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悼严朴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严慰冰
1949年6月5日，我的爸爸严朴同志患胰腺癌、脾脏癌，加上胃动脉破裂，逝世于北京。
我失却慈祥的父亲，可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志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春风杨柳年复年，此生几经沧桑，思及往事，泪簌簌下。
我不清楚父亲的全部斗争历史，因为他开始遭反动派悬赏通缉，被迫流亡时候，我尚。在童年。等到我稍微长大些后，家乡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父亲为革命奔波，两地无法通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吉凶存亡。1938年我去延安，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彼此匆匆偶聚，没有空闲谈过往事；满以为相处之日正长，殊不料江南解放之际，父亲因早年受过酷刑，加上积劳成疾，身罹不治之症，溘然长逝。
我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只在他临终前的四十天。这四十天，我随时受到他的教育与熏陶。当时，他大量吐血、高烧不退、浮肿、喘息……使我心焦，但有朝夕的聚首机会，却使我深感幸福。
在父亲重病住院的五十多天中，许多事是可歌可泣的。他已大量吐血三次，完全不能进食，周身浮肿，不停地打嗝，但对家乡、对战友、对年轻人，却仍满怀着真挚与深沉的眷恋。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每天早晨，父亲要我告诉他前方胜利消息，大夫因为他病重，常加劝阻。当我迟迟才将无锡解放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晶莹的热泪潸潸地落满了那花白的双鬓。他的双唇颤抖着，一句一句叮嘱说：“帮我写封信回去，向故乡的父老们致贺、致敬……二十年前，当我在无锡、江阴、常熟、宜兴一带搞革命活动时，他们对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告诉江南亲爱的老乡们，二十年前跟他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殊死斗争的老伙伴，快要回去了……”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每天早晨，当内科主任、主治大夫、住院医师、实习医生、护士长排着长长的行列，来查病房的时候，父亲每次都非常吃力地举起浮肿而苍白的右手，频频打着招呼。当主任、主治大夫用英语彼此交谈的时候，父亲常常苦笑着说：“讲中国话吧！我是共产党员，有正确的生死观……请什么都不要瞒我……你们用英语讲，这些乡里来大医院实习的年轻人不懂啊！这对他们培养、提高没有什么好处。”
当时的规矩，科主任查病房的时候，培训的实习医生只能远远地在一旁观看，他们是不能接触病员的。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不止一次地向傅连璋同志建议：“病历不要用英文写。查病房不要讲英语，实习医生要在病员身上听诊、叩诊。”
父亲从他自己身上，打破当时大医院查病房的清规戒律。他常指着自己肿胀得如同大鼓似的肚子，吃力地向实习医生说：“过来！你们都过来……摸摸我的大肚子，好好听一听！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又说：“以前在乡里学习条件差，如今条件好……要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学……把本领学到手！”虽然每查一次病房都使他累得更喘，但他的嘴角却总是挂着微笑。
父亲为革命事业，1926年变卖了家里的田地房产，创办私立江苏中学，作为无锡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他为营救革命同志及抚恤遗孤，常常慷慨解囊，但对自己却是十分刻苦，在病中还是如此。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1949年春，天久旱不雨。父亲每天早上必问我：“夜间下了雨没有？”现在是什么节气？天不下雨，棉花都不能下种……今年麦子收成怎样？每次打针，他都向护士们打听针药价钱，打听民食市价。当时，他的双手已经浮肿，还是艰难地弯曲着手指计算着一支针药合几斤小米。他常谆谆嘱我：天旱不下雨，不要为我多花钱！老百姓收一粒米可不容易！后来，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说是：大军要过江，前方打仗要用药！医院领导和大夫们劝他。根本没有用处。没办法，我们只得串通了哄他说：这全是我们自己的制药厂的产品，便宜，不值钱，一斤小米一支。