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
人类的发展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当代社会正处于发展观急剧转变的关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它是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它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对于工业发展中的环境破坏，则是很少顾及的。但自60年代以来，由于东西方冷战，南北冲突，人口猛增，环境污染，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发展困境。这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发展，经济富裕不一定带来幸福。新技术革命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干预，在加快工业化的同时，也加速了环境破坏，迫使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发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危机的严肃思考。
1969—1973年，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国民生产总值为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观。
从70年代开始，“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也受到了挑战。最先出现的是拉美的“依附理论”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是一个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断依附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心。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未来的发展。
1968年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奥莱理顾·佩切依博士邀请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探讨人类长远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未来学家丹尼斯·麦多斯为首的17位学者写成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这本书指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将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他们的“结论”是：“1.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些结论是如此深刻，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以至于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已被这些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所压倒。”他们提出的“第二种结果”，就是他们理想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由两个基本要点组成：一是可以支撑遥远的未来，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二是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增长极限论”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论。其悲观的结论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不少人所反对，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毕竟引起了人们的普通关注。正如这本书的中译本译者所说：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西方未来研究方面悲观学派的代表作，也不在于作者们对人类未来所作的结论，而在于《增长的极限》在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
也是在1972年，英国生态学家哥尔德·史密斯等发表了《生存的蓝图》。1974年西德经济学家梅萨罗维克与佩兹特尔写出了《人类在转折关头》的报告。1976年日本学者坂本藤良出版了《生态经济学》。这些著作都持有和《增长的极限》相类似的观点，强调人口、能源和生态环境对持续增长的意义。
1981年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本书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即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等，并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以及建设这种社会的困难和阻力，进行了描述。至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说已基本形成。概括地说，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一时的利益。综上所述，可知“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经常提到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持续发展”是指继续、连续的发展，一般是就经济发展而言的。“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尽相同的。“可持续发展’在含义上除“继续”、“连续”之外，还有“能支撑的”、“可维持的”、“可承受的”几个意思。而且就其范围来说，“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在内，也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人类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等，它较之经济的持续发展，内涵更广泛、更丰富。从“可持续发展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作为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人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难题的反应而出现的，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粗放式增长的沉重反思。
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兴起，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已不仅是学者们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而是成为指导人们实际活动的行动纲领，并进而转化为许多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推动着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1978年，国际环境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把它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92年，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满足这代人，尤其是穷人的需要，实际上是持续地满足今后几代人的需要的问题。发展政策的目标和适当的环境保护目标是一致的。”8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
1987年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签订了限制氮氧化物排放水平的议定书；1991年这些国家又签署了限制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排放的议定书；1987年，53个国家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到本世纪末把氟利昂产品减少50%；1989年和1990年80个国家又分别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和《伦敦宣言》，要求到2000年全部禁止氟利昂产品，以减轻大气中臭氧层空洞扩张的压力对人类的威胁；1989年100多个国家批准了《控制危险废物跨国运输及处理的巴塞尔公约》。这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表明各国都已认识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指导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
1994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当代社会发生种种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自从“冷战”结束后，各国人民普遍重视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但是现实情况是：地区冲突、局部战乱接连不断，南北贸易差距日益扩大，贫困、失业、犯罪、吸毒、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状况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现实的原因。在这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会议上，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许多国家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发展，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直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甚至是由片面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因此，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难以长期维持的。正是在这种共识下，可持续发展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理解和认同，并取得最高级的政治承诺。现在，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面向21世纪的共同选择。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
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走一条人口、经济、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三十年，我们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于经济和人口、环境的协调发展，还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人口增长过快、环境恶化等方面，没有进行有效的遏制，为我们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8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十多年，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始终是十分关注的。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就明确地把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和部署，使之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大力抓了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长，降低了出生率和死亡率。我们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治沙治水、植树造林，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口，而且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增进了人民健康水平，缓解和减少了贫困人口，并在改革和建立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8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迅速开展了起来，中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积极参与了有关国际会议，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开展，给予了切实具体的指导。
