。
冉冉升起的官二代
公元前23年，大司马王凤病了。
王莽前去伺候这位大伯父，亲自尝药，累得几个月都没有睡好觉。王凤临死前，慎重地把王莽托付给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已贵为皇太后的王政君和汉成帝。
这一年，王莽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官不大，却是替皇帝起草各类文件的核心机构。
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这一年，他二十九岁。他也以儒生兼外戚的双重身份成为当时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在三十七岁那年，王莽以知识分子的形象一跃成为大司马，和其他儒学出生的大臣组成三公，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参政的领导班子，辅助成帝，总理朝野各项事务。
甫一上任，王莽就奏请成帝批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依据《春秋》里“以贵制贱”，也就是高薪 养廉，罢刺使更置州牧。大幅度提高官员待遇，每个官员俸禄从六百石提高到二千石。
依据《论语》里“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的记载，把太学招生名额从一千增加到三千人。
王莽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理想，提拔了当时许多重要名儒大师参加政权建设。他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提出限制富豪权贵侵吞民财和奴婢，保证贫民生存权和人权。
然而，就在王莽新政满一年，因为汉成帝突然驾崩，哀帝登基，王政君被封为“太皇太后”，事实上，权力从此被架空。
离开了姑妈的关照，两个月后，王莽大司马的权力不得不放弃，让位给下一任帝王哀帝的外戚集团。
外戚是权力的肿瘤，伴随着汉帝国的肇始和覆灭。
在这一次权力斗争中，王莽第一次被迫下野。儒生施政的理想随着帝王的更迭，就像夏天上空飘过的一道云彩，还没有落下雨点，便宣告幻灭了。
公元前4年，心情懊恼的王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南阳新都。这个始终高举着“奉汉大宗”的旗帜，一心要用儒学来普度众生的教主开始了三年隐野生涯。
跨越过漫长的地理空间，这一年，西方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耶稣。
耶稣后来在《圣经》中早已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你说：我是世上的光，要除去罪恶黑暗，带给人生命和盼望。
也就在这一年，回到了新都的王莽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情影响深远。
王莽的儿子王获随意杀死了一个奴婢，这本来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但王莽以儿子的行为违反了儒道的“人为贵”的要义，最后逼儿子自杀谢罪。
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这一现象时说：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家庭是当地政治生活中的成分，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灌输忠诚与孝道，家庭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诚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政权的基地。
王莽在家庭中，从小遭受白眼，极端的自卑。三十七岁身怀儒学经典，位极人臣，又极端自负。这两个极端交织出矛盾斑驳的人性世界，昭示了他后来一手缔造的大新帝国十五年的命运底牌。
最终，这个旧体制里的最矛盾的人物，一个勇敢的摧毁者，从一个僵硬的极端，滑向了另外一个华而不实的地狱。
王莽所提出的民贵思想，后来在他推行的新政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一席之地。景仰与质疑，高尚与作秀，以及悲剧的气息，一直伴随着这个红得发紫的偶像。
哀帝即位后，在自己的母亲傅太后的干预下，很快把王莽制定的一系列新政推翻。
太学招生名额从三千又恢复到一千，一大批儒学干将被罢官或赐死。整个朝野政权被新一代外戚们玩弄于掌股之中。
朝中大臣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最后好男色的哀帝把大司马的位置给了一个面清貌秀的皇宫更夫董贤。
哀帝和董贤同床而卧，有时候睡着了，为了不惊醒这个男粉知已，他只得割断衣袖而去，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断袖之癖”。
儒生精英们和外戚集团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之势，他们开始怀念王莽执政的时代，并暗中串联倒戈。
公元前2年，有一天出现日食，这终于给儒生们提供了一枚法理上的炮弹。
一向相信天命神授的哀帝见这一奇观，惊恐不安，召集群臣询问对策。
最后的结果是，在儒生们的压力下，哀帝只得以侍奉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让王莽回到京师。
儒生们的造神运动
这一年，当王莽阔别三年，再一次回到京城的时候，他的事迹被当作儒家真正的英雄行为而传颂。
现在，他唯一要做的是继续等待。理想在前方飘荡，而现实是残酷政治的阉割，他需要等待一个契机，给政敌最后致命一剑。在这里，王莽要完成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霸业。
面对越来越混乱汹涌的政局，这时候的王莽闭门不出，仍然是一副侍奉王太后的忙碌样子。深谙权力游戏的他知道，政治就是你死我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时候，以静制动是最好的政治操作，没有十足的把握与绝佳的时机，绝不能轻易出手，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了。
