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科学的人口理论未曾确立起来。但是，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为揭示人口问题的奥秘曾经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甚至包含着一定的科学的成分。其中的某些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产生与形成具有某些渊源作用。本文仅就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人口思想作一些粗略的评介。
一、古代西方的人口思想
西方的人口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在当时的一些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对人口问题都有不少的论述。尤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关于人口的阶级构成，关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关于人口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关于人口和土地数量比例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所以，他们的这些人口观点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人口思想的出发点。
柏拉图作为奴隶主贵族、唯心主义哲学家，为维护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描绘了使奴隶主城邦国家长治久安的人口方案。他指出人口由三个等级构成，即执政者等级（哲学家）、保卫者等级（武士）和供应营养者等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自由民）构成。奴隶不属于任何等级，只被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为维持统治阶级内部团结，他主张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财产共有，共妻共子，以杜绝私心，避免引起纠纷。他主张国家干预婚姻，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的选择，使最优秀的男女为配偶，最劣的男女为配偶，前者越多越好，后者越少越好，以此保证优生，繁衍强健聪慧的后代。优生子女由国家抚养培育，对有缺陷的劣质子女，国家不予抚养，甚至秘密埋葬掉。
在《理想国》和《法律论》中，柏拉图还提出由国家调节人口的思想。他认为，人口数量的多寡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一国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二是与邻国的关系。人口过多，土地不足以养其民；人口过少，则不足以抵御邻国的侵略。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奴隶主阶级思想家。他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承袭了其老师的一些人口观点。如他认为，人口少则难以自给自足；人口过多又难以维持秩序。所以城邦人口最适当的限度，是既能自给自足而又不难管理的最大数额。因此人口不能无限增加，“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可见，有关适度人口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人口思想与柏拉图相一致，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又有很大区别。例如，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关于奴隶主贵族共有制的思想，主张奴隶主私有制。同时，他也反对柏拉图关于共妻共子的主张。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注意到了人口质量问题。他在《伦理学》中强调了婚姻必须考虑两性生理状态和年龄上的配合的观点，认为婚龄不宜太小，也不宜太大。他主张婚后一定时间内必须为国家生育优秀后代。建议国家制定不准抚养残疾或畸形儿的规定，对于多子女的夫妇，如果妻子又怀孕，应使其堕胎。这里反映了他的子女数应予限制，城邦国家人口不应过多的思想。这与他的适度人口论有相似之处。
二、西欧中世纪的人口思想
在中世纪（5世纪至16世纪）的西欧，教会统治着思想文化领域。因此，包括人口思想在内的思想意识领域都带有神学的性质，打着宗教的烙印。早在《圣经·旧约》中，就宣扬过禁欲主义，把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情欲和结合看作人类的原罪。同时给人口问题抹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宣扬民族人口的兴衰，生儿育女的多少，均是上帝的旨意。从公元2世纪下半期开始到中世纪初期，由于基督教逐渐演变成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劳动力为统治者生产财富，因而对男女合法的结合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开始重视婚姻和家庭关系。但仍提倡禁欲和贞操，要人们抛去世俗的快乐和幸福，祈求天堂和来世的福祉。虽然承认了婚姻家庭生活的合法性，但独身生活仍是僧侣们必须奉行的戒律。西欧封建社会从5世纪到12世纪人口增长缓慢，是和宗教的禁欲主义分不开的。13世纪后，宗教神学家力图把基督教教义同现实生活中的要求折衷调和起来，这表现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中。他一方面维护宗教的禁欲主义，把独身生活作为僧侣必须遵守的戒律；另一方面又以自然权利作为依据，认为两性结合和生儿育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合乎自然的，应当受到鼓励。为缓和贫富矛盾，他承认富人对极贫人口有救济的义务。
16世纪初，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尖锐地抨击了基督教旧教义，反对独身主义。他认为，除身有缺陷者外，结婚是完全正当的。相反，不结婚的独身者却往往会犯罪。上帝对人类无微不至的关心，为人类创造了动植物，只要努力劳动，就会丰衣足食，子女也会得到养育。他主张青年男子20岁以前结婚，青年女子15～18岁必须结婚。马丁·路德的主张人口增殖的观点，反映了由于西欧战争和瘟疫使人口减少，以及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需要大量劳动力，增加人口成为客观现实需要的情况。
三、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
西欧重商主义最早出现于15世纪，流行于16世纪和17世纪。重商主义是反映资本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和政策，它从商业资本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主张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家干预增加本国的金银货币。与此相适应，在人口问题上，重商主义研究了人口与财富的关系。
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乔万尼·鲍泰罗、英国的托马斯·曼和法国的柯尔培尔等人。他们都主张增加人口，认为人口是国力和财富的重要源泉：人口多则国家征收的贡税多；人口多，则国内生产的商品多，用于出口的商品也就多，因而能换回的外国金银货币也多；人口多，则兵源丰富，可以加强军队武力占领殖民地，从殖民地掠夺更多的财富。所以，他们认为，国家应鼓励人口增殖。他们主张提高结婚率，奖励人口出生，还主张不择手段地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此外，重商主义者还探讨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问题。鲍泰罗主张地主要给农民以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以避免一些人因得不到充足的生活资料而减少人口，并反对地主使农民生产更多的奢侈品。重商主义的这些观点，包含了人口增加受生活资料制约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后来的西方人口思想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重商主义主张增加人口的思想，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体力劳动从而人口还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从14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欧洲战争频繁和自然灾害严重，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使人口明显减少。这种人口减少阻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商业活动也发生了不利影响。这就使重商主义者深感增加人口的重要性。
