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公元1328年—1398年),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我国封建社会的著名皇帝之一。
人们常说,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其实,凤阳只是他的成长之地,他出生于泗州,3岁时随父迁到凤阳。祖籍江苏沛县,关于朱元璋的籍贯与经历,后人在凤阳龙兴寺朱元璋画像左右曾撰有一联,生动形象地作了很好的概括:
系于沛,生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身披袈裟皇觉寺里讨生活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的建立,结束了宋、辽、夏、金对峙混战的局面,使中国又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但是由于元王朝的残酷民族高压政策,不到百年,就被愤怒的人民推翻了。而在人民反元的大起义中,朱元璋就是最杰出的英雄人物。
佃农朱五四,其妻陈氏已经为他生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的九月十八日子丑二时之交,也就是凌晨三时许,又一个男婴降生了,取名重八,他就是朱元璋。八口之家,生活更加艰难,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先天不足的朱元璋由于不得温饱,更是瘦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幻想神灵保佑的朱五四,便抱着他到皇觉寺(后改为龙兴寺),跪倒在佛像前许愿舍身。然后在老僧高彬法师面前,恳求认幼儿朱元璋作徒弟。当高彬认可后,才抱着朱元璋离寺而回。
也不知是否朱五四的行为起了作用,朱元璋竟一天天长大起来,并开始给地主放牛、打工。随着岁月的流逝,朱元璋的哥哥、姐姐都先后成了家,他满以为凭一家人的拼命劳作,节衣缩食,苦日子就会到头了的,但天并不遂人愿,就在这时,一场大祸降临了。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了,这一年,淮河北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濠州地区久晴不雨,眼见收获将临,又飞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将庄稼吃了个精光,接着,瘟疫又流行起来,穷苦的人民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纷纷流浪,远近几百里变成一片荒凉。
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这一年九月,64岁的朱五四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接着母亲陈氏和大哥重四又先后死去。加上前几年相继病死的二嫂、三嫂等人,偌大的一家人只剩下大嫂王大娘、二侄朱文正、二哥重六和朱元璋自己四人了。此时的他们连棺材钱也出不起,而且埋葬尸体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的可怜处境和哀伤的哭声感动了好心的邻里刘继祖,主动送了一块坟地给朱家,这才使得朱元璋四人用几片破芦席埋葬了亲人。这就是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在原地重建的凤阳城南的明皇陵。
为了活命,在埋葬了亲人后,二哥与大嫂、侄儿就各自奔东西谋生去了,好心的邻居汪老太太十分可怜17岁的朱元璋,主动收留了他。但汪家也是自身难保,无法照顾朱元璋太久,汪老太太回忆起朱五四抱子皇觉寺舍身的过去,便与朱元璋商量入寺为僧的事情。两人相对落泪,朱元璋含着泪反过来安慰老太太说:“大娘,当和尚总比饿死的好,您就放心吧!”于是朱元璋拜别汪老太太的收留之恩后,迈着沉重的脚步向皇觉寺一步步走去。
17岁的朱元璋衣衫褴褛,面容消瘦,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他却生得身材高大,有几分力气,所以,高彬大师虽有几分不快,还是答应了他实现幼时舍身,如今决心削发为僧的请求。从此,朱元璋成为一名干杂活的小行僧,他实际上是庙里大和尚的小仆人。虽然发给了朱元璋一件破“衲衣”,但并没有给他受戒,所以,他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扫地、上香、击鼓、挑水、烧火、煮饭、洗衣等等就是他每天的“功课”。
朱元璋本是一位要强好胜的乖巧少年,一场天灾使他沦落到这个地步:从早到晚听着枯燥的钟鼓声、木鱼声、念经声,白天不停地干着体力活,还少不了受老和尚的训斥,时时低声下气地陪笑脸。再想想过去,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处处有人宠着、让着,在村子里的小伙伴当中,也凭着聪明能干而有些身份,真是越想越不好受,但为了生存下去,又不敢对活人发火,他便对泥菩萨下手来发泄怒气。
有一天,朱元璋打扫佛殿,干了大半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不小心绊着佛像的石座跌了一跤,早就窝了一肚子气的朱元璋,这下可找到出气的地方了,不由分说,便操起扫帚痛快地揍了佛像一顿。过了些日子,供桌上的大红蜡烛因为被老鼠啃了一个大缺口,老和尚却怪罪朱元璋的不尽辞责,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朱元璋心想,不是听说你们佛爷是管庙宇的吗?这个木头东西却连一只老鼠都管不住,害得我受责骂,真是没用。于是他设法找到了一支笔,在佛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把佛像“充了军”。这在当时,迷信统治着人们的时代,此事倒也算得上不小的反抗精神了。事发后,朱元璋自然少不了挨骂,但由于他是不花钱的杂役,也就不了了之。
