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其历史演变中都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这两种经济理论观点，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这两种经济观点的演变和利弊，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重商主义——第一个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考察。它产生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了两个世纪之久。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一时期正是商业资产阶级狂热追求金银货币，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的时代。商业资本与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商人资本家总是宣称自己的利润增加等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势力、追求财富，就积极支持商业资本的扩展，尤其是掠夺性的对外贸易的扩张。英、法两国都执行重商主义的政策。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由商业资本家发动的，其背后有王权的大力支持。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作为结合国库利益、巩固专制制度的措施，几乎完全是由政府发动、执行的。所以，重商主义是和国家干预主义分不开的。重商主义是最早的国家干预主义。
重商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起过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这种国家干预主义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使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逐步解体，而为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
二、经济自由主义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没落，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乃是时代的需要、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了打破封建主义、重商主义的束缚，促进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纷纷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亚当·斯密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早在斯密之前就已由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了。英国的洛克（1632—1704）、诺思（1641—1691）提出过人身和财产应享有自然权利的观点，论述过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孟德维尔（1670—1733）在《蜜蜂寓言》中也认为，要使经济充分发展，应当极力减少政府的干涉。在法国，重农学派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和主要代表魁奈曾提出，社会经济应当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自由发展，国家不应人为地干涉。
亚当·斯密（1723—1790）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这些思想，使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分析成为其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斯密活动于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年代。这时的英国虽然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但由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土地贵族和商业金融贵族不仅在议会占统治地位，而且控制了政府和社会所有的重要职务，执行的是一系列有利于大地主阶级和商业金融贵族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内，一些早已过时的立法继续在发生作用，如封建的行会制度的同业组合法规、学徒法、居住法以及规定法定价格、工资限额等等，这些垄断经营、垄断价格和妨碍劳动力自由转移的立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对外贸易方面，这时的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谷物法和输出奖励制度等，也束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反对封建主义必然反对重商主义，而反对重商主义也意味着反对封建主义。”亚当·斯密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提出和发展，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影响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他以自由放任为出发点，提出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发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
斯密在其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对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所论述。在这本书中他提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心、同情心、对自由的向往、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他认为人类行为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们同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或准则。由于自私心和其他各种动机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除了“自然秩序”之外还有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等的“人为秩序”。这种“人为秩序”必须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社会才能发展，否则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发生混乱。而要实现“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协调一致，就要实行自由放任，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手让人们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进而也就会对社会有利，增进社会财富的积累。
在《国富论》中，斯密更加强调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利己主义，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己心”的驱使，借以获得个人的利益。人们在为达到一定的个人目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通常并不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对社会有利。但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这种活动总是既于己有利，又在无意之中有益于社会。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也就在其中了。而要能满足“利己心”，增加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必须实现经济自由，让“经济人”即资产者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利益出发，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更能准确地判断干什么和如何干，才能给自己（从而在无意中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因此，斯密坚决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的“看得见的手”指挥经济活动，只会把事情搞糟，不仅妨碍个人利益，而且会损害社会利益。
在国际贸易方面，斯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和对外贸实行管制的政策。他提出了“优势原理”，论证了国际分工学说，作为自由贸易的理论根据。斯密认为，各国都存在着某种有利的自然条件或后来获得的专长，总之是生产条件上的优势，因而拥有劳动耗费小、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某种商品。这些商品在价格上占有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各国为了本国利益，如都能专业化地从事生产本国具有优势的商品，实行这样的国际分工，就能提高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总财富量，在国际贸易中各自获得较大的利益。斯密的这个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说”，后来被李嘉图发展为“比较成本说”。