重返权力的核心，他在苦苦等待一个命运逆转的时刻。
公元前1年，坐了六年皇位的哀帝一命呜呼，在夏天的一个夜晚，暴死在未央宫里。
密切关注政局的王太后得知消息后，立刻命令王莽手持宝剑收取了象征帝位的玉玺，然后命令京师所有军队归王莽直接调动指挥。
第二天，董贤这个美色少年被解职并被迫自杀。当年参与支持哀帝的一代美人皇后赵飞燕也以祸国乱政之罪被王莽诛杀。
王莽以外戚元老和儒学领袖的双重身份，当仁不让地把大司马职位收入囊中，在朝野的一片欢呼声中，再次走上大汉帝国的政治前台。
最后，在朝中没有权力根基的平帝被扶持上了皇位。
王莽回到久违的政坛，新外戚的残余势力被抑制。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再次得到重用，过去制定的政策得以恢复。
姑侄的一次成功的政治布局，一场和平政变遂告落幕。
经历过政权的数次更迭，王政君也已心意懒散，开始退居二线。毕竟这个历经三朝的老人已经七十二岁了。
王莽成为这次政变最大的赢家。在一个傀儡皇帝的遮护下，他以安汉公的名义总揽政纲，成为未央宫里真正的主人。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政权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他用铁血的专制手腕，开始了漫长的以儒道复新来治理这个庞大帝国的事业。
公元前3年，汉平帝跨进了人生的第十二个年头。经过上下群臣一致的强烈要求，王莽的女儿最后成为皇后。
这一年，为了大兴教育，王莽将太学从哀帝时期的一千人扩招至一万人，设立各类学问经典著者的博士。一时，儒学、历算等长安各路精英云集此地，参加辩论。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博士后来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这是王莽召集的中国古代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是科学上真正的一次百家争鸣。
另一个背景是，由于大财团和贵族的把持，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开始流离失所。
王莽开始把财政向民生倾斜。他在城中由政府投资，兴建大量的廉租安置房，供贫民居住。
紧接着，他又下令，修改法令。对老人和小孩子不加刑罚，妇女如果不是重罪一般不得逮捕。
几近倾覆的大汉，在王莽开出的药方调剂下，开始慢慢恢复了元气，四海之内开始了歌舞承平的短暂回魂时光。
儒士们高唱赞歌，以古代周公相称，歌颂王莽实行仁爱，惩罚私亲，以礼治国的不朽功德。
儒生们奔走相告，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王莽的英明领导。王莽也无可争议地成为儒学的领袖，士子和平民们心中的偶像。
公元4年，京城周边地区的大约四十八万知识分子，约占这个地区知识分子比率的96%，聚集都城广场进行造势游行，联名上书给皇帝和王太后，表达他们的意愿，要求加封王莽为九命之锡——这是仅次于皇位的最高奖赏。
面对民间这一要求，王莽连夜上了份奏章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外家亲戚，已经越过资历占据高位，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你们停止这些请愿，让我安心完成礼法的制定，然后公布全国。如果礼法遭到非议，那么我来承担政治责任下台。如果大家肯定礼法，那么我能够保全性命回到封地，给贤能让位是我最大的心愿。请你们务必能够理解我现在的心情。
这个时候的王莽，还没有脱离他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他的这一番表白，尽管有作秀的成分，但他对自己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也算是发自肺腑。只是这时候，身在政治江湖，情势的发展，已由不得他自己了。
奏章一出，立刻在朝野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这一次，刘氏皇室后裔，贵族王侯们也加入了声势浩大的请愿。
公元5年5月，王政君亲自来到未央宫，宣读了赐给王莽“九命之锡”的诰命。五十岁的王莽走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儒家知识分子问政的峰巅。
亚当·斯密说：“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卢梭在他的成名作《社会契约论》中这样写道：“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往往无不生活在枷锁之中，那些自己认为是主人的人，最后往往也会成为奴隶。”
而这时候的王莽，正在大摇大摆地踏向一条通往未来和历史的奴役之路。
冒险的实验开始了
权力是最好的春 药。
被民意挟持的王莽也开始了他个人的飘飘然的政治欲望的膨胀。
两个月后，在深宫一直战战兢兢的小皇帝寂寞地死去，他的身边除了宦官，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平帝之死也成为一桩王莽无法说清楚的疑案。
两岁的刘婴成为继位者，王莽理所当然地被众人推举为摄政王。
但权力的斗争并没有终止。
公元8年，一些看出王莽篡位野心的皇室后裔买通了侍卫，策划绑架王莽，另立新主。
政变的计划很快暴露，参与的人全部被处死。王莽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皇室权力的真正威胁。毕竟，刘氏才是这个帝国的真正主人，他充其量是个高级打工仔。
公元9年，新年刚过，在朝野的各路高调劝进声中，一直以周公自居的王莽，不顾王太后的坚决反对，撕去最后的面纱，逼迫刘婴禅位，建立新朝。延续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汉帝国宣告结束。
王莽上台后，立即提拔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刘歆，为大新帝国的“国师”，建立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班底的辅政班子。而王莽本身就是一个大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事必据《周礼》。
