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举家东归。一路舟车行程，颠簸数千里，穿越川、黔、湘、鄂、皖、苏。全家安全无恙，一路福星，到达目的地，当然值得庆幸。
抗日胜利了，终于熬过了那漫长的8年岁月。苦难过去了！全中国沸腾了！小小的南温泉山村也沸腾了！可以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可以和亲人团聚了！人们敲锣打鼓，奔走相告，有的甚至拿着脸盆敲打着拥向街头，跳着、笑着，尽情地倾泻着心中的狂喜，南温泉乡镇的街头，成了喜悦的海洋。父亲、母亲也像小孩一样，抢着我们的鞭炮放。这样一种狂欢的场面，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我仍然记忆犹新，宛如昨日。父亲于1946年8月15日，即抗日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在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写了一篇文章，用他那支生花妙笔，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60年前我们那喜极欲狂的情形。2005年恰恰是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这篇文章是件非常难得的历史文献，把它摘录一段，献给读者：
不是小说
北望斋之一夕
十二点钟了，山谷里少有的事，家家亮着灯火，门户洞开，龙门阵散罢。我衔着一支烟卷，在屋子里不住地徘徊，完了一支再吸一支，除了菜油灯芯，再剔得亮一点，我没有其他的动作，只是徘徊。门外一阵脚步声，她带着小孩子们回来了。她脸上带着比和清一条龙的牌还要高兴的笑，吹着灯笼，一面笑说：“你真成，在家里待得住。”她放下灯笼，在我手上取过烟卷去吸一口。我问：“街上有什么热闹？”孩子们答：“人多极了。”小女儿忘了我的禁条，操着川音：“哪个人把罐罐顶在脑壳上打。”她用十个小手指捧着童发。儿子小全说：“还用说？老王没得啥子耍，拿一口破锅吓实敲，吓实敲！”他不说川话不够劲，两个手还比着。儿子小伍说：“那个外国人真好耍，他伸出两个大拇指，遇到人就叫顶好，乱吼一阵。格老子。”她笑了：“别乱说，该挨揍了。睡吧，半夜了。”我问：“到底怎么热闹？”她说：“其实没什么，就是人起哄。学生打着锣鼓，老百姓家里有什么拿什么出来敲，洗脸盆、铜盘子、破锅，全是乐器。人一群跟着一群，灯笼火把，高举过脑袋，在街上跑来跑去。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小学校歌，打回老家去，发了狂一样，大家乱唱。没有火把，把扫帚点着。还有那个玩票的高太太，也跟在人群里跳着唱，我瞧了都有点过分。孩子们吵死了，要买爆竹，我只好去买爆竹，可是杂货铺里爆竹卖完了。”我坐在黄竹子太师椅上昂着头：“此天籁非人籁了。”她说：“那末，你为什么不发一发天籁？”我道：“我的理智，还定服得住感情。也许今晚睡不着。”“咱们什么时候离并四川？”她笑着问。我取出纸烟，给她一支，自吸一支，我擦着火柴先给她点上，然后自吸。沉默着喷出烟来，“我想得久了，第一个月交通恢复不了，第二个月走，没有我们的份。第三个月，在四川的一切事情，也许结束了，第四月也许可以走。大概这个阴历年在故乡团圆了吧！我见着我的老太太，也见着你的老太太。”她又是一笑，不是比和清一条龙了，在菜油灯下，我想起除了她做新娘子那晚上，没有哪次笑容比得上这次脸上的愉快。
虽然这已是将近20年的年月了。
父亲、母亲都是滴酒不饮的人，但是在那一晚，他们各自斟满了一杯白酒，笑着一饮而尽，脸红了，在菜油灯一闪一闪的照映下，他们充满笑意的脸，辉映出了美丽的红霞。
果不出父亲所料，重庆的机关和下江人，纷纷都在作东归计。《新民报》也拟在内地大发展，除已有的重庆、成都两社外，还将在南京、上海、北平开办新社。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因父亲在北平有人缘儿，又熟悉北平，再三恳请，为了8年患难与共的抗战友谊，打消了到南京恢复《南京人报》的原意，忍痛割爱，将《南京人报》让给张友鸾叔办，自己到北平，创建《新民报》的北平版。这样我们一家于抗日胜利后第三个月，离开了南温泉三间茅草屋，搬到重庆，暂住在陈铭德老伯家，等待东归。