四、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
从17世纪中叶起，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已发展起来，18世纪中后期首先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上半叶已臻于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古典经济学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相应的人口学说。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理论
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不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在经济学方面有巨大贡献，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人口观点。
第一，他探讨了人口与财富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认为土地和人口都是生产财富的要素，但人的劳动是主动的能动的要素，土地只是必要条件，是被动的要素，是人们劳动作用的对象。既然财富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人口众多就是一国富强的标志。
配第还认为，一国人口的价值在于其人口的社会数量，不在于其人口的自然数量。他说的社会数量是指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他认为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是创造社会财富能量大小的关键。
第二，他区分了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认为凡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者是生产人口；不从事创造财富，只消费财富的人口是非生产人口。他主张增加生产人口，减少非生产人口。
第三，配第还是人口统计学的奠基者。他认为，为了使国家能合理地征收赋税和发掘潜在的劳动力，调整人口经济结构，必须了解人口状况和就业状况，了解各个职业和行业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最早的人口统计思想，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
配第把劳动人口看成社会发展的支柱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他鼓吹去海外掠夺和贩卖人口，把劳动者当作牲畜一样计算其价格等，都反映着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
（二）魁奈的人口理论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也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魁奈从当时法国财政十分困难的现实出发，着重研究了农业生产部门。他的人口思想是其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他认为人口众多是使国家强大的因素。他论证了人口因素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要使不断在恢复和更新的国家维持下去并加以扩大，这决定于人们的劳动力的使用和人口的增长。”
他还探讨了人口与军队的关系，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兵源充足，特别是农民比城市居民强健，能成为更好的士兵。他认为军队规模要和国家的财力相适应。过多的军队会影响人口的增加，还会因农业人口减少而破坏农业。
第二，关于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其人口思想的核心部分。魁奈认为人口增长取决于财富的增长，人口增长必须以财富增长为条件。但人口本身又是增加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的因素”，要使人口和财富都增加，必须使居民能得到自由和拥有自己的财富。财富不增加，供养人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就会缺乏。实际上，魁奈认为财富的增加先于人口的增加。他明确地说：“一国人口是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魁奈这一思想是同重商主义者所说的只有人口增长才能使财富增加，人口增长在先，财富增加在后的思想截然相反的。
第三，魁奈还提出了人口数量必须和财富数量相适应的思想。他指出：人口虽然能够使财富增多，但人口也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他说：“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显得较多的话，那么这种人口的过多将促使国家愈加贫穷。”
在西方人口思想史上，魁奈较早地提出了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他说：“促使财富和人口增长的是财富，然而人口的繁殖经常是超过财富而扩大”；“人口总是在好的政府和坏的政府之下超过财富。这是因为繁殖和生活资料没有共同的界限，而且繁殖经常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人们到处处在赤贫之中”。魁奈的这个观点，对后来的西方人口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魁奈以重农主义理论为依据，进行了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性人口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构成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魁奈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口的划分，关于人口阶级构成的划分，虽然带着重农主义的片面性，甚至有错误之处，但毕竟是以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作为划分的标准，因而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理论
斯密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在其主要著作中阐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第一，斯密继承了配第的思想，提出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认为，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斯密的时代，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工细密，劳动者的技术会提高，从而会节约劳动，提高效率。而分工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斯密从如何增加财富的角度，论证了增加人口的意义。
第二，斯密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区分了生产人口与非生产人口。即从事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人口为生产人口，否则是非生产人口。他还认为，生产人口还必须与生产资料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成比例。在分析人口构成方面，斯密还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阶级构成，把人口划分为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抛弃了重农主义混淆不清的阶级划分。
第三，斯密认为资本对劳动的需求调节着人口生产，劳动报酬的高低，制约着人口的增减。他看到了人口增殖超过资本需求时出现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但他还不能从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资本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认识人口相对过剩的必然性。相反，他认为经过自由竞争机制的调节，人口的供给和需求会自动相适应。
