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命令全国军队同日军“避免冲突”，“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但是，操纵国联的英、法、美等国为了鼓励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侵略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在侵占辽、吉两省后，10月又进犯黑龙江省，11月占领省会齐齐哈尔；随即南下进攻锦州，袭取辽西。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2月，又回头北进，夺取哈尔滨。至此，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气吞下3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3000万同胞从此惨遭日军蹂躏。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工人阶级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具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率先行动，9月24日，3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10月初，23家日资纱厂工人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接着，上海各业80万工人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与此同时，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与香港的日商纱厂所有中国工人，一律自动辞工；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率领北平广大爱国工人加入全国抗日救亡队伍的行列。
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学生们还纷纷向各地方政府请愿，并派代表或结队赴南京请愿。
9月27日，沪宁两地学生2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外交部，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外长王正廷，捣毁其办公处所。11月26日，上海万余学生聚集“国府”门口，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他们“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各地学生乃改请愿团为示威团纷赴南京示威。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学生集队来京请愿”，但赴南京请愿示威的学生与日俱增。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联合举行大示威，示威学生在珍珠桥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死30多人，伤100多人，被捕100多人。青年学生的热血在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社会知名人士罗隆基、王造时、马相伯纷纷撰文，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抗日主张。
工商业者开展了抵制日货和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北平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工商业组织先后表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和查禁封闭日货，纷纷成立专门抵制日货的机构。抵制日货运动，致使当年的日本对华输出减少63%，在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在日本的军事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畏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压，自发奋起还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首当其冲的沈阳北大营守军东北边防军第7旅，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奋起还击。接着，沈阳公安总队在大东区同敌寇展开巷战。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毅然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组织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日军进攻嫩江桥的战役中，马占山亲临战场率部反击，历时16天，给敌人以重创，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马军以300多人伤亡的代价，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全国各界纷纷函电，赞扬他们“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民族之表率”。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其他阶层的爱国人士也积极主张抗日，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起来抗日。空前规模的反日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刚调防淞沪不久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率领全体官兵奋起抗战。
战争初起，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狂妄叫嚣4小时结束战斗。
许多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为上海的中国军队最多只能支持3天。但是，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战争演变为持久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历时30多天。2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并改派植谦吉为司令官。中国方面，张治中统率的第5军增援前线，投入战斗。2月20日植田下令总攻，日军倾巢而出。十九路军和第5军并肩作战，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2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增援部队前来上海。此时，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3个半师团，4.4万人；中国方面参战的兵力总共不过4.5万人。3月1日，日军开始全面总攻击，从正面突破十九路军江湾、庙行防线，又迂回到防线背后浏河一带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后援无继，当晚不得不作线战略撤退。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将士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广泛有力的支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直接参战；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展开热烈的支前工作，发动了沪西54家日商纱厂六七万中国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海内外同胞纷纷捐款、募集物资，支援前线。
据十九路军军部统计，1932年2—7月间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捐款达715万多元，其中来自国内的近300万元，来自海外的400多万元。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为“一·二八”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和其他各地民众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参军参战，据统计，仅与十九路军取得直接联系投入作战的义勇军就有58支。其中有来自北平、南京以至广州、湖南、四川等地的义勇军。不少社会知名人士集资或捐款创办伤兵医院，救死扶伤。宋庆龄、何香凝在杨杏佛的帮助下在交通大学内设立了国民伤兵医院，全体中外工作人员不领分文薪水，义务救护。上海的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名流黄炎培、史量才、杜月笙等组织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党”也发表宣言，主张抗战到底，要求政府火速调兵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派遣其成员直接参加抗战。
“一·二八”抗战说明，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尽管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乃至尖锐的对立，但在抗击外敌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抗日救国这个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最重大的问题上，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点。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凝聚力在“一·二八”抗战中再次得到了体现。
