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们把爷爷奶奶从山上接下来，就好像过年时往大门上贴了一对门神，虽然郑重其事，但也并没有当成多大的事。
“哥、嫂，爸妈接来了。”二叔在门口大喊。
我随着我爹我娘走了出来，看见了爷爷奶奶，他们还是老样子，个子出奇得小，手拉手站在一起，就好像不论在哪儿稍微地停上一会儿，脚就会陷到地底下，而他们的表情与这种境况十分配套，一副不言不语的多年的无可奈何。
“爸、妈，屋里去。”我爹我娘一起躬身。
爷爷和奶奶一起拔出右脚，向前迈步，步幅很小，但非常整齐，众人鱼贯而入，填了半间屋。
这次接爷爷奶奶下来，是为了建军大哥娶媳妇的事儿，连远在上海的三叔三婶也一并要过来。爷爷奶奶已经三四年没下山了，他们号称要在山上种树，但据二叔说，爷爷什么都不干，没事就在山梁上坐着，手里拎着他的那个黑罐子，里面装着哥儿几个轮番给他去打的、每日定量二两的老白干。奶奶则门也不出，想起来了做顿饭，想不起来就打发他到别人家吃点儿，她自己很少吃东西。
爷爷还是老样子，自我记事起他就是这个样子，两只眼睛整天都是水花花的，他流很多眼泪，多了就用袖子抹一下，老是一副痛苦的表情，不说话，不论看哪儿都要盯上好半天再眨一次眼，所以他总是流眼泪。当然，他还没有鼻子。
爷爷的鼻子是弹片削掉的，在别人有鼻子的地方他只有两个表示着遗憾的洞洞，冬天太冷的时候他会在鼻子上包一块毛巾，平时就这么敞着，他告诉过别人：这样痛快。
我们这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只有爷爷去过人民大会堂，他还从那里带回来一个小黑罐子，据说是装花雕酒的，不过他就去过那一次，回来后就住在村里，再后来就搬到山上去了。
等我进去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已经被摆到炕上去了，他俩盘腿坐着，就好像数年来从未离开过，甚至从未改变过姿势似的。爷爷的腿中间夹着那个黑罐子，罐子的口上拴着一条花绳，挂在他脖子上，他不时地举起来咂上一口儿，没人知道他是否每次都喝着了。
爷爷的辈分相当高，说起来全庄子的人有一大半都是他的后代，连我这样的差不多都当了爷爷了，三牛家刚生的那个娃娃比我低两辈。而且爷爷这一辈的人他是最后一个，是活祖宗，没人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反正十年前他就自称八十八岁，今年问他，他还是八十八岁。他不在乎这个。
奶奶肯定比他小很多，三叔是奶奶生的，爹和二叔则不是，爹比三叔大将近二十岁，三叔比我大不到十岁。生爹和二叔的那位我的亲奶奶死的时候很年轻。对于我来说，这些事都是糊涂账，妹妹更是糊涂，建军哥可能多少知道一些，不过他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的，我敢打赌他在听这些话的时候多少还会显得认真一点是因为他根本就懒得把头挪开。
爷爷奶奶已经接下山了，大家都在商量明天接三叔的事儿。三叔在上海工作，这是件了不起的成就，他还娶了上海的媳妇也就是三婶，虽然听说三婶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湖南人，对于湖南蛮子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但至少也没有什么成见，况且她也在上海工作，和三叔同样了不起，所以万万不能用我家的农用三轮去接，搭上花棚子也不行，这是二叔的意见。二叔家的三轮比我家的旧，跑起来不仅发狂般地咳嗽喷黑烟，还哆哆嗦嗦的，不稳当，庄子里的人取笑说，他给他家的车烧的是酒精。
他们全都想让三牛的爹主动提出用他家的小货车去接，可三牛他爹就是不接茬，这里面多少牵扯一个费用问题，到县城得四五十里地，而三牛家和我家只是远房的什么亲戚，和我同辈，但爹和二叔向来没和他论过辈分，一直客客气气，他今天也主要是来看看老祖宗——我爷爷的。所以当爷爷霍地一下从炕上站起来，就像从原地蹦起来似的，又接着走下了炕向门外走出去时，大概所有的人都以为爷爷生气了。成年男性们不得不一起起身，诚惶诚恐地跟在爷爷后面，自然而然地依大小排好了顺序鱼贯而出，等待接受他老人家随时发出的训斥。
爷爷又瘦又小，昂然而出，每走一步都似乎要在地上踏出一个半寸深的脚印，后面跟着的人躬身屏息，双手几乎垂到了膝盖，愁眉苦脸，不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骤雨。
这时爷爷已然走到了东墙根下，面壁而立，一言不发，后面的人也同时站住，显然爷爷已经怒极。当时的场面十分尴尬，每间屋子的门扇后面都躲着好几个女人伸长脖子往外看这些当家男人多年来的头一回狼狈，当然了，此时必须有一个人带头做深刻的自我谴责，事情才能继续，于是我爹上前一步。
“爹。”我爹说，“您……”“嗯。”爷爷说。
然后爷爷就哗哗地撒起尿来。
等到所有笑疯了的人都差不多笑不动了的时候，爷爷才系好裤子转身，看都没看那些站在他身后的家长们，好像他仍然在山上的树林里，就又溜溜达达地回到了屋里，把那些一路恭送他方便的人剩在了那里。自始至终，只有奶奶一个人坐在炕上一动没动，末了她瘪着嘴说：“老没出息的。”
