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工作配合，但是排除各种错误的、糊涂的思想观点，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50年代，马寅初先生就发表过《新人口论》，主张节制人口，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这本来是远见卓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当时我们在理论上弄不清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区别，错把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打成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在反右派斗争中又把一些主张节制人口的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如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打成右派。从此，在很长时间内，人口理论研究成为禁区，以致对毛主席、周总理关于人多也有困难，倡导控制人口，倡导计划生育的主张，也未能正确地贯彻下去。这个后果是严重的。前一个时期有篇文章说，“错批一人，误增3亿”，意思是说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造成多增加了3亿人口。这种说法虽然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但我国较长时期人口未能得到控制，增长得那么多，不能说同我们在人口理论方面缺乏研究，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没有关系。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理论根源之一，显然就是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间的区别。在70年代初，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在人口理论研究上逐步深入开展，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说这个问题早该解决了。但事实上远非如此。由于马尔萨斯主义流毒很广，不是一下子所能完全肃清的，它或多或少地仍然是我们计划生育的思想障碍。
在国外，不但有老马尔萨斯主义，还有以马尔萨斯观点为基础的新马尔萨斯主义。
在国内，有的同志，不但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科学成分、合理因素，而且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主义联系起来，要我们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计划生育服务，硬说不这样就会妨碍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中间，也有疑虑。对于我们现在搞计划生育，是不是马尔萨斯那一套，弄不清楚。对计划生育工作理不直、气不壮，生怕人家说自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信奉者。外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胡说我们在按马尔萨斯主义办事，说我们“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策略上是马尔萨斯主义”，“前门走的是马克思主义，后门走的是马尔萨斯主义”，污蔑我们口头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尔萨斯主义。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就，算在马尔萨斯头上，归功于马尔萨斯。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彻底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本质，以便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理直气壮地贯彻计划生育的战略方针。这是人口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
以上我们讲了为什么要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下面我们讲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要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首先应该先介绍一下它是什么货色。
马尔萨斯（1766—1834），全名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生在伦敦郊外萨立州一个富有的土地贵族家庭。1784年马尔萨斯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学哲学和神学，1798年加入英国教会的僧藉在萨立州奥尔堡当了牧师。就在这一年他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即人口论的第一版。180多年前出现的这本人口论，一出笼便轰动一时，这当然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吹嘘的是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巨著，而是因为他的人口论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1.马尔萨斯人口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在18世纪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代产生的。英国在18世纪下半期，在农村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正接近完成，同时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达到了高潮。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失业，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意识不到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总是把它归咎于机器，他们把满腔愤怒发泄到机器上，捣毁和焚烧机器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农村，阶级斗争也很尖锐，农民以反对圈地法令，拆除圈地栅栏，赶走国家官吏，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与此同时，法国1789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革命的风暴对英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大大促进了英国人民的斗争热情。在18世纪最后几年间社会改革运动中，出现了威廉·葛德文1793年出版的《政治正义论》，1794年在法国出现了孔多塞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察概论》。这两本书都论证了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贫困和罪恶的根源。指出私有制违反了人类的理性和正义，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贫富对立，使人类回到自然的平等状态。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在英国的传播，受到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威胁了英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引起英国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莫大惊慌。在这种情势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为他们的反动统治辩护的思想武器，来对抗主张社会改革的进步学说，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适应这种需要在1798年出版，当然就使反动统治阶级如获至宝，大加捧场。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也大感意外，于是又作了一些拼凑，出了人口论的第二版，前后共出了六版，但其基本观点未变。马克思在谈到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大出风头的历史条件时指出：“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