斯密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也反映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应当指出，斯密虽然从总体上说，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但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他认为国家的作用应限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举办一些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和公共设施，充当资产阶级的“守夜人”的角色。主张把政府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要一个“廉价政府”，以避免阻碍英国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他主张课税应采取公平、明晰、便利、经济的原则，说明他并未完全排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斯密的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本思想的《国富论》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新版大英百科全书的《亚当·斯密》条中，对他的总评价是：“在将近二百年后，斯密依旧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经济思想史学家罗尔爵士指出，斯密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与前人相比，“没有人达到同斯密一样的系统而连贯的分析水平”，斯密以后“经济学第一次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富论》的结构“对后来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学派重要成员乔治·斯蒂格勒写道：“斯密有一项极端重要的胜利：他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各种资源都在寻求最有利的用途，因此，平衡起来，每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的收益率将会相等。这一命题仍然是一切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命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斯密在当今之所以至关重要，还在于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正如哈耶克和其他人经常如此雄辩地指出的那样，这是斯密最伟大的成就。这只‘手’是对一种方式的想象，在这种方式中，千万人的自利行动可通过价格体系来协调，而不需要指导中心。……这是一种极其成熟而敏锐的见解。”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英国以至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国富论》出版后，英国议会在讨论某些议案时，议员们常常引用这部著作的某些文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权威性的结论。1784年上台的年轻的首相皮特在执政的最初几年就贯彻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张，他取消了对爱尔兰实行的贸易限制，同法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根据斯密的建议制定了简化税制和管理财政收入的法律，并试图将斯密的学说广泛运用于立法。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在当时广为流行，占据着支配经济学领域和实际政策决定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可以这样说，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相适应，经济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是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无论在经济理论领域，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自由主义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成为正统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英、法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萨伊及其后继者们或多或少受到斯密的影响，几乎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四、国家干预主义的特殊表现——历史学派及其先驱者
国家干预主义早在19世纪20～30年代就由德国历史学派及其先驱者李斯特（1789—1846）提出来了，大约到了19世纪40年代形成为旧历史学派，从70年代开始演变为新历史学派。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晚于英、法等国，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才得到较快的发展。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德国革命以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同贵族地主相妥协而告结束，政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德国资产阶级面对着英、法等国的激烈竞争和国内高涨的工人运动，竭力寻求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当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时，德国的历史学派及其先驱者却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保护关税政策，反对自由贸易政策。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主张的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是后进国家必要的手段。新历史学派尤其重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作用，他们极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鼓吹资产阶级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把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看成实行改良主义、镇压工人运动的依靠。新历史学派主张强力政权，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鼓吹德国的特殊历史使命等等，这些都成为后来纳粹主义的思想基础。
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是在德国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世界性的主要思潮，是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特别是在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后形成的。
五、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和“凯恩斯革命”
作为一种政策，国家干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被推行过。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各交战国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对生产和分配的调节，压缩民用生产，扶植军火工业，把国家经济纳入战争轨道。但这是由于战争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是特殊情况下的国家干预经济。到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发，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大批失业工人进行示威，使资本主义世界有走向分崩离析的危险。经济自由主义已不适应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资产阶级已不能再用传统的办法进行统治了。于1933年上台执政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转而实行“新政”，以求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于是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新政”实质上是一系列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对外经济的政策措施的总称，其基本精神是运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调节”国民经济，以应付经济危机。
有一种看法认为，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凯恩斯经济学说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这种看法虽然曾经流行过，但它是不确切的。罗斯福在1932年7月竞选过程中，曾公开宣称，保证实行新政。就任总统后，为了实行“新政”，曾要求国会给予更大的行政权力，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所以不能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事实上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也并未接受过凯恩斯的建议。
比较合理的见解是在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传统的反危机措施——提高关税、增加贷款和借助政府债券的买卖以控制货币流通量等——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摒弃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转而采取干预经济的“新政”。
凯恩斯的学说虽然不能说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根据，不能说有了凯恩斯主义才有“新政”，但也不能否认凯恩斯主义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需要，在理论上曾经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在政策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占主导地位。马歇尔集庸俗经济学的大成，创立了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和谐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而自发地得到解决，因而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迫切需要一种经济理论来说明并克服危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学说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凯恩斯学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