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积极拼凑由它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以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确立了“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的新政权的方针，并策动汉奸赵欣伯、臧式毅、熙冶、张景惠等成立各省伪政府。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窜到天津，将溥仪秘密挟持到东北。1932年2月，东北四省区傀儡头目张景惠等在日军的监视、控制下，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9日，溥仪沐猴而冠，充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当“国务总理”。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双方签署《日满议定书》，完全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确立了关东军对整个“满洲”的殖民统治。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充“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溥仪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关东军牢牢控制着实际权力，成为溥仪的“太上皇”，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日方的严密监视。伪满洲国中央各部和所属各省政，也都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掌握实际大权。在“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军不断增兵东北，在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特务、宪兵机构，残酷推行“治安肃正”、“归屯并户”和“三光”政策，任意逮捕、杀害中国居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1932年9月，日军对抚顺附近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一次就烧毁房屋800多间，杀害和平居民3000多人。
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
《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矿业资源。为此，关东军积极组织“经济调查”，炮制经济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在东北最大的殖民垄断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据统计，东北出产的近1/2的豆类及其制品、近2/3的粮食被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严重破坏了东北的农业生产和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日伪当局强令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学校教育实行日语化，宣扬“共荣亲善”、“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对各级教师实行严酷的“整肃”，防范师生的抗日活动。
总之，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怪胎，东北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
“攘外必先安内”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处于中日矛盾、国共矛盾、内部派系矛盾等多种矛盾的漩涡之中。中日矛盾本属首位，国民党理应审时度势，先解决主要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共御外侮。而蒋介石既心悸于人民力量壮大和各派势力的增长危及其统治，又把遏制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帝国主义身上，因而他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就针对日本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南方日益发展，以及汪精卫为首的广东反蒋派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尖锐对峙的形势，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通电，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
“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即不能御侮，如果不先平定广东的反叛者完成国家统一，就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无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合流，蒋介石重新上台，四届二中全会上，他把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提到重要日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的威胁。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皖鄂赣湘5省“剿匪”会议，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政策。此后，蒋介石多次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
“安内攘外”政策，是蒋介石集团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确立的。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运动也影响到国民党上层集团，反蒋派别纷纷打起抗日旗号，乘机倒蒋，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不抵抗政策已经声名狼藉，只能以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来掩盖其对日妥协退出，逃避人民的谴责。其次，蒋介石集团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视为“心腹之患，甚于外敌”，而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看成是“皮肤小病”。再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进攻上海，严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激化了代表英、美派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起家的经济支柱——江浙财阀的所在地，是其政治、经济统治中心。因而，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英、美在华的经济利益，提出“安内攘外，兼顾两难”的方针，企图在确保安内的前提下，“抵御外侮”。
长城抗战日本侵略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就以华北为基地向我国关内扩张，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
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县城，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南京政府不予支援，1月3日山海关失陷。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进犯。热河守军万福麟、汤玉麟两部望风而逃。3月3日，汤玉麟截留250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逃离承德。日军以128个骑兵占领承德。
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推卸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遗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应付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3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驻军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宋哲元二十九军将士奋勇御敌，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日军多次强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徵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冷口驻军商震部黄光师也英勇抗击，日军未达目的。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士气与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全国各界民众热烈支援长城抗战，平津各报纷纷发表社评，要求国民党当局趁时实行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对日妥协方针，派亲日派黄郛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
日军窥破蒋介石的态度，以加紧军事进攻来促使蒋介石的妥协。4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11日，冷口驻军弃守；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13日奉命撤退。日军随即猛攻南天门，中央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七昼夜。5月13日，中国军队奉命后撤。