二
在这儿我还想对自己说两句。我是那种典型的满腔怨言的傻瓜蛋，如果不能马上对自己看着不顺眼的狗屁事情嘟囔上两句，简直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我总是挨打。庄子里的人都已经习惯看见我在井边洗鼻子，把头发搞得水淋淋的，衣服也是乱七八糟的。
一个天生长着一张臭嘴的人永远管不住自己的臭嘴，这就是我被叫成臭嘴的主要原因。而臭嘴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牢骚要发，总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比如第二天中午，看着三叔三婶在阔别多年后又重新回到庄子里，村里人群情激动的那个德行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俩根本没坐三牛爹的那辆破车，而是雇了县里的一辆红色的出租汽车，三牛爹拉的是他们的行李。与其说是行李，不如说是救济物资，他们大概把全上海他俩能认识的人家里的垃圾全弄来了，据我爹说三叔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可这回他的出息大了，要不然就是三婶，都说南方人能吃苦，没想到城里的南方人也这么能。
三婶就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甩了一下头发，登上了小货车，叫了一声：“乡亲们！”乡亲们就围了上去。同样的这一群人刚刚为三叔拍给出租车司机的一张红灿灿的百元大钞直咽唾沫，这时就知道来了好事，自1946年土改后还没人这么公开地在场院里乱分东西。
建军哥正忙着让乡亲们排队，这一刻他有了巨大的权威，我敢打赌如果让他安排这件事的话他肯定要在场院拉上围绳，然后卖票，五毛钱一位，有票的才能进去，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票款会毫不例外地被贪污掉，最后他会说卖什么票啊，都乡里乡亲的，从而把这件出售门票事件从根本上否定掉。
说实话，我们基本上都看傻了，如果把这一车的垃圾以五分钱一件卖掉的话可能需要半个月，但现在是白送，所以不到半个小时就精光了，比二十个壮劳力用那种最重量级的大扫帚扫得还快。三婶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小包，从里抽出一张纸巾，仔细地擦了擦脸，我估计她累得够呛。
接下来，她要是要求把庄子东头的那五棵大树挖到上海去，再在上头系上一条红绸子，红绸子上头写上“大树进城”，我敢说村委会一定没法拒绝。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树进城是件光荣的事情，我们村居然能为这件事做出贡献该是多么幸运啊；另一方面这些乡下的傻瓜蛋没法忘记一句古训：礼尚往来。他们白拿了人家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又没人要，所以只好送大树了，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尊严嘛。
所以说，我对我爹所说过的千言万语都当是耳旁风，只有一句记得千真万确，他说，报纸是个坏东西。
我老看报纸，我们学校有个报栏，我老看，一字不落。上面说了所有的事情。我和这样的坏东西打交道，所以我是有名的臭嘴，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童叟无欺。
三叔三婶送给建军哥的结婚礼物不是现款，而是一架数码照相机，这让那个要开始新生活的家伙非常失望。从这件事上，我对未来的嫂子充满了同情，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只是由于与生俱来的该死的善良才把自己交给了一个该死的笨蛋，这件该死的事情是我唯一不愿多谈的事情之一，这是个该死的语法错误，为了该死的高考线我得多加注意。
关于我的建军哥哥没有更多的话要讲，这个该死的家伙要结婚了，娶的是个好姑娘，这足以让所有还想好好地把自己的生活过下去的人丧气。他的主要特点是现实，这个特点可以让任何多少有一点脑子的人产生把“现实”这个词改成“后现代”或者其他的什么狗屁玩意儿的念头。“现实”这个词的堕落比所有的东西堕落得都快一千倍，这就是我的看法，虽然现在我的任何看法仍停留在狗屁不通的水平上，但我仍是这么看的。
他们送了我一台手提电脑，这个词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我见过电脑，那是我们学校的摆设，但这一下来了一台手提的。三婶说：“听说你是家里的捣蛋鬼。”她非常可爱，说我是捣蛋鬼，这一下子使我原谅了她乱送垃圾的暴行，但她接着说：“你上过网吗？”这要了我的命。
