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和征服在推动全球化上往往扮演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角色，它同样是推动全球化的大动力。即使这一历程充满血腥和野蛮，我们也不应忽略它对全球化的正面贡献。今日中国香港的成绩似乎就是一个佐证。
侵占和征服在推动全球化上往往扮演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角色。由于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19世纪上半叶，它被英国人相中，不惜以鸦片战争来从中国满清政府手上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从此，来自全球不同角落的各种因素，英国商人、印度鸦片、中国茶、新大陆日益减少的白银，在这个占地26平方英里的高地上集结，甚至一度成为渔民和走私者抵挡风暴的掩蔽所，从而催生了一个全球化的香港。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香港则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外贸，一跃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如今的香港，光彩照人，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帮助东亚融入一个不断扩展的金融与贸易网络。商品堆满了百货商店，也有真正全球化的饮食。这些都使香港成为一块旅行者的圣地。《韦氏词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使（事物）在范围或应用上成为全球性的”，而香港就是这一定义的经典范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利民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典范。
香港有如此殊荣，除去它本身的优势外，不能不与国家征服和侵占挂钩，而这通常是国家首领的个人意志，他们通过创造一种武力庇护下的帝国，企图在尘世建立神的王国、追求功名利禄以及救苦救难的普世政治心愿。
国王的面具公元前16世纪出土于迈锡尼武力和资本令人类的全球化史染上了血腥和残暴的底色。这个早期的迈锡尼国王的黄金面具发现于迈锡尼的第五座竖穴墓中，用单独的一张锤锻金叶制成，有一种令人恐怖的美感。其实迈锡尼并没有自己的金矿，这些巨大的财富都是通过商贸和战争取得的。在这些欲望的助推下，从公元前3000年第一个帝国阿卡德的萨尔贡建立，一直到横跨亚欧非的宗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从蒙古君主成吉思汗到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历史上有无数的首领南征北战，和那些航海家一样，甚至于倾其一生，远征、占领，将大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与语言的人类族群纳入他们的麾下。
帝国发挥了“遗传因子混合器”的作用。他们不仅骁勇善战，在治国上也不乏谋略之处，在传播先进、文明，传播宗教，推动长途贸易上有卓越功绩。在帝国的版图内外，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不断铺设，语言与动植物的种类不断散播，知识与科技开始结合并且成长。
当年古罗马时代自有其统治下的和平，今日仍然不缺这种由大国倡导下的和平，譬如世界几个主流大国就肩负此种职责。
在武力征战的同时，思想界从来不乏护道之音。柏拉图对希腊语一语独宠，柏拉图认为那些不会说希腊语或者不精通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认为那些不会说希腊语或者不精通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并且指出，这些野蛮人生来便是敌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对它们发动战争甚至将其奴役或斩尽杀绝均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本性即敌人”论说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认为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亚洲人”更应奴役。
除了思想家的论说之外，征战者本身对征战自有一套说辞，或者价值体系。亚历山大自诩是“众神派来的使者、宇宙的抚慰者与公断者”。他认为良善者是真正的希腊人，而行为败坏者是真正的野蛮人；他希望征服坏人、团结好人，以此来实现“天下一家”，意为“团结体”或“和谐体”：他希望成为“一个调和、平抚世界的人”——当然只是他权势所及的那部分世界。日本武将丰臣秀吉更是自认为是全世界的君主，对中国和印度垂涎三尺，为了进攻中国，他两度入侵朝鲜，但均未成功，这个野心勃勃的武夫不久逝世，实为郁闷。
而被誉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则担当着“自由引导美国”的重任，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自由引导美国在世界各地横插一刀，名曰为推进民主与人权、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公海自由与航空自由。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波及到世界各地，星巴克、肯德基、可口可乐，美国的品牌产品也无处不在，有批评人士说，“美国就像一个俯视全世界的巨人。”“不论是极盛时期的罗马，还是独霸全球经济时代的英国，都不曾拥有如此直接、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力。”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国化而已。