与此同时，黄郛、何应钦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电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之线路撤兵。30日，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正式会谈；31日，熊斌在日方早已拟定好的不容更改一字的协定上签字。《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战争后，抗日决心并未泯灭；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宣言使蔡廷锴、蒋光鼐受到很大触动。1933年夏，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一再催逼下进攻连城，遭到红军痛歼，损失惨重。蔡廷锴等决心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变抗日“剿共”为联共抗日反蒋，9月下旬，派陈公培与彭德怀进行停战谈判；10月又派徐名鸿进入中央根据地与红军代表潘汉年进一步会谈。26日，红军和十九路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准备实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同时，陈铭枢在香港与国民党内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陈友仁以及“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等筹划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福建事变爆发。大会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星旗为国旗。
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文化教育上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原则；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现关税自主等。
福建事变是“九·一八”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是国民党内民主进步势力发动的反蒋抗日事变，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面临着新的民族危机而激起的新觉悟的表现，标志着国民党阵营的更大分裂，反映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很大反响。
蒋介石被迫变更原定的“围剿”红军计划，从江西“剿共”前线和京沪一线抽调11个师入闽“讨伐”，并在十九路军中进行频繁的利诱、收买活动。日、英、美等国的军舰也以护侨为名开抵福州、厦门，进行威胁。十九路军寡不敌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领导人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其领导人分海陆两路离开福州，大部分避居香港。福建事变失败。
不久，蒋介石正式取消十九路军番号，十九路军这支闻名中外的抗日部队不复存在了。
“左”倾的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曲折、不屈不挠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清剿”和“会剿”，到1930年夏，全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红军武装发展到3万人。同时，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边、赣东北、左右江等几块主要根据地。此外，还在广东、江苏、四川、陕西等省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但是，从当时全国总的形势讲，国民党在全国占据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地位，其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战争潜力大大超过工农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在战略上处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包围之中。可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对全国总的形势却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片面地夸大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最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红军“在8月以前扩大到50万”，“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目标；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全国主要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进攻歼灭国民党军较大部队。6月，又确定了举行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任务和总方针。为实现总任务和总方针，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并于6月24日批准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计划赋予各地红军的作战任务是：赣南、闽西红军第1军团，“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赣东北红军第10军，“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湘鄂赣红军第3军团，“一面切断武汉铁路”、“一面帮助鄂南、鄂东南地方暴动”，“进逼武汉”；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一面“帮助鄂西、鄂西南地方暴动”，一面“进逼武汉”；鄂豫皖红军第1军，“帮助鄂中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计划要求各路红军向武汉进攻，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分别赋予攻占当地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任务。
“左”倾冒险主义给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此期间，各地区相继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这一切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苏区、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还有上海、武汉等地秘密工会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共600多人。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以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它以国家政权的姿态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1933年3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扩大到湘鄂赣粤4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人口发展到300万，正规军发展到10万人，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
全国的工农革命力量到1934年初发展到14省15个地区，人口1000万，正规红军发展到30万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1931年1月，由于共产国际的不适当干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组织上实现了王明等人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目的。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21岁时在武汉加入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他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注重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因而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国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二）在革命形势和共产党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鼓吹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企图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取得全国胜利。（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无视中国革命的平衡性和长期性，无视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服从和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为了推行“左”倾纲领和政策，王明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11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临时中央继续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