我不能因为他们送了一台四角发白的手提电脑就全盘缴械，这东西基本能用，不然他们不会费事把它带来的，整个晚上我都在找机会给它通上电，但我爹就是不出门，他对戳在爷爷奶奶面前不动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当然他还有其他方面的兴趣，比如极其不喜欢电器一类的东西，除电灯之外。他嫌这些东西浪费一种叫电的必须付钱的玩意儿，谁也无法让他改变主意。
三
建军哥的婚礼定于“垃圾大派送”活动的第二天举行，他们像所有的乡巴佬一样，请了个戏班子。其实这个戏班子不会唱任何戏，也演不出什么节目，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他们，准确地说他们憋足了劲儿到乡下瞎胡闹，就是为了顺便搞几个零钱花一花。一共只有四个人，全是小矮个，矮得出奇，人要是只长这么高多半人就以为这也是一个节目，我想他们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不用再费心编导或是学表演什么的了。
长话短说吧。我自一大早被敲起来后就一直忙于放鞭炮。鞭炮一共是两挂，必须按时按点地放，几个月前就敲定这活儿是我的，所以一大早把我敲醒之后，两大挂鞭炮就像“十月革命”中俄国水兵的子弹带一样堆在了我的身上。从这时起我就得一直拿着它们等着，等人家叫我去放炮，而我妈不仅不许我进厨房，还搜了我的身，禁带火种，不许吸烟。
三叔三婶在外面闲逛，他俩重新换过了衣服，让爷爷以为他俩是新婚夫妇。爷爷仍然拿着他的那个瓶子，每走两步，就哆哆嗦嗦地往嘴里倒上一会儿，也不管有没有倒出来，反正他的口水、眼泪总是一塌糊涂，没人知道他到底是醉了还是醒着，我是说自打我知事起就从来没弄清楚过。这时爷爷碰见了他俩。
“嗯？”爷爷说。
最要命的是三婶从不管爷爷叫爹或叫爸，而是跟我们一起管爷爷叫“爷爷”。
“爹。”三叔说。
“爷爷。”三婶说。
“嗯？”爷爷说。
我的身后至少跟着二十个那种拖鼻涕的小孩，我现在是他们最敬重的人，因为我可以亲手点燃那些鞭炮的捻子。除此之外，他们随时准备把这个世界掀个底朝天，光凭着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就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不打算尊重你，而你又不是那种能够把他们抓住狠揍一顿的英雄好汉，那你就只能忍受他们直到他们厌倦了你为止。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准备好好戏弄一下三叔三婶，于是三婶一说爷爷，他们立即发一声喊，“噢……爷爷”，然后装作可笑得不得了的样子，开始在地上打滚。
三叔皱起了眉头，三婶吃惊地掩起了口，看着这帮傻瓜蛋捣乱——他们搅起尘烟来，绝对比张飞在长坂坡干得出色得多。
爷爷盯着三婶，所有的捣蛋鬼都在他的身后，都是他的子孙，他就像个带头的一样半举着酒瓶半张着嘴，眼泪鼻涕什么的一应俱全，迟疑了半晌，好像他即便已经是一个老糊涂了可是他们也不应该这么糊弄他。然后他转向三叔，说：“新娘已经来了吗？”
“没有。”三叔说。他的声音实在太小。旁边又围上来了一些人，准备好好瞧瞧这场热闹，为此他们喝散了满地打滚的各位健将，平息了一场骚乱，背着手注意观察着位于中心的爷爷、三叔和三婶。
“这是谁？”爷爷又问。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三婶，固执地把她当新娘看待。三叔非常窘，脸一下子就红透了，他的双手一直插在裤兜里没拿出来，这会子只会拿脚尖踢地。
“这是您三媳妇啊，老爷子。”旁边有人帮忙。
“三媳妇？”爷爷说。他又举起了酒瓶准备放进嘴里，可惜又一下子放了下来。
“好。”他说，“三媳妇好。”“三媳妇漂亮！”旁边的人说。
“是啊……”爷爷点着头，“漂亮。”不过他老人家马上又接了一句：
“不知谁家这么好的福气。”
我敢打赌这些人要的就是这个，他们整天把手插在袖筒里在街上晒太阳，为的就是时不时地能碰上这样一件事好让自己好好地开开心。三叔气得发疯，拉着三婶就走，回到他们的房间再没出来。我挂着那两串“子弹带”一直在附近溜达，这毕竟是个婚礼的早晨，好多事情都准备开始。
情况是这样，全庄子有一半的人围在二叔家的院子外面，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搬来搬去，满头大汗，并且把做这个当成了天底下的头等大事。另一半人在村委会前面的空场上搭戏台，他们借到了包工头王二家的全部设备——钢管、竹板以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王二自然成为总指挥，他搬了把椅子坐在下面大喊大叫，就像他整整一年中所做的那样，相对来说，这里的效率比较高，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把台子搭好了。迎亲的人在我起床前就出发了，这些事情都是几个月前定好的，它们都被执行得很好。