寺庙是靠收租过日子的。淮北的特大灾害,也断了皇觉寺的活路,眼看着存粮一天天的减少,高彬等法师只好作出让和尚们出门去云游觅食的决定。朱元璋当了5O天行童后,便与师父、师兄一起先后离开皇觉寺。他一不会念经,二不会做佛事,却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路。好在他虽然不通佛道,倒也看惯了别人如何敲木鱼,如何口中念念有词。于是他也就装模作样,走东闯西,壮着胆子,走四方去了。
朱元璋由凤阳南下,先到合肥,再西入固始、信阳,又往北进入汝州、陈州等地,最后回到皇觉寺。这一圈,历时四年(公元1344年—1348年),穿城越村,虽说是饥寒交迫,吃尽苦头,却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特别是这些地区人民高昂的反元活动,给了朱元璋极大的鼓舞,他开始明白只有斗争才能改变现状。这次游历,对于朱元璋以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士兵到大明开国皇帝
朱元璋当游方僧在淮西地区到处行乞的期间,正是江淮人民为反抗元朝统治,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广泛地组织发动的高潮阶段。
河南与淮西地带,在当时,是南、北两大派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地域。
北派白莲教,当时是以祖籍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为首。南派首领则是彭莹玉,他因袁州起义失败,便逃到淮西地区潜伏,秘密宣传“弥勒降生,当为世主”的思想,在他的发展组织下,教徒遍及江淮,积极作着起义准备。朱元璋游方期间,正是南派白莲教进行紧张的宣传和发动民众的时候,朱元璋暗暗地接受了白莲教的教义,寄希望于已经降生的弥勒,以解救受苦受难的淮西民众和自己。于是,回到皇觉寺后,他改变了顽皮的旧习,开始思考将来,并开始认真学习文化,广泛交友,为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而积极创造起条件来。
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元王朝的税收遭到很大损失。朝廷决定强征17万名民夫,要开河28O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认为时机已到,便到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且暗地里雕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偷偷地埋在黄陵岗旁估计着先要开挖的地方。
后来人们果然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一时人们确信弥勒降生,出头翻身的日子已来到了,人人口中念佛,情绪十分激昂。
根据形势的发展,韩山童聚集了3OOO人,在白鹿庄杀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自己是宋徽宗第八代孙,刘福通也宣布是宋将刘光世的后代,是辅佐旧主韩山童的,在一片欢呼声中,韩山童被推为明王。他们定下起兵日子,决定以头包红巾为记号,歃血立誓。不料消息走漏,元军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遭擒被杀。刘福通则力战而逃,重整队伍,并出敌不意,立即举行起义,先后攻占了颖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黄陵岗工地河夫们得了信号,也呐喊而起,杀了监工河官,包上红头巾,与刘福通主力会合,组成了五六万人的大部队。
由于农民起义每个人头包红巾,所以被称为红巾军,以区别于头包青巾的元军。
红巾军所到之处,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开仓发粮救穷人,深得民众的拥护。有关起义军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皇觉寺,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特别是红巾军檄文中“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这句话,更是深深打动了朱元璋的心,他结合个人的际遇,想到了自己一家人长年辛勤劳作,却只能吃草根树皮,原来是大漠那边的贵族把全国的财富都掠去了,要活命,就得改变当今这个世道,把吃人的朝廷推倒。这样,朱元璋暗下了决心,要参加起义的队伍,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就在这时,郭子兴占领了濠州城。
在城外皇觉寺里的朱元璋,本准备去投奔濠州城,但听说城内五个元帅谁也不服谁,便又踌躇不决了。这时,他接到一封从濠州城里捎来的信。
这封决定了朱元璋前程的信,是他的少年好友写来的,那位好友,就是在死后被朱元璋追封为东瓯王的汤和。当朱元璋远游外地时,汤和也逃荒他乡。在得讯郭子兴定远起事之时,汤和即带领十几位壮汉前来投奔,并立功被提升为千户。他首先想到了仍在皇觉寺受苦的故友朱元璋,便写了封信动员朱元璋入伍。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日夜,朱元璋身着僧衣,来到了被元军包围的濠州城下。黎明,城门洞开,朱元璋急着就要进门。但守门的兵士见到他是一个衣衫破烂的和尚,便起了疑念,将他捆起来,送交郭子兴帐前请令斩首。但朱元璋此时十分镇定自若,问一句,答一句,不喊冤不叫屈,而是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投军之意。郭子兴见他没有奸细的慌张和畏惧,而且虽长得丑了一点,却是一身正气,身高体壮,确像一条好汉,心底里暗生喜欢他了,再仔细盘问,原来朱元璋是本地孤庄村人,又是千户汤和写信叫他来的,便高兴地收为步卒。
