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叛乱事件。
广东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1924年夏，陈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违法私运入口，被广东政府查获没收。商团寻机发动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活动，商团武装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叫嚣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英国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十分危机之中。中共和广东各界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孙中山调集政府军、黄埔学生军平叛。15日，商团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着广东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还有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均拥有较强实力，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陈炯明的主力共6万余人，在各派军阀中实力最强，对革命政府威胁最大。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合江西军阀，分三路进犯广州。15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右路军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勇猛进军，连克东莞、常平、平湖，11日占领深圳，肃清了广（州）九（龙）路敌前哨部队，然后乘胜挺进，于14日克复淡水，这时，因左、中路的滇、桂军迟不进兵，右路军实际成为东征军主力。20日，右路军占领平山，然后暂置惠州于不顾，挥师东进，在海丰农民群众支援下，先后攻克海丰、潮安、汕头等地。3月13日，右路军又与叛军激战于棉湖，虽牺牲惨重，但终于大破敌军。至23日，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残敌逃往闽赣边界。第一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主力，胜利结束。
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负左、中路进攻任务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心存异志，暗中勾结陈炯明和滇系唐继尧，按兵不动，陷右路军于孤军奋战。继而又于4月间从东江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6月6日，右路军奉命回师，镇压叛军。11日，在工人、农民支援下向叛军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半时间，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内政等部长。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着手组建国民政府，但考虑到粤境军阀林立，大本营制易于应策，就暂时保留了这种政制。1924年7月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从而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政府及其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因而，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革命政策。
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中央再次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次东征和杨、刘叛乱平定后，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政府改组工作得以实施。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大本营政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员及代行大元帅职权的名义，通电发布国民政府改组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史称“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制采用委员制，选举汪精卫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国民政府的职责为：“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遗嘱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内外政策为：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对内，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支持民众运动，一面致力于广东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
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之机，纠集残部，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对革命力量展开疯狂的反攻。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陈的旧部邓本殷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围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东征军组成。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万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以何应钦为纵队长，为东征军主力；第二纵队为右路，以李济深为纵队长；第三纵队为左路，以程潜为纵队长，总预备队为朱培德的第三军。10月1日，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开始东征。陈炯明将其主力1万余人集中于惠州地区。惠州为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称“南方第一坚城”。陈炯明企图先据险顽抗，再寻机反守为攻。为破惠州，东征军把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10日，东征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
13日开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数度强攻受挫，伤亡十分惨重，第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虽多处受伤，仍冲锋在前。在猛烈炮火掩护下，14日，东征军终于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歼灭了叛军主力，很快收复了东江地区，东江的收复，结束了陈炯明祸粤的历史，为平定南部军阀邓本殷创造了条件。
邓本殷原为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后，邓在南部组建高（州）、雷（州）、罗（定）、阳（阳江、阳春）、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八属联军”，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邓本殷表面上在孙中山、陈炯明之间保持中立，独树一帜，实则与陈沆瀣一气，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共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开始时，邓本殷出兵阳江，企图进犯广州，策应东江叛军。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同时南征，任命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四路进兵，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下旬攻克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势力统一。
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碝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在广东革命势力支持下，于1925年2月中旬歼灭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主力。7月，又打败入侵的滇军，统一了广西全境。李、黄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1）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6月1日，广西省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碝为省政府主席。
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民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后方基地。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跻身于国民党中常委之列，他一面标榜自己是“总理的唯一信徒”，一面又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企图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蛊惑人心。18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声称并无调舰命令；蒋的爪牙则大造谣言。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令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严重挑衅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采取妥协的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结果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因蒋介石挤压离广州出国。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对此，陈独秀、张国焘继续妥协退让，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签字接受这个提案。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直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1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2军，军长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3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4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5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6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8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5省，拥有兵力20万人。奉直军阀总计兵力75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26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7月25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洲、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
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2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
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遂告结束。1927年1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会同驻赣部队2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部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1路攻赣南，以第2军第5师和第5军第46团协同独立第1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1路攻赣西，以第3军和第2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1路攻赣西北，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月19日，第6军军长程潜命第19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6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2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3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7军，在箬溪重创孙军1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6军进攻永修失利，第3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月11日，第2军和第1军第2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13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4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
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第7军再克德安，第4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二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1.5万人。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和第14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2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3军。
迫使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往长汀。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4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蒲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2军第6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
东路北伐军为打破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