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他二十五年如一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居功自傲。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第四次大吐血以后的第六日，父亲自知已不能再起，请陆定一、陈少敏同志到病榻前，口述遗嘱，由陆定一同志笔录。当时他正发着高烧，头顶和胸口全是冰袋，舌根早硬，发音微弱，可是他事事不含糊，认真地严肃地对一生工作，进行了检查与自我批评。对新党员的教育问题，郑重地、细致地提供了意见。他完全忘却自己是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当遗嘱笔录完毕，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连连与陆、陈两同志握手，费劲地说：“好了，了一心事！以后精神好，还要补充。”
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同志。他尊重真理，疾恶如仇。
我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的十五小时，陈云同志在午夜赶来看他。
父亲费力地抚摸着老战友的手，含着泪兴奋地说：“陈云同志！您我同患难共生死，相处将二十年。我总不敢称您为朋友……如今我将一病不起，对自己的生平作为，我细细检查过。今天我才敢于说，我不愧是您的朋友……”
陈云同志安慰他、鼓励他说：“你站得稳！过得硬！您对得起党……病不要紧……有医生……。”陈云同志的声音凝咽了。父亲满意地笑了，可是眼泪却籁簌地沿着眼角，徐徐注入耳朵。那浮肿的十指早已不能屈曲的双手，仍不停地抚摸着他的战友的手。
病榻左右的大夫与护士们感动了，在蓝色的灯光下，他们偷偷地擦着眼泪。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在他临终前四个小时，专家们为他作最后一次输血，进行抢救。因为水肿十分严重，四肢的静脉管无法寻得，不得已动用外科手术，割切表皮及肌肉才找到静脉管，进行输血，可是吊瓶中的血液却不注人人体，而是从针尖滴滴点点流出来。可怜，父亲的血管崩塌了！抢救已完全没有希望。大夫咬紧嘴唇，流着泪，拔出针尖。他的手颤抖着，颤抖着。金茂岳主任（妇产科专家）泣不成声，他双手在搓揉着，搓揉着，好像在深深怨恨自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父亲舌根早僵，神志已不清，但却竭尽全力一声声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停止呼吸。
专家们伫立在病榻周围，低着头，流着泪，久久不忍离去。住院医师杨同志哭昏在父亲身旁。张庆松副院长（耳鼻喉科专家）情不自禁地说：“我看到了共产党员之死。看到了可敬的气概与精神。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
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了二十五年的战士，离开他的战友，溘然长逝了。他没有一分钱的遗产留给子女，他留给他子女的是：可贵的革命品质和未竟的革命事业。
在严朴同志病中与殁后，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颖超、康克清、安子文、何莲芝、于若木等长辈，及苏南千百位江东父老，对他殷殷关切之忱是我所永生难忘的。
1949年春，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但即使如此，他还嘱咐我：“你每早写个病情报告给我，短些！三五十字，让我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老夫妇、邓颖超、康克清等长辈，经常嘱秘书或亲自打电话给医院领导，详细询问父亲病情。邓颖超同志在病中，还帮我邀到香港名中医彭泽民为父亲看病。我经常收到四川蜜柑、花旗橘子、名贵饮料等当时市上十分难以买到的东西。是谁送来的呢？谁也不具名，我只得凭字迹猜，是邓颖超同志、是康克清同志、是于若木同志。邓颖超同志还不止一次谆谆嘱咐我：守护重病号要耐心！不要在父亲面前哭泣……
我又怎能忘记这一情景？父亲在生前虽被请当时北平所有的名中医、名西医来三番五次会诊，但并未得到确诊。6月5日下午，傅连璋同志来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对我说：“你父亲生前并没有确诊，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对此格外心痛；我是个医生，更觉对不起死者……我希望你能实践严朴同志的遗言，把他的遗体贡献给科学。”
我懂得把遗体贡献给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忐忑着。因为解剖遗体在当时还没有形成风气，而自己还有私心，因此我只是哭泣，一言不发。
