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辜振甫素有“红顶商人”之称，辜家的人脉关系是岛内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辜振甫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1990年，他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次年获聘“总统府资政”，显示了其在政界的特殊地位。1991年3月，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又应邀出任董事长，成为民间处理两岸事务的台湾最高负责人。
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关系，在东方社会，例如大陆和台湾，同欧美相比有很大不同。作为辜家的领航人，辜振甫生前在工商界的地位无人可比。而他能取得这样的显耀地位，同其在政界的关系密不可分。
1952年，国民党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辜振甫率先响应这一政策，将其继承的大量土地和盐田交出来。作为征地补偿，当局将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家公司的股票转给辜振甫。这样，辜振甫不仅经济上未受损失，而且一变成为新暴发的工商巨头，一时间地位无人能及。
1954年4月，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辜振甫主持公营企业——台湾水泥公司的民营化工作，并从此开辟了辜家产业的新天地。几年后，他又从产业界迈向金融界。1966年4月，辜振甫在台湾当局的支持下，在一批台湾上市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证券投资公司”，1970年正式改组成“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此后，辜家产业的扩张便以”中国信托”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集团。1991年，“中信”更名为“和信集团”，辜振甫始终把握这家族生意的脉搏。
在辜振甫的一生中，非常荣耀的时刻是作为汪辜会谈的代表，名载史册。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正式举行。会谈举行了两天，辜振甫董事长和汪道涵会长展现了高度的智能，克服会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促成会谈顺利举行，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和“辜汪会谈共同协议”等4项协议。由此，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这是台湾海峡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40多年来，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虽然这次会谈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的范围，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台湾岛内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与汪道涵会长在上海举行了“汪辜会晤”。这次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双方还达成了包括两岸继续进行政治对话及汪道涵会长应邀访问台湾的“四项共识”，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双方达成了包括继续进行政治、经济等广泛内容的对话及汪道涵会长应邀访问台湾的四项共识。
“汪辜会谈”可以说是辜振甫政商之路的巅峰，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推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经过会谈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双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
一直以来辜振甫致力于经济外交，然而“汪辜会谈”或许是其经济外交的真谛，他所追求的绝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荣誉与经济利益，而是大陆与台湾持久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更是中国统一大业。
“创富经”生意人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需要政府作出适当的辅助工作。所以，企业就难免要和政府有很多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够实现辜振甫那样的事业，不仅充分利用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又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前进。但是，不管如何企业都不应该投机取巧，希望通过钻市场的漏洞与政府作出有被市场规则的事情，这样的企业是经不起市场检验的，迟早会被淘汰。
具体来说，企业在应对政府的过程中应该做好两点：
（1）利用政策。企业应该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政策，发展自己，在不违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也可以游说政府，促使其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赢。
（2）遵守规则。企业终归是经济实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则发展经济，对于政府有碍市场规则的行为，则应该给与支出，甚至向上级政府反映。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实力，可以用脚投票，通过市场规则制约政府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