1日至3日，武汉10多万市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竟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汉口惨案。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团体500名代表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水袋、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交涉条件，表示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5日，武汉各界400多团体30万民众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八项条件；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汉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发生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几万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次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并于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与英国驻华公使阿马利的谈判中严词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顶住了英国政府企图调派军队来华的武力威胁，终于迫使阿马利分别于2月19日、20日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同时，全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6年10月，当孙传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战场，上海兵力空虚和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军上海时，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孙传芳击败，起义遭到失败。
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于19日组织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进入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动，起义又遭失败。
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担负领导。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建立有严密组织的500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3月11日，铁路工人首先罢工，破坏了直鲁联军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20日北伐军白崇禧部进至上海西南郊龙华，上海守敌惶恐不安。周恩来等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21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80万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攻占了警察署和兵营。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龙华，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继续执行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30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下午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召开了由全市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决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胜利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也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便资助吴佩孚大批军火，并炮轰北伐军。9月5日，又借口川军杨森扣押撞沉中国木船的肇事英轮，炮轰万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余人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927年1月，英水兵又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和“一六”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英怒涛，起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期间，英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制造“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英国政府还曾极力拉拢日、美、法等国，以图实现各国联合武力干涉。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到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大肆抢掠，劫祸波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和平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组织大批打手的保证。同时，蒋介石将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军缴械或调离，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召开反共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要求蒋介石给以“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情。随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制止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派流氓地痞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同时又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一枪一械，还给总工会送去了“共同奋斗”的横匾以麻痹群众。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但没有任何应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4月5日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要求革命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同蒋介石之流“互相尊敬”、“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打手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布置好的反动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又指使流氓、党棍占据上海总工会，查封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工人纠察队员就死伤300多人。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动暴行；会后，群众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到宝山路游行请愿，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袭击，当场牺牲100余人，伤无数。时值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军阀也于4月15日在广州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动军警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北方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支持下，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竟派军队包围、袭击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吉力、张挹壮等35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28日又以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20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马日事变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把持下迅速右转。1927年4月底，国民党中央应汪精卫要求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5月8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20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斗争地主是“扰乱”秩序，要求各级党部予以“制裁”。22日，汪精卫下令制止赤化运动，扬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领袖。
武汉政府的右倾，助长了从湘赣鄂各地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和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恶毒攻击；驻扎在两湖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日益公开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5月17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扬森在宜昌叛变，并乘虚进袭武汉。
只是由于北伐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镇压，才击溃了叛军。
5月21日，在武汉政府所辖第35军军长何键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该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也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20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领袖，这就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马日事变成为汪精卫、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计划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军围攻长沙，但由于陈独秀反对而未能实现。
5月27日，第3军军长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也在江西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
七·一五政变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作出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党员、5万工农组编新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认为指示中的各项任务都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指示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将这一指示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成了汪精卫集团叛变的一个“借口”。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就分共问题达成协议，即唐生智所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随即，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会密令严查各地共产党机关，武汉政府也于17日免去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职务。19日，冯玉祥到徐州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冯玉祥还在国民军及其管辖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
面对武汉政府的日益反动，陈独秀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第二天，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在此之前，国民党另一位左派代表邓演达于6月30日化装成查电线工人离开武汉，后与苏联顾问一起到达莫斯科。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告别信中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反人民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党务、政府及军事组织方面的议案20余项，主要内容：（1）整理党务。规定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务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党籍和职务，停止联俄政策。（2）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改选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5人为中央常委。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分会。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改组国民政府。改选了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
选举产生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节制指挥”陆海空各军。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在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趁南方混乱之机，在北方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两部的征讨作战。1月2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讨伐阎、冯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杨宇霆为第4方面军军团长兼大元帅府参谋长；以张学良任京汉线总指挥；以张宗昌为津浦线总指挥；以孙传芳为鲁西总指挥。同时，还研究制定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方案。其要点是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一带取攻势。阎、冯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讨奉。蒋、冯、阎、李4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取得暂时统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整编了所有国民党的军队。2月9日，蒋介石视察徐州，改编了第1集团军，自谦总司令，并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19日，改编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编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及两广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共4个集团军，约27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应钦留守南京；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第4集团军一部留守南方，一部为北伐军预备队。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北伐。4月7日，蒋下达北伐军总攻击命令，蒋方分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3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迄苏北的海州，绵亘1000多公里。4月29日，第1、第2集团军一部抵达济南近郊，第2集团军主力到达东阿、平阴以北地区，西翼占领肥城，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张宗昌见济南难守，于30日晚渡过黄河向北逃跑。孙传芳也于5月1日清晨离开济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当日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