长话短说，新娘子是中午十一点过一点儿接回来的，这个漂亮姑娘被打扮成了一个傻瓜蛋，插了满满的一头塑料花，大冬天露着整条的胳膊，被一大堆人挤在最中间，低着头向二叔家的院子里走去。放过炮我就没事了，我看着这个家庭新成员，她显然哭过，那个为她化妆的家伙一定气得发疯，因为把接近一公斤的各种东西全弄到一张脸上去可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而她最多只把这项了不起的成就保持了一小时。
“她哭了……”
不知什么时候三婶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四处看了一下，不见三叔，他一定还躲在房里。我没说话，在我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时她就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了，可她的命运是在上不起大学之后才展开的，她这样的人不能出去打工，这几乎是共识，如果举行全村“公投”的话，大家都会想当然地以为把这样的姑娘放在城里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平心而论，她嫁给建军哥是件很好的事，以二叔家的条件，还不至于让她在生过小孩的五六年里迅速地枯萎掉，但是她会幸福吗？这是个只有一个该死的臭嘴才会去想的问题。
“咱们进去吧。”三婶说。
我不想进去，接下来他们要给爷爷奶奶二叔二婶以及一些坐在那里的长辈磕头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想看磕头，如果有那么一个合适的情景，我是会欣然地给爷爷奶奶这样的人磕几个头的，那多半是个互相喜欢得不得了的情形。虽然我认定爷爷奶奶他们足以当得起我磕几个头，但我也不愿意有人安排我磕头，从来没人安排三叔三婶磕头，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这事儿，就是这样。
三婶见我不动自己也没进去，我敢打赌她也不喜欢看见磕头。行完礼后就要开始吃饭了，你只要看见一大嘟噜乐得连牙床子都露出来的人从门口涌出来，最好赶紧躲开，免得他们像洪水一样把你淹死。
四
等到乡亲们全都吃喝完了，来到场院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大伙儿搀着爷爷奶奶，把他俩让到最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实际上只有三张桌子，爷爷奶奶和村上的领导坐一张，上面胡乱堆了一些糖和瓜子，其他的人如果自己不带凳子的话就只好站着。我仍然和三婶在一起，一直试图让她明白冬季的乡村多么无聊，所以才会找些人来做一些无聊表演，如果这些人所做的也可以叫作表演的话。
他们一共就有四个人，可能还有一个管音响的，也就是一台县里产的那种大录音机，样子挺唬人，一放音就有四十多个红灯绿灯来回乱闪的那种。一开始他们就试图把去年央视春节晚会的节目只要能演的就全演一遍，我看他们一个人能顶得上六十个人，那是说如果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唱歌节目是一百多人伴舞的话，那他们至少就有两个在伴舞。
在他们唱了十首歌、演了十个小品之后，我看见爷爷睡着了。实际上他一直在打瞌睡，今天的酒席上他接受了几乎所有成年男人的敬酒，他还是老样子，眼睛水花花的，看也不看那个给他敬酒的人，端起杯子就干，天知道他到底喝了多少。在来到场院的时候，奶奶给他的鼻子上包了一块布，现在被他扯掉了，他的头晃啊晃，虽然仍举着那个黑瓶子想往嘴里倒，但每次举到胸前就掉了下去。三婶一直在嗤嗤地笑，她主要笑两件事，一是爷爷的醉态，二是台上的拙劣——表演真的到了这么拙劣的份上的确可以达到非常能让人发笑的程度。
这时候台上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有个人走上来说他们要表演一个为今天的婚礼特地准备的节目，请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演员需要化妆。台下的乡亲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哄”的一声，大家都一起掉头去看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建军哥和他的新娘子。
建军哥嘿嘿地笑着，他旁边的那个姑娘连头都不敢抬，更不用说是看节目了，她今天的任务就是摆在这儿让大家看。
过了一会儿，演员上台了，刚一上来大家就都准备笑破肚皮。因为四个小矮个里的一个，扮成个姑娘扭着腰上来了，唱的是“小妹妹我坐船头……”不过，接下来并不是有人接唱“哥哥我在岸上走”，而是一下子冲上来三个日本兵，怪声叫道“花姑娘！”，并开始在台上乱追。