自从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以来，凯恩斯主义便风靡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凯恩斯主义。应该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间，凯恩斯主义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推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缓和了危机的某些发展。由于凯恩斯否定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主张借助于国家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被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革命”，把战后一段时间西方经济的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把这一时期誉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本人吹捧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六、凯恩斯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就业理论与有效需求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三种失业类型：“摩擦失业”、“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不管“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是否存在，只要解决了“非自愿失业”，就算达到了充分就业。但他认为充分就业是一种例外，非充分就业则是常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就是商品总供给价格和商品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也就是预计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有效需求通常是不足的，有效需求的水平通常低于充分就业所需求的高度。有效需求为什么会不足？这是源于所谓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指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少，用于储蓄的比例越来越多，因此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不足。比如一个人一个月收入100元时，用于消费的可能是80%；如果一个人月收入为1000元时，用于消费的可能是40%或50%。总之，收入越增加，消费用的钱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相应的储蓄的比重就越大，这就是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是指资本预期的利润率，亦即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随着投资的增加，产品增加了，供给增加拉动价格下落，利润就下降。同时，投资增加必然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的需求量增大，需求上升推动价格上涨，使成本上升，利润率也要下降。因此，投资越多，利润率越低。这就是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3）灵活偏好规律，也称为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规律。它是指人们总想把钱留在手上以便应付日常开支、意外开支和进行投机活动（对灵活性的偏好）。如把钱存入银行，虽可获一定利息，但需以放弃货币流动（灵活性）为代价。所以利息率要保持一定水平，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如果利息率高于利润率，资本家就宁愿把钱存入银行而不愿意投资了。这就是所谓“灵活偏好规律”。
在上述三大心理规律的支配下，边际消费递减使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由于增加投资所得的利润将随投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使资本家不愿多投资而造成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足。灵活偏好规律的作用使人们愿意以货币形式保存财产的心理倾向加强，因而削弱了资本家投资的兴趣，资本家就会觉得把钱存入银行收取利息，比投资于生产取得利润更为有利，结果又造成投资衰退。因此，总需求通常小于总供给，即经常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自愿失业，发生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所谓三大心理规律当然是荒谬的。他把经济现象归结为心理活动，用唯心主义的分析抹煞客观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也就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消费不足，不是由于人们本性喜欢储蓄，而是由于他们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日益贫困的结果。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等，也不是由于投资不足，而恰恰是由于投资太多，资本过剩。凯恩斯的这种谬论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根源这一客观事实。
然而，凯恩斯却正是在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基础上，解释社会经济失调和失衡的原因，引申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危机既然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解决失业和危机就必须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消费，同时也要促进扩大投资。他认为依靠斯密提出的而为李嘉图等后继者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运行调节的机制，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痼疾，唯有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调节，才能奏效。这样他就否定了“萨伊定律”以及古典传统的理论，宣告了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而使国家干预主义逐步登上了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概括地说，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主张是：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以解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学派还运用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强调增加投资对减少失业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为提高总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在萧条时期，应减低税率，扩大财政开支，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应采取相反的措施以抑制投资和消费。
总之，凯恩斯学派把国家干预经济作为反危机政策的前提。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危机的严重性，政府再不出面干预，就会危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则是其政策主张的重心。凯恩斯主张，通过国家的税收政策，如实行累进所得税等来改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幅度，以刺激消费的扩大。通过受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调节货币数量，压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资的扩大。通过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既能直接扩大投资和消费，补偿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又能间接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扩大。凯恩斯特别强调应实行三方面的财政政策：政府直接举办公共工程；政府投资于非生产部门；扩军备战，甚至进行战争。
凯恩斯还否定资产阶级旧庸俗经济学关于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竭力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所谓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指政府增加的支出，只要能促进经济增长，并使个人收入增长，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也无关紧要。他不赞成采取增加政府收入以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而认为应采取“举债支出”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财政政策。凯恩斯还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支出都具有“生产性”，连极度的浪费也是“生产性”的。他荒谬地说：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增加财富。
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必然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赤字财政表明国家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不能保持平衡。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一方面加紧向劳动人民增税，另一方面是增发钞票和国债，结果必然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对于“解救”经济危机具有十分“可贵”的功能。因为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除了能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外，还能因货币供给充足而压低利息率，而较低的利息率不仅可以刺激消费，而且可以刺激投资。这都有利于“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
凯恩斯积极主张通货膨胀政策，还因为可以此作为压低工人工资的手段。他认为，降低货币工资，其所遭遇的抵抗，比之当物价上涨，真实工资下降时，所遭遇的抵抗，要强烈得多。所以，他主张，货币工资可保持不变，甚至还可稍微提高（利用所谓工人的“货币幻觉”），而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抬高劳动者消费的商品（所谓“工资商品”）的价格来降低实际工资，以便使资本家获得更多利润，愿意增加生产，增雇工人。可见，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是妄图利用通货膨胀暗地里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以便资本家加强剥削工人，转嫁经济危机。