正当蒋军陶醉于胜利进入泉城的欢乐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闻名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3日上午，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向蒋军进攻的命令。
侵入济南的日军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国民党第40军3师7团的2个营为攻击目标，乘该部团、营长均去师部开会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蒋军因没有长官指挥，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其中第2营全部被日军歼灭。第7团团长闻讯后不敢组织反击，丢下全团官兵仓皇而逃。40军的第92师因被定为济南卫戍部队，进行英勇反击，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派员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令停火。威胁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命令部队停止对日军还击。日军借济南事件为名，大肆残杀济南军民，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共有3652人被杀害。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蒋介石却妥协退让，下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在此期间，京汉路上，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除派孙良诚方面军协助第1集团军在山东方向攻打张宗昌、孙传芳部外，其主力于4月6日对直南奉军开战。奉军此时将晋军逼回山西后，抽出其精锐部队对豫北的冯玉祥部作战。双方你争我夺，在彰德附近激战20余天。至月底，由于阎锡山晋军再次出山向京汉路运动，奉军恐后路被截断，乃主动后撤。5月1日，奉军全线撤退。濮阳、观城的直、鲁联军也于2日通走。冯部乘胜全线追击，3日收复邢台，5日收复大名。
在京绥路方向，奉军于4月初率先对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兵分三路发动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攻怀台；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由于奉军先发制人，晋军一度被逼回山西。当冯玉祥部在彰德进攻受阻，战事危急时，曾向阎屡电求援。
4月底，阎命令第12军军长任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率右路军部分兵力出娘子关与奉军作战。同时又命右路军副总指挥杨爱源率第2、第3联军沿滹沱河东下，于5月8日攻占平山，后又连续攻占灵寿、行唐等地，威胁奉军后路，迫使攻击彰德的奉军解围北逃。
阎锡山率晋军总部于5月9日占领石家庄。
5月16日，冯玉祥部也到达石家庄，阎、冯会晤后决定：冯部向京汉路以东发展，以策应津浦路方向的作战；阎部兵分两路，右路由阎亲率，沿京汉路正面北进，另一路由左路总指挥商震率领沿京汉路以西地区前进。5月31日，阎锡山所部晋军占领保定，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门户。
这时，津浦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已退到沧州，蒋介石、冯玉祥率第1、第2集团军已渡过黄河，深入直隶腹地；京汉线上，阎锡山、白崇禧的部队已越过保定；京绥线奉军张作相部已退至京西怀来；此时日本又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占领济南，并在南满增兵；6月1日，北伐军又攻占沧州，由津浦大举向京津推进。这时，京汉、京绥方向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对张作霖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张作霖见北伐军大兵压境，败势难免，为保存实力，于6月1日下令停战议和，3日退出北京，并声言为避免牵动外交，决定将其第3、第4、第5、第7方面军撤回关外。4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8日，阎令其部下商震进城接收。10日，阎去天津接收。冀、察、绥3省遂落于阎锡山之手。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权覆灭。
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春，南京政府的北伐部队逼近了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京、津地区，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支持张作霖，并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破坏南京政府的“统一”战争；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兑现“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的条款，并威逼张作霖及其军队退回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的要求。
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还有所抵制。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势力，伸入东北，以牵制日本，这使日本大为恼火。
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声明，“战争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间……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并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并扬言，不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决定率军退出北京，撤回东北，并向日方提出，因已不再与国民党军作战，不需补充军费，所以取消《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这更激怒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的铁桥下下面预先安放炸药，准备暗杀张作霖。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车离开北京。6月4日晨，当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时，张作霖被炸，很快毙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接到奉天督府“立即返奉”的电报，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封锁，悄然化装返回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顶着日本方面的重重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抛弃代表北洋军阀统治的红、黄、兰、白、黑五色旗，而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东北改旗易帜，一方面使张学良由北洋系的旧军阀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新军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的毅然归顺中央，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挫败日寇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新疆的杨增新迫于形势，于6月11日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委任杨增新为省政府主席。7月19日，热河汤玉麟也通电拥蒋，宣布易帜。
新疆、热河、东北改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南昌起义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变，决心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不久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使起义获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活动。7月24日，汪精卫、孙科等人到达庐山，召集了有第2、第5两个方面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军队中的“清党”，协谋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此情况，星夜下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第20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会后，叶挺、贺龙置张发奎电令于不顾，毅然率部开进南昌，起义军完成了集结。到7月底，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泽覃、高语罕、廖乾吾、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中共干部相继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广东北江农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部分学员也相继赶到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与先期潜回的朱德会合。当日，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因准备工作不及时，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在其他起义领导人赶到南昌之前，由周恩来、叶挺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筹备革命政权。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的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作为中央代表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的。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周恩来接电后经同前委成员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一切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即开扩大会议。前委扩大会议激烈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问题。31日晨，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因叶、贺未上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陪同汪精卫、孙科技南昌。此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起义。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根据前委决定，起义部队加紧了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叶、贺两军分别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前委的起义决定与命令；各团、营受领了任务，并处罚了反动军官；部（分）队制定了战斗方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党、团和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是日晚9时许，第20军一个副营长到第5方面军警卫团告密，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指挥的第20军，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战方案，突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经过激烈战斗，到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守军全部肃清。起义军共歼守军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子弹70多万发，山炮、平射炮和迫击炮数门。还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群众。
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叶挺向会议报告了起义经过。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文告。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革命委员会决定：吴玉章任秘书长，刘伯承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任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卫处长，姜济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决定南昌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响亮的回答，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开始。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昌各界群众。8月2日，数万南昌群众举行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多达600余人。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攻取广州。
起义军南下途中接连打败围追堵截之敌，但在广东湘、汕地区，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起义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10月3日，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率部向海陆丰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拦腰截为两段。起义军大部溃散，一部被国民党军张望收编，余部1200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军第2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前委与革命委员会成员，辗转到香港。
朱德指挥第25师和第9军一部由三河坝撤出战斗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几经转战，到达湖南南部。
八七会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彻底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决定今后中国革命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主要内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会议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决地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李维汉等9人；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7人。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第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夺取乡村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动势力进攻。