我那年刚刚8岁，从我记事起，就住在山沟里，从未到过大城市，虽然父亲50岁大寿时，报社的父执们，把我们一家接到重庆，不过只有一天，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次不同了，我们在重庆住了近半月，是真的享受了大城市生活。陈老伯的家很豪华，电灯、电话、沙发、卫生间、洗澡间样样俱备，我这个从未离开过山村的野小子算是开了“洋荤”。街上车水马龙，商店林立，稍有印象外，有两件事，让我看到“稀稀罕儿”！第一件是在一家商店门口，看见悬挂着一个木盒子，里面正唱着京戏，而且也有说话，令我称奇不已，左看右看也不知所以，回到家一说，母亲告诉我，那叫无线电收音机，好的可以收听到几千里外北平的声音，我听了以后，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第二件是看电影。因为我从小至今，从没有看过电影，老听人说，电影有多么神奇，一张白布上，可以出现千军万马，人可以说话，可以跳舞，可以上天入地，腾云驾雾，简直是无所不能。所以我对于看电影，可以说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这回来到了重庆，可以了却这个心愿，心里异常兴奋。我在报纸广告栏上，选了一个电影《月宫宝盒》，这家电影院离住处并不远，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我便高高兴兴独自去看电影，按照看戏的惯例，我买了一张“最好”的票，第一排中间位置，不料这个三级电影院，没有银幕，只是用白粉刷墙，而第一排椅子离墙只有二尺之遥，放出来的影像，硕大无比，奇形怪状，因为离墙太近，还得仰头高看，一场电影下来，脖子酸痛无比，回到家一说，父亲、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母亲说：“真是乡巴佬，看电影要坐在后面或是楼上，才看得清，也赖我没说清楚，让你出了一个大洋相！”
由于东下的人太多，轮船票很难买到，飞机票，对于我们这拖家带口的“凯旋之民”，那是不敢问津的，《新民报》就包租了带蓬的卡车，载报馆人东归。在我们即将出发之际，父亲满怀深情地写了《告别重庆》一文：
不知不觉，在重庆躲过了8年的暴风雨，现在要走了，我实在有点依依不舍。以往8年，每在爬坡喘气，走泥浆路战战兢兢余，就常和朋友说，离开了重庆，再也不想来了。到了于今，我不知何故，我不忍说这句话了。人和人是能够处出感情来的，人和地，又何尝不是？嘉陵江的绿水，南温泉的草屋，甚至大田湾的烂泥坑，在我的生命史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在南京失陷，家乡吃紧的时候，我提一只皮箱，悄然到了重庆。重庆的雾和山洞，保护我度过7年的轰炸，重庆的平价米，充了我6年的饥，南温泉的草屋，为我挡了8年风雨。南温泉的山水，温暖了我8年的襟怀。不是这一些，怎样活到今天，我又怎能不加以感谢？
……
我记得我初在本报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新街口是我们的》。这一炮算没白放，今天我回到南京，可以徜徉在新街口，新街口到底是我们的，这是我回去最高兴的一件事。我怀着一腔满意的心情离汗重庆，我是更加高兴地向重庆人告别。再会吧！朋友们，恕不一一登门告辞了。
就在我们等待启程之时，《新民报》的陈铭德、罗承烈和父亲三人，都得到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终于盼来了东归的日子，在离开重庆的前夕，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在细雨霏霏中，渡江投宿在海棠溪的小旅店中。当夜阑人静，父亲独自来到江边，没有打伞，没有戴帽，一任斜风细雨的吹洒，长久凝望着对岸的重庆，在烟雨笼罩中的山城，灯火闪闪烁烁，父亲默然伫立，不作一语，不知他在想什么？不过我却知道他当时满怀感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壮年入蜀老来归，老得生归哭笑齐。