我守着父亲的遗体，思绪万千。我跪在床边，呜呜哭泣。我紧紧抱着父亲伤痕班班的左脚，死死不放。
门轻轻地开了，有同志肃穆地走向遗体，我抬起头来，阿！是厨副毒席！我慌忙爬起来。父亲遗体上覆盖着洁白、笔挺、熨好的被单，被我揉皱了一大片，搞得乱糟糟的。
周副主席走到父亲床前，轻轻地掀起被单，然后，退一步默默致哀。致哀完了，将被单盖上，扯得平平整整。然后又到床的另一头，把被我揉得乱七八糟的被单，弄得平平整整。这一切，我看在眼里，禁不住泪飞如雨！泪水打湿了衣襟。泪水滴湿了地板。
周副主席示意要我随他一同离开病房。在走廊里，他老人家低声对我说：
“你父亲为革命舍得牺牲一切，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说完，他慈祥地看着我。
我顿时醒悟过来，心胸开阔了，我向他老人家说：“周副主席！多谢您对我教育，我舍得把父亲的遗体贡献给科学。”
“这样很好！”周副主席慈祥地回答我。
父亲的内脏制成了标本，供医科大学作教学之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从而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要在我身上学到东西。”
中央指示：严朴同志的遗体葬北平西郊玉泉山南的万安公墓。这里有李大钊同志和夫人的合葬墓。我感激年高德劭的董必武老人家为我父亲送上第一锹黄土。我感激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董老、吴老、林老、徐老……都赠送了花圈。陈云同志所送的花圈，中心缀有“魂归江南”四个字。
在父亲安葬以后，苏南几县的头面人物及无锡四乡的父老，曾联名写信给周副主席，要求把父亲的灵柩迁回故乡，改葬在太湖边上。是敬爱的周副主席向故乡父老做工作，谢绝了迁葬的要求，并同意在惠山建立衣冠冢。
父亲长眠于玉泉山南的墓地，墓前的青松翠柏早已成拱。1968年起了风暴，父亲在北京、无锡两地的墓碑一而再地统统被林彪、“四人帮”砸碎！几年之后他们又扬言：要挖坟、要鞭尸、要抛骨。当时我们姐妹都在囚牢。这急坏了我的孩子们。他们只有向周总理、邓妈妈求救。
敬爱韵周总理在重病中，接到邓妈妈转交的求救信以后，十分气愤，十分同情。他老人家举起笔颤颤抖抖写了近三百字的批示：“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
我感激组织上遵照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严朴烈士的忠骨：开坟吊棺，开棺拣骨，将遗骨火化，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由衷地感激周总理和邓副委员长，是他们两位，仗义执言，保护了严朴烈士的忠骨。我由衷地感激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无锡市委、以及故乡的父老们，又在严朴同志的衣冠冢前树立起花岗岩新碑！
林彪、“四人帮”是灭绝人性的杀人恶魔。他们、不仅砸碎我父亲的墓碑，而且蓄意要将严朴同志打成反革命。林彪、“四人帮”将反映严朴同志领导苏南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锡剧《白丹山》一棍子打成黑戏，判了死刑。还将该剧作者、导演、重要演员、无锡县文教局负责同志，一一打倒，使年轻的无辜者遭到飞来横祸。
对这种狂风恶浪，我们毫无抵御之力。不仅如此，我九族男女老幼都早已成了林彪、“四人帮”刀下的肉块，任其宰割。
人民是最公正的，最无畏的。他们维护真理，他们疾恶如仇。当林彪、“四人帮”派出所谓的“罪行调查团”到白丹山，并威胁当地农民诬诌严朴同志的时候，他们气炸了肺！农民们举起锄头、铁耙冲向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吓得他们抱头鼠窜、狼狈而去！
父亲只活了五十二岁。他没有能看到全国的解放，也没有能回到故乡，他抱恨而终。父亲殁后，三十年过去了，故乡起了巨大的变化，今日无锡已成为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父亲心爱的江苏中学虽在1927年4月被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现在全市却有五十二所中学在培养着革命接班人。
父亲啊！您可含笑九泉！您可舒心翱翔于九天！
写到这里，我心情振奋，我昂首高歌：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惠山青苍，这里有太湖渺茫！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条田产吨粮，这里有电炉炼精钢！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成千学庠，这里有十万新房！
魂兮魂兮归江南！这里有父老赛爹娘，这里有接班好儿郎。
11979年6月于无锡梁溪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