2，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内容十分复杂，但其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人口的增长永远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必然要产生失业、贫困、饥饿和灾难，人口增长受到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从而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是和社会制度无关的，所以任何社会改革在这个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具体一点讲，可以分三方面看：
第一，马尔萨斯从纯生物学前提出发，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他说：“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也就是说食色性也，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得吃饭、穿衣，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他以这两点前提为依据，武断地说：“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即按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的增加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加，即按1、2、3、4、5、6、7、8、9、10……那样的增加率增加。他说：即使“在最有利于人类劳动的条件之下，大概不能使生活资料增加比算术比率还快”。结果人口增长必然永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
第二，人口增长受到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而与生活资料相平衡。与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一定要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这种不平衡，必须用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使人口受到控制，使之趋于平衡。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凡在人类曾经存在或现在存在的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里，人口的增长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在生活资料增长的时候，人口必然要增长，除非由种种强大而又显著的抑制所阻止；这些抑制以及把人口遏制下去使之与生活资料的水平相适应的各种抑制，是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他认为人口增加之后的抑制叫积极抑制。他说：“极度的贫困”、“连串整套的普通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可以大量消灭人口，这可称为积极抑制。而在人口增加之前采取的预防措施，即“不带来不正当性生活后果的那种对结婚的克制，可恰当地称为道德的节制”。他认为，劳动人民只有节制生育，才能摆脱贫困，无力赡养子女的穷人不要结婚，否则“自然规律”就要加以惩罚。
第三，他认为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与社会制度无关，人口增长过多、生活资料太少才是真正的原因。他说，葛德文等人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是个重大错误，如果把私有制“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的祸害”相比较，私有制仅仅是微乎其微的“表面上的原因”。“贫困的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原因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是没有多大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所以，他认为进行任何社会改革，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任何新的平等制度都必然被人口增长的洪流所冲垮。马尔萨斯甚至反对救济贫民，认为救济贫民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救济贫民只会鼓励穷人结婚和生育，从而使穷人更多，且会降低其他人的生活境况。在马尔萨斯反对救济贫民的影响下，英国统治阶级于1834年废除了1601年以来就一直实行的济贫法，颁布了使穷人受尽折磨的新的济贫法。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第一，马尔萨斯把动植物和人类等同看待作为自己理论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他只看到动植物和人类一样，都需要滋养料来维持生命，都需要繁殖后代来延续族类，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说：这无可争辩地是实在的。通过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用它的最大方和最慷慨的手法广泛地散布了生命的种子；可是它在为抚养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滋养料方面却比较吝啬。……这个专横而又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植物的族类和动物的族种都僵缩在这个大禁律之下；而人，也不能以任何有理性的努力逃避得了它。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繁殖力大于滋养料的所谓“自然规律”，只能适用于没有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并不适用于人类。动物只能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界，人类则不是这样。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能够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生产出合乎自己需要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指出：“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恩格斯还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马尔萨斯只见人口，不见人手，只看人和动物都有消费的一面，不看人类还有生产财富的一面，把人类和动物混为一谈，并以此作为他的整个人口论的前提，是十分荒谬的。
第二，马尔萨斯把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人口规律，说成是抽象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把贫困和罪恶以及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现象，归咎于他所编造的“世所公认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趋势的压力”，更是无稽之谈。
首先，从人类增殖来说，它虽然也有生理的自然基础，但它和动物不同，它是受社会制度的制约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的过程，他们生儿育女繁殖后代，和其他动物不同，既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还要受宗教、民族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特别是经济条件等等的制约。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