第四，关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以及如何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斯密则做出了错误的回答。他把人类和自然界的动物同样看待，认为“各种动物的增殖，自然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这种错误观点对后来的人口学家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中。
此外，斯密还分析了旧中国人口问题，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肥沃，人民最多而且勤勉，但由于经济落后，下层人民十分贫困，所以，中国人口生育多，但成活率低，人口增长缓慢，“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由此他概括出这样一个结论：“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追求奢侈享乐的妇女，往往削弱甚至破坏生育能力。贫困产生人口这个思想，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马克思就曾说过，“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成反比。”
（四）大卫·李嘉图的人口理论
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改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和完成者。他继承了斯密关于人口增长受劳动需求制约的思想，同时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但又不同于马尔萨斯。他的主要人口观点是：
第一，阐述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并调节着人口生产。他首先区分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要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即劳动的货币价格。他论证说：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从而可以供养健康而人丁兴旺的家庭。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水平，有时的确还会由于反作用而降到这一价格以下。当工资降低使劳动者生活困难，连绝对必需品也无法保证时，人口必然趋于减少。人口减少又会使劳动的供给减少，当劳动的供给减少到无法满足对劳动的需求时，劳动的市场价格必然上升，甚至高于自然价格，于是人口又得以开始增加。李嘉图认为，由于决定劳动需求的是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率将是递减的。这里，李嘉图把用于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和流动资本混淆起来，因为他没有可变资本的概念。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陷。
第二，李嘉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发生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大批失业者，形成过剩人口的现象。他说，“用机器来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劳动者阶级往往是极为有害的”，因为机器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国家财富，但是，“使人口过剩”。他不仅把机器看成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把它看成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其功绩之一。但是他和斯密一样，也没能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方面在理论上进行分析。
第三，李嘉图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也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出发，认为土地生产力和资本积累率赶不上人口增长率，人口增殖造成了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他甚至说：“每一努力勤劳，除非伴随着人口繁殖率的减退，否则便适足以助长灾害，因为生产赶不上人口的繁殖。”但他也不同意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只是由于先有了食物才增加的”观点，而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食物生产的发展，“食物的生产不过是这种需求的结果”。
对于如何解决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问题，李嘉图也不同于马尔萨斯。马尔萨斯认为应采取两种抑制——即积极抑制与道德抑制——的办法减少人口，只有抑制人口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李嘉图则认为，关键在于迅速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只要增加了雇佣资料（他称之为流动资本）就可以减少过剩人口，减轻人口压力。这里，李嘉图从增加资本，发展生产力角度来考虑解决人口过剩的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五）西斯蒙第的人口理论
西斯蒙第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他的贡献。但他总是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重新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这种想法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他十分注意人口问题。从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来看，他的人口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集中分析了人口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财富的增加要和人口的增长相互协调。只有二者相互一致，收入和资本一同增长，消费和人口一同增长，社会才能协调发展。二者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社会便会陷入浩劫之中。这里，西斯蒙第实际上谈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
西斯蒙第模糊地认识到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认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公共的财富都是劳动生产的，人们生产财富是为了供人们消费，因此，各个阶层都应该得到温饱，每个人都应通过劳动得到适当的生活待遇。他的这种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
第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工人失业的苦难情景。他认为这种苦难比野蛮时代更甚，甚至说对失业工人“所造成的损害要比最残酷的战争还严重”。他看到了机器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所以他不反对使用机器，但反对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他高于同时代经济学家之处。
第三，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陷入了严重的错误”，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他驳斥了马尔萨斯认为食物慢于人口增长的论点，指出：从理论上讲，植物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其增加速度要比牲畜大无数倍，而牲畜增加的速度又比人大无数倍。他还指出，人口增殖的可能性同人口的实际增殖不能混为一谈。抽象地提出一个人口可能增殖就臆造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忽视了人口的实际增殖要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只能是一种谬论。
西斯蒙第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论证，也是可取的。他除了提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见解外，还谴责宗教鼓励人口增长，指责宗教没有提倡节育，指责政府盲目鼓励多生育，主张政府应采取措施控制生育，提倡晚婚。这些思想也有合理之处。当然，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人口问题方面，西斯蒙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转，主张回到小私有者阶级那里去，这显然是一种幻想。
