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诗社”于1964年6月15日在台湾成立，发起人有：赵天仪、黄荷生、林亨泰、陈千武等。这是一个由清一色台湾省籍诗人组成的诗社。往前追溯，它是连接和继承了日据时的“银铃会”的某些传统。该诗社成员分为老、中、青三个梯级。属于“跨越语言”一代的老诗人有巫永福、陈秀喜、陈千武（桓夫）、林亨泰、吴瀛涛、詹冰、锦连、张彦勋、罗浪、周伯阳、黄腾辉、林外、叶笛、黄灵芝、李笃恭、何瑞雄等。第二代诗人有：白、黄何生、赵天仪、李魁贤、岩上、非马、许达然、杜国清、林清泉、静修、蔡其津等。第三代诗人有郑炯明、陈明台、李敏勇、拾虹、陈鸿森、郭成义、赵通定、陈坤仑、莫渝等。“笠诗社”发行《笠诗刊》，是台湾很少不脱期的诗刊之一。目前《笠》诗刊已经发行到224期“笠诗社”冠以“笠”的桂冠，一方面标示着他的农业社会的乡土内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对诗社发起者的某种影响，该社创作上奉行“新即物主义”路线。内容上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乡土精神的维护；二是新即物主义的探求；三是对现实和人生的表现和批判。“笠诗社”同仁创作风格上并非属于一个流派。有的诗人具有较浓的台湾乡土气息，有的崇尚现代主义，有的奉行超现实，有的受到日本和歌与俳句的明显影响。“笠诗社”自成立至今，政治倾向上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们是“中国论”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方向”。如该诗社的创办人和灵魂诗人之一赵天仪在谈道“笠”的方向时写道：“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而笠开拓的脚印，正是竖立了中国现代诗的里程碑。我以为现代诗的创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国现代语言为表现的工具，以清新而确切的语言，表现诗的感情、音响、意象及意义。而在精神论上，则以乡土情怀，民族精神与现实意识为融会的表现。以这种方法论和精神并重的基础，来探索我们共同未来的命运。笠同仁在这十六年来的一百期中，正是朝着这种现代诗的主流，开拓了一条踏实的创作的途径。”1980年，当笠诗社的全体同仁在欢欣鼓舞地庆祝《笠诗刊》创刊一百期的时候，他们还放声高唱着中国之歌，还坚定地宣告：“笠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在他们庆祝“笠诗社”成立十五周年时出版的同仁诗选的序言中还写道：“以台湾历史的，地理与现实的背景出发的，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以来历尽沧桑的心路历程。”那时，他们的作品和文章中无处不表现出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心情，作为炎黄子孙一分子的光荣感。但是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笠诗社”开始悄悄地变化，某种分离主义倾向渐渐抬头。1983年5月出版的《台湾文艺》发表赵天仪的《光复以后二十年新诗的发展》一文中，他把台湾新诗诞生和演变的因素，归纳成了四条。其一是：台湾新诗是中国古典诗传统演变的产品。其二是：台湾新诗的倡导，有一部分是因为受了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诗运动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来的作品。其三是：“也受了日本新诗运动的影响”。其四是：“曾经透过日本语文的教养，接受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欧美文学”。该文与前文《现代诗的创造》相差仅三年时间，但对台湾新诗的本质看法已有区别。人们不难看出分离主义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已经悄悄出现。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笠诗社”的分离主义倾向逐步明朗，其主导倾向已变成了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的一部分。但是“笠诗社”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不将“笠诗社”同仁都看作是“文学台独”分子，事实也并非如此。由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只是少数，多数人或是被迫，或是因某种利益驱使，或是一时糊涂，误人了歧途。他们必有猛醒和转变的一天，我们期待他们的转变。祖国也期待他们的转变。祖国和民族永远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家。不怕迷途、而贵在知返。