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增加“有效需求”，实行对外经济扩张政策。他反对传统庸俗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认为对外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滞销商品和“过剩”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带来较多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增加顺差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的唯一直接办法。贸易若为顺差，不仅可以增加国外投资，而且由于输入黄金，可以降低利息率，从而间接增加国内的投资吸引力。基于这种观点，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七、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凯恩斯主义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它产生于传统经济学陷入破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代。它否认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力图挽救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这些主张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间居于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他的政策主张，对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起了一定的治标作用，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尖锐矛盾。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并提出必须用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才能挽救资本主义；他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当然，对于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宏观理论体系，把前人——重商主义者、马尔萨斯、李斯特等人——提出过的零散的思想和主张，加以适应当时要求的系统化。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缓解和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技术进步、战后居民需求的恢复和增长，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的加强、城市重建等等。
凯恩斯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流派，是时代的产物，它虽然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其理论的根本缺陷，即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表面联系上兜圈子，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去探索，不可避免地要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
自从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了所谓“停滞膨胀”的深刻的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也就宣告破产。按照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则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两者不可能同时发生。但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却出现了所谓“滞胀”的局面，即一方面存在经济停滞或衰退和严重失业，另一方面又有持续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凯恩斯主义是解释不了的。凯恩斯主义的后继者虽然力图解释这种新的现象，并在一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创新，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选择凯恩斯主义财政金融政策的适当混合办法来同时降低这两者正造成了困难”，“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持久性恶化不可能在凯恩斯体系内加以解释”。拿美国来看，在经济衰退时增大通货供应量，开始时有些作用，但不久就发生通货膨胀，于是政府当局就削减通货供应量来阻止通货膨胀。由于削减货币供应量，又出现了伴随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这样就使美国经济陷入新一轮“滞胀”，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并存。
面对凯恩斯理论的失灵，凯恩斯的信徒们为了维护凯恩斯的学说，适应新的形势，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修补和发展，形成了以汉森为先驱，以萨缪尔森、托宾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也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他们宣扬现代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私人经济）和控制经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认为这个制度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把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和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政策主张上，强调在使用调节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运用收入政策、人力政策等微观的调节生产要素供给的政策以及对外贸易管制政策、能源政策和改革福利制度政策来协调经济发展。它的经济理论虽然有新颖之处，值得我们借鉴，但这种“混合经济”实质上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它撇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撇开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把危机和失业仅仅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仍然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的顽症。
从凯恩斯主义出发的另一个派别，是以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这是一个主张改良主义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流派。他们通过建立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把凯恩斯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总量，按工人和资本家分解为两个阶级相应的收入、储蓄和消费总量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的结果将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工人，从而造成收入不均，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之所在。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实行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如实行高额累进税和低收入家庭补贴，削减政府开支，增加公众福利，对投资实行社会管制等。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政策就可以完善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缓和劳资矛盾。由于他们以谴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的姿态出现，因此也被称为凯恩斯左派。新剑桥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和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和揭露，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也对我们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他们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良，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显然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空想。
八、新自由主义登上舞台
在资本主义陷入“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后继者们修补、发展凯恩斯主义又回天乏术的情况下，凯恩斯学派已难以维持其主流学派的宝座。于是从60年代晚期起，特别是在70年代，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主张给私人经济以充分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广义地说，新自由主义除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又称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又称西德新自由主义）之外，还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又称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
