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作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部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
《大纲》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我们知道，恩格斯从1838—1841年在德国北方大商港不来梅开始进行哲学研究，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1841年秋，恩格斯服兵役到了柏林。在柏林度过的一年，对恩格斯的一生起了重大作用。他在大学里作为旁听生，结识了许多激进派青年的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哲学论文，批判了力图把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知识调和起来的谢林的反动哲学。在此期间，恩格斯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得到了新的鼓舞，从这本书中发现了对宗教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引起轰动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已经有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1842年恩格斯兵役期满后，到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他父亲入股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一个棉纺厂学习经商。在英国，他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加之对工人困苦生活和工人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观察，使恩格斯不仅认识到这种社会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宗教和无神论问题，而是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同时也使恩格斯认识到实现这一社会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这一时期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观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以及和各派社会主义者的接触，使自己的世界观得到升华，逐步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中的杰出人物，虽然同情无产阶级的不幸，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但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只是凭着良好的愿望，拟订各自的社会改革方案，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没有坚实的基础，终究不免是空想。要使社会主义有一个“事实的基础”，给社会主义提供一个科学依据，必须研究“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此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而研究这个“经济事实”，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因此，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对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大卫·李嘉图、詹·穆勒、托·罗·马尔萨斯、让·巴·萨伊等人的著作的研究中，恩格斯发现，尽管他们在反映经济事实的理论观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出发点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理所当然地就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他们进行分析批判，为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从经济学方面论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要性而斗争。《大纲》的发表，就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进行的最初的卓有成效的尝试。
恩格斯于1844年1月将手稿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寄给在巴黎的马克思。1844年2月发表在由马克思担任编辑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号上。
二、《大纲》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和根本缺陷，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始基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私经济学”
《大纲》没有关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区分，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的起点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大纲》还只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区分为重商主义学说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但这并不影响恩格斯从共产主义立场出发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派别，虽然有着差异，但他们论证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却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反对工人阶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共同的阶级本质。恩格斯用“私经济学”概括了这种本质。他指出：“‘国民财富’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恩格斯关于“私经济学”的论断，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冒充代表全体国民利益、公正无私的假象，还它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本来面目。这也就解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性质问题，为创立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前提。
恩格斯从发展的观点，考察了资产阶级“私经济学”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它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是怎样“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的。恩格斯指出，重商主义在其早期货币主义的形态上，“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他们以为金银就是财富，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不择手段地骗取那些和本国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把侥幸得来的金钱牢牢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恩格斯形象化的生动表述，深刻地刻画出早期重商主义守财奴般的贪婪相。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超越这个粗俗的幼稚的原则，不然就会“葬送商业”，于是重商主义的真正原则——贸易差额论取而代之。这种重商主义原则，使商业的贪婪性虽已多少被掩盖起来，用“缔结友好通商条约”，“互献殷勤、彼此效劳”来代替那赤裸裸的欺诈和掠夺，“但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
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由重商主义发展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革命和进步是片面的，它未能克服对立，它“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它“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尖锐，因而，恩格斯就认为“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恩格斯关于“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的论断，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的演变过程来看，是合理的和反映实际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必然越来越走向庸俗化，其辩护性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恩格斯还没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加以区分，也还没有对斯密和李嘉图作出正确的分析，不了解李嘉图高出斯密的地方，因而认为“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并把麦克库洛赫和穆勒同李嘉图相提并论，这无疑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后来的成熟的观点的。这在恩格斯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时，是不足为奇的。
总之，《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一开始就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指出这种经济学自私、伪善、矛盾和辩护性，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宣告了要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这就远远高于也根本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二）《大纲》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经济学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过渡性