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清算和结束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力中心内容的新的阶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中共各级组织，执行暴动政策，准备武装起义。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划秋收起义事宜，湖南省委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暴动；起义打出共产党旗帜，由共产党独立领导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毛泽东任师长，率该师会攻长沙；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湘中七县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长沙工人起义策应下，夺取长沙；由何资琛到岳州（今岳阳）发动农民起义，并负责与鄂南农民起义联络；彭公达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9月初，毛泽东抵达湘赣边界安源、铜鼓地区后，即刻开展了起义的组织准备。按照湘中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部队，即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该团辖四个营，约2000人，战斗力较强。另一部分为工农武装，上述两部分武装力量共约5000人。毛泽东先到安源，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会议着重讨论、确定了起义武装的改编、番号、行动计划、部署等问题。确定：任命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贲民领导3个团：第1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鄂南崇通农军编成，钟文璋任团长；第2团由永、安、莲农军和醴陵部分农军编成，王兴亚任团长；第3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编成，苏先骏任团长。总指挥卢德铭、党代表毛泽东。这时，国民党军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各只驻有一个营，前委决定各团分头行动：第1团为北路，由修水攻击平江；第2团为南路，由安源攻击醴陵；第3团为中路，由铜鼓攻击浏阳。在歼灭上述3县国民党军之后，集中长沙东郊，在各县农民起义武装和长沙城内起义工人配合下，会攻长沙。各团于9月11日开始行动，18日向长沙发起攻击。
1927年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开始破坏粤汉铁路，以求切断国民党军南北联系。翌日，第1团由修水向平江方向运动。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1团进至修（水）、平（江）交界的龙门厂时，随该团行动的由余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突袭第1团后卫营，劫去全团辎重，驻长寿街国民党军1个营乘机发起攻击。第1团腹背受敌，损失1个营，团长钟文璋失踪。南路第2团击溃萍（乡）、醴（陵）交界的老关守军后，在醴陵四乡数千起义农民支援下一举攻占了醴陵县城，歼灭守军一部，生俘100余人，缴枪近100支；救出被反动派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成立了醴陵工农兵革命政府。
醴陵靠近长沙，是沟通湘赣两省株萍铁路交通的要镇。国民党第8军第1师第2团两个营迅速沿株萍路向醴陵反扑过来；第35军教导团第1大队亦由醴陵西乡向县城推进，企图围歼起义军第2团于醴陵。第2团主动放弃醴陵改取浏阳得手。但部队进城后失去警惕，未能及时发现尾追之国民党军两个营的行动。追兵突然反攻浏阳县城，第2团毫无戒备，猝不及防，全团溃散，团长王兴亚去向不明。中路第3团由铜鼓西进，直逼浏阳白沙镇，与守军激战一小时，守军一个连抵挡不住，弃镇逃向东门市。第3团首战获胜，军心大振，12日乘胜进攻东门市。守军一个营又一个连，稍经接触即向达浒逃窜，第3团乘势进占东门市。9月14日，国民党军第3军第1师两个团由省援浏，“协同驻浏周营痛剿”起义军。第3团被迫放弃东门市，北辙至上坪。在向长沙进攻的作战中，工农革命军先后受挫，受到不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再决定下步行动。
工农革命军集中文家市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处在遭受围攻而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在此情势下，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行动计划。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余洒渡“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撤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徐图发展。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撤离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25日，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遭到赣军朱培德所部和当地保安团的阻击，部队受到损失，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进。9月29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江西永新县的三湾镇。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和设想，得到了前委的通过。首先调整了前委，由毛泽东、宛希先、何挺颖、陈皓、韩庄剑、张子清等人组成新的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接着对工农革命军的编制体制、中共党的组织、军队纪律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整顿。工农革命军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直辖第1、第2营共六个连，另编特务连和卫生队，共700余人；连队建立中共党支部，营、团建立中共党的委员会；建立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制度；连以上分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开端。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与永新、宁冈两县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具体情况，与井冈山北麓的农军首领、中共党员袁文才取得了联系。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进抵井冈山西麓的湖南酃县水口地区。前委了解到，此时湘南，有国民党军许克祥独立第3师，土匪武装胡凤璋部，衡阳地区还驻有国民党重兵。工农革命军几经辗转，严重减员，实力不足600人。
师长余洒渡借口离队出走，原团长苏先骏脱队而去。如此形势下，工农革命军若贸然转兵湘南，很难立足生根。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转兵湘南求发展的计划，率部调头向江西遂川进发。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经遂川大汾、黄坳、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黄麻起义大革命中，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把全省划为七个武装起义区。其中鄂东地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罗田、蕲春、广济、阳新、大冶、鄂城等县。
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艰难地恢复了同湖北省委的联系，决定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经与中共麻城县委商定，决心两县共同行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财产，“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武装镇压土豪劣绅。
由于两县县委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和某些领导的右倾，没有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成立工农政府和建立工农革命军的指示，这次行动只成为一次武装骚动，很快陷入停滞状态。但毕竟打击了反革命的势力，喊出了“武装起义”、“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鲜明口号。
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接到黄麻报告，得悉两县尚有一定武装力量和相当的群众基础，还进行过武装骚动；同时考虑到鄂南起义已于9月下旬失败（鄂南是省委确定的重点起义区），鄂东的大（冶）、阳（新）和黄（梅）、蕲（春）两区暴动受挫，决心加强黄麻区的领导，以继续发动和领导黄麻区的武装起义。不久，符向一、王志仁和原在鄂南参加领导暴动的刘镇一、吴光浩等人到达黄安。旋即成立了由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委和由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任书记。符、王、刘、吴等人吸取了黄麻9月行动和鄂南暴动的经验教训，深入发动农民，加紧整顿两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赶制武器，积极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此间，黄安、麻城两县有组织的群众武装已有3万人以上，黄安有枪240支，麻城有枪100余支。与此同时，黄、麻两县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去武汉国民政府“请兵”，策划进一步镇压革命运动。只是由于这时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集团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唐生智集团，为争夺国民党“正统”和抢占长江以南地盘展开混战，武汉汪、唐集团无力顾及黄麻土豪劣绅。这在客观上给黄麻起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中共黄麻特委决定成立由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的暴动指挥部，统一指挥和领导黄麻两县农民武装，攻打县城，举行起义。
11月13日，闻悉国民党军魏益三部1个团行将进驻黄安城。暴动总指挥部遂决定乘该团疲惫，立足未稳，围攻县城，缴其枪械。是日夜，调集黄安农民义勇队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3个排，共1000余人，动员农民群众2万余人，向红安县进发。翌日凌晨，发起攻城作战，在城内市民配合下，全歼守城警备队，缴枪30余支，子弹90余箱，拘捕反动县长以下官吏15名。这时，魏团尚在开进途中，距黄安城约10余公里。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主动将农军和群众撤出县城，转移七里坪。魏团慑于农军声威，虽进城却“夜不敢入睡”，于15日弃城退往黄陂。
16日，中共黄麻特委和暴动总指挥部率领农军浩浩荡荡进入县城，召开胜利大会，宣布成立红安县农民政府，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开展土地革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规定，将参加起义的黄安农民义勇队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及配合起义的黄陂农民共300余人，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和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建立，标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建军开端。黄麻农民起义，武装进占县城，组织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的行动，极大地震骇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联合策划军事进剿，企图扼杀黄安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木兰山。11月底，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主力奉命去南乡开展工作，留守红安县城仅有革命军第2路1个排和义勇队60余人。黄安的反动势力即刻勾结驻河口的国民党魏益三部独立旅400余人，乘虚进犯县城。守城革命军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工人纠察队和市民积极配合作战。虽英勇抗击，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红安县城失落。鄂东军损失很大，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接着，国民党军又进占七里坪、乘马、顺河及麻城县城。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2路党代表刘文蔚等先后遇难。
12月下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陆续转移到黄、麻、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928年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并组成了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人为委员的中共黄麻地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工农红军第7军及黄安、麻城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黄安、麻城农民起义，是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在中共黄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武装起义。起义以坚决的行动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地区的屠杀和进攻。在这次起义中建立的鄂豫皖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对于尔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创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广州起义“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工农革命后，中共广东区委预感到广东国民党军阀将步蒋氏后尘背叛革命，遂准备于5月初在广州、北江、西江、琼崖、潮梅、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后因李济深旋即发动了“四·一五”政变，起义准备不及而未果。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制定了《广东农运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郁、恽代英、黄平为委员的中共南方局（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两广等地暴动和政治、军事工作，并由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的策略。省委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3个暴动委员会，发动上述地区农民暴动，迎接南昌起义军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并将此暴动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同时派人分赴上述各地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很快复信批准广东省委拟制的暴动计划，但强调暴动“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10月初，中共中央获悉贺、叶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遂致信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认为夺取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已无法实现，广东省委应立即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由于当时的条件，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广东省委。
