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理解拉蒙特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帮日本人编织这种随时都会穿帮的谎言，答案全要从这句至理名言中去找。如果硬要说摩根银行为墨索里尼的服务仅仅是出于对该客户的“伟大情谊”，那么，决定摩根银行在中日问题上的态度的，一方面是它对日本的“有情”，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的“无意”。我们不妨再回忆一遍1920年拉蒙特的那次远东之旅。不难发现，一段历史往往在开端处就给出了统御全局的线索。显然，拉蒙特不喜欢中国。在那次在中国的行程中，他敏感地嗅到了危险的气味——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内外交困中积蓄着一股一触即发的力量，而这种四分五裂的环境和骚动不安的气氛对于一个需要稳定的政府来做债务的最后担保人的银行家而言，无疑是不受欢迎的。“西风”盛行的日本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与三井、三菱等家族的大财阀们的交往中，拉蒙特欣喜地享受到了一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似的惬意情绪。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被开明贵族们压在下风。
不过，考虑到摩根财团一战以来的“影子政府”身份和拉蒙特大大超越其银行业务水平的政治活动能力，上述好恶作为拉蒙特的个人品味，其实也并不是关键所在。继续向下挖，思路才逐渐清晰起来。正如你我所知，拉蒙特到中国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肩负着华盛顿方面赋予的第二次组建中国银团的重任；他的日本之行自然也不是“既然已经来到张三家，不如顺便去隔壁李四家看看”似的闲逛，而是为日本加入中国银团与其讨价还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日本在中国“满蒙地区”的利益问题。所谓的中国银团现在看来不过是当初外国列强合谋用贷款控制中国经济所打着的幌子。事实上，这个幌子在19世纪就曾经在拉美、欧洲等地四处招摇过。如今，精明的欧洲人把如意算盘打到了中国人头上——他们故伎重施，先是合伙儿把人打一顿，然后向被打者讨要赔偿：“不好意思，为了揍您，我闪了手了，您得赔我医药费啊。”赔不起，没关系，可以贷。但就在这一借一还当中，中国的铁路、工厂等命脉悉数被攥进了他们手里。在这场“抢钱游戏”中，精明的美国人起初来晚了，但很快反客为主。日本选择加入由摩根银行代表美国发起的新银团，完全是为了保存自己在中国满蒙地区的既得利益。
他们虽然不愿意加入银团，来听其他银团成员指手画脚，但更担心自己不加入的话，这帮野心家会私底下分了他餐桌上的肉。为此，日本与美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经过几次三番的扯皮，问题最终以日本表面上给了拉蒙特一个面子，与美方达成“完全谅解”，而实质上对满蒙地区的利益寸步未让而落幕。别看列强们“对外”团结，内部始终是狗咬狗一嘴毛儿。中国银团内部矛盾重重、争端不断。就连已经习惯于充当美国“美元外交”先头部队的拉蒙特这次大概也着实觉得碰到了一份苦差事。特别叫他郁闷的是，他所辛苦经营的银团在中国其实从未得到过正式认可。当美、英、法、日等国背着中国达成《巴黎会议协议》时，中国民众的自尊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侮辱。爱国人士纷纷撰文表达激愤的心情，指责中国银团的实质是从“垄断我国一切借款，攘夺我铁路、实业利权”入手，“制我国财政之死命，断我国民经济之生业”，呼吁政府“严峻拒绝以固国权而卫国民”。碍于民意，一向软弱的北洋政府尽管不敢和英美真的翻脸，但这一次还是壮着胆子说了句狠话：这事儿闹大啦，我们做不了主！（北洋政府拍电报给当时的驻美公使容揆，要他向华盛顿声明，此事“碍难赞同”。
）到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中国银团内部分崩离析，名存实亡。最后，拉蒙特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建议华盛顿解散中国银团，甩掉这个烂摊子。这个理由听上去简单，但却掷地有声：凭什么银团经费全由我们一家出？不过，在这漫长的十余年间，日本政府已经发展成为摩根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尽管在“在华利益”问题上，华盛顿与日本官方屡屡言语失和，但身为银行家的拉蒙特看到的，却是一战后繁盛一时、商机四伏的日本。此外，代表日本政界自由派的井上等人以及与拉蒙特惺惺相惜的三井、三菱等名门望族们，加重了他对于日本的好感。与此同时，摩根银行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中国的政客们在拉蒙特看来只是一群好勇斗狠、目光短浅，同时又虚伪狡诈、欠钱不还的家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银行家而言，利益才能带来长久的友谊。所以，到“柳条湖事件”发生时，尽管日本国内的局势以及整个外部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拉蒙特却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一厢情愿地认为，随着经济危机逐渐被解决，日本极端主义分子生存的土壤也将随之消失。至于中国，由他去吧。银行家们时不时会选择忘记正义感，更不需要什么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