列宁指出：“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可以说，《大纲》就是恩格斯最早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造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他们的最优秀的代表，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方法论的片面性，都毫无例外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从而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恩格斯与此不同，他从经济学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过渡形态。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罪恶——垄断、竞争、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贫困、灾难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私有制造成的后果，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只有消灭这种私有制，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才能使劳动者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批判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超越私有制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提出与此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恩格斯在《大纲》中，并不是单纯地否定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相比，承认它“当然是进步，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这种贸易自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同样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它不过是使重商主义的“地方的和民族的小小的打算退居次要地位”，“从而使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范围”，“使这种不道德达到极点”。一旦达到了这一步，私有制的真实后果——矛盾和对立就能够更明显、更单纯地显露出来，这时，就会提出新的任务。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乐于承认，仅仅由于论证并实现了贸易自由，我们才有可能超出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在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无论是“旧时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最新的政治经济学”，都是片面的。在这个范围内，它们尽管有对立，但都不能摆脱自私、虚伪和野蛮的本质。这两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所以，“只有超出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批判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类的一般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学说指出它们的真正的地位”。
恩格斯没有停留在一般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前提上，他还具体地分析了私有制下的一些主要经济范畴。
第一，关于地租。他指出：如果撇开私有制不谈，那末地租就可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可以回到实质上是地租的基础的合理的观点上去。就是说，地租不再与私有制发生联系，而只和花费等量劳动在面积相同土地上获得不同收益的土地的生产力相关，实际上是指消灭了绝对地租，只可能有级差地租，这个级差地租通过竞争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当然，对地租理论这里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而且论述也是不充分的。但他指出，消灭了私有制，地租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合理的表现，这对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的创立是有启发的。
第二，关于利润。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以及人类之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观察，利息和利润就会消失：“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什么也不是。利润将起资本用来衡量生产费用的砝码的作用，它将成为资本所固有的部分，正如资本本身将还原为它和劳动的最初的统一一样。”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对资本、利润的概念的使用，虽还不是固定的确切的，还没有像马克思后来那样科学的分析，但至少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内容：在没有私有制下的利润将作为劳动者的劳动的统一体，被劳动者所占有，而不再从劳动者手中分离出去成为资本家的资本的猎获物。这种利润将只能起衡量生产费用、效益大小的砝码作用，不再体现剥削关系。
第三，关于工资。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正如资本和劳动分离一样，劳动也跟着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对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四，关于竞争。恩格斯说：“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而在私有制消灭以后，竞争就会归结为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
第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竞争引起危机，危机导致革命。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竞争“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竞争使“商业危机象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供应总是紧跟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因为在人类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应究竟有多大。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种情况必然会引导到经济危机，而不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绝不会太多”。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恩格斯这里关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自发性，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和分析，关于这一切必然引起社会革命的论断，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这些是《大纲》最成熟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引用过这个论点。
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地租、利润、工资、竞争、经济危机等经济范畴的论述，和后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当然还不完善。但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揭示了这些经济范畴的经济根源，把它们看作仅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一旦废除了私有制，就会具有与私有制下完全不同的内容。他认识到经济范畴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特殊表现。这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制度，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视为永恒的自然的经济范畴，是根本不同的。《大纲》的这些思想，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的理论出发点。
三、《大纲》的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是《大纲》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个范畴的第一次探讨。恩格斯的《大纲》共分作十五个小节，自第四个小节提出这个经济范畴，在其后的十二个小节中，都涉及价值范畴。可见，价值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在《大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大纲》的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和评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里，我们先介绍《大纲》第四节恩格斯对价值理论直接、集中的论述，然后试谈一些认识。
（一）《大纲》中对价值理论的论述
恩格斯首先指出，价值是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经济范畴，这个范畴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那里还没有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所有这类问题的争论都是从最新的经济学家开始的。最新经济学家英国人麦克库洛赫、李嘉图和法国人萨伊就什么是实际价值的本质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表示实际价值，后者靠物品的效用来测定实际价值。二者各执一词，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这两派经济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两派都有片面性，都是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都排除了竞争的作用。如果去掉了竞争，没有生产费用和效用的结合，实际价值是不能成立的。
恩格斯批判了英国人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的“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论断。他写道：“如果把竞争放在一边，那谁也不会把物品卖得比它的生产费用还低。……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这就等于有人而没有身体，有思想而没有产生思想的脑子。”一谈到“出卖”，当然就意味着有商业，而商业的主要的东西就是竞争，“一旦竞争被放在一边，也就没有任何保证使生产者恰恰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出卖商品”。
其次，恩格斯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离不开效用：“假定某人花了大量的劳动和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要按照生产费用来计算吗？”这样，便“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臭名远扬的效用论，而且还碰到了随着‘购买’而来的竞争”。于是，经济学家们“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论也都时时刻刻地扰乱着他的情思”而无法避开了。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说：“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
