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6月，狄更斯写信给麦克里迪说：“我被《大卫·科波菲尔》和《家常话》两边夹攻，忙得应接不暇，就像一只蜜蜂。”
原来，早在狄更斯在放弃了《每日新闻》之后，他的心里又开始盘算着准备创办一份周刊的计划。
狄更斯为这份杂志作出设想：
这份杂志应该成为生活的一览，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要有评论，有忠告，有漫谈，应该关注我们社会状况的普遍改善，尤其是应该具有趣味性。
当《大卫·科波菲尔》进程过半时，狄更斯再次给福斯特写信商量这件事，并设想了好几个杂志名称：《知更鸟》、《人类》、《查尔斯·狄更斯》、《伙伴》、《家庭之声》等。最后，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找到了一个最中意的名称：《家常话》。
《家常话》于1850年3月30日正式问世。
有人原本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写作任务非常繁忙，他还兼任剧团舞台监督、演员，再担任演说家和记者的职务，他还要操劳着家庭事务。那么，在过了创刊的那一阵热情之后，肯定会把杂志的编辑工作推给助手去做。
但是没有，狄更斯对《家常话》的管理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的时候，他都把杂志的事放在心上。
狄更斯给他的助手威尔逊提出了明确的指示：
凡是呈交给你的文章和小说，不管章节、字迹，你都要仔细认真地批阅，需要录用的文章要认真录用，需要修改的要认真修改，该退稿的要坚决退稿，但要特别注意发现新作者和新的选题。
与此同时，狄更斯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为一些稿件进行缩写、扩写或改写，甚至不惜花费更多时间，以他的思维方式替别人重新改写。但他自己的文章也要按时写出来。
有时狄更斯这种努力是费力不讨好的。有的撰稿人在作品刊登出来之后，发现作品被删改或润色过，有一些他们自己以为不错的段落被删掉了，心里很不高兴，专门致函狄更斯问罪。
狄更斯虽然依然不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但他给作者们付稿酬的时候又多又及时，那些自尊心受到刺激的人也就很快都原谅他了。
《家常话》还有一条与别的杂志不同的严格规定：不准用真实姓名来发表作品。
有好多的读者对此很是纳闷：为什么如何众多的文章都明显带有狄更斯的风格？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的稿件都经过了狄更斯的修改。虽然狄更斯给撰稿人写信作解释、提建议所花的时间和大多数编辑花在社论上的时间差不多，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狄更斯的父亲和岳父都在《家常话》杂志社当差，而乔治·奥古斯塔斯·萨拉则更是凭借《家常话》而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记者。
狄更斯住在伦敦的时候，他通常每天上午从8时至11时在韦林顿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一边口述，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把体力脑力都一齐运动起来。
《家常话》自创刊之初，就大胆披露各种社会弊端，但是，却不允许刊登私人丑闻。他关注着自己周围的一切，为大家说明：为什么和平团体总是愚蠢的，为什么裁军是轻率的……他攻击一切形式的压迫，嘲弄种种假话，调侃愚蠢的行为，揭发残酷的恶行，嬉笑怒骂，入木三分，使杂志在郊区比在伦敦西部贵族居住区更加受欢迎。
狄更斯让他的作者务必记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每篇文章都应该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不止一次写信指示威尔逊说：
不管一件事写得如何睿智，如何深奥，如何真实，除非它很有吸引力，否则还不如不写。
要把杂志办得活泼、活泼、再活泼！
虽然狄更斯经营《家常话》严肃而又认真，但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仍然不改老习惯，喜欢和人开开玩笑。
有一次开编委会，到会的却只有狄更斯和约翰·鲁滨孙两个人。鲁滨孙早就听说过，狄更斯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他与人会面时总是分秒不差。
这时，鲁滨孙的心里不禁有些心慌：“估计一会儿狄更斯一定会照规定时间准时开会，而其他人又没能到场，我到时该如何应付呢？”
在没到时间之前，他们俩一直讨论着当前的一些新闻，开会的事一点也没提。
时间到了。
狄更斯一分钟也不差地说：“约翰·鲁滨孙先生，你同意我当会议主席吗？”
鲁滨孙壮了壮胆子，跟狄更斯开了个玩笑：“我完全信任狄更斯先生可以维持大规模集会的秩序。”
于是，狄更斯就认真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两个人讨论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决议。
狄更斯表情非常严肃，用各缺席成员的声音和态度提出各项决议，又以倡议者、附议者和主席的资格提出建议，然后就展开了讨论。
讨论偶尔还会被鲁滨孙、狄更斯和“其他成员”所打断。狄更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福斯特、威尔斯、布雷德伯里、埃文斯等人的腔调说话。
所有决议全部通过之后，就被一一记录在案。
狄更斯站起身，严肃地宣布：“由狄更斯、鲁滨孙两人参加的多人编委大会，圆满结束。”
《家常话》旗开得胜，1850年年底，狄更斯完成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写作之后，对杂志更加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