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期冀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想国。刘歆后来也在一场推翻王莽的政变中失败而自杀。
柏杨后来在《中国人史纲》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
这当然是柏杨对历史和王莽的一厢情愿的解读。恰恰相反，历史一再证明，试图依靠模型建立一种理想国的大同社会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一旦走上政治权力的舞台，他们往往走入架空社会的另一种极端专制的陷阱中，为极端政权所张目。
即便是在西方，当民主启蒙已经完成，当知识分子与政治相遇，这样的悲剧仍然无法停止轰轰烈烈的上演。
从海德格尔到施米特，从萨特到福柯等，当他们的知识激情为自由政治所诱惑或屏障，就像王莽一样，将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民主的对岸。
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以儒家身份登上帝国最高统帅的第一人，他的知识分子形象极大地鼓舞了后来者。
后来，一直提倡好人政府的自由派民国学林领袖胡适，在1929写的《再说王莽》中深有同感地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周礼》，才知道王莽的确搞的是社会主义那一套。”
1946年，胡适决定效仿他的政治偶像王莽，参加国民政府的行宪国民大会，以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竞选中华民国大总统。
只是胡适没有王莽那么幸运，没有政治集团的护驾，知识分子身份只是招牌，而不是实力，离开了外戚这张王牌，王莽的儒家身份在政治上也不会让他走得如此之远。
然而，王莽以民意自重，自立为帝，也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白居易有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历史没有太多的假设，它的诡秘就在于它有无限不可预测的可能。
1916年，被西方国家一直寄予改革厚望的袁世凯，在自己儿子导演的劝进声中称帝，废掉中华民国称号，改元洪宪，然而在各路讨伐声中，6月6日袁世凯就在郁愤中结束了他的千年帝梦。
王莽和袁世凯的名字，在历史的深处，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帝位，掌握了最高权力后，新帝王莽在没有培养好得力的内阁执行团队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托古改革运动。
公元9年，为了解决西汉末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危机，王莽根据《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记载，颁布政令：
（1）取消自商鞅变法以降实行的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一律国有，不允许土地私人买卖，恢复一千多年前的井田制。八口以下的家庭，土地不得超过九百亩。
（2）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贫民，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标准。
（3）禁止奴婢的自由买卖，提高奴婢的社会地位，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公元10年，在没有巩固既有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情况下，王莽又仓促地进行了经济改革：
（1）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2）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的，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3）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4）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5）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
这些颇具前瞻性的改革设想，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才被法国一个叫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再提及，王莽在一世纪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在远古时期的实验。
在没有得力的新政监督与执行层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仅实行了三年，就遭到了大地主与豪强的强烈抵制，根本无法推进。
这个时候的王莽，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如果对他的新法加以适当的改良，立刻组建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动用强制的行政力量，度过变法的激烈阵痛期，历史将会为此掉头续写传奇。
公元12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
书生的软弱本性，导致了王莽的妥协。刚刚看见新政幽微的曙光，便又熄灭了，变法也失去了最后正名的时机。
就在王莽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高达五次。英国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齐克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货币是国家权力和信用的象征。王莽货币制度的改革，彻底拖垮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帝国金融体制。