其次，从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来看，它也是社会规律，而不是自然规律。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生产方式下，在阶级社会中人口又是由阶级构成的，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人们能不能获得生活资料，能够得到多少生活资料，用什么方式获得生活资料，就不仅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更是直接受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马尔萨斯撇开具体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失业、贫困现象，看作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而仅仅是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这个自然规律的作用，纯属无耻歪曲。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失业、贫困，不是什么生活资料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意味着社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迅速增长，本来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所掌握，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使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甚至绝对地减少了，于是必然产生相对人口过剩、失业和贫困。在这种条件下，资本家的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应有尽有，卖不出去时可以任其烂掉，甚至人为地毁坏掉，却有相当多的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处于饥寒交迫境地。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资本家才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才能劳动，才能获得工资，从而取得生活资料。否则，资本家不会让生产资料和工人相结合，也不会免费奉送工人生活资料。马尔萨斯无视这个最普遍、最确凿的事实，硬把工人的失业、贫困说成是生活资料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的所谓自然规律的结果，不是赤裸裸的无耻谎言又是什么呢！
第三，马尔萨斯关于“两个级数”的理论完全是捏造出来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是以美国当时人口增长的情况为依据，而在18世纪末期大量欧洲人移居美国，以至于美国人口大增。马尔萨斯利用了美国人口25年增长一倍的材料，却避开了大量欧洲人移入美国的事实，编造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谎言，至于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这一点，马尔萨斯甚至连任何骗人的论据材料也举不出来，只有乞灵于“假定英伦三岛”的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所以“两个级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曾指出：“把历史上极不相同的关系转化为抽象的数学关系，这是纯粹凭空杜撰的，既没有自然规律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
马克思还说：“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人口理论也不例外。让我们拿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实际情况来检验一下所谓“两个级数”的理论。按照马尔萨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说法，世界人口从1798年到1977年就应是550亿～600亿人，到现在（1982年）就应该更多了，可是当前估测世界人口的最高数额到1980年3月14日格林威治时间19点42分为止，也不过45亿人。并且近些年来，整个世界人口已经开始出现增长缓慢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济发达国家尤为显著。一些国家如西德、东德、卢森堡、奥地利、捷克、英国、比利时、丹麦、匈牙利、挪威和瑞典，人口增长率为零甚至出现负数。据西德经济研究所估计，到2000年，西德的人口将下降为5580万人。同1975年相比，25年内共减少620万人。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人口增长率降到零的国家还将有芬兰、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就是说人口并不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甚至不增长而可能是下降的。从这些国家的情况看，更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在生活资料增长的时候，人口必然要增长”。
从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比例来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总的来说，生活资料增长总是快于人口增长，否则人类社会早就不能生存了，更谈不上提高生活水平向更高阶段发展了。据前国际联盟资料：1913—1927年世界（不包括中、苏）粮食增长为13%，而人口只增长9%；据联合国资料：1948—1955年世界农业生产品增长21%、人口增长10%。联合国的调查表明，世界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5%，而世界食物产量每年平均增长3%，生活资料比人口增长快一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平均每年递增2%，粮食平均每年递增4%，这还是1976年以前的情况。7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粮食增长率大幅度上升。1979年我国人口增长率是1.17%，粮食增长率是9%，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八倍多。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的绝对数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粮食产量1.1亿万吨（2200亿斤），1984年超过4亿吨（8000多亿斤）增长了近三倍，而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5.4亿增加到1983年的10.2亿人，增加不到一倍。
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批判的是马尔萨斯把生活资料增长慢于人口的增长当作一个自然规律的“两个级数”的谬论，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会发生生活资料慢于人口增长的现象。从我们四川的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来，总的是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但在1966—1975年这十年当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人口盲目增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致使人口在这个时期超过了粮食的增长速度。在这十年中，人口盲目增长了2360万多，平均每年净增人口27.42‰；而粮食仅增产62.5亿斤，平均每年增长只有13.20‰，出现了全省人平口粮水平降低，日子很不好过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和“两个级数”无关，也不是什么必然的自然规律，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反常和例外，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插曲，一小段弯路。没有谁会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隔一段时期就一定会出现一场浩劫是什么必然的自然规律。我们党和国家、我国人民已经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绝不允许那种反常的情况再次发生。