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分析广东的政治形势，通过了《最后工作纲领》。《纲领》认为，广州起义是一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为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在广东暴动的计划，“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拟制的；“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加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愈烈，火拼之期愈近”；“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省委决定：“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省委会议结束，张太雷于15日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工作计划。中共中央认为广东省委10月15日通过的《最后工作纲领》“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共中央决定另为广东省委起草一个工作计划，并撤销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广东省委全面领导广东暴动。
1927年11月17日夜，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12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和王亚强等出席，常委会一致赞成中共中央《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常委会认为，粤桂战争爆发，为广州起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会议还就起义的准备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立即暴动”夺取广州政权。为加强起义的组织领导，会后成立了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张太雷任总指挥，叶挺任起义军总指挥，叶剑英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参加组成领导起义的还有杨殷、恽代英、徐光英、聂荣臻、诺伊曼（又译罗曼，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12月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后致信省委，批准省委的起义计划。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实质筹备阶段。
11月28日和12月1日，省委先后颁布《号召暴动宣言》和《紧急通告》第2号，号召广州及四郊的工人、农民及革命的士兵，“夺取一切武装”，“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12月，共青团广东省委亦发表宣言，号召革命青年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政府。”
根据省委决定，周文雍负责将原先以行业为单位分散组织的“义勇队”、“自卫队”、“剑仔队”、“自救队”、“维持队”等工人纠察武装，正式改编为“工人赤卫队”，统一编为7个联队。徐向前等一批军事干部受命担任联队指挥员，负责进行军事训练，还秘密建立制弹厂赶制手榴弹、标枪、大刀，收集匕首、铁棍、木棒。在抓紧建立市区工人武装的同时，省委又指派黄谦、赵自选、张善鸣、叶季壮、赖松柏等干部分赴铁路沿线各县区，组织农军，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能调动指挥的正规武装力量有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部，省委特别重视对上述各部的组织发动工作。教导团官兵150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00多人。为加强对该团的领导，11月18日，省委军委干部曾干庭受命到该团工作。12月4日，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自出席该团中共地下党的会议，讲解广州起义的意义，号召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全团官兵准备参加起义，并就该团战斗任务作了布置。稍后几天，该团又秘密吸收一批进步官兵加入中共党组织。军事训练也加紧进行。警卫团官兵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和部分指挥官均系中共党员，为提高该团无产阶级成分，省委曾利用招募新兵，选派300余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入伍，编为第3营；又通过第4军参谋长、中共党员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中共党员军事干部调入该团以加强中共对该团的领导力量。黄埔军校特务营及部分宪兵中，有一批中共党员，他们根据党的决议，积极展开兵运工作，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12月初，中共在广州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速派其妻回广州与张发奎协谋消除共产党。由于教导团中的反动分子向张发奎告密和中共地下武装转运站败露，张发奎决定解散教导团，镇压共产党并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地决定，起义提前到11日举行并报告中共中央。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徐光英等人赶到教导团营地北校场，宣布李云鹏任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任教导团第1、第2、第3营营长。
随即按预定计划逮捕反动军官，当众枪决了参谋长朱勉芳。全团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叶挺作战斗动员，下达各营战斗任务。起义官兵撕下国民党军徽章，系上鲜艳的红领带，擎起斧头镰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宣布武装起义，分东、中、西3路向预定攻击目标疾进。叶挺、李云鹏指挥东路奔袭沙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国民党军一个步兵团，生俘600余人。
旋即转兵燕塘，包围国民党军两个炮兵留守处，其中约一个营的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号召下宣布起义，余者1300多人被俘，起义军缴获各种炮30多门，各种枪1800多支和大批弹药，并控制了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市区的咽喉。
警卫团第3营在团长梁秉枢指挥下，处决了团参谋长等一批反动军官，宣布起义。
随即向驻长堤肇庆会馆的第4军司令部、仰忠街的军械库和文德路的第12师留守处发动攻击。
工人赤卫队也按预定时间出击。此外，花县的农军百余人，市郊西村、芳村、花地、聚农村等地的农民赤卫军以及广九铁路沿线的农军，纷纷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在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些越南革命者在起义中与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天亮前，起义军已相继攻占了市公安局、伪省府、国民党省党部、市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电局等地。珠江北岸市区除第4军司令部、军械库和中央银行等要点外，都被起义军占领。11日下午，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离市区约20公里的黄埔军校，王侃予和吴展急忙率领军校特务营官兵渡过珠江赶往市区参加作战，途中遭国民党军阻击，伤亡较大，被迫撤退白云山，后折向花县。
11日6时，市公安局楼顶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绣着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大门口挂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横额。红旗、横额向全中国人民宣告：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在武装斗争中正式诞生了！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上午，张太雷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张太雷、叶挺、杨殷、周文雍等报告了苏维埃、军事、肃反和赤卫队各方面的情况，讨论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主席苏兆征（未到任之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前由赵自选代理），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政纲等重要文件。政纲提出：广州政府属于工农兵；迅速组建工农红军3个军；坚决消灭一切反革命；禁止国民党的活动；工人8小时工作制，没收资本家房产；维护失业工人的利益和特权；封闭黄色工会等等。宣言指出：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奋斗的，“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
广州起义第一天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它没有触动张发奎在广州地区的主力部队，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就没有根本改变。起义前，曾有人建议武力包围张发奎等军政头目住宅，因起义军兵力不够，建议未被采纳。战斗中，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等逃往河南，调动军队迅速组织反扑。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法、日等国军舰也向工农红军示威。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形势相当严峻。
11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军事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叶挺审时度势，指出张发奎部兵力雄厚，距广州又近，疯狂反扑过来，工农红军将陷入四面包围，偌大个广州是很难坚守的。提议在张发奎部尚未逼近广州之际，主动撤离广州，移师海陆丰，与澎湃的农军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叶挺的主张得到聂荣臻等人支持，却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会议决定继续扫荡河北国民党军警残部，准备进攻河南李福林第5军，坚决固守广州，保卫苏维埃政权。
12日，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工农红军无力控制广三、广九、粤汉和珠江三路一水，张发奎所部得以从容机动猛扑广州。战斗在四面八方激烈展开，当日下午，张太雷在群众大会结束返回指挥部途中中弹牺牲，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失去领导核心。此时，国民党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各处红军纷纷求援。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聂荣臻再次建议，乘国民党军合围尚未形成，工农红军掩护苏维埃政府迅速撤离广州或往北与朱德、陈毅部会合、或进海陆丰与澎湃的农军会合，以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同意了叶、聂的主张，决定13日凌晨前开始撤退，苏维埃政府成员撤往香港，非军事人员就地疏散，红军武装撤至江北地区。这时间，市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巷战，战线犬牙交错，指挥部与红军指挥员失去联系，叶挺、叶剑英、李云鹏等未能收到撤退的命令。结果除部分红军武装突围转移外，大部分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继续在要点或市区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突出重围的起义军1000余人改编为工农红军第4师，下辖3个团，叶镛任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途经花县、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地，进入海陆丰，同董朗、颜昌颐率领由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工农红军第2师会合，参加了彭湃领导的东江革命武装斗争。
部分武装力量突围后转移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辗转湘南，走上井冈山。突围转移到广西的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
湘南暴动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公布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规定：湘省“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并指定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为中共湘南特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由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湘、鄂、粤、赣四省形势急骤变化，毛泽东奉命去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暴动计划未能实行。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在湘南地区开创武装割据的设想。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转告朱德，“在不得已时向湘南发展。”11月中旬，又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发动农民起义“割据湘西、湘南”。12月再次要求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两次致信朱德，要他将部队带到湘南开创局面，并与毛泽东联络，共同造成工农武装割据。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部转辗，未能收到这两封信。这期间，中共湖南省委也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成立了陈佑魁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于12月在衡阳召开了会议，正在加紧准备湘南年关暴动的工作。
朱德、陈毅虽然未能收到中共中央12月的两封指示信，但闻悉湘南桂东地区农军斗争形势尚好，决心率部折向湘南。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北上，进入湘南，首战乐昌未果。部队转到乳头县的杨家寨（今属乐昌），与中共宜章县委接上了联系。当地人胡少海（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豪门，原在程潜第6军任过营长，在当地有知名度。胡因不满国民党军叛变大革命，弃甲还乡，并秘密参与领导农民斗争。朱德、陈毅经与宜章县委研究，利用胡在当地的影响，把部队伪装成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所部，公开开进宜章县城。果然，全城官吏劣绅听到胡少海带领军队进城，都出城迎接。县长还设宴为朱德、陈毅和胡少海等“官长”接风洗尘。宴间，朱德、陈毅部把劣绅官吏全部拘捕，将守城警察、民团400余人全部缴械（获长短枪360余支），举行了宜章暴动。智取宜章城“打响了湘南暴动第一炮”。
工农革命军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和独立团武装，对盘踞乐昌的许克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许克祥是“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于是，即以六个团进犯宜章，企图乘工农革命军在湘尚未站稳脚跟，予以“剿灭”。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创造战机，连打两仗，将独立第3师击溃，许克祥只身逃脱，其司令部与后方仓库亦被占领，生俘许师官兵1000余人。
