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出现了以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先导的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运动。由于美台断交，美国将中国的钓鱼岛作为礼物送给日本，于是引发了覆盖西半球的爱国保钓运动。这些对台湾起了极大的震撼作用。于是台湾岛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大大高涨。以陈鼓应和王晓波师生为代表在台大发起的民族主义座谈会，和台湾大学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前持刀刎颈，血写“和平、统一、救中国”的大字，使台湾群情激奋，民怨沸腾。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激情，像电光火石般照耀了文学，照亮了缪斯，使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像煤炭遇到了火焰，熊熊燃起。台湾文学内部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诗论争进行的反“西化”运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人们不仅看清了台湾新诗西化的弊端和谬误，而且迫切地感到了台湾文学和新诗回归民族，回归乡土才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台湾文评家何欣撰写《文季同仁六大原则的说明》中写道：“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不是全盘西化、模仿的，它必须是由中国传统中，生长与发展的，创新的，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做无病呻吟的，必须是正视现实和健康的，不是单纯抒发个人情怀的低吟，必须是属于多数人的高歌。”文艺批评家《龙族诗刊》的灵魂人物高信疆说：“投入到生活的原野，与我们周围的人群同哭同笑，接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接受那风风雨雨的磨练……用自己的笔，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欢爱恨，用自己的笔推动大伙儿，一步步向前。”当时的内外因素都迫使着台湾新诗由西化向民族，向乡土的方向回归。于是台湾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持续地新诗回归运动。这个回归运动的前奏是“葡萄园诗社”、“海鸥诗社”、“新象诗社”、“喷泉诗社”和“笠涛社”等的出现。这些诗社、诗刊，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现代派诗的西化相反，实行着现实主义的诗创作路线，继承着中国新诗的传统，创造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的新诗。不管它们是一支火把，一堆篝火，或是一个萤火虫，它们都曾发过光，发过热，都曾撑起过台湾诗坛的一片蓝天。其中的“笠诗社”和“葡萄园诗社”贡献最为显著。
“葡萄园诗社”，成立于1962年7月，由文晓村和王在军发起。主要同仁有：李荣川、陈敏华、蓝俊、李佩征、古丁、司马青山、宋后颖、温素惠、金筑、闵垠等。发行《葡萄园诗刊》，第一任主编为文晓村。现任社长为金筑，主编为台客，发行人赖益成。《葡萄园诗刊》创刊至今已发行151期，从未间断过，是台湾极少数不曾间断的诗刊之一。“葡萄”之名，象征着透明、圆满、成熟、清新和明朗。该诗社是在反对现代派诗之西化和晦涩的大潮中诞生的。它一出世便由主编提出了与现代派诗相抗衡的“明朗、健康、中国诗的路线”，该刊第八，九两期连续发表《论晦涩与明朗》、《论诗与明朗》的社论。第31期又发表了《建设中国风格的诗》的社论。对诗的真实性、民族化、中国化、普及化进行了阐论。该刊写道：“所有忠于中国的诗人，应该将凝视欧美诗坛的目光，转回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让我们的新诗在中国的土地扎下不可动摇的深根，来表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现代思想与现代生活的特质，以建设中国的新诗。”该刊明白地在大声疾呼台湾的诗人和诗应迅速回归到中国诗的方向上来。文晓村长期任“葡萄园诗社”的社长和主编，他1928年出生，原籍河南省偃师县人，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他是“明朗、健康、中国诗路线”的提出者和实行人。他曾为此反复论证、大声疾呼、积极推广。他在《水碧山青》诗集的自序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现代诗应走健康、明朗、中国诗的道路，在西洋诗诡谲多变的阴影中，希望能保持中国诗人自我的清醒。”而他在自己的诗创作中，始终在坚持实行自己的这一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