朱元璋入伍后,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精神振奋,操练刻苦认真,又加上他颇有心计,有体格,仅仅十几天工夫,就成了小队内武艺拔顶的人物。几次出城巡哨,有机谋,又果断,行动沉着,随机应变,次次立功圆满而归,不仅小兵们个个喜欢与他一起执行任务,就是队长也常常与他商议。也许是朱元璋的缘份好,运气佳。有一天郭子兴亲自巡查,因为朱元璋个头高大,站在排头,很是醒目,郭子兴一眼认出他是那位被捆来投军的和尚,便顺口问队长他来队后的表现。队长自然是满口称赞,说他是“千中选一”的人材。一句话令郭子兴大喜,当即宣布朱元璋为亲兵九夫长,调回帅府,在自己身边当差去了。
乖巧能干的朱元璋调到了郭子兴身边服务后,做事小心谨慎,作风果敢利落,完成任务又快又好,打起仗来能身先士卒,且不贪功不贪财。加上他平时没有多话,说出的话字字都有分量,深得上司和同伴的信赖。朱元璋又认识一些字,上司的命令、公告以至士卒们的家信,伙伴们常找他讲解。由于朱元璋勇敢、能干、有见识、有义气,为人大方人缘又好,因此得到了大伙儿的尊重,甚至郭子兴元帅也将他作为心腹体己。
早几年,郭子兴的老友马公病死,将其女儿托付了他,郭子兴视孤女为亲生骨肉,交二夫人张氏扶养成人。郭子兴常在饭后茶余夸奖朱元璋这也好,那也好。张氏认为郭子兴心粗,脾气又不好,与其他四个元帅合不来,急需一位像朱元璋这样能干的人当助手,两人一商量,决定将养女嫁给朱元璋,招为上门女婿,对此朱元璋自是满口应承,择日便成婚。为婚礼上显示身份,郭子兴找人给重八起官名,取名元璋,字国瑞,此后他便更受尊敬,也更有利于施展才能,官阶逐渐上升了。
在红巾军中几个月的生活实践,使朱元璋懂得了要使自己地位牢靠,非要建立自己的队伍不可。于是他趁元军撤围的良机,回到家乡钟离,打出红巾军招兵的大旗。穷乡亲们看见自己的重八招兵,纷纷前来报名,不到1O天,就招到了7OO多人。其中就有小时的伙伴、以后的大明开国元勋徐达、周德兴、顾时、王志、李新等在《明史》有传的人物近4O人。朱元璋就以这支贴己的力量为基干发展自己,直至登上皇帝宝座。
朱元璋带着这7OO多人回来,郭子兴大喜,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升朱元璋为镇抚,一跃成为带兵的军官了。一年后,又升为总管。而且朱元璋看透了已经称王的彭大、赵均用成不了大气候,便提出自己单独外出发展势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后,便带贴身伙伴徐达、费聚等24人,南进定远儒生,占城掠地,扩大队伍。
一天朱元璋得到消息,说张家堡驴牌寨有3OOO人的队伍孤立无援,处境困难。他便亲自前往联合,但其主帅却事后反悔,不肯带兵前来投奔。朱元璋便骗来主帅,假传命令,然后加以感化,把3OOO人变成了自己的队伍,不久,他又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得到了从濠州撤围下来的元朝“民兵”2OOOO人,朱元璋高兴的写道:“赤旗蔽野人盈岗。”
朱元璋羽毛日渐丰满,思考问题的眼光也更远了,首先,他想到了事业要成功,必须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他任命前来投奔的定远儒生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为幕府参谋,国用深沉,有计谋;国胜骁勇,多智略。朱元璋虚心的向他们请教,冯国用提出了夺取有“龙蟠虎踞”美称的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占据有利的地形,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首要任务,而后拓展地盘,而且要取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建功立业的建议。这一建议,对于朱元璋的反元建国的成功起到先导作用。接着,在南攻滁州途中,定远地方有名的文人李善长来军门求见,朱元璋高兴地马上接见。朱元璋认为现在反元起义遍地都是,看来要有长期的战争。李善长胸有成竹的说:“您要事业成功,必须学习汉高祖刘邦。”他认为刘邦也出身平民,但为人气量大,眼光远,善用人,不乱杀人,深得军民爱戴,所以只用了五年便平定天下。朱元璋从此暗下决心要学习这位沛县老乡,便将李善长留作幕府掌书记。朱元璋心中不但有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而且有了效仿的榜样,为今后的斗争铺开了道路。
在李善长和冯氏兄弟的辅佐下,朱元璋顺利地攻下滁州城。这时,他的亲侄子朱文正和二姐夫李贞携带他的儿子李文忠闻讯前来投奔,并转告他的二哥已去世的消息。一家所剩的几口人总算团聚了。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朱元璋攻克和洲。郭子兴接到捷报,立即指派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成了一地的最高长官。朱元璋明白自己有了名义上的地位,但由于年龄轻,资历浅,所以又花费了不少心机,整顿军纪,处处严格以身作则,在和州逐渐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久,郭子兴病死,军队由其子郭天叙、妻弟张天祐、朱元璋三人同管。
和州都元帅府内的三名元帅,在名义上,郭天叙为主帅,张天祐、朱元璋是副职,应该由郭天叙当家作主。可是,郭天叙年纪轻,又没有军事经验,起不了实际作用,张天祐又无计谋,只是一介武夫,而朱元璋本身有勇有谋有决断,又有一批勇猛得力的幼时贴心伙伴,如徐达、汤和、邵荣等战将,加上收了一批年轻善战的义子,如外甥李文忠、侄子朱文正、同乡沐英外,还有朱文刚、何文辉、徐司马等二十几个干儿子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有自己招来的一支强大的亲军和李善长、冯国用等出谋划策之士,使自己如虎添翼。所以,和州红巾军的实际主帅是朱元璋。和州在他的经营下,日益兴盛起来。