工农革命军打败许克祥独立第3师的消息传遍湘南。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人迅速赶到宜章，与朱德、陈毅协商发动湘南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各县县委亦派人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请求发兵支援农民起义。时值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重新开始，湖南的国民党军无力顾及湘南。在这种有利的时局下，朱德、陈毅将宜章独立团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陈东日任副师长，谭新任参谋长，留守宜章，监视许克祥和胡凤璋部。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北上，帮助各县农民起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运动，在湘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农民武装起义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断壮大；郴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耒阳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师，永兴成立了赤色警卫团。3月中旬，湘南工农兵政府在永兴宣告成立，陈佑魁当选为政府主席，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湘南工农兵政府领导下，湘南形成了分配土地和苏维埃运动的大好形势。在起义中，不仅扩大了正规军，组建了地方军，还组织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各种形式的梭镖队、大刀队，前前后后共有几十万人，参加到了工农武装革命的行列。
1928年3月，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新军阀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出洋而告结束。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命令。3月底，南北“协剿”军部署就绪，准备采取南北对进，两军夹击，一举“剿灭”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革命运动。这时，湘南工农革命军共有四个师另两个团一个营，共约1万多人。除工农革命军第1师外，其他各师各团、营均属农军，建立时间短，缺乏正规训练，枪枝弹药少，战斗力很弱。湘南处湘粤边界，交通比较方便，利于“协剿”军机动作战，而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反“协剿”作战。加上中共湘南特委一度实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和策略造成的不良后果此时并未彻底消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朱德、陈毅和王尔琢讨论决定：避开“协剿”军的进攻锋芒，实行战略退却，转兵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8年4月1日，湘南工农革命军及一些县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分两路开始撤退。
朱德和王尔琢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撤出耒阳，向安仁转移。4月5日，朱德部占领安仁。为防止位于攸县的国民党军第8军第1师经茶陵进入酃县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保障工农革命军北侧的安全，朱德部迅速抢占茶陵，监视第8军第1师行动。4月13日，陈毅部到达酃县，并随之向宁冈转移。朱德部亦从茶陵撤到了酃县，并以一部控制酃（县）宁（冈）路上的沔渡，主力与毛泽东部第2团进入宁冈砻市。毛泽东率第1团也从汝城返回酃县。在此期间，湖南国民党军第7军第2师、第13师第2师，分别跟在朱德和陈毅部队之后，却始终保持2到3天的行程，不敢贸然发起进攻。至此，湘南5县农民起义武装约8000人，胜利转移井冈山。4月中旬，毛泽东返回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会面。朱、毛两军胜利会师，宣告了湘粤两省国民党军“协剿”湘南起义的失败。
会师后，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了井冈山斗争的新阶段。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湖南、湖北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一边恢复遭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一边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1927年9月10日夜袭戴家场，捕杀了恶大罪深的反动团防头子，于12月初攻占沔阳县城，镇压了反动县长以下反动官吏10余人，救出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缴获团防武装枪枝弹药一批。旋即，农民游击队撤出沔阳城，向监利县城发动攻击，全歼守城反动团防武装80余人，缴枪60余支。监利战斗后，中共鄂中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将沔、监两县农民游击队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5军”，肖仁鹄任军长，全军200余人。下编为一个团，赵文允任团长。工农革命军第5军是中共鄂中特委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它的建立为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湖南澧州邹资生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因湘军的围攻而转移到公安县境，与杨云祥领导的公安农民会合，在打“捧老二”（即打土匪）的口号下，举行农民暴动，开展打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控制了该县4个区，建立了一支30余人的公安县农民游击队。
1928年初，中共湖南、湖北两省委又组织年关暴动。此时，贺龙、周逸群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上海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途经监利，贺龙、周逸群将贺锦斋、吴仙洲、邓赤中和彭国才等分别领导的3支游击队组成“第49路工农革命军”，500余人、300多支枪，编成2个大队。经过10多天的连续作战，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反动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100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劣恶霸，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年关暴动。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强攻监利县城受挫。于是贺龙、周逸群与中共监利、石首县委在焦山河召开会议，讨论第49路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针。由于组成工农革命军的各路游击队均系各地农民骨干，他们既不同意统一“上山”（去湘鄂边），又不愿意集体“下湖”（坚持洪湖地区），而是主张分开游击，各回本县坚持斗争。在系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反扑下，游击队彼此失去联系，游击范围窄小，为躲避“清乡”，处境十分困难。
1928年5月，周逸群从湘西北转回石首，正值国民党军第18军大举“清乡”。经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研究，将石首、公安和鄂中3支游击队共100人集中形成一支战斗力量，在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清乡”斗争。是月下旬，因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被破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重建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果断地将特委机关由沙市迁到洪湖，特委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从发动广大农民抗租抗捐抗粮抗税开始，为发展游击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群众条件。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29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已在监利、石首、江陵、沔县各县相继恢复和新辟了若干小块秘密根据地；建立了特务大队、天（门）潜（江）游击队。在游击战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的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会后，中共鄂西特委乘蒋、桂两派军阀在鄂东、鄂南混战的机会，积极发展鄂西、鄂中的游击战争。集中江陵、石首、监利三县武装，编为游击第1大队（辖两个中队），邹资生任大队长，段玉林、段德昌任中队长，共有长短枪260余支，游击第1大队在斗争中严格执行中共鄂西特委规定的任务和政策，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助农民进行斗争，不急于进行反富农斗争；保护中小商人、取缔暴利和高利贷。因此，所到之处，群众拥护，情绪高涨，纷纷起来组织农会，建立赤卫队，筹建区、乡工农民主政府。开创了鄂西、鄂中地区革命的新形势。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第1大队得到相当的发展中共鄂西特委将游击大队改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第3三个大队和教导队，各大队辖三个中队，人枪各300余，共计1000余人枪。学习朱、毛红军建军经验，游击总队建立了政治部，中队（相当于连）以上设立中共党代表，并建立中共党支部、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阶级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建立了作战讲评制度，实行军事、经济民主。
1929年9月，湖北境内因为桂系军阀战败而其主力纷纷撤退，蒋介石的部队控制了湖北。随之，谭道源第50师和岳维峻第34师以大于游击总队10余倍的兵力，对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重点“清剿”。中共鄂西特委决定：由段德昌指挥第1、第3大队坚持内线作战，继续在洪湖地区游击；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2大队，跳到外线，到华容、石首、江陵一带展开积极的游击战争，内外线结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第2大队依据周逸群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展开游击战，积极破坏国民党军“清剿”计划。第1、第3大队在段德昌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声东击西，骚扰和打击“清剿”军部队，并击溃“清剿”军1个团。
在游击战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为总结斗争经验，开创鄂西革命新局面，中共鄂西特委于1929年12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军事、组织、工农运动、土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及开展兵运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立了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选举了新的中共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周逸群为书记。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西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独立第1师”（有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共10个中队，有枪一千数百支，人员约5000.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将“独立第1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后为邝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许光达任参谋长，纵队以下组织不变。第六军设军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开办了教导大队。4月，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布成立鄂西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为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了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国民党叛变工农革命后，虽然广西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但尚保存了一批干部和农民武装。1929年春，蒋桂新军阀战争爆发，广西的反动统治秩序混乱，这给发展革命力量造成了有利形势，广西革命开始复兴。4月，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战败出走。6月，蒋介石委任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倾向进步，同情工农革命，靠近中国共产党。他们深知中共在广西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扩展自己的力量，防范蒋介石的算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共合作，派干部到广西协商共事。中共中央抓紧机会，与俞、李建立统一战线，先后从广东省委及中央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干部40余人到广西，与早期派往广西的中共干部雷经天、俞作豫（系俞作柏的胞弟）会合，开展广西革命形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
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一方面对俞、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领导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特别是注重抓兵运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职，争取兵权。张云逸担任了广西警备队第4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担任了第5大队大队长，龚鹤村担任了南宁市公安局长。这两个大队共6个营18个连2000余人。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明瑞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兼任总队长。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警备第4、第5大队、教导总队，由军阀部队朝着革命军队的方向不断转变，面貌日趋焕新，领导权很快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伍。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正确领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的机会，加紧建立各地党组织，各地工会、农会组织。并以成立“护商大队”名义，经俞作柏同意，拨给韦拔群一批武器，装备东兰、凤山地区农军；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省政府委任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干部，进一步推进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随着各地农运的恢复和发展，广西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雷经天、韦拔群为省农协筹备处正副主任委员。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矛盾尖锐化。俞、李决心与广东张发奎联合反蒋。邓小平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分析，认为俞、李执掌广西不到半年，势单力薄，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就打乱中共对广西工作的部署。于是在真诚劝阻俞、李权衡利弊、不盲目出兵参战的同时，作出了应变举措。与贺昌共同决定：将中共在广西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把共产党已掌握的武装力量撤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和左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于是中共广西特委及时派出雷经天等大批干部分赴右江和左江地区，筹建县委，加强农协，使右江和左江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得到加强，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忠告劝阻执意通电反蒋，随即出兵进攻广东。邓小平、张云逸等以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应加紧训练和保卫后方安全为理由，向俞、李建议，将这三支部队转入战争状态留守南宁。俞、李接受了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建议，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还接管设在南宁的军火库等机关。俞、李出兵反蒋失败，蒋系军队三个师逼进南宁，广西革命形势突变。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从广西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按照预定的应变计划，将警备队、教导总队等共2000余人和军火库的近6000支步枪及大批弹药物资，分水路和陆路，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同时，对俞作柏、李明瑞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留他们参加革命。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俞作柏出走香港。10月底，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在广西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辖广西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