五、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口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曾主要在西欧各国流行。它是以和资产阶级思潮相对立的形态出现的，反映了当时还未成熟的无产阶级自发反抗资本主义、要求社会改革的最初愿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说明未来社会设想的过程中，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人口问题的设想。
（一）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人口理论
莫尔和康帕内拉是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有对人口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反映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写中。例如，他们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残酷景况，尖锐地抨击了贫富对立的社会制度，主张完全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人平等，按需分配消费品；并设想了一整套城市人口户口编制标准、城乡人口调剂办法，主张用移民、轮换来维持社会人口平衡。书中还有关于男女结婚的具体年龄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以及注重人口质量如防止有缺陷的婴儿出生等内容。
（二）葛德文、马布利和巴贝夫的人口理论
葛德文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主要人口思想如下：第一，认为人口总是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适应的水平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规律”。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调节着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三，认为设想人口过剩为时过早。即使发生了人口过剩的危险，也会得到解决。人类的道德、善行和正义的观念足以限制人们的情欲，从而使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使生育数量限制在一定限度内。这里实际上表达了对人口的增加实行道德抑制的思想。第四，葛德文比较系统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指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的断言是错误的；认为实际上生活资料的增长可能快于人口的增长，人类生殖力将会逐渐降低，随着生命的延长两性间的情欲会减弱，人口的增长可能缩减。
马布利是18世纪法国卓越的社会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站在空想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重农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他最早分析了原始社会的人口状况，提出了分割财产和建立财产私有权同人口增加有密切联系的观点。他认为，当人口增加、劳动产品除满足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时，人们有了用剩余产品交换其他物品的可能，于是逐渐产生了私有制。这种制度引起贫富分化，所以它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他认为，在公有制社会里，人口会逐渐增加，并有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幸福的生活。
巴贝夫是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试图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人口问题上，巴贝夫敏锐地了解到人口的阶级构成及其所反映的对立关系。
（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人口理论
圣西门是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其著作中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人失业、贫困，生活悲惨，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必须用他的“实业制度”来取代它。他根据地质地貌的变化指出，总有一天地球会完全干涸，人类将逐渐灭亡，但他对人类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在将来。
傅立叶是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要寻求一个使人口平衡、防止人口无限增长的有效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更有效率、分配更公正的“协作制度”。他注意到，人口应当同财富保持平衡，以免因人口增加而抵消财富增加。
傅立叶提出，有四种情况可以抑制生殖力，即“妇女身体强健”、“美食制度”、“爱色的习俗”和“全面的锻炼”。他认为，这些手段结合起来应用，就会降低生殖力，那时人们担心的不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不足了。此外，傅立叶曾预言未来社会婴儿死亡率将大大降低，并预言将来地球上的总人口数应为50亿，这个数字将能适应生活资料生产和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超过50亿，将会有人口过剩之虞。
欧文是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过剩人口的根源。他指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人们本来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幸福，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处于失业和贫困的境地。
欧文预言“人口过剩的时刻大概永远不会到来”。他批判马尔萨斯“两个级数”的说法，指出：“再没有任何说法比‘人口以几何级数的趋势增加，而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的趋势增加’这一说法更荒谬的了。”他认为，即使地球上住满了人，那时人们也有办法抑制人口增加。“由于世界居民那时将是高度善良、高度聪慧和高度明理的，所以他们了解在那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要比现在无知的一代高明得多。”
欧文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对人口生产的影响，认为劳动（力）价格下降，就不能保持人口增加。欧文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指出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才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才能为未来理想的人口目标创造适当的基础。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口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即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的还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助于解决未来社会面临的人口问题。这些都对后来的人口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但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并真正解决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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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也不能脱离先前的思想家们关于人口的思想材料，而是在对这些思想材料批判地继承、发展和加以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
此文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