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对货币托拉斯厌恶至极、对摩根财团的欺骗行为耿耿于怀的威尔逊总统，会和摩根“大当家”拉蒙特成为挚友，惺惺相惜，相互欣赏。而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人和历史都是如此的奇妙。经历了一战，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家的作用。曾经的相互对抗、相互抵制的冷战关系，转向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默契合作。金融外交处于金融业务和政治利益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一点摩根财团表现得尤其明显，称其为“影子政府”一点也不为过。有作家曾恭维摩根为“一个政府部门”，结果遭到杰克的冷嘲热讽。在杰克的眼中，一战洗礼后的摩根财团不再隶属于任何人、任何部门，包括华盛顿。银行家们以财团利益为目标，秘密从事着各项非官方外交活动，但前提是忠实于官方政策、不违背国家利益。在外交时代，拉蒙特是金融外交家的杰出代表。早在一战进行中的1917年，他就亲赴战场，随同豪斯专员考察欧洲战局。
战场“炼狱般”的场景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潸然泪下后拉蒙特立誓成为和平主义者，此后他一生都在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和平组织。拉蒙特的“和平”理念，与摩根的利益是相吻合的。摩根银行大量的战时贷款、为欧洲经济复兴扩大的债券，都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自由的贸易环境、世界的和平环境来加以保障。拉氏“和平”的政治信仰，更是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公正与和平”十四点方案以及国联全称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构想不谋而合。为此，拉蒙特投入大笔资金，支持美国加入国联等各种和平组织；对旗下《纽约晚报》也打破了自己定下的不干预原则，要求该报对国联持欢迎态度。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拉蒙特对威尔逊总统政治理念的支持，换来了总统对拉蒙特工作能力的赏识。巴黎和会期间，拉蒙特以美国代表团金融顾问的官方身份出席会议。威尔逊总统称赞他“在我们所有磋商中所采取的公众利益为重的立场，令人钦佩”。和会上，老拉全程参与探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
各方意见僵持不下：和德国有世仇的法国提出了2000亿美元的天价赔款数额；英国则提出1200亿美元的要求；拉蒙特低调得多，也现实得多，400亿美元——不过其他美国金融顾问提出的数字要小得多。最后，赔款委员会确定的赔款金额为3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法国、英国的赔偿要求相去甚远，但对德国来说仍是“不能承受之重”。本杰明·斯特朗预言，德国马克将会疲软，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不幸言中。大经济学家凯恩斯预言，高额赔款只会助长民众的怨恨情绪，削弱德国的还款意愿，这将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道路——一语成谶。拉蒙特坚信，德国有能力承担这个赔款金额。二战结束后他仍然坚称凡尔赛合约“对德国过于公正”，德国人只是巧妙地控制了国际舆论的导向，进而扭转了其不利的金融交易环境。这一点见仁见智，但有一点老拉看得很透彻，那就是美国人对国联将态度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滋生蔓延，共和党政策趋于保守，舆论对国联的怀疑多过支持。此后，拉蒙特全力配合威尔逊展开工作。
他建议总统多同在野党——共和党协商，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游说，最重要的是“把真实情况向民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总统阁下，如果美国民众了解到成立并加入国联的重要性，我想一切反对声音都会消失的。” 拉蒙特利用一切机会，向威尔逊总统建言献策。“国联可以摆脱各国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安排国家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抑制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促进各国间的和平，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美国人到底在怀疑什么？我实在无法理解。”威尔逊很是苦恼。“道理虽然摆在那，但我们一定要做足功课，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国联的理念传达给他们。否则，孤立主义的浪潮将会把国联的提议淹没。”“好的，拉蒙特，谢谢你，我会尽力而为的。”威尔逊总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其国联构想对未真正经历战争考验、偏安和孤立思想占主流的美国人来说，还有些超前。结果，1919年11月，凡尔赛合约在参议院搁浅，提出成立国联建议的美国最终却没能加入国联。尽管和平的政治信仰受到沉重打击，但拉蒙特的表现无以伦比，巴黎和会一举奠定了他金融外交生涯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