因而我们出现的一段时期生活资料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决不是什么自然规律，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粮食只要能超过人口增长就是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了，就心满意足不需要控制人口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就太低了。在一般情况下，生活资料增长总会超过人口增长，但人们不光是为了吃饱肚子，能够养活自己和后代，还要提高和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更如是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要使生活资料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才能实现。据人口学家估算，人口年增长1%，就需要国民收入年增长4%左右，才能维持人口增长后的生活水平不致降低。这是因为增长的1%的人口，不仅要吃饭、穿衣、需要增加生活资料来满足，还需要有相应的生产资料投资使他们能够就业，而为创造这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有相应的投资。如果不满足仅仅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而要提高生活水平，那就还要有国民收入的更高的增长，才能有多余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使国民收入持续增长。据有些国家的情况看，大约人口增长1%，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就大体可以适应。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很大，年龄构成又年轻，很难在短期内使人口降得很多。同时国民经济也比较落后，这种情况和我们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很不适应，因而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方面要降低人口增长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一上一下，双管齐下，忽视任何一个方面，要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都是不可能的。
四、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看待马尔萨斯人口论的
前面我们一般地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一些批判。现在我们再针对当前一些同志的疑问和问题，谈一些看法。我们先要讲的是这么个题目，即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怎样评价的。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是因为有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过某些肯定和赞许。果真如此，那我们根本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岂非违背马克思主义？那还了得！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必须作出严肃的回答。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看待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呢？
1、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深恶痛绝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深恶痛绝，对它进行过反复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本质表现在它在理论上的反科学性，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和在思想上的极端卑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现有社会统治阶级即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把工人贫困和失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人口增殖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这个所谓自然规律造成的，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同时也为了对抗进步思想，麻痹劳动人民。他仇视人类，主张用极端残忍的办法（战争、瘟疫、饥荒等等）来消灭“过剩”人口。他还利用这本书反对任何社会改革。马克思说：“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土地贵族阶级的代言入，他一贯站在最反动的立场。马克思说：“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
至于说马尔萨斯的个人品质和所谓学术思想，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是个思想极端卑鄙、剽窃成性的无耻之徒，他不仅看着统治阶级的眼色“伪造科学”，而且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就连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两个级数”的谬论，也不是他提出的，“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个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马克思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的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和鄙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大量著作中，还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1880年考茨基在《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中，宣扬了所谓“两个级数”的类似观点，受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严厉批评，说他是“一个新出笼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考茨基后来改变了原先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又受到恩格斯的欢迎。1894年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述》一书中，胡说“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补充了而不是批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起了恩格斯的极大愤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75小注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清楚的”。《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75小注的内容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来，就是：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完全是剽窃别人的；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本质，是完全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人类进步的热望”；指出牧师们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传“人口原理”，宣传禁欲的卑鄙行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贯反对、完全否定的。事实就是如此，是不容歪曲的。