1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成立红七、八军的指示传达到百色。邓小平立即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正式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仍由邓小平任书记。同一天，右江地区11县农会代表五镇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委员会代表共80余人，出席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政府成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广西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成立，大大推进了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正式宣布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以原警备第5大队为骨干扩编而成，辖2个纵队，何家荣任第1纵队司令，宛旦平兼第2纵队司令，全军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推荐报上级批准，李明瑞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红八军军委。7日，邓小平由上海返桂直奔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与红八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左江地区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兼任书记（何世昌代理）。
继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之后，又爆发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这对于国民党桂系军阀说来，是一个重重的打击。他们窥视到红八军主力分散，龙州空虚，于是调集第15军第11师3个团的兵力，联络左江地主武装4000多人，以突然动作，围攻革命根据中心龙州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缺乏思想准备，被迫率领军部和第2纵队守城部队和工农武装2000余人，仓促迎战。红八军损失惨重，余部在滇桂黔边不断流动，历时半年之久。1930年10月间，进入右江地区，编入红军第七军。
百色起义胜利后，广西国民党军即开始进犯右江地区。为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红七军主力展开游击战争，以一部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断予来犯之敌以重，根据地得到了巩固。鼎盛时期，革命根据地区域达20个县，人口达100万，武装力量达1万余人。当时李宗仁曾哀叹说：“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30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的作战计划。中共红七军前委对中央赋予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等任务进行了认真讨论。邓小平和张云逸坚持认为，在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已恢复对广西统治，统治基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几千人枪的红七军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不实际的；邓岗（邓拔奇，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持主张执行党的指令。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会议决定红七军北上作战，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决议和作战计划，讨论了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的指示；选举新的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全军改编为师团建制，下辖三个师。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全军共7000多人。
11月9日，红七军第19、第20两师开始由河池北上。沿途屡遭国民党军的阻击。
时值冬季，部队远离根据地进入新区，粮、弹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非战斗减员增加。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前委决定攻占武岗县城，以筹措粮饷，解决冬装。武尚未克，部队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年1月上旬，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总结部队此次行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日后行动方向。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从报纸上得知朱毛红军割据江西的消息，力主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拟将部队拉到湘粤边，寻机进入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会议决定采纳邓、张、李的主张。嗣后，红7军在邓小平（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时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一路征战，历经千难万险，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参加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自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开始北上作战行动，到1931年7月胜利进入江西，部队沿桂、湘、粤、赣边境，艰苦转战数千里，历时10个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这既展示了红军指战员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进剿”
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在遂川一带游击，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27师以1个团又1个营（即第81团和第79团1个营）的兵力由吉安开进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暴动农军和工农政权的同时，又以第79团的1个营（300人）进占了宁冈新城，准备“进剿”井冈山红军。毛泽东得悉杨如轩部进占宁冈的消息后，决心集中力量首先拔除这个据点，消灭该营。遂于2月4日率领第1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多次侦察发现：杨部1营共三个连，营部率一个连驻宁冈新城北街县府大院；另1连驻南街天主教堂；又1连驻南门外选锋书院；城内还有靖卫团100余人。杨营误认为工农革命军仍在遂川，戒备松懈，每日清晨在南门外出操。经过充分的准备，工农革命军第1、第2两团在赤卫队配合下，于2月18日拂晓，由南、北、东三个方向，对新城驻军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攻占新城，全歼该营和靖卫团，俘虏近300人。将杨如轩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击破于计划实施之前。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杀不打，医治伤兵，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释放的政策，进而形成了红军优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红四军第二次反“进剿”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接应下，出湘南顺利地转移到井冈山。朱、毛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不久又缩编为二个师共四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全军共6000余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中共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军参谋长。红四军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于实行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28年4月21日，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军开始协谋对红四军进行“会剿”。也正是在此时间，红四军军委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向临近各县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达成上述战略目的，决定在赣省国民党军杨如轩师发动新的“进剿”之前，由毛泽东率领第11师在根据地内，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并以一部兵力监视永新和酃县、茶陵方向的国民党军动向；由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第10、第12师出击遂川，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的工作，以扩大红军影响和根据地。
4月下旬，赣军杨如轩第27师第79、第81两团，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进剿”，湖南国民党军吴尚第8军第1师进占了茶陵、酃县地区。朱德、王尔琢率部出击遂川途中，在黄坳与杨师第81团后卫遭遇，经红军猛烈冲击，该团后卫溃逃五斗江。朱、王迅速查明第81团企图后，决定放弃出击遂川的原定计划，集中第10、第12两师，攻歼杨如轩师第81团，尔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第11师会合，攻歼杨如轩师第79团，打破杨如轩的第二次“进剿”。于是，王尔琢率领第10师第28团向溃逃五斗江的杨如轩师第81团所部追击，朱德率第10师第29团直趋拿山，寻歼第81团主力。
4月底，杨如轩师第81团进犯五斗江，当即遭到红四军第10师第28团的痛击，该团大部被歼，一部败退永新。继而，朱德命令红军第28、第29两团乘势进攻永新县城，将杨如轩师第79团第3营击溃，共缴枪300余支，迫使第81团余部丢弃永新逃往吉安，红军进占永新。此时，位于龙源口的杨如轩师第79团主力慑于就歼，仓皇退兵吉安。红4军又将杨如轩第27师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打破于“进剿”发起之前。永新战斗后，毛泽东、朱德判断赣省国民党军必将在近期再次发动“进剿”。为准备新的“进剿”作战，红四军在永新只作短期群众工作和筹款后，遂回师宁冈。
红四军第三次反“进剿”
1928年5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27师和杨池生第9师的5个团（一说：系27师和第7、第9师各1个团），再度进占永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第三次“进剿”。其部署是：杨如轩第27师部率第79团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占据永新县城，其余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等地突进宁冈。这时，红四军第28团和第31团第1营，在朱德、王尔琢率领下活动在永新以西约70华里的小西区。在接到红四军军委关于赣军重占永新并企图以主力由龙源口等地进攻宁冈的情况通报后，朱德、王尔琢遂决定率领红四军4个主力营沿禾水河北岸大道直扑永新县城，首先袭击杨如轩的师部，打掉其指挥中心，尔后在赣军侧背寻机作战，以打乱赣军的进攻部署，达成击破其“进剿”之行动。根据朱、王的决定，红4军四个主力营由小西区出发，向永新城急进，于当日夜进至距永新城约30华里的漕田宿营。杨如轩误认为是永新赤卫队，命令第79团于次日前往漕田“清剿”。翌日晨，第79团由永新西进，同由漕田东进的红四军主力在草市坳遭遇。在地形不利于红军作战的情况下，朱德沉着果断，命令第28团从正面对第79团发起猛烈冲击；命令第31团第1营由北侧山地向第79团侧后迂回。杨如轩师第79团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红军前后突然夹击，队伍大乱，指挥失措，不到2小时，全团被歼，团长被击毙。朱德、王尔琢决定不失战机，率领红军直奔永新，打敌措手不及。正午时分，红军扑至城下，赣军正在吃午饭。红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入城内，再歼第27师师部及师直机枪连、炮兵队、工兵队、卫生队、输送队等独立分队，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击伤师长杨如轩。位于龙源口地区的赣军4个团得悉上述战况后，仓皇向吉安收缩。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赣省国民党军的第三次“进剿”，并取得了歼灭赣军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各种枪300多支（挺），银元20余担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的空前胜利。
红四军第四次反“进剿”
随着红四军反“进剿”作战的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
5月20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进而统一了湘赣边界红军和地方中共党组织的领导；针对红军部分官兵对边界武装割据缺乏信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消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必胜信心。5月下旬，建立了由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政府”。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又以杨池生为总指挥，率领第9师和杨如轩第27师余部共5个团前出永新，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新的“进剿”，同时，请求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湘南国民党军出兵，协同“会剿”。在南京政府的严令下，湘军吴尚第8军第2、第3师于6月16日后进驻攸县、茶陵，参加对红四军的“会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鉴于湘军较强、赣军较弱且经过红军三次打击有畏惧心理以及湘、赣两军貌合神离等情况，确立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决心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进犯之赣军。