白，本名何锦荣，台中市人，1937年生，1956年毕业于台中商职高级部。1953年开始在《蓝星周刊》发表诗作。曾是“现代”、“蓝星”的同仁和《创世纪》诗刊的编委。1964为“笠”的发起人之一，曾多次获诗奖。他出版的诗集有：《蛾之死》、《风的蔷薇》、《天空象征》、《白诗选》、《香颂》、《诗广场》、《风吹才感到树的存在》、《自爱》、《观察意象》等。诗论集有《现代诗散论》。白是诗歌道路上的一个勇敢的追求者和探索者。他的追求表现在他对生活的不断开掘。诗的社会意识和批判意识的不断增进和强化。以及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表现手法的丰富。他说：“我们需要以各种方法去扭曲、锤打、拉长、挤压、碾碎我们的语言。对于我们所赖以思考表达的语言，能承受何种程度。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感觉……我们要求每一个形象都能负载我们的思想，否则，不惜予以丢弃，甚至从诗中驱逐一切形容词，而以裸裸的面目逼视你。我还要去流浪，在诗中流浪我的一生，我决不在一个定点安置自己。我的历程就是我的目的。在地平线外空无一物，我还是要向它走去。”白在这里不仅表现了他是艺术的不断追求者和创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注意诗的思想主题表达的诗人。他要使每一个形象都负载诗人的思想，决不让诗中的任何一个形象游手好闲。因而，白的流浪就是追求；就是探索。他决不在一个定点上安置自己，他要不停地探索一生。白有一首诗《流浪者》就是用图像诗的方式，表现他永不止息地追求前进的脚步。白还有一首诗《雁》，也是描写大雁朝天边，朝着不断扩展放大的理想追求前进的主题。追求、探索和创新是一种非常艰苦、非常坚定、执着的事业。它让理想长幼芽，它让执着长生命，它让无畏结硕果。这种勃勃向前的精神和朝气，往往使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往往能将物质和精神的互相转化的效果达到佳点。白笔下的许多小动物、植物，如小草、雁、金鱼、飞蛾、沙粒、鹭鸶等，都能在这种无畏的追求中产生出神奇的效果。白的诗的创新不仅是在诗的排列方式上和旋律节奏上，而是他把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又是负载思想的工具。因而他关于诗语言的创新的前提，又是有内涵有思想的语言，决不是那浮华的，哗众取宠的，生活中小丑式的博人一快和一笑。例如在《天空》一诗中，他创造了这样的句子：“天空已不是老爹，天空已不是老爹”。在《雁》一诗中有“鼓在风上”的句字，这些诗句粗看似乎莫名奇妙，但深思却奥妙无穷。前者表现一个饱受旱灾折磨，盼望呼喊老天下雨，天上不但不下雨，反而出现了炮花、战斗机这些讨厌而又可恶的东西。“天空已不是老爹”表现了农民语无论次地对天空的诅咒。“鼓在风上”表现了大雁在天空飞行的骄傲姿态和自信不息的神情。这种创新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而是一种意象上的创新和内涵上新的概括。白在台湾诗坛上是一个创新者的形象。
李魁贤，1937年生，台北市人。台北工专毕业，美国世纪大学肄业。台湾“笠诗社”的中坚诗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诗。出版的诗集有：《灵骨塔及其他》、《枇杷树》、《南港诗抄》、《赤裸的蔷薇》、《李魁贤诗选》、《水晶的形成》、《输血》、《永久的版图》、《祈祷》、《黄昏的意象》、《秋与死之忆》。文学评论集有：《心灵的侧影》、《德国文学散论》、《弄斧集》、《台湾诗人作品论》、《浮名与实务》、《诗的反抗》、《台湾文化千秋》、《诗的见证》、《诗的挑战》等。此外还有散文集《欧洲之旅》、《诗的纪念册》等。李魁贤认为：“诗的存在要以不阿谀社会，不取宠权贵，不讨好报纸副刊及杂志编辑，才能显示起码的意义。”他认为：“诗毕竟不是润滑油，也不是广告招贴，而是时代齿轮间的砂粒，是良心的追辑令。”李魁贤十分注意诗的平民性、独创性和现实性，十分注意诗品和人品的结合。他的《鹦鹉》一诗，借用鹦鹉只会学舌，而不会创造的特点，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上的卑鄙和人格上的分裂。诗人抓住社会上的依附和攀爬之风，在《盆景》一诗中以锦藤和棕榈两者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对那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李魁贤的诗充满着现实批判精神和平民意识。李魁贤在“台独”意识抬头的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间，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错误地站在了“台独”势力一边。例如，他在1978年发表的《我们的国土》和《光复钓鱼台》等诗中，还充满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他写道：“爸爸，台湾光复表示/台湾从此不再是殖民地/已回到了祖国怀抱/可是为什么/我们的钓鱼台又被占？”（《光复钓鱼台》）。但是当“台独”势力鼓噪的时候，他却又加入了“建国党”，站到了民族和祖国的对立面，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民族和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生养了我们，是不能亵渎和背叛的。