2.怎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似乎肯定或赞许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完全否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竟然有人硬说马克思、恩格斯也肯定、赞许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也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来澄清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理论研究，在对待前人的思想、学说，一贯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不埋没和忽视先前的文化遗产。“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着大量的论述。如果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确有可取之处，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和赞许。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个意义上的肯定。这里我们用的是“似乎肯定”，就是说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肯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是从其片言只字上断章取义地理解，而是从其精神实质上来理解，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似乎肯定的地方，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并非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什么“肯定”或“赞许”，而是对马尔萨斯的嘲讽。
例1，马克思说：“当李嘉图……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小册子的其他地方直接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这是被人认为马克思肯定过马尔萨斯的论据之一。但纵观这段话的全文，我们就会看到：马尔萨斯“直接了当地”谈的不是什么科学创见，而是已得到证实的“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这段前半段，马尔萨斯把“能促使资本增长”的劳动日延长，看作是劳动阶级的“光荣”，这是马尔萨斯对剥削者的无耻献媚和对劳动者的恶毒嘲弄。因而马克思才回报说“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从这一段话的前后文来说，这明明是对马尔萨斯尖锐的讽刺，那里是什么肯定！而在以下一段，马克思又批判了马尔萨斯为“保守利益”效劳，“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可见，马克思说马尔萨斯“光荣”这段话是对马尔萨斯的讽刺而不是什么赞许！
例2，马克思还说过：“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些可怜的和谐论者比较起来，马尔萨斯的唯一功绩，就是特别强调不和谐。的确他决没有发现不和谐，但他毕竟以牧师所固有的洋洋得意的厚颜无耻肯定、描绘并宣扬了这种不和谐。”
这里，马克思又说到“马尔萨斯的唯一功绩”。可是，就是这个“唯一功绩”，难道能从中得出是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赞扬、肯定的理论吗！像如上类似的例子，虽然也有马克思说过马尔萨斯的“功绩”和“光荣”等似乎肯定的字眼，但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而是全面地从其前后文的意思联系起来考虑，那就只能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讽刺，决不应理解为对马尔萨斯的肯定。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是把马尔萨斯当作反面教员来肯定的。
恩格斯说过：“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这看来似乎是肯定。但恩格斯接着说：它“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这意思是很清楚的：是把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作为反面教员肯定的。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反面推动了“我们”研究人口问题，批判反动的人口理论，建立无产阶级崭新的人口理论促使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失业，贫困，使人类摆脱苦难、罪恶的现象。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的价值，就是“悬其说以为警戒”，当作批判的靶子，“大有助于马克思的正确人口论的发挥”。
第三，有的同志把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词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肯定过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根据。如在1844年1月，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把工资的变动同工人人口数量联系在一起，认为工资高低取决于工人的人口数量多少，并据此来考察资本主义失业和贫困化即“人口过剩”问题时，说马尔萨斯在说明这个问题上有“功绩”，“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有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受过马尔萨斯的影响，把工资变动同工人的人口数量联系在一起，但到后来，却完全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批判了这个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数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并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批判了“工资铁则”即把工资高低和工人人口数量联系起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意见，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可见，恩格斯以后已经彻底清除了在早期著作中所认为马尔萨斯“能自圆其说的”那种肯定。在恩格斯晚年，即1871年，恩格斯拒绝了李卜克内西重新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要求，指出：“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因此，连恩格斯本人都认为这本书有许多不确切，我们又怎能违反恩格斯的意见，反而把这种不确切的地方，作为肯定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根据呢？
五、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生产要适应生活资料生产能不能作为我们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确实谈到过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问题，说过“必须永远把人口抑低到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从表面看，马尔萨斯似乎说的是人口生产和物的生产要相适应，好像也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计划生育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反动谬论，绝非什么科学理论。
第一，马尔萨斯所说的物的生产，仅仅说的是生活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两种生产”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两种生产”内容要丰富得多，物的生产，不仅包括生活资料，还包括生产资料。