至正十年四月,邓愈、常遇春先后带着自己的军队来投。二人勇猛无比,威震一方。他们的到来令朱元璋十分高兴,立即委任邓为管军总管,常遇春为前锋。不久,巢湖水军廖永安、俞通海又率船来投。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得以乘风渡江,攻克太平路,为防止军队抢物,他事先就命李善长起草了禁约,四处张贴,见一兵犯禁立即斩首,因此城内很快平静下来。朱元璋又对全军将士论功行赏,军队上下也是十分欢喜。随着军中威望的提高,朱元璋在太平路建立元帅府,自己当起了元帅。
后来,郭天叙与张天祐二帅战死,郭子兴的旧部完全由朱元璋统管了。至此,他成了名实相符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的一方面军的主将。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亲自领兵进攻集庆路,在城外,陈兆先战败而降,得兵36OOO人,再攻城,守将福寿战死,水军元帅康茂才和军民5O余万归降。朱元璋入城后立即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宣布:“我是带兵为你们解除元朝腐败统治,带走你们痛苦的,大家各安本业,不必害怕。有本事的人,欢迎他随我建功立业,元朝种种不利百姓的陋习,统统废除。我们决不允许欺压百姓。”老百姓的心安了,社会秩序建立了,人人欣喜,互相道贺。
朱元璋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并向小明王报告集庆路大捷。小明王得知后,升朱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镇守应天。朱元璋为了在应天站稳脚跟,首先在应天城内建立了自己的“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
红巾军主力在中原的浴血奋战,吸引了元朝的军力,使之无暇南顾。朱元璋趁机在应天立足并稳步向外进取,建设并巩固自己的根据地。
针对当时的军事势态,朱元璋担心的就是近靠自己的张士诚、徐寿辉两支反元力量向今苏南、浙西拓展。当务之急,是东取镇江、南占宁国,以防张、徐,确保应天的安全。等应天安顿稍有定当,便派出徐达和邓愈两支大军,分别向镇江和皖南进军。
随着有利形势的发展,胸怀大志的朱元璋,更加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他自己在繁忙的军政活动中,总是偷闲抓紧读书学习,请李善长等人讲解历代政治的得失,成败的教训。随着自身知识的增长,他也更加敬重有知识的人,每占领一处地方,他都必访寻当地名士为自己作秘书、顾问、参谋一类工作。至正十五年七月,胡大海打下徽州,经邓愈推荐,朱元璋请来隐居的老儒朱升,恭敬地征求应付时局的办法。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略。朱元璋对此心领神会,称善不已,对于建立和巩固应天根据地,进而夺取全中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军队进入浙江后,先取建德路,改名平州府;再得婺州路,置浙东行省,并在省府门外树起两面大黄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公开打出了反元复宋的政治旗帜。由于朱元璋以“打仗占城要靠用兵正确,安定民心要靠切实用仁”通令全军,所以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样,婺州周围的郡县都闻风归附。
婺州是近2OO年来的理学中心,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朱元璋访得当地13名著名学者,为他讲解经书的历史。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宋濂,这样,朱元璋开始接触了儒学。
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提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八月,朱元璋的部队攻浙东诸暨、衢州、处州等元军重要据点,与应天为中心的地域联成一片,形成了四邻为:东面和北面是张士诚,西面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面是陈友定的格局。虽说他们均为反元盟军,但各有各的打算,形若敌国。其中以张士诚为最富有,陈友谅力量为最大,方国珍、陈友定则是胸无大志,不求进取。
为巩固应天,谋求进取,朱元璋访知浙东有刘基、叶琛、章溢等名士,便请他们出来。刘基便向朱元璋提出了如何改变四面受敌的局面和进而夺取天下的“十八策”,为朱元璋定下了先西征、再东讨,然后南下、北伐夺取全中国的战略决策。当前,要麻痹住张士诚,全力攻击陈友谅,陈灭张必孤,一举可两得;然后再北向中原,王业必成。朱元璋称赞不已。随后,完全按照这一方略行事。
随着应天根据地的巩固,朱元璋和他建立的应天政权,也就逐渐加快了向封建化的转变。如果说,从李善长、陶安、李彐的参加为朱元璋及其政权变质的开始,那么,到了刘基、叶琛、宋濂、章溢等的加入,便进一步加深了质变的进程。这时尽管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早已称王称帝,但朱升“缓称王”的教诲之声仍在朱元璋的耳边回响,他按捺住自己,而未急于称王。
陈友谅在元末群雄中力量最强,疆土最广,野心也最大,他原是徐寿辉的部将,后来杀徐寿辉自立,改国号为汉。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太平路,朱元璋的守将花荣战死,继而又占采石,应天近在咫尺。
面对陈友谅的东下和应天城内的不安情绪,朱元璋与刘基在密室商议对策。刘基还是重申他先灭陈友谅的主张。朱元璋也认为投降或逃走是下策,唯一的出路是坚决抵抗。于是,二人设计了集中实力,后发制人,捕捉有利战机,攻击其薄弱环节,以打乱敌人的阵脚,挫其锐气而胜之的策略。朱元璋部将康茂才是陈友谅的老朋友,便请康茂才施假降计,引诱陈友谅上钩。