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首先刚刚恢复的白区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继续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使共产党丧失了在“九·一八”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白区党组织保存无几。
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积极贯彻“左”倾政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终未能打破“围剿”。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中旬到达川陕地区坚持斗争。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也被迫撤出洪湖，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在中央根据地，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于1932年10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1933年2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在运动中围歼敌军，取得了胜利。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正在这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1933年2月，“左”倾领导者错误进行了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所谓“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指责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打击。“左”倾领导者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提出“经济上消灭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口号；对民族工商业者课以重税，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等，给根据地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他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在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战争开始，他们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入被动挨打局面。这时，福建事变爆发，这是红军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但李德、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的将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的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继而重新部署兵力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合围之势，4月，集中进攻根据地北大门广昌，李德、博古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调集9个师的兵力进行广昌保卫战，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红军损失惨重，广昌失守。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求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在这之前，已有三支红军部队先行突围远征。
第一支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10军团。蒋介石急调重兵围攻。12月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方志敏不幸被捕，翌年8月在南昌就义。粟裕、刘英率余部坚持斗争，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第二支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1934年8月从湘赣和湘鄂赣区突围，10月到达黔东，与先期到达的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第三支是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的红25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于9月突围，翌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26军会合，组成红15军团。这三支红军的远征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邓子恢等组成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共3万余人坚持游击斗争，掩护主力突围，保卫土地革命成果。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向湘西突围，开始长征。
还在反“围剿”战争中，1934年9月，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矛盾，指派何长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前往陈济棠辖区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以及可以借道等五项协议。
红军进入广东后，陈济棠履行协议，命令军队撤离让道，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1月中旬，红军冲出第四道封锁线后，兵力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纠集40万兵力，拦截中央红军与湘鄂川黔的红2、6军团的会合。李德、博古无视战争形势的变化，继续主张死拼硬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若照他们的意见办，红军将与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决战，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央红军一支主力军团组成的先遣部队，奉命北上抗日，途经福建（闽）、浙江（浙）、江西（赣）、安徽（皖）等省区时的作战行动。
1934年，日本侵略军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继续觊觎华北、华东地区，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用重兵加紧进行对江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处境危殆。
在上述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决定，抽调红军第7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沿途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和发展皖南地区人民群众正在举行的暴动，企图以此举迫使国民党军改变“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和作战部署。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北上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7军团时期；第二阶段为红10军团时期。
1934年7月6日，红7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全军团编有3个师：第19师、第20师、第21师，共计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部队经闽西的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然后攻克樟湖坂，东渡闽江。按照计划本拟从古田直接北上浙西，再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却电令红7军团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突然在闽中出现感到震惊和疑惑，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地区的第87师向福州集中，同时又急调正在湖北的第49师星夜驰援福建。福州是福建省会，城墙高大，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郊有飞机场，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第87师的1个团和1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部队。8月7日，红7军团抵进福州并发起进攻，激战一昼夜，不克，遂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福州一战暴露了抗日先遣队是红军的一支实力不大的“偏师”，自此，便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9日，7军团在福州东北桃源同尾追国民党军第87师的1个团激战竟日，因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赶至，再次被迫撤出战斗。桃源战斗后，7军团进入中共领导的闽东游击区，与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8月14日，7军团奇袭罗源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罗源战斗的胜利，大大兴奋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在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部队的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并补充了一批新兵员。