社会迅速陷入了混乱，列强和豪富乘机制造通货膨胀，发动了一场对于王莽这个大新帝国的货币战争，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吞并土地，令大批流民破产。下层百姓开始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各地纷纷骚乱。
一场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到最后竟然成为这些集团继续扩张自己私欲的契机。
更糟糕的是，由于王莽依据那些已经久远的儒学经典的繁文缛节，对行政机构不厌其烦地多次更名，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指挥系统的极端混乱。
王莽对帝国的臣属藩国也一律取消他们的“王爵”的封号，改称“侯爵”。这时候，那些也早已对王莽心生不满的少数民族在边境也相继起兵，讨伐王莽，要求为自己封号正名。
内忧外患下，王莽这个用《周礼》缔造一个大同理想帝国的宏愿已然宣告破灭，等待他的是一个已经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的国家烂摊子。
这一次，这个昔日的儒生领袖惊慌失措，干脆命令军队和警察对无辜的已经无家可归的贫民挥起了屠刀，更大的舆情和暴乱以报复性反弹呼啸而至。
最终，一幅“社会主义”改革的理想蓝图，在经历了短暂的十五个春秋的激情演绎，随着公元23年王莽生命的终结，在一场流血中化为泡影。伴随王莽终结生命的还有那些试图和他一起建立这个理想社会的数千忠诚粉丝。
王莽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辩，便把自己六十八年的生命交给了漫漫长夜的历史去审判。
历史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1926年，毛 泽 东在广州农讲所讲课，谈到历史上没有人研究过农民问题时，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一场轰轰烈烈的托古改革运动结束了。理想的激情燃尽，一个神话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顺天时是伟大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和失败的政治家相比，一个根本标准在于：一个有预感未来的能力，并能够制定详细可操作的政治纲领，一个则是理论机械的模仿，而无顺应政治情势的演练技能。
改革家都必须严格按照身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不能够事先给自己脑袋套上任何理论和理想的套子，实践才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否则，改革便是灾难。
王莽的悲剧在于，以一个古典哲学思想型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怀，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的国家模型，企图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
事实上，构建这样一个大同理想的世界，不仅仅是王莽这样的“官二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这位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更是公开一致宣称：只有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哲学思想者才合适当统治者，因为他们完全是理性的，能够控制自己内心魔鬼的冲动，看到真正利益所在，不会去施行真正无法忍受的暴 政，从而走上民主政体的道路。
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这个真理是如何的正确，他干脆不停地四处演讲启蒙，最后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和民众对他的态度，也从当初的尊敬慢慢变成了厌烦。
公元前399年，这个号称世界上最早的理想自由的古希腊城邦以苏格拉底式的民主投票的方式，一致同意以“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七十岁的苏格拉底死刑。
柏拉图听到这个消息惊呆了。苏格拉底之死，让他得出了他和苏格拉底在《理想国》对话中另外一个结论：一旦一个政治制度败坏了，无人能够在不借助朋友的状态下，将其恢复到原始健康的状态，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回到书斋中去，离政治远点，决不和政治发生关系。
虽然嘴上说是这么说，但柏拉图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政治伸过来的诱惑。
公元前368年，远在叙拉古城的柏拉图的一个忠实粉丝迪恩写信给他说：现在统治这个古城的是他的好友兼连襟小戴奥尼素，小君主和他一样，喜欢哲学，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二人都非常仰慕柏拉图，很想接受柏拉图的指导。
接到迪恩的邀请信后，柏拉图犹豫了许久，最后决定还是去玩一把政治，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凭借他的哲学智慧，可以建立起一个他《理想国》中描写的理想国。
小戴奥尼素在接受了柏拉图哲学的熏陶后，开始以哲学家自居，并准备撰写一本治国理论的书。他开始认为自己代表智慧和真理，因而也更加专制和狭隘。迪恩也接受了哲学的洗礼，他同样以掌握真理的知识分子为名片，在小戴奥尼素的专制下，迪恩也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走向前台。推翻了小戴奥尼素不能忍受的专制后，他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三年后，他又遭到部下的叛变和谋杀。