而不论如何，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最起码现在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撼动的，英国作家、工党政治家哈罗德·拉斯基对这个帝国性大国不得不服：“美国就像一个俯视全世界的巨人”，“不论是极盛时期的罗马，还是独霸全球经济时代的英国，都不曾拥有如此直接、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力”。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这一古老的传统，最终被美国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绵陆地国蒙古对外扩张的动机反而很单纯，为了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他们必须离开惯常的放牧区域。对此，有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气候所致，1175—1260年，蒙古的年平均气温迅速持续下降，草原松弛，游牧为生受到威胁，蒙古人只好外拓。为了袭击和掠夺邻国，蒙古各部获得空前统一，也吸收了邻国的文明，使自己成长。
蒙古大帝成吉思汗开始自认为是承受天命来将世界归于一统的。当时的一份亚美尼亚编年史引述成吉思汗的话说：“我们征服天下”，以蒙古法律和税收来“维持秩序，这是神的旨意”。他还说蒙古人有责任“屠灭（对手），摧毁他们的土地，以便使他人在耳闻目见之后心生恐惧，不敢造次”。这其中透露出其“马革裹尸，留名千古”的豪气，当然，也暗藏着深深的危机意识。
帝国扩张的欲望愈演愈烈，物欲似乎是永恒的，黄金和其他“上品”越来越成为帝国发动战争的驱动力，即使主张“天下合同为一家”的亚历山大似乎也不能免俗，他曾因为松香和芦荟而派舰队去征服阿拉伯海上的索科特拉岛。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更是如此，上帝与荣誉可能远在香料和黄金之下。
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之所以有如此之势，也与西葡所走之路一致。1496年3月，热那亚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在亨利八世那儿得到的待遇就是，他和他的子孙“不受节制地总览（揽）全权，向东方、西方和北方的所有海域、地域与海岸航行……作为我们的封臣与总督、将官与钦差，在那里征服、占领与守卫。此行发现的所有村镇、城堡、城市、岛屿与大陆，均归于我们的名下，并享有统治权与管辖权”。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自由主义的盛行，英国开始把自己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为解放而战，据研究发现，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存在于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8%的男性人口的DNA里。声言全人类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团结体，厚颜无耻，可见一斑。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扩展了世界的视野。成千上万的希腊人为此抛妻别子，迎娶外邦女子，在其帝国的遥远角落充当士兵或行政官员，开始新的生活，由此开始的活动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尽管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全球帝国和人类的兄弟联合体，但用威廉·汤姆的话说，他的帝国只留下“一个毫无活力、奴隶遍地的世界”。
蒙古帝国对遗传因子混合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暴力方式促使突厥人种扩展到地球的三个角落——中国、印度和中东。今天看来，征战给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将带来的快乐近乎于变态：“斩尽仇敌，驱其于马前，尽夺其所有，视其至亲之人以泪洗面，将其妻女揽入怀中。”大肆屠戮男子与儿童，广纳妻妾，给这一地区的遗传地图烙下了深刻的蒙古血统。据一个科学小组对亚洲的研究，发现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存在于该地区8%的男性人口的DNA里。
强迫迁移也发生了作用。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除了狩猎和放牧尚无其他技能，因此它们从所征服的土地上抓获各种各样的技师与工匠。“蒙古军队将译员、抄写员、医师、天文学家集中在一起，按照分配乐师、厨师、金匠、杂技演员与画家的比例分配给各个家族。统治当局将这些知识工作者与工匠、牲畜和其他物品放在一起分配，然后通过商队的长途跋涉或海上航行，运给家族内部的不同成员。”例如，忽必烈皇帝输入了许多波斯译员与医师以及约1万名俄罗斯士兵，将其安置在今日北京所在地以北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文明似乎也把不文明给征服了。
15—16世纪欧洲海洋帝国的崛起，也加快了更为深远的种族融合。每树立一块殖民地，似乎就预示着一次欧洲人种的迁徙。当然，还有源源不断的前来充当劳工和仆役的黑人。不过到后来，这一迁徙却改变了美洲大片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凡其所到之处，其宗族与文化都深深扎下了根基。”
在中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人口中，土著男性遭到消灭，大量的欧洲男性迅速补上，土著女性遂由西班牙征服者在性的意义上同化。
17世纪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贸易移民最终使其演化为大英帝国，而这个帝国的遗产为今日多种族的全球化世界打下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