8月16日，7军团离开闽东继续北上，尔后在闽浙边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堵截，于9月初顺利进入闽北苏区。7军团自出征以来，一路马不停蹄，日夜转战，此时已人困马乏，本想利用闽北苏区良好的根据地条件，休整部队，并寻机给尾追之国民党军第49师以有力打击，借以摆脱被动局面。但中革军委却指示7军团不要在闽北停留，而应去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9月9日，7军团离开闽北，北上浙西，不久进入江山、常山、衢县之间地区，一面对付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一面沿途炸桥破路。9月17日、18日，中革军委连续来电，指示红7军团停止继续北上，要求以遂安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遂安地处新安江上游，交通便利，地瘠民贫，又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无论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均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此时，国民党军第49师、浙江保安第1、第2纵队和补充第1旅也从几个方向围拢过来，企图合击红7军团。在遂安建立根据地计划不可能实现，红7军团遂转向皖赣边行动。9月底，7军团抵达江西婺源县以北地区，才获知皖南地区的暴动已经失败。鉴于皖赣和皖南地区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军团领导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以主力在这一地区积极活动，争取群众，消灭和打击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仍未获同意。10月下旬，7军团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
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7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红10军团，下编3个师：7军团编为第19师；红10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军团领导也作了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寻淮洲任第19师师长，刘英任第19师政治部主任，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此时已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央指示红10军团今后的行动归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指挥。整编以后红10军团的任务是：第19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的国民党军，发展新苏区；第20、第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的国民党军，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第19师在师长寻淮洲率领下，以突然动作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国民党军之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尔后打垮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2个团的尾追，渡过新安江，逼近临安，震动了杭州。接着转向皖南，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间北上，威胁芜湖。就在第19师在浙皖赣边机动作战，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根据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中央军区电令红10军团军团部率第20、第21师立即转至外线与第19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运动歼敌，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中央军区还决定，成立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10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活动，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10军团行动，调回粟裕和刘英，粟、刘分别任10军团参谋长和军团政治部主任。11月下旬，方志敏、刘畴西率红10军团部和第20、第21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12月10日与第19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会合，再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北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此时获悉，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10军团围追堵截，各路追兵现距尚远，惟补充第1旅追击积极，已抵达汤口。该旅系蒋介石之嫡系部队，有3个团，装备较强，但孤立冒进，又不占地利先机。红10军团首长当即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补充第1旅大部，粉碎国民党军合围的企图，争取战场主动权。其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第19、第20、第21师的顺序设伏；第19师除以1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应部署在乌泥关以北；第21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追兵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其退路，阻敌增援；第20、第21师会同第19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争取将补充第1旅大部歼灭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12月14日上午战斗打响，补充第1旅遭红10军团突然打击，队形呈混乱形势，但由于第19师未能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在以南，南面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补充第1旅随即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向第20、第21师阵地进攻。第20、第21师不擅长正规作战，第19师又来不及增援，阵地遂被突破，乌泥关制高点也被占领。在此关头，第19师师长寻淮洲亲自率队向乌泥关制高点猛攻，虽夺回了该点，但寻淮洲身负重伤，转移下来后牺牲。此时战场形势逆转，红10军团被迫撤出战斗。谭家桥之战是红10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使红10军团的处境愈加困难。
谭家桥战斗后，国民党军调集第49师、补充第1旅、补充第21旅及一些地方部队，约计20个团的兵力，加紧追堵红10军团。从1934年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红10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泾县、太平、青阳、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10余县地区往返转移，其间进行了10余次战斗，给国民党军以相当的杀伤，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于是，军团领导决定全军经开化、婺源、德兴地区返回闽浙赣苏区。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加之军团领导在作战指挥上的迟疑失误，1月16日，红10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优势兵力重围之中，经过英勇卓绝的战斗，大部牺牲，小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和皖南山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同年8月，方志敏等在南昌被国民党杀害）。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归于失败。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怀玉山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开入浙江南部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一次最大战役。是役自1934年11月25日起至12月1日结束，红军人人奋起作战，不顾一切牺牲，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进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企图。
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已经无力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形势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0月21日到11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组成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