康茂才府上的老门房以前曾伺候过陈友谅。康茂才就叫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陈友谅。表示愿意里应外合,并建议陈友谅兵分三路直取应天,与自己在城西江东桥会合,以喊“老康”为暗号。陈友谅高兴万分,并问桥是石桥还是木桥?答是木桥。陈又请老门房转告康将军,他将亲自带领一路军队至江东桥与他会合。
老门房归来,朱元璋在搞清陈友谅的布置后,便在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顶设指挥部,确定以举黄旗为伏兵出击的信号,除安排守城力量外,分兵两路,以康茂才和徐达带领重兵在江东门外设伏,并连夜将木桥改建为石桥;调胡大海率奇兵进袭广信,捣陈友谅的背后。万事俱备,就等陈友谅自投罗网了。
求胜心切的陈友谅日夜兼程,自带主力赶赴江东桥。到桥头一看,不是木桥而是石桥,始觉受骗,大吃一惊,锐气挫落一大半;连忙高喊“老康”,无人回答。正在胆战心惊犹疑之时,忽见山上黄旗招展,顿时伏兵四起,陈友谅措手不及,主力很快被击溃,还被生俘两万多人。因为退潮,陈友谅水军舰只搁浅,全部作了俘虏。朱元璋乘胜西下,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陈友谅不服输,决心报应天城下之仇。当年九月,遣将又把安庆攻下,力图再次东下雪耻。朱元璋得讯后大怒,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西伐,亲自统率大军,一鼓作气攻下安庆、江州。陈友谅为人忌能护短,自从杀徐寿辉夺位后,原徐寿辉的将帅不服,因怕被杀害,纷纷投奔朱元璋;没有投奔的,也心怀异志,出战时不肯出力效死,所以不堪一击。江西全境和东南角,很快便被朱元璋占领。陈友谅自己逃往武昌。这样一来,几年来陈强朱弱的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朱元璋已具备了与陈友谅决一雌雄的实力。
至正二十三年六七月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大规模水战,双方参战人数总共达8O万之多,两军苦战36天,最后以朱元璋得胜,陈友谅败亡而告结束。
轻敌的陈友谅,以几十条大船用铁链连在一起,迎战朱元璋小船组成的活动船队。而朱元璋恰好凭自己的船小,又能单船行动,操作灵活,进退自由的长处,不断用火攻的办法进攻,令陈友谅难于防备,拙于应付。
陈友谅见朱元璋的小船组成的船队在湖面上零零落落,散布一片,便指挥着舰队如老鹰捉小鸡般地向小船群猛扑过去。朱元璋则不慌不忙的挥动旗子,指挥小船立即四散。这样你来我散,你去我扰数十天,搅得陈友谅又气又急,焦躁万分而又无可奈何。后来,陈友谅改变战法,变一口吞为慢慢吃,改驱赶为炮轰,朱元璋也改激将法为实战法,即当自己占上风时,及时组织火攻。因此,湖面上两军相搏苦战,互有胜负,双方死伤都很大,但陈友谅孤军深入,接济断绝,最后几乎弹尽粮绝。
为此,陈友谅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右金吾将军主张烧船登陆,直奔湖南再作打算;左金吾将军则主张继续打下去,认为死里求生必胜,结果已丧失信心的陈友谅同意登陆逃走。左金吾怕被处死,散会后便带领自己的队伍投降了朱元璋,右金吾将军看到陆上已被封锁,前途无望,随后也赶来投降。七月二十一日,陈友谅带领余下的部队在凌晨出发,向湖口方向开去,发现一片白船在前拦截,急掉头后退,后面又是一片白船等着,在前后夹击,四面受敌中,全军溃败,陈友谅也被飞箭射死。败兵载陈的尸体和太子陈理乘黑夜靠岸登陆,连夜护送武昌,从而结束了这场大决战,朱元璋大胜。
二月,朱元璋率大军西征武昌,陈理投降,建立湖广行中书省。到年底,陈友谅的汉国疆土,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以北,辰州以东广大地区,尽为朱元璋占领。
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张士诚。
朱元璋战胜张士诚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张士诚江北淮河流域的地盘,这一步,自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月至二十六年四月,用了半年时间,便攻克了今苏北和皖北的通州、兴化、盐城、泰州、淮安、徐州、宿州、安丰等地。
第二步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张士诚在浙西的地盘,这一步,自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到十一月,用了三个月时间,便先后取得了占领杭州、湖州的胜利,从而实现了三面包围平江的态势。
第三步是夺取平江城,实现消灭张士诚的最终战略目标。
围困平江的战役,自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吴元年九月,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以胜利结束。张士诚面对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状况,组织数次突围又均遭失败,负气斗狠,决心与城同存亡。朱元璋在一次次劝降失败之后,最后下令全面攻城。城破后,张士诚亲自带领亲兵进行巷战,最后见败局已定,便一把火烧死全家大小,然后自己上吊自尽。门外部将见其府中火起,撞门而入,救下了张士诚。此时,朱元璋的军队也已赶到,便将张士诚活捉,由水路解往应天。在船上,张实行绝食,并且始终一言不发。到应天后,朱元璋问话也不答理,还痛骂李善长,被乱杖当堂打死,吴国彻底解体。