6月22日，进驻永新的赣军出动3个团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七溪岭或老七溪岭突击宁冈。是时，进驻攸县、茶陵的吴尚第8军第2、第3两师却无行动迹象。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四军军委（已由陈毅接替毛泽东任书记）遂于22日晚确定如下决心：由朱德率领第29团和第31团1个营，控制新七溪岭要地，准备打击企图由此突入宁冈之赣军；由陈毅、王尔琢率领第28团，从老七溪岭迂回赣军侧后，打乱其进攻部署，尔后与坚守新七溪岭的部队合击赣军，求歼其一部，以打破赣军第四次“进剿”；永新、宁冈等地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进犯之赣军，使其疲惫、消耗。23日上午，赣军1个团，向新七溪岭红军阵地多次冲击，都被第29团和第31团1营所击退。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军2个团多次发起猛烈的攻击。战至午后，将赣军击溃，接着转入追击，又在白口打掉赣军的前方指挥所，随即向龙源口迂回包抄。
与此同时，朱德指挥的第29团和第31团1营，也在新七溪岭实施反击，将赣军1个团驱赶至龙源口，并与陈、王指挥的第28团并肩突击，将龙源口之赣军围歼。旋即，红四军主力乘胜进攻永新县城，迫使赣军总指挥杨池生率部逃向吉安，进而胜利地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是役，红四军共消灭了赣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获步枪400余支，重机枪1挺。战后，根据地群众翘首称赞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系指杨池生、杨如轩及其第9师和第27师部队）。
中共六大1927年后，中共依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始进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革命形势，分析当时的革命性质，进一步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和瞿秋白所作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刘伯承的组织问题、军事问题等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等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首先，“六大”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据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其次，“六大”指出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
再次，“六大”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尤其批评了盲动主义。
大会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张国焘、蔡和森7人为政治局委员。
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全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克服了“左”倾盲动主义，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策略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对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党内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红军也主要来自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士兵。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坏作风大量地反映到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来，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妨碍着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在红四军的共产党组织内也同样存在着。
1929年9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红四军领导人陈毅的汇报，审定了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了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对解决当时红四军党内在若干问题上的认识分歧，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陈毅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第一，强调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最根本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它必须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实现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努力奋斗，这是红军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军队的根本因素。第二，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指出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除打仗外，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第三，着重分析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等）的表现、来源及其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第四，规定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军政一致、军民团结的原则，并对敌军俘虏采取正确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建设的丰富经验，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土地革命的开展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三党”正视这个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乡建派则否认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找到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在各革命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1928年底，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等决议案陆续传达到各根据地，这对统一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2月，湘赣边界特委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神圣权利。但是，《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引起了一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不满。土地法还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这也是土地私有观念很深的中国农民难以接受的。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性的纠正。
1929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在邓子恢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了新的发展，如：规定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酌量分配土地；对富农不过分打击，根据贫农要求只没收其自耕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以争取其中立；对中农不没收田地，不使其受任何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不予没收；在土地分配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补少”的原则，即不打乱平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平均分配。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的50多个区、600多个乡解决了土地问题，80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否定了按劳动力多少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雇农的做法，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起来，30多个县分配了土地。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县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
1931年2月，毛泽东针对农民不拥有土地私有权而不安心耕种的情况，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鄂赣、右江等根据地，共产党也领导当地军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终于制定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联合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劳动群众，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这是一条彻底的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总结和理论上的论证，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许多人在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逐渐感到“工人是有势力，然而人数少了”从而提出了“怎样做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3—1925年间，邓中夏在《农民运动》等文章中，就大声地疾呼：“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更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为中共后来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日益深入。1929年9月，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应“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已包含着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形势及主观客观各方面的条件，回答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各派系军阀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过国民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湘、鄂、赣、粤等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社会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发展和激化，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发展的主观重要条件。毛泽东还进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所阐述的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工农割据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后来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道路。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实际上是对“城市中心论”的否定。他认为，（1）“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政策。（3）“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与此相适应，他制定了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三级武装体制和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因而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1927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诉诸武力。会后，田中向天皇呈递了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着重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狂妄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国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显然，东方会议后，独占“满蒙”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无暇东顾以及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为此，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以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为核心的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
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据以制定武力进攻方案。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在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作为增兵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7月，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强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并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排华风潮，借以动员日本朝野的反华舆论。8月，又利用陆军间谍中村大尉潜入黑龙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中国驻军处死一事，制造侵华舆论，加剧紧张局势，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关东军做好了随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准备，处于临战态势。战争已迫在眉睫。
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派遣守备队一部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大部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内。
沈阳全城一夜之间陷于日军手中；不到一星期，日军占领了本溪、安东（今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四平、长春等30余座城市，控制了12条铁路线，辽宁、吉林两省除辽西外，全部沦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