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是转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重开局面。遂于11月12日任命湖南国民党新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辖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中薛岳指挥的第2路、北路军中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粤军陈济棠、余汉谋部4个师北上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前出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1路司令刘建绪，指挥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2路司令薛岳，指挥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第3路司令周浑元，指挥4个师由资兴、郴州向道县方向追击；第4路司令李云杰指挥2个师，经嘉禾向宁远方向尾追；第5路司令李韫珩指挥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向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何键的5路“追剿”军和粤、桂“防堵”军有25个正规师兵力，实力确实不小。但是，湘、粤、桂系国民党新军阀貌合神离，各有打算，口齐心不齐。红军西进湖南，对何键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何键行动积极；粤军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时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的5项协议；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素与蒋氏不和，只求边境防堵自保；薛岳、周浑元系国民党中央军，从来不服地方军官长的指挥。湘南地区，原为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在这里有较大的影响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地国民党军力量不强，又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据此向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建议，乘何键各路军调动之际，组织红军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歼“追剿”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或以红3军团进击湘（潭）、宁（乡）、益（阳）地区，以威逼长沙，并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歼敌一部以调动何键各部，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毛、彭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使红军丧失了在湘南机动作战的良机，而一味消极避战，继续向西退却，处境日趋严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继续西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3、红8两军团为右纵队，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推进；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红9两军团为左纵队，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蓝山方向推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16日，左纵队占领临武城。这时，桂阳守军2团已进嘉禾。右纵队主动以红6师从嘉禾南面阻击该敌南进，以保障左纵队，18日占领了蓝山城。接着，左纵队以日行100多华里的速度奔袭，于22日进占了道县县城；右纵队于24日占领了江华城（今水口）。随后，全军在道县与江华之间渡过沱水河。
中央红军渡过沱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虎落平川，不难就擒。于是下令何键的“追剿”军与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防堵”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实施四面围追堵截，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其部署是：刘建绪第1路日夜兼程，进至全州沿湘江布防，与桂军切取联系，共同堵截；薛岳第2路沿湘桂公路对红军进行侧击，防止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周浑元第3路经道县继续尾追红军，李云杰第4路与第3路协同追击；李韫珩第5路协同粤、桂两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李、白的5个师继续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堵截红军西进。在此形势下，中央红军即以一部进攻永明，以调动桂军，寻机渡江。此举果然奏效，李、白误认为红军要西进广西进占桂林，急忙将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调至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防堵红军入桂，同时又防止蒋系军队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兴安、全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便空虚了。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至全州之间地域，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此时，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地抓住桂系主力南下，兴安到全州地域兵力较空虚的时机，突破湘江防线，冲出战略重围，才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可能危险。“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能否西渡湘江，胜负关系全局。为此，中共临时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11月25日），要求红军“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中革军委于同日下达了《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将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组成进攻部队；红1军团第1师和红5、红9军团组成掩护部队。具体的战役战略是：以红1军团主力为第1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前进；第1军团1个师、军委第1纵队和第5军团（欠1个师）为第2纵队，经雷口关或水安关及文市向南前进，尔后则依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第3军团、军委第2纵队及第5军团1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城，尔后向兴安前进；第8、第9两军团为第4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行）、三峰山向灌阳、兴安、道县前进。此间，何键已令刘建绪第1路的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薛岳第2路的一部进至零陵、黄沙一线；周浑元第3路由宁远尾追；李云杰第4路和李韫珩第5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第2师、红3军团第4师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并架设了湘江浮桥。红5军团于28日控制了蒋家岭、水安关、雷口关地域，正在阻击“追剿”部队。这时，军委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江点只有160多华里，由于搬家式的行军，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缓慢，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9日，“追剿”军刘建绪第1路追至脚山铺并向红1军团第2师发起进攻；其他各路也分别在道县、文市等地向红军后卫部队开展攻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各路国民党军在飞机火力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江点，并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于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是日，红军第1军团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绍水，第2师推进到朱塘铺，一部向全州逼近；红3军团第4师过江后，首先进占了光华铺，主力向界首前进；红5军团继续在蒋家岭一带遏阻追兵；红8、红9两军团到达水车；红军总司令部、军委第2纵队一部均进至宫山。30日，为掩护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抢渡湘江，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的脚山铺与刘建绪第1路“追剿”军激战终日；红3军团第4师在光华铺及其以西顽强抗击由兴安北上的桂军，主力渡过了湘江。红5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至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第2纵队渡过湘江进至界首附近的王家。红军总司令部渡过湘江进至界首西北的大田。担任后卫的红军一部被隔滞在湘江以东，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鏖战。