1947年10月由哈耶克等人所倡导在瑞士成立的蒙贝尔兰协会，是由一批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当过这个协会的会长。6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协会的活动日益强化，实际上是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战后，由于政府对经济运转加强了干预，多年经济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矛盾的激化，导致滞胀危机，于是新自由主义就以觊恩斯主义的批判者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自称其学说渊源是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他反对凯恩斯主义和战后实行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单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忽视了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和生产结均失调所引起的后果。为此，他认为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传送的信息，就可达到调整经济资源，使一切经济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这样就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强调如果政府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失业和通胀必不可免，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就是政府干预政策的恶果。认为政府干预经济，还会带来政治上有害的结果，即引起政治上的极权，导致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哈耶克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但他把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府干预，显然是不科学的。
以瓦尔特、欧根、艾哈德、罗斯托为代表的西德新自由主义，也称弗莱堡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理论核心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他们既反对古典经济学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反对“中央管理经济”，主张建立一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与“中央管理经济”相结合的所谓最优经济形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竞争为原则，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和调节，具有“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与个人的自由完全协调的“社会市场经济”。弗莱堡学派不像哈耶克学派那样对政府干预采取极端的否定态度，不完全拒绝由国家出面实行收入分配和其他福利措施。
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战后西德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作为反法西斯经济统治的对立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的理论仍然足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同时也忽视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鼓吹资本主义经济的和谐性和均衡性，是错误的，仍然难以避免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的产生和发展。
以弗里德曼为首领的货币主义（“货币学派”或“芝加哥学派”）是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目标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新的生命力，关键是要回到斯密的自由主义。他认为正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指导和计划”，使得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庞大，压制了“自由社会”的个人创造性。只有回到经济的自由体，即通过在自由市场进行活动的企业担负大部分经济活动的这种组织形式，才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顺利发展。他强调“私有的自由”、“使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滞胀危机，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而是由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造成的。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他攻击社会福利政策，要求削减福利措施，提倡适者生存的新达尔文主义。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商品生产量的增长。产量的增加要受到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制约，一般增加较慢。贵金属货币的增长也受到类似的限制，而现代普遍采取的货币形式——纸币的增加却不受任何限制，货币当局完全可以人为地增发货币。这样，当货币数量的增加明显地快于产量的增加时，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货币主义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不在于政府开支过多，而在于收入远远不能弥补支出，由此造成财政赤字，使政府印刷更多的纸币以支付政府的用款，市场上货币流通量过大，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它与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率相适应。货币主义者比喻说：“关住货币水龙头，就可以制止浴室中流溢满地的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也有不同的分支。但不论是货币主义（A）（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是货币主义（B）（理性预期假说），都立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经济人等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要求采取“廉价政府”的政策，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并以此作为使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摆脱滞胀困境的药方。
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派别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为自己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基础。萨伊定律断言，在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中，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供给学派认为，30年代的大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片面刺激需求，对美国经济造成很大危害。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才能避免和克服危机，使经济复兴。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机制本身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所以，他们主张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反对任何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的需求理论，重视对供给的研究。他们认为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因此，要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必须摒弃凯恩斯那种人为刺激需求的办法，着重从供给方面考虑如何刺激经济主体（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企业），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为此，他们主张经济学应当研究如何进行生产和扩大生产手段，研究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的作用，以及如何进行刺激以取得最大效果。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个人所得税；恢复金本位制，实行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物价；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削减不必要的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深受前美国总统里根的青睐。他多次宣称信奉供给经济学，并提出了以供给学派的论点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综合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和主张，企图通过自由竞争自动复兴和健全地发展美国经济。他实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减少政府开支，把政府支出的增长控制在一个合理和审慎的水平上。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强调削减民用支出而努力增加国防支出。有系统地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加速和简化企业折旧，以消除对工作、储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彻底清查政府有关经济活动的规章制度，放宽企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企业积极经营和投资。控制通货膨胀，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采纳了货币学派关于紧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主张，把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作为理想的目标。以上这些以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指导的政策主张，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但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完全摆脱国家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经过几年的实践，里根经济学的内容也不得不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普遍的反对政府干预变为主张要由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由单一地强调减税以刺激投资变为根据需要有增有减，由强调反凯恩斯主义的预算平衡发展又回复到实行庞大的财政赤字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经济形势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把它归功于里根经济学的成功，实则是美国经济长期萧条后必然回升的结果。