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生产费用决定价值之所以不能成立，还因为生产费用本身也离不开竞争。如果不把竞争考虑在内，又怎样能确定生产费用呢？生产某种物品花费的工资和原材料等等的支出多少，是和竞争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经济学家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恩格斯在批判了麦克库洛赫、李嘉图等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之后，又来批判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生活必需品较之奢侈品应该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事实上绝不是这样的。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决定效用的办法。因为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由竞争决定的效用是不一致的，把竞争搁在一边，就谈不上物品效用的大小，因而就无法用效用确定价值。“但是，只要承认了竞争关系，生产费用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因为谁也不会把他的产品卖得比它的生产成本还低。因此，不管愿意与否，在这里对立的一面就要转化为对立的另一面。”即转化为不能单用效用或生产费用来决定价值。只说效用或只说生产费用决定价值，都是片面的，不能成立的。“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
恩格斯在批判了李嘉图、萨伊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定义：“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他解释这个定义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来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生产费用“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只有把这个基础作为出发点，才能使效用作为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三个效用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效用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效用大小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也不是根据物品的固有实际效用，只能在竞争中自发地决定。“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经济学家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片面性概念说成是“这一概念的整体”，所以都是站不住脚的。“要帮助这两个跛脚的定义站住脚，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把竞争考虑在内”，而一把竞争引进来，效用和生产费用就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就在竞争中变了形。“它带来的效用要取决于时机，时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供和求的偶然的对比关系而上下波动。”
在《大纲》中，恩格斯虽然在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名义下，看到了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但他认为，实际价值或抽象价值，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是并不存在的。他只承认交换价值、等价物、商品价值的实际存在，也就是只承认价格的实际存在。他说：“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也许就会把等价物一词当做‘商业价值’来使用。”但是，经济学家为了掩饰商业的不道德，“为了使商业的不道德不至于太刺眼，总得要保留一点价格和价值有些联系的样子”。恩格斯在对经济学家作了如上分析批判之后，便把前面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改为价格是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他说：“说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来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恩格斯认为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本来是价格，是竞争关系均衡，是供求平衡时的一种价格的规定性，但是“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他发现这个规律后，就把他的实际价值抽象化了，就是说，把在竞争关系的均衡、供求平衡的时候所确定的价格抽象化了。这样一来，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经济学家就把它叫做实际价值，其实我们这里涉及的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而已。”这里，恩格斯既然认为被决定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因而便认为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价格由价值决定的说法是：“本末倒置了：作为基本的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正是这种颠倒黑白构成了抽象的本质”。
上面的论述说明，当时恩格斯把古典学派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效用论等量齐观，一概加以否定，实际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是不正确的。恩格斯给价值下的定义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建立的科学的价值论不同。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这里讲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唯一要素。而恩格斯在《大纲》中实际上不承认存在价值这个经济范畴，只承认价格或商业价值。由此，恩格斯就必然否定以价值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原则，认为等价交换是不可能的。存在的是不等价交换，是商业中的欺诈，“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
从上述可以看出，恩格斯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竞争的作用，市场价格不同于商品的内在价值。他看到这个矛盾，并对这个矛盾的产生作了有根据的论证。但他还不能理解价值只能通过价格来表现自己，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只是暂时现象。从长期看，从全社会看，商品的价格总额同商品的价值总量是一致的，这才是价值及其运动的规律，是价值和价格的内部联系。
由于恩格斯当时还不能科学地阐明价值及其运动规律，还不理解价格和价值的内在联系，只看到李嘉图价值论的矛盾现象，看不到它的合理的科学因素，从而否定了价值的现实存在，否定了商品买卖中的交换是等价交换。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形成，还处在探讨经济学的最初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指出，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价值理论的论述，包含着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适用范围的认识
如上所述，《大纲》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价值定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不相符合的。但这个定义在探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问题方面，却有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后成熟的著作中一再引用这句话，可以得到证明。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不同理解。因此，要了解恩格斯在《大纲》中这个定义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就要看看恩格斯的原意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究竟是指的什么。
恩格斯在《大纲》中的这段话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里一定要看到一个前提，即恩格斯是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对李嘉图、萨伊的价值论进行批判时提出来的。恩格斯提出这个价值定义，但并不认为它适用于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在私有制和竞争的条件下，不存在价值，只存在价格。
那么，恩格斯认为这个价值定义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他在紧接着的一段中说，只有在私有制消灭以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从恩格斯在《大纲》中的有关论述，可以说明他这里是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竞争的社会里，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生产所代替，社会为了取得某种使用价值或效用，可以有计划地投入生产费用（劳动），而不会受竞争的盲目支配。在同样的社会里，生产费用和效用不会因竞争而变形。因为竞争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破坏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价值，不再是投机倒把等种种不道德产生的条件。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就会归结为……只有傅立叶一人作过一些说明的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灭而被限制在它所特有的合理的范围内。”可见，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里，才能有计划地根据社会需要对社会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里就直接反映着“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样的价值概念，虽然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定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后来创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和劳动分配具有启发性意义。