柏拉图的前前后后三次叙拉古之行，一次比一次失望。他没有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国，而是被更加频繁的暴乱和专制所替代。
今天，当我们无数知识分子仍然在津津乐道谈论《理想国》时，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留意柏拉图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政治履历。
也许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一段政治经历，真正留给当下的一个教训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政治思想学说“绝对理想国”的构建者，试图自己或者幻想这样的代言人走上政治统治（甚至是最高统治）这一条道路，那么结果则是要么政治被破坏，要么知识被破坏，要么两者都被破坏。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否则在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知识分子依靠理论模型吞下的精神鸦片，无疑会成为一个国家最致命的毒药。
隔着五百年的烟云，跨过遥远的海岸，无论是王莽、恺撒、柏拉图，甚至是小戴奥尼素，他们都在另外一个历史角落里狭路相逢了。
同样是西方自由主义代表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告诫道：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历史行而无远，当今天新（极端）左派，新（极端）自由主义学派和新（极端）儒学派正在喋喋不休论战时，曾经的苦难，像幽微的钟声，敲响了千年中国正在疾奔的政治旅程。
正如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在诗中写的那样：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当初试图用它将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
这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不归路，最后连着这个帝国一起倒下的，还有王莽这个风中骑士的身躯。
但儒学治国的情怀，并没有随着王莽生命的终结而消散。
尽管幼稚，但这毕竟是个伟大的实验，王莽的失败也以不同的方式，鼓励和提醒着更多的后来者走上政治变革这条道路，当然，他的失败也给予后来者更多的警示。这也正是这个民族得以绵延千年不衰的真正基因。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另外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王莽不是历史的罪人，他应该得到公正的敬意。他的后来者，没有一个比他走得更远，也没有一个比他更有心怀苍生的理想情怀。他成了帝国的孤儿，一个历史的先烈。
“秦人无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千四百年后，大明帝国的第二任皇帝，年轻的建文帝朱允炆，书生气十足，继承了王莽的儒家情怀。
建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位儒家名师引为心腹，进行建文新政的具体规划。
方孝孺依据的仍然是两千多前的《周礼》，一部关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着《周礼》行事。
这三个大臣勇敢、正直并满怀着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政治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1402年，燕王朱棣三十万大军的铁蹄把这个不切实际的新政蹂躏在脚下。
一心也想复古建立不朽帝业的建文帝，最后在皇城南京的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
隐伏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的孔孟之道，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王莽儒家情怀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鼓励着那些想要参与社会革新的人们。
帝国在挣扎中继续匍匐。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新运动虽然标榜新生活的幌子，内容却是旧的儒家思想的底子。
1945年，在抗日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在召开行宪国民大会的前夕，信心满满地发表了由陶希圣替他捉刀的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文。
蒋在文中这样说道：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发扬光大。而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使我国民具有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这是一篇儒学新政的檄文。四年后，蒋介石政权在大陆溃败，儒学复国的梦想，随着历经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改造，也一起在异乡飘零了。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中这样写道：追求乌托邦的崇高理想，容易带来伤害与恐怖，激情驱动的行为是狂野而有害的。
然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流血轮回中悄然改变了。
现代著名湖畔派诗人冯雪峰在《雪之歌》这样叹道：
一切的深思，
一切的无知，
一切的呜咽，
一切的饥饿，
一切的隐闭
和一切的赤 裸，
都从一个梦里，
飞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