九、两种思潮及其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以上我们概括介绍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以及它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从其发展演变过程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第一，国家干预主义也好，经济自由主义也好，它们都是企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困难，都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撇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根本问题，因而都不可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
第二，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有其合乎实际的现实性，对实际经济活动发生过影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危机的缓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们的理论观点有些还是合理的。
第三，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并非相互排斥、绝对对立的，是可以并行不悖、兼收并蓄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离不开政府的干预，政府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而不是市场之外的异己力量。政府对资源配置、市场规范、国家宏观调控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连亚当·斯密也没有完全否定政府的这些经济职能。至于国家干预主义，也是以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为基础的，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说无一例外。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商业者如果不能自主经营活动，自由发展，那就不叫资本主义了。所谓某国某一时期推行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就其在特定条件下，从实际需要出发有不同的侧重而已。
第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我们的基本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外，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有错误的东西，但它们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还是可以批判地吸收利用的。江泽民同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这些东西，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许多方面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努力学习和借鉴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以往讲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就是实行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取得过不少成绩，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不断积累经验和探索过程中，逐步确认了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迄今为止，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地衔接和更替，其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突出的矛盾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活动如何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国来说是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也并未解决得好。胡代光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正在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他援引西方近期出版的一些著述，如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中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现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充分，有重新认识的必要；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个学者共同撰写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认为，新古典学派撇开政府作用谈市场经济远远不够了。因为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证资源长期和短期的有效利用，二是保证收入的公平分配。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国家都要参与，并起重要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如何看待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乃是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这里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第一，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般地讲，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看，从来不曾存在过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当然也不能离开国家的作用。特殊地讲，我们搞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我们缺乏经验，没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循，如何使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要逐步探索。关于如何使市场经济规范化，如何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权的指导和保障。我们不是要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也不能搞所谓“休克疗法”，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增大了这个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这必然就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任务。因此，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只有借助于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指导，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在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落后，迅速发展经济，也必须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它们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和“强势政府”有关的。6月1日美国《华盛顿经济报道》双周刊刊载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调查报告指出，新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了主要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亚洲欠发达国家取得进展的关键。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居民文化素质低。因此，要想很快赶上去，也只有汲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走强势政府下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认为：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这些看法是值得我们参考的。15年来，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卓有成效的改革之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认识到，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国家的宏观调控，而且必须有完整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就是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作法，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它既不是不要任何约束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旧的完全集权于中央的计划经济。
第四，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妥善解决的。一是政府经济职能还不够有力、不够充分。在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监督方面，效率不高。这一方面有市场管理的法规制度逐步健全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市场上的短斤缺两、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市场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还有待于加强和进一步完善国家的经济职能。二是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妨碍企业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弊端仍然存在，这些都是需要逐步解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过艰苦努力，必能克服一切困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起来，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此文载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