第二，马克思的“两种生产”要相适应的理论，是包括多种情况，不止是人口要永远抑低到和生活资料相适应，而是从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两种生产，这两种生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必须相互适应。不是片面地把人口永远要抑低得适应生活资料。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可以做到“两种生产”都有计划地发展。这和马尔萨斯仇视人类，要用残酷的手段消灭“过多”的人口，毫无共同之处。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关系的出发点，不是从人口数量太少，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过小过慢，由于劳动力不足，而使社会财富的创造受到抑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个角度来说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讨论人口增长必须和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而是以生活资料永远慢于人口增长的“两个级数”为基础，因而永远要抑制人口增长得出结论的。既然我们承认“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是“纯粹凭空杜撰”出来的，那就是说，马尔萨斯这个思想，就带有他自己的特点，即和他的反科学的“两个级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谁都承认（连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有合理因素的人也不例外）这“两个级数”的理论是反科学的、没有根据的，那么，怎能在反科学的理论基础上长出科学成分来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并不是要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和生活资料要相适应的观点，而是要否定和“两个级数”连在一起的，有马尔萨斯特点的那个观点。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承认马尔萨斯这个观点是科学成分，那就也得肯定他的“两个级数”是科学理论，因为，他这个观点就是从“两个级数”得出的结论。而这显然是极端荒谬的。
其次，人口和生活资料要相适应的观点，也并非马尔萨斯的创见。远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论述过这个观点。韩非的《五蠹》中说：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与马尔萨斯同时的清朝人洪亮吉也有“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类似观点。洪亮吉在其所著《意言》一书中认为当时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增加过慢，这就使“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以至于造成人口大大超过生活资料，不少人“饥寒颠踣而死”。可见在我国历史上主张人口的增长必须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的观点，是屡见不鲜的。
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有这类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口过剩”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就更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说：“人口的增长，要看食物的生产……”，“禽兽的繁衍和它们的食物成比例，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唐森（1739—1816）说：“因为他们的食料有限，所以他们的人数必须有限制。”华莱士（1697—1777）更认为粮食供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但从上述不同角度表述出来的思想，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作为一种观点来说，是古已有之的。马尔萨斯也正是剽窃了前人的这些思想拼凑了自己的人口论的。马克思曾经多次指出这个事实，说他这本书“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出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既然马尔萨斯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甚至连“两个级数”这种谬论，“都是直接从他们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又怎么能说，他有什么科学的创见，是什么有价值的科学理论呢！不言而喻，对于如此荒谬的所谓理论，又怎能以之作为我们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呢！
六、我国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马尔萨斯提出的“道德抑制”，也是说的要控制人口，而且是说的人口增长之前的抑制，这和我们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一致的，是实践证明可行和必要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我们计划生育的指导思想。如果只从表面上看，从字义上看，二者似乎是一码事。但是分析起来，就会发现这二者在内容上、在实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所谓“道德抑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一，计划生育不等于只是抑制人口。
我们的计划生育，在当前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和国民经济发展极不适应的情况下，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控制人口增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计划生育并不就等于控制人口，就是永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的含义，关键在“计划”二字。在一定条件下，计划生育表现为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自觉地有计划地促进增加人口，也是计划生育；在还有一种情况下，要求人口不增不减保持稳定，它还是计划生育。据我国人口学界的一些同志计算，假定能够使平均生育率显著下降，并在1985年以后全部实现一对夫妇只生一胎，并且一直保持下去，那么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从2005年以后开始下降，到2080年可降到3.7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避免发生人口高度“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在三四十年后，就得调整人口政策，根据那时的具体情况，或者使人口保持不增不减，或者有计划地促进人口自然增长。可见我们的计划生育的含义和马尔萨斯所说的“道德抑制”的含义就是永远抑制人口、减少人口，在概念上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我们的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理论立足点不同。
前面说过，马尔萨斯提出的“道德抑制”是以生活资料永远慢于人口增长的“两个级数”为理论基础的，是和“两个级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这个“两个级数”的理论是荒谬的，由此而得出的必须进行“道德抑制”的结论，当然就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不是为了所谓避免生活资料永远落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贫困、饥饿等“自然规律”的惩罚，不是仅仅为了能够吃饱肚子，勉强生存下去。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规律的要求，必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活动，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此，我们的计划就不能只管物的生产，不管人的生产，不能见物不见人。如果那样做，使人口盲目发展，必然破坏国民经济计划。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不但难以实现按人口计算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反而会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正是我们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是计划生育客观必要性的依据。