赵天仪，1935年生，台中市人，是诗人，翻译家和美学理论家。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大教授，现任台湾静怡大学系主任。他出版的诗集有：《果园的造访》、《大安溪畔》、《牯横街》、《赵天仪诗集》、《林间的水乡》、《脚步的声音》。出版的论著有：《美学引沦》、《美学与语言》、《美学与批评》，《裸体的王国》、《诗意的与美感的》、《现代美学及其他》、《笔耕在春天》、《台湾现代诗监赏》、《儿童文学及美感教育》等。赵天仪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呻吟过来的。他对日本人在台湾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过亲身的体验，他曾为抗日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巨大胜利欢欣鼓舞。这些在他的创作中曾有过反复的描绘。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军用蓖麻油，为了军用罐头，强迫还是小学生的赵天仪和同伴去种植和生产这些东西：“在我们课余劳动的菜园里/移植一棵棵的蓖麻”、“为军用罐头而移植的蜗牛”。赵天仪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他亲耳收听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日本天皇在播音机上/正以忏悔/而激动的泣音/广播着投降的消息”。赵天仪诗中的另一个重要题材和主题，是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的写实之作，及对台湾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大安溪畔》和《菜园的造访》、《压岁钱》等诗集中有充分的表现。赵天仪是“笠诗社”的灵魂诗人之一，当“笠诗社”由民族和乡土向“台独”倾向转变时，赵天仪也是其中一员。不过他并不是那种激昂和叫喊型的人物，他是那种善于思索和学者型的人物，我们期待着他能从思索中醒悟。
非马，本名马为义。1936年9月出生于台中市，原籍广东省朝阳县。一度曾与全家从台湾迂回老家，1948年又与父亲一起去台湾定居。他毕业于台北工专，1961年赴美留学，获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现已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退休。他是“笠诗社”的重要诗人，也是“笠诗社”中不多的拒绝“台独”，主张大中华的诗人之一。他出版的诗集有：《在风城》、《裴外的诗》、《非马诗选》、《白马集》、《非马集》、《四人集》（合著）、《笃笃有声的马蹄》、《路》、《非马短诗精选》、《飞吧、精灵》、《非马自选集》、《微雕世界》、《非马的诗》等。非马是位核电科学家，他的思考模式和语言习惯，成了他科学研究和诗之间的桥梁和通道。科学家的智慧、深思、果断和幽默，通过艺术创造凝结成了诗的硕果。因而非马的诗成了世界华人诗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即：短诗的奇芭。他的诗短小、凝练、含蓄、幽默而富于哲理。他的诗被广为传诵的名作很多。如：《黄河》、《电视》、《醉汉》、《鸟笼》等，几乎成了华人知识圈中人人皆知的作品。这些作品被人传颂，是因为它们是艺术精品，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结合而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是由于诗中涵容的东西十分丰富，而让各方面的读者均产生共鸣的关系。如：《醉汉》一诗，表面上是写醉酒后的醉汉，但实则是写乡愁，写久离故土，久离母亲，思念故乡和亲人如痴如醉。第一节写“醉汉”“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到了第二节，诗顿时作了暗中转换“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醉汉不可能右一脚十年，左一脚十年，醉汉不可能去思念母亲和故土，因而显然是乡愁之醉。这是非马的代表作之一。构思精巧、内涵深沉，喻体和寓意，既含蓄又明朗，是不可多得的好诗。
“笠诗社”中还有许多大将，如：许达然、杜国清，以及较年轻的郑炯明、郭成义、李敏勇、陈鸿森等。但是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展开，实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