1992年6月，李鹏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并签署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1世纪议程》等文件。“环发”大会之后，我国政府立即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对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1992年7月召开的第23次会议上进一步决定，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牵头，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编制《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简称《中国21世纪议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中国21世纪议程》是参照《21世纪议程》的框架编制成的。它的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1993年10月，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21世纪议程》国际研讨会。1994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21世纪议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1994年7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召开了《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会上宣布：为在中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将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谈到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推行这个战略开辟了道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并具体地分析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李鹏总理在对党中央“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议的说明中，也强调指出：“‘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是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大事。”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列为第九部分，详细制定了国土资源保护和开发、环境和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文化、卫生、体育等具体内容。至此，把可持续发展郑重地确定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成为中国走向2l世纪的既定战略。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对我国来说更是特别重要，也特别艰巨。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发展，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力控制人口增长，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将陷于难以为继的困境，是不可能实现发展目标的。
我国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口与土地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点。而我们的土地只占世界的7%，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2%，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不到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耕地14.3亿亩，人均不到1.2亩，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广东、福建、浙江人均耕地已降至0.6亩以下。目前，我国因人为因素废弃和浪费的耕地不断增加，仅开矿业破坏、废弃的土地每年就以70万亩的速度增加。每年占用土地都有几百万亩。同时，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有增无减，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土地、农药污染的耕地也在增多。耕地不但是农业的基础，也是文明的基础，土壤一旦被侵蚀，农作物的营养就不足，人类也往往随之营养不足。在耕地锐减、质量下降的同时，我国人口却以每年14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1979—1989年，我国累计减少耕地5500万亩，相当于一个山西省的耕地面积。与此同时，人口却增加了1.3亿，相当于两个江苏省的人口。1991—1994年我国耕地年均减少已高达500多万亩。据悉，当前我国有开发区3000多个，初步统计，侵占粮田280万亩。这种人口增多土地减少的矛盾，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业的发展。要把我国农业置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除了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加大农业投入之外，还必须制止对土地的浪费和污染，合理安排，集约化地利用土地，改变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中的技术含量，提高耕地的生产力。过去我们常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看来，仅靠机械化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农业的技术路线转到“生物技术”的路线上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是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80%的粮食、90%棉花、95%的蔬菜生产靠水来灌溉，然而，我国恰恰是一个水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我国淡水资源总量年平均约为34718.74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不仅农村农业缺水，城市工业的缺水状况也很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617个城市中，有330个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因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达2300多亿元。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的困扰。而且水污染严重，据国家环保局1992年报告说，全国32个重点城市的71个水源地有30个达不到能饮用的二类水质标准，占总数的42%。在成都115平方千米的地下水评价中，受污染的面积竟达87.8%。
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92%，远远低于31.3%的世界平均水平，且每年仍以1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土地面积的15.6%，黄土高原达90%。
自1993年以来沙尘暴已经第4次袭击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受灾面积有增无减，波及地区广。阿拉善地区面积27万平方千米，如果这里变成不毛之地，就意味着我国国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失去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不仅是内蒙古和大西北的损失，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损失。
我国海洋开发活动在迅速展现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比如，近海渔业资源因捕捞过度使海洋资源破坏严重，流入海中的污染物总量不断增加，以致某些海域环境恶化。近年来，由于沿海一些地区盲目滥捕现象屡禁不止，东海带鱼及其他渔类的生态环境出现恶性循环，出现鱼群小型化、低龄化、提早成熟的情况。与此同时渔船偷捕还在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幼鱼被捕杀。我国最近出台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目的就在于对海洋合理开发利用，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开发体系，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概略地介绍的这些情况，说明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异常严峻的。
五、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必须牢固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只有对发展方针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明确，才能在行动上更加坚定不移，努力贯彻。毋庸讳言，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不少的模糊认识乃至错误的观点。
有些同志之所以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只考虑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重视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是因为他们认为先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环境保护等等无关紧要，可暂时先放在一边。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都好办，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治理被污染了的环境。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世界发展史上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当前地球上的一些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大都与此有关。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决不能再走这样的路子。当代环保的最大问题是高消费、高能耗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单向流向，即厂家只顾生产，居民只顾消费，很少考虑环保后果。对于这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倾向，作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是应该及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克服的。
要认识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致性。《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九五’期间，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明显成效。”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到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上，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要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较高，但结构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很低，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换来的。1953—1980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2倍，但国民收入仅增加5.1倍。1981—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67.7%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326.5%，实现利税仅增加270.06%。我国科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仅比经济发达国家低，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低的。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较低条件下取得的高速度，能源的消耗必然很高。有资料表明，我国钢铁、炼油、烧碱、纸、玻璃、电力等产品的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1.2倍至2.7倍。能源的高消耗必然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因此，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出发，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高效低耗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耗尽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到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上来，把投资重点引进外资的重点以及各方面工作的重点转到内涵扩大再生产上来。只有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自觉性。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观点。在局部、暂时利益和整体、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从局部、暂时来看是有利可图的，但对整体、长远来看是有害的，这种事情坚决不能做。不能急功近利，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损害和牺牲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一些企业，特别是乡镇小企业，由于设备条件、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其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消耗高、污染严重，往往会对生态环境、宝贵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和污染。关闭一些这样的企业，虽然减少了一些产值和收入，但从大局、从长远来看，却是值得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此文载于：经济评论，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