12月1日，中央红军的处境更是险恶。湘江两岸的红军各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被隔滞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与“追剿”军顽强拼搏，而且越来越困难。为争取扭转险恶的局势，中革军委决定以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方向堵截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追周浑元第3路的部队，以保障隔滞湘江东岸的红军后续部队抢渡湘江并前出到西延山区。遂命令红1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由全州方向来攻之敌，控制住红军西进的通道；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红6师暂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红5、红8军团等部抢渡湘江。在万不得已时，红3军团必须死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5军团主力向麻子渡前进，抗击桂军及周浑元第3路“追剿”军；被切断的红军部队应向麻子渡方向自动突围。是日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致电红1、红3军团首长，强调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面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12月1日之战，“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中央红军的广大官兵，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指挥员沉着指挥，身先士卒，战斗员不怕牺牲，拼命战斗，经过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地浴血鏖战，终于阻住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掩护了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17时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地区。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为掩护主力被隔阻于湘江东岸，虽经殊死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遵义会议及四渡赤水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过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了。中央红军艰难转战，1935年1月，进占贵州省的遵义地区。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各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分析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刘伯承、彭德怀等都在发言中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批评，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明确指出这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指挥小组（以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会议期间，红军第1军团集结于桐梓、松坎地区，第3、第5、第9军团等部分别集结于滥板凳、猪场、湄潭地区。各军团以一部兵力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休整。部队边整顿边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吸收新战士4000余人）。部队甩掉从苏区带出的笨重物品，实行轻装和精简机关，进而恢复了体力，增强了机动力和战斗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除以湘鄂两省军队一部围攻红2、红6军团，以川陕两省军队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了薛岳兵团和贵州国民党军全部，四川、湖南、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和广西国民党军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1月中旬，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8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以后，前锋已进抵乌江南岸；黔军王家烈以2个师向刃肥水、滥板凳，以1个师向湄潭发动进攻；川军刘湘调集了10多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组成“四川南岸剿共军”，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抵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川湘黔边界的酉阳、秀山、松桃、铜山一线筑碉设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滇军4个旅12个团进抵贵州毕节地区；桂军3个师已抵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此外，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正由河南向四川万县、重庆开进。
根据以上军事形势，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目前基本作战方针为：“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中央红军第一步任务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和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要求红2、红6军团向秀山、黔江、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活动；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向营山，主力从苍溪、阆中之线向嘉陵江以西发动进攻。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当晚，黔军第1师、第2师进占遵义，另一部进占湄潭。川军以模范师第1旅、边防第4路（2个团）分别防守宜宾、泸州，其主力8个旅分别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等地推进。24日，中央红军右纵队红1军团一举击溃黔军侯汉佑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至26日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纵队红9军团攻占习水，红5军团进抵三元场；左纵队红3军团进抵土城东南的回龙场地区。是时，川军教导师第1旅和第5师第13旅先进赤水城并对红1军团发起猛烈反扑；教导师第3旅和独立第4旅由东胜场进至温水，先头进至土城以东的木栏坝，尾击红军，另有4个旅作为第2梯队跟进；第1师第3旅主力正向叙永推进，并重占习水。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中央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决定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军被击溃的有利时机，以红1、红9两军团各一部运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下之川军，集中红军主力求歼川军教导师先头4个团于土城东北之风材坝、万羔咀、表岗坡地区，以保障红军顺利北渡长江入川。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干部团，于拂晓向表岗坡地区川军教导师发起突然猛攻，激战1天，重创川军，但未能全歼。
此时，川军第2梯队2个旅迅速增援并从红军背后发起攻击。中央红军腹背受敌，再战更为不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运动至古蔺、兴文、长宁西南地区集结，尔后视情况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当晚，红军以少数兵力阻击川军，主力撤出战斗。
1月29日，中央红军在预先架好浮桥情况下，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这时，川军以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并沿长江西岸布防；薛岳兵团所部和黔军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疾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2日，红军右纵队红1军团先头第2师猛攻叙永而未克，后卫第1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红1军团又先后在永宁、毛坝、大坝等地遭截击。红军左纵队第3军团在天堂坝与追击之川军1个旅展开激战。在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分路围追堵截，并加强了长江西岸沿线防御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入川的原定计划已无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2月7日决定，暂缓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边境地区机动作战，争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为此，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