这个价值定义不可否认的科学价值也就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一再提到这个定义，也正是就此来说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正是在这段论述后，恩格斯在小注中提到“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造者之一，恩格斯当然不是指效用是价值的决定要素之一，而且在正文中先就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价值：“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所以无可争辩，这里既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更不能理解为价值是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总之，恩格斯关于“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价值定义虽然不够完善，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很有启发。这个思想，给我们提出了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任务。正确处理社会劳动分配和劳动消耗同效用的关系，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贯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无疑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四、《大纲》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托·罗·马尔萨斯（1766—1834）的《人口论》（原名《人口原理》）的第一版，发表于1798年，以后又再版了五次，但其基本观点未变。这个时期正是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年代。农村中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接近完成，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然而机器的使用，却造成了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工人失业，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当然引起了工农群众的反抗，使阶级斗争激化。与此同时，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对英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1793年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第五版和1794年法国的孔多塞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察概论》，都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和贫富对立，使人类回到自然的平等状态的必要性。这些著作在英国的传播，使英国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极为恐慌，迫切需要一种为他们的反动统治辩护的思想武器，来对抗进步思想，麻痹劳动群众的斗志。马尔萨斯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发表了拼凑起来的《人口论》，当然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赞扬和捧场。一时间吹捧这本小册子的声浪，甚嚣尘上。马克思在谈到《人口论》及其大出风头的原因时指出：“‘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情，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
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笼以后不久，曾经受到阿·艾利生等人的反驳。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艾利生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他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恩格斯在《大纲》中最早揭露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及其反动本质。他指出，人口过剩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人们恰恰因为过剩而饿死”。“他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就编造了一套人口论，这种理论和贫富并存的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
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把人口过剩归之于自然，说“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并把这种倾向说成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的谬论。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 2 4 8 16 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则是按算术级数1 2 3 4 5 6增加”这种计算上的。这种计算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忽视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这个要素，“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
与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伴随而来的，是他的荒谬的所谓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按照马尔萨斯的主张，“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马尔萨斯还认为，赈济穷人是罪过，因为这样会加剧过剩人口的增长，他认为：“把济贫所变为惩治所（……）都算是极其有益的事情。”恩格斯愤慨地痛斥马尔萨斯这种学说是“卑鄙下流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诬蔑”，说明“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
在《大纲》中恩格斯阐明了这样的思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它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因为生产力“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起作用的”。从各方面看，都是这样：“一部分土地在实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000万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14小时至16小时，而另一部分却无事可干，无工可做，活活饿死。……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筋疲力尽；而明天停滞到来了，农业得不偿失，大片土地荒芜了，资本在运动得最紧张的时候突然停顿下来，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都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所以，“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工人失业得不到生活资料，并不是财富生产不足，工人没有就业机会也不是就业手段不足。工人失业、贫困、成为过剩人口并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认为的，是人口生产比物质资料增长得快，不是由于马尔萨斯捏造的所谓“自然规律”，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大纲》还表明，恩格斯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控制人口，并且认为，要控制人口，也必须立刻进行社会改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
恩格斯《大纲》的这一部分，一般说来，是成熟的经典性的，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口问题，特别是谈到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时，和《大纲》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那一章中，谈到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在注释中让读者“参看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各页”。所以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最初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第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这部著作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并对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观点发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写道：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学。当然，在这本著作写作时，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萌芽阶段，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后来谈到《大纲》时，认为这本著作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拒绝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关于重印《大纲》的建议，说《大纲》“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当旅居伦敦的俄国女侨民叶甫盖尼娅·帕普利茨1884年表示希望翻译《大纲》时，恩格斯回答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
《大纲》虽然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还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但它却为从共产主义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始基，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中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论著概论。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