朱元璋雄心勃勃,在灭了张士诚后,马上部署南征、北伐的大计。当时他统治的地区,占有汉水下游和长江下游这块中国领土中最肥沃、物产最丰富、人口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当时的南中国,军事形势是:浙东为方国珍的势力,以四川为中心的地区为西系红巾军的夏国,明玉珍之子明升占领,其它均为残元势力: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福建是陈友定,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
以庆元(今浙江宁波)为根据地,称雄浙东达2O年之久的方国珍,朱元璋在取得平江一役灭吴国之后,便顺手牵羊,于吴元年九月派汤和、朱亮祖带领大军直取庆元并台州、温州,方国珍败入大海,又被廖永忠水师所败,只好向朱元璋投降,浙东为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分析了形势,决定再向福建和两广进军。他兵分三路向福建进发。三路大军很快就把延平包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城破,陈友定与同僚诀别,服毒自杀,未死被俘,被解往应天。朱元璋坐堂责问何去何从,陈友定厉声回答:“国破家亡,一死而已。有何可说!”朱元璋便下令立斩陈友定及其家口。接着,朱元璋又用了8个月的工夫,福建全省就全部占领为己有。
对待两广,朱元璋也用老法,分三路进兵。洪武元年六月,靖江被攻下。七月,广西平定。至此,两广全归入朱元璋的版图。
中国北部,仍为元朝统治区。但情况复杂,在中央,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并日趋激化;在地方,军阀割据,火拼不绝,争军权,夺地盘,内战不断。宫廷内阴谋政变频繁与军事将领公开内战形成配合,打得不可开交。朱元璋便乘机开展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增强实力。在解决南方之后,就部署全力北伐了。
1368年,朱元璋委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领主力25万大军北上,渡淮河北取中原。
出发前,朱元璋发布告谕,向全军重申军纪,阐明北伐的意义,号召将士们在行军打仗中要爱护百姓,不许烧杀淫掠,早日消除战乱,平定中原。同时发布文告,指出元气数将终,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号召民众切勿逃避,共同推翻元朝统治;打出复兴道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旗帜,进一步表明朱元璋的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转变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这一文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北伐军所到之处,大部分州县开城投降,不战而克。首先取得山东的胜利,接着由山东取河南,开封不战而降,进而全省平定。冯胜部奇袭潼关得胜,堵住了关中元军增援大都的门路,完成了东、南、西包围大都的战略布署。
元顺帝知道援军来路已被割断,孤城难守,害怕被俘后落得北宋徽、钦二帝的命运,便乘明军尚未形成包围的良机,于当月二十八日半夜,领着后妃和太子逃出大都,直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而去。八月初二日,徐达统军进入大都,元朝统治达97年的历史结束了。朱元璋下令将大都改为北平府。
徐达根据朱元璋先剪枝叶,再刨树根,后平全国的战略决策,马不停蹄地移兵进取山西、陕西。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用了一年时间,便取得了西北的胜利。
元朝虽被推倒,但元顺帝在上都仍保持完整的政府机构和元军的主力。因此,从徐达举行西征后,元军又乘北平空虚,曾先后两度偷袭。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直捣上都,元顺帝北入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从此元顺帝打消了重回大都的念头,在洪武三年(公元137O年)死去。
1368年,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
历经十六年戎马生涯之后,41岁的朱元璋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摆在他面前的大明天下,是经过长时间战争破坏,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为了巩固统治,长治久安,朱元璋竭尽了全力,施展着自己的才能。
首先,他以强有力的手段加强法制,重建起封建的社会秩序。
早在建国前一年,朱元璋就令李善长制定明朝法律《大明律》,要求条文比《唐律》简要,处罚则严于《宋律》。至公元1367年正式颁布。全书46O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在处罚的严酷上大大超过《唐律》。
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对于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决不手软。曾三次编出《大诰》,汇集了一万多件案例,作为惩治贪官污吏的范例。朱元璋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法不行,无以惩治”的道理,在守法上,他还可以称得上身体力行。建国后,朱元璋仅有的亲侄儿朱文正因散布不满情绪,在外违法乱纪,仅管是自己的义子,也不留情,下令废了他的官职。引导他投奔红巾军的同村好友汤和,有一位姑父,自以为有开国功臣汤和为靠山,隐瞒土地,不向政府纳税,朱元璋查获后坚决处死。他这种对于违法乱纪行为的处治,一扫元末官官相护,腐败的政风,对推动明初法制的贯彻,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改革政治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
