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官方都想要把粗话消灭干净，制造出一个没有粗话的“纯净世界”，但连自己都不知道脏话怎么就那样脱口而出了。不过专家说，这并没什么不好的，因为骂人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疼药”。
1897年，美国密歇根州的法律禁止在儿童面前讲粗口。200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保卫得体行为法案”，其法案规定，若电视上或广播里出现脏话，最高罚款27.5万美元，甚至还可能更严厉。是不是对重复说脏话的人处以50万美元的罚款？除了美国，波兰的一个城市厄尔布拉格的市长也决定对那些公开说粗话的人给予惩罚，俄罗斯议会也在2003年禁止脏话，在荷兰也有禁止脏话的规定。
因此，许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大脑研究者对这些禁令嗤之以鼻：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语言天堂。人类也从来没有因为说脏话而被天堂驱逐出去。那些净化语言的卫士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梦想。
说脏话本来就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无法避免地总是会使用一些不干净的词汇，因为这种本能早就生存在人脑的神经结构当中。
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不会缺少骂人的词汇。
德国人生气了会说和排泄物有关的脏话；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喜欢说和性有关的脏话；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的粗话一般是与鬼以及其他宗教的神灵有关；古罗马诗人用粗话作诗，古埃及人把粗话刻到象形文字中。
不管是什么时代都能在世界各国听到人们说脏话，荷兰莱登大学的语言学家盖·道切在著作中写道：“人类的脏话经过一代一代口头传播后，最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了书面语言当中。”
从古至今的世界各名人都和脏话结缘，比如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马丁·路德。歌德把批评家骂作是狗，莫扎特则喜欢在信上署名为“您的甜蜜污粪”。
迪蒙瑟·杰的调查发现：餐馆的服务员说脏话的频率不一定会比女经理说的少，屠夫说的脏话也不一定比外科医生多。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词汇，10%是用来骂人，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只有5%的词汇是用来骂人的。
我们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脏话时根本不会学说这些脏话，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些脏话的真正含义，小孩子要用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这些词汇的含义。迪蒙瑟·杰说：“人们可以把这个学习的过程看做一个经典的训练。”小孩子通过父母喜怒哀乐的一些日常反应很快就学会，如果他们说脏话，就好像嘴里含着一门兵器，他们可以用这个兵器引起父母的绝对重视。
我们在学会说脏话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和中性词汇不同的居所：人脑中的额叶系统。我们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和骂人的语言都聚集在这个区域里。而掌握理智的话都位于大脑皮质外层，在这里神经细胞把粗话过滤掉。
美国神经学家亚当·安德森和伊丽莎白·菲尔普斯说：“当人脑上层区域不再能够抑制住额叶系统中的情感阻塞之后，人就会说脏话。一个人会说出什么样的粗话，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迪蒙瑟·杰说，这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口头的脏话越是严重，说脏话的人意图对抗社会环境的冲动越是强烈。
迪蒙瑟·杰对老年痴呆症患者得出一个较为头疼的发现：他们有些人尽管连自己亲人的名字都已经不记得了，词汇量也已经少得可怜，但是竟然还会脏话。很明显，说脏话是人终生学习的成果，就算在我们成年之后，对脏字的注意也要比中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多。
当接受测试的人听到脏话后，不仅会竖起汗毛，而且脉搏也会加速，呼吸变弱，皮肤的导电性也会改变——这些反应都说明人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到处都在禁止污言秽语，但是任何人都会说。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脏话就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释放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