计划生育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是从生活资料永远慢于人口生产的所谓“两个级数”，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得出的。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就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近几年来，我国大幅度地降低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以前的千分之三十以上，降低到1979的千分之十一点七，单是1979年这一年就比1970年少生1000万人。从1971年到1979年，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我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由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一点二一，下降到1979年的千分之六点七。从1971年到1978年，八年累计少生650万。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计划生育取得了世界少有的成绩，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思想的胜利，是我们党和政府依据马克思主义制定和推行正确人口政策的结果，它和马尔萨斯的所谓“道德抑制”，是毫不相干的。
第三，我们的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的所谓“道德抑制”内容和阶级本质根本不同。
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在人口论中说：“不带来不正当性生活后果的那种对结婚的克制，可恰当地称为道德的节制。”他从宗教教义出发，根本反对避孕和人工流产，反对其他一切节育措施，把道德抑制仅仅只限于对结婚进行克制，不要结婚。无需解释、这是和我们的计划生育毫无共同之点的。
其次，我们计划生育是为了全国人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却是完全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用他的说法就是只限于“社会下层阶级”，他认为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生产的增长，没有能力赡养子女的“社会下层阶级”就不应该结婚。他认为这是代价最小的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良方”。否则，就必然产生由于生活资料不足而引起失业、贫困、饥饿和罪恶，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为什么“道德抑制”只在穷人中实行，而富有的剥削阶级不在此列呢？马尔萨斯编造说：“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会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伟大的女主人……知道她不能供给无限的数目，所以当宴会已经满席时，仁慈地拒绝接纳新的来客。”这就是说，盛大的宴席是富有的阶级所特有的，穷人无权享用，所以（穷人）不要结婚、不要生育。马尔萨斯提出“道德抑制”及其整个人口论的目的一样，在于为地主、资产阶级辩护和愚弄劳动群众。他自己招供说：如果他的人口论被劳动人民所接受，“一步一步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那就“十分明显……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所可能遭到的困苦，就不会由于自己的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那么不满和愤恨了，在一切场合里也不至于那么容易摆出反抗的姿态或发生骚乱了。”“下层阶级的人民……也就不会在缺粮的季节里动辄骚扰滋事，并且由于认识到劳动的价格和养家活口的生活资料问题的解决，多半不决定于革命，他们将永远不易受到煽动性出版物的影响了。”如果劳动人民不受他的骗，要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马尔萨斯立即露出凶恶的刽子手面目，叫嚣要用“不停的屠杀”，“建立一种绝对专政制度……把这种斗争制止”。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反动本质的铁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计划生育在含义、理论基础、内容和阶级实质上都和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有着根本的不同。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把“道德抑制”这类货色，派作合理因素，有现实意义，作为我们计划生育学习的样板等等，都是十分错误的。
一百多年来，马尔萨斯及其徒子徒孙，打着人口论的破旗，以节制生育相标榜，招摇撞骗，愚弄劳动人民，流毒所及的确有其盅惑作用。我们决不能不加分析，误认为我们的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回事，认为人口论又灵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节制生育，节制生育也并不等于马尔萨斯主义。列宁在批判新马尔萨斯主义时说得好：宣传节制生育，“传播有关避孕方法……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弱的学说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的、最有决心去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企图。”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思想上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划清界限，理直气壮地宣传和推行计划生育。
七、结束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走过弯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认识上的错误。50年代后期，虽然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大批判，也收到一定成效，却把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节制生育等同了起来，将凡是主张控制人口的就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结果，错把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当成马尔萨斯主义批了，以致人口理论研究得不到开展，造成多年人口盲目增长的后果。
在当前，纠正了那种认为人越多越好，反对控制人口的错误观点，但是，马尔萨斯的影响并未肃清。有的人仍然把控制人口看成马尔萨斯的“独家经营”，一讲控制人口，就要到马尔萨斯那里，顶礼膜拜，求取“真经”。于是“科学成分”、“合理内容论”等应运而生了。这种观点虽然和50年代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根源则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都把控制人口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提并论、等而同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解放思想的必要。不过不是把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解放出来作为我们计划生育的指导思想，而是把反对控制人口的僵化思潮清除出去。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曾主张人越多越好，从来也不认为人口可以无限制地增长下去。我们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战略方针，是和马尔萨斯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过去一说控制人口就被斥为马尔萨斯主义加以批判是错误的，现在一说控制人口就要从马尔萨斯那里找根据也是错误的。
此文为作者在“四川省计划生育主任学习班”上的发言稿，198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