他撤消了中书省机构,废止丞相一职,结束了我国延续2OOO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执政。他提高六部的地位,直接对皇帝负责,各自独立处理本职政务。另设五品内阁大学士为皇帝处理公文。在六部之外,另设都察院,进而健全了君主专制的监察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公元1382年,朱元璋专门建立特务机构锦衣卫,作为自己的军事侍从,下设镇抚司、监狱和法庭,受皇帝指令从事侦察、缉捕、审讯等活动。
第三,采取坚决而严酷的措施,压制富豪,惩办贪污。
经常标榜自己出身贫民的朱元璋,亲身体会到人民抗争是由于官府和地主豪强残酷压迫和剥削所促成。因此,他在坚决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多次召集富豪训话,警告他们不要为富不仁,不准胡作非为,同时又要他们支持新朝,充当各地的良长,为新朝服务。苏州巨富沈万三,朱元璋就令他出资修建南京城的南半部。公元1393年,因蓝玉案的牵连,沈万三又遭没收家产,充军云南的处治。
朱元璋十分痛恨贪官污吏。有一次他外出视察,查出一个县官的贪赃劣迹,处死后,剥下人皮,体内塞进稻草,把它挂在公堂之上,给下一任县令作镜子,令其触目惊心,不敢再胡作非为。他还专门下令,老百姓可直接投诉各地贪官,凡贪污在6O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不论是谁,一律处死剥皮。这一酷刑,的确收到了一时的实效,但仍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对此朱元璋也大惑不解。其实,贪赃枉法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结果,是严酷刑罚所不能尽除的。
第四,继续征战,削平割据的残余实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新朝虽已建立,但事实上远未实现全国的统一。在北方,元朝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在南方,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仍然存在,云南为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大理土著段氏控制并忠于元朝。朱元璋没有满足于登上皇帝宝座,仍继续指挥全军,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公元1372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率军包抄,实行武力迫降,夏亡,四川归于大明。公元1381年,明朝军队进攻云南势如破竹,梁王自杀,云南平定。朱元璋设布政使司进行统治。
北元势力强大,朱元璋先后派兵与元军征战二十年,收复辽东、漠南、甘肃及哈密地区,减轻了元军对中原的威胁。
人们常说,朱元璋治国的作风是宽、猛结合。这里所指的,是说朱元璋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以“猛”治国,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四个方面,而在经济上,他采取的是“宽”的策略。这些,是与他的出身和经历分不开的。
贫寒的出身和战乱的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新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以经济繁荣、民众富足为前提,他深知长期战乱之后,不能涸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决定实行安养生息的方针。
在朱元璋大力推行“安养生息”的国策之下,经过近3O年的努力,出现了人心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铲除异己维护帝系图万世
大凡帝王多疑心。他们总要为防止有人夺位谋权而倍加警惕,甚至扩大打击面也在所不惜。作为一代明君的朱元璋,也未能逃出这一历史的必然。
朱元璋在16年中由红巾军一名小卒而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善于团结周围人群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随着队伍的强大、事业的发展,队伍内的权力之争也就日渐展开。本来很能团结人,并以机智、稳重著称的朱元璋,也日渐变得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进而对部属产生疑忌,造成下属不满,祸根蔓延。
朱元璋登上了皇位,对一切问题的思考、认识和判断,都离不开自身皇权的巩固。邵荣、谢再兴的教训,更使得朱元璋不敢委任非嫡系成员为地方镇守官,而决定采取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封第2至第1O子为亲王。命二子秦王朱樉就镇西安,三子晋王朱枫就镇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就镇北平。26子中除九子、二十六子夭折外,其余均分封至全国各军事战略要地,力图用血亲控制全国。其中以秦、晋、燕三王力量最强。朱元璋满以为把军权托付给儿子,就可以放心了,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由于儿子们权力过大,造成了自相残杀。他死后不久,自己亲定的继承者建立政权就为燕王倾覆。
朱元璋在反元战争中,先后形成了支持自己事业的两支得力的势力。分别是以李善长为中心人物的淮人官僚集团,以刘基为领袖的浙东集团。朱元璋处于二者之上,以导演兼仲裁的角色,坐收集权之利。