我敢打赌这是今天最好的一个节目，每当那个扮姑娘的想停下来唱一会儿，三个日本人就马上打断他，让他回到1945年以前的现实里去。于是他不得不双手往上一举，尖叫几声，然后跑掉。那三个日本兵演得非常好，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像蚂蚱一样，一眨眼的工夫就蹦上桌子、椅子，以及任何能在上面站一会儿的横杆上，哇哇地喊着，互相之间以全球没人能听懂的日本话交谈，表达着狂喜、懊恼、惊讶、沮丧、羡慕等诸多的情感。
乡亲们像爆炸一样地笑了起来，然后停上一会儿——主要是想听清台上在说什么，再一次笑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笑得像个疯子。
节目的效果好得让台上表演的人都没想到，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经验的话，就会在这时适时地停下来，赶紧把这场追逐演完，给大家留下回味，但可能在他们的舞台生涯里从未达到今天的这种效果，于是他们兴奋起来，不停地追逐起“花姑娘”来。没想到大家乐得再也乐不动了，都站在那里喘息。也许是这反常的静场起的作用，也许周围一直乱糟糟的反而会让爷爷继续他的午睡，不管怎样爷爷突然醒了，他醒了的标志是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发出的一声既惊讶又愤怒的吼声：
“日本人！”
爷爷甚至没有绕过桌子，好像他觉得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他是一下子跳上桌子，又一下跳了下去，从台底下抽了根棍子，像拿了杆长枪那样举着，开始四下里乱转，想找个办法上到台上去。反正以我这里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乡亲们全都愣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爹和二叔跑上去想搀他，结果一人挨了一下，就退在一边，看着他继续四处乱转。
台上的人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道乡亲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们身上了，就准备把节目结束掉，于是那个该死的管音响的笨蛋就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播放键，那两个闪着红灯绿灯的大喇叭里马上吹响了冲锋号。
本来冲锋号一响，日本兵吓跑了，“花姑娘”得救了，节目也就完了，反正我想就是这么回事儿。但冲锋号一响，台上的人在忙着演节目，爷爷却站住了，侧着头使劲地听着。慢慢地，他那两只水花花的眼睛有点来神了，就像你往井里扔了块石头，本来黑沉沉的水面突然多了一圈圈的闪着亮的水波纹，然后爷爷说了句什么，我站得远没听清，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爷爷当时说的是：
“大部队来了。”
告诉我的那个人就是三牛，他笑得浑身都软了，直想往地下一坐了事，我不得不一路把他搀回家。可当时不是这样，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因为紧接着爷爷把棍子往天上一戳，大家才看清原来他是从台底下抽了根钢管出来，我敢打赌全庄子里除了爷爷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大概跟李广射石头的事儿差不多。然后爷爷大喊一声：
“冲啊！”
开始顺着架子往上爬。
这时我爹和二叔以及新郎官才反应过来，跑过去把爷爷抓住，后面笑倒一大片，像是用机枪扫过一样，全都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互相抱着往对方的怀里乱钻，连男女都不顾了。
我家里的人终于按住了爷爷，他老人家浑身哆嗦，脸上仍然眼泪鼻涕什么的一塌糊涂，脖子上的那个瓶子荡来荡去，好像仍在延续刚才的激动。奶奶已经带着我妈、二婶和新娘一甩手走了，虽然略显气愤却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表情。台上的五个人像五根被钉的结实的木桩——他们今天的表现如此之好，可不知为什么又失败了，如果像以前一样的失败可能他们会舒服一点，现在他们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失望。
三婶一直掩着嘴看着发生的一切，不知什么时候三叔站在了她的身边，这种事她看也不看就能知道。当爷爷抽出钢管时她说：
“怎么回事？”
“没什么。”三叔扶了一下眼镜，“我父亲参加过抗战。”
她就又捂着嘴看下去。现在要说一下的是我三叔的大名叫王三胜，他自己后来改成王琛，但自打他告诉三婶他以前叫什么后，三婶就一直管他叫王三胜。然后当爷爷喊了“冲啊”往台上爬时，她尖叫了一声：“我的天，爷爷在干什么？”然后飞快地转过头来看着三叔，眼睛瞪得溜圆：
“王三胜，你的老板就是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