在朱元璋出巡期间,洪武元年八月,他委托李善长和刘基协助太子朱标处理朝政。刘基认为,只有严肃纪纲,才能保证国家安宁。因此一旦发现违法乱纪的,一律报告太子处之以法。这期间发现了李善长的亲信僚属李彬的犯法事件,刘基不听李善长的求情,在报告太子后将李彬处死。本来就是淮西集团眼中钉的浙东势力,从此更成了铲除的对象。
朱元璋从开封回到南京后,李善长等人广进谗言,诋毁刘基。刘基也就顺水推舟,以老、疾为由告老引退。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后,仍寻找由头攻击刘基。最后以刘基为在“地有王气”的谈洋地方建墓与平民争地的事,说动朱元璋下令剥夺了刘基的岁禄。刘基赶回南京向朱元璋谢罪,眼见胡惟庸横行,很快便忧愤成疾。胡惟庸伪装关怀,差人送药,刘基服后病情加重,回老家后一月便死去。
明初统治阶级最高层的内部斗争,集中表现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矛盾,朱元璋采取软处理的办法,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让他回老家作罢。结束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则是朱元璋对胡惟庸事件的处理。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侄儿李佑的岳父,由于李善长的提携,由帅府奏差起家,一步步升到中书省丞相,随着地位的提高,他便本性暴露,直到窃权乱政,为所欲为,甚至企图内外勾结,颠覆朱元璋的政权。洪武十三年,阴谋被揭发,朱元璋当机立断,不仅处死了几个主谋,而且宣布撤消中书省和丞相,下令永远不准复设,将行政权力全收归皇帝。胡惟庸被杀后,他的乱党、乱政、叛国的罪行不断被揭发,有关系的官员也一一被揭出,朱元璋趁机大开杀戒,送了一批开国元勋上断头台。
如果说胡惟庸事件,是君权战胜相权的斗争,那么蓝玉案件,则是君权与将权的斗争。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作战勇敢,屡建奇功,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但他慢慢骄横起来,甚至连朱元璋的命令也有所不听。屡受朱元璋斥责后心生异志,串连景川侯曹震等人,企图在朱元璋去先农坛举行“籍田”仪式时举事。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侦破并告发,朱元璋立即拘捕蓝玉下狱,进行跟踪清查,先后斩决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等,并著《逆臣亲》诏告天下,株连灭族达15OOO余人。连同胡惟庸一案中所诛杀灭族的3OOOO余人在内,二案共杀戮45OOO多人。再加上二案之外先后被杀的功臣,十三年用鞭子打死的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十七年以犯禁罪处死的临川侯胡美,二十五年以暖昧罪处死的江夏侯周德兴,甚至连屡建战功的亲侄儿朱文正也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死,至洪武末年,基本上搞光了开国元勋。至此,朱元璋也就放心了,自以为大权不会旁落,他的决策可以贯彻始终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初十日,“素少疾病”的朱元璋,“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在会议上突然发病,含笑死去。终年7O岁。6日后葬入孝陵。
纵观朱元璋7O年(公元1328年—1398年)历史活动的内容及其实质,对朱元璋其人其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首先,朱元璋在我国长达2OOO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唯一的一位出身于真正平民百姓的皇帝。只有他是历经贫困,吃尽人间的苦,甚至出家为僧求得活命的皇帝。
第二,朱元璋之所以会由红巾军的一员反封建斗争的小卒,最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统治全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一事实说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只会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第三,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并非天生的,而是在长期浴血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人物。如果没有在反元战争与群雄角逐中斗智斗勇的磨练,朱元璋就不会有纵横捭阖的技艺、洞察全局的眼光、决战决胜的本领、治理国政的才能。
朱元璋也有他的黑暗面。他和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为了确保朱家的天下世代不变,对敢于反抗的人民便进行无情的镇压,对于知识分子则采取严格的思想控制,如推行文字狱等、实行集权政治、特别是猜疑和杀戮大批开国功臣并株连无辜、独裁思想恶性发展等方面也超过了前代君王。
朱元璋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从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到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著名皇帝,真可以说是“忧危积心”,辛劳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