八口生涯愁里过，七年国事雾中迷。
虽逢今夜巴山雨，不怕明春杜宇啼。
隔水战都浑似梦，五更起别海裳溪。
我们乘坐的东归运输工具，是由五辆带篷的卡车组成的车队，《新民报》社包租其中的一辆。车中两旁放置木板、条凳，中间叠摞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网篮、包袱堆在一起，行李狼藉中央，前面还放着三个大酒精桶，人无插足之地，就在这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人挤人地坐在木板条上。本来车中的空气就恶浊，再加上弥漫的酒精味，就叫人不堪忍受。当时的公路本就凸凹不平，车一开起来，上下颠簸，人就像摇煤球似的，忽而东，忽而西的左摇右摆，车行不久，车上人便有晕车的，呕吐的，呻吟的，乱成一团，母亲几乎昏厥。次日同车人将行李重新归整，才算有些整齐的样子，母亲因体弱带着小妹妹坐在驾驶厢的司机旁，这就是给予特殊待遇的头等商务仓了。只有我和哥哥、大妹妹三人，毫不觉得旅途的劳顿，坐在行李堆上，一路上看山看水，开心极了，困了，就蜷缩在行李堆上倒头大睡，一觉醒来，则又是一个新的镇集了。
我们的车队是12月4日从海棠溪出发，穿过贵州省，12月16日到达湖南省衡阳，走了半个月，人也就颠了半个月，到了目的地，骨头都散架了！
川黔湘公路，途经几座大山，山势险峻，风景奇绝。我们的汽车从松坎进入贵州省境内，就要爬越有名的七十二倒拐，只听这名字，就叫人心惊胆战。这一段公路是盘山逶迤而上，山上云雾重重，天地相接，公路沿山崖而上，汽车在崖边盘旋而上，在这七八层的盘梯上，汽车时而朝东，时而朝西，山愈高，雾愈重，汽车一会儿被云层吞没，一会儿被浓雾吐出，抖抖颤颤的爬到最高峰华楸坪，浓雾云团，我们几疑已入半天云上，三四丈外不见人，车队互相按喇叭示意。整个环境，都是在云雾里，车窗外的雾，卷了白丝团，在车窗外跑过，而且云雾里落下了雨点，“卜笃卜笃”，打着车厢响。车子爬过了最高峰，屈曲着绕山向下盘，大约盘过了七八十个屈曲，才有迳直向前的公路，回首望去，山峰已被白云封锁，巍巍地露出些青影，正是“只道出门偏遇雨，不知自入雨中来”。入贵州省投宿在松坎，这是一个小村镇，车停站时，正碰上乡民来赶场，也就是江南华北称之的赶集。当地的百姓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凡是成年男子，一律用白布缠头，并无杂色，赶场的乡民，把狭窄的街头塞得水泄不通，远远望去，只见白浪滚滚，蔚为奇观。从前的贵州旧谚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从街市上交易的商品来看，只是些少数的农产品，一切现代的城市商品，根本没有，从中可以看出旧社会的贵州，的确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在西南还流行一句话：“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倒是旅行贵州旅客必要知道的经验之谈。因为贵州多山，山路崎岖，道路难行，天还未黑，便要投住旅店，又因贵州多雨，翌晨拂晓，便要看天气如何，天公作美，就要多多赶路。所以我们的车队，不管雾如蒸气，也还是赶早出发了。当车经过独峰关娄山关时，公路在两峰夹峙下，如蜿蜓一线，汽车穿山越谷而过，危险已极，父亲说自己平生经过险地甚多，以嵯谷函关之险，和这里比起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贵州的山势虽险，然而风景奇佳，峰峦挺立，层层环抱，兼有桂蜀两地山峦之长，可称得是鬼斧神工，极尽造化之妙！父亲后来根据这一段旅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路福星》，其中是这样描写贵州的山峦的：
虽然，这是冬天，却没有什么落叶子的树。仅仅是绿树丛中，有几丛带了赭红色的树叶，点缀了冬景。这山之外，又是一座山，连串地排下去，全是平地直起，尖峰插天。它不像四川的山，峰峰相连。也不像广西的山，小小独立的峰峦，陷于孤立。它是山下面相连的，而峰尖却各自为政。公路在所有的山峰脚底，像一条线似的，在绿巷子里穿过。车子到了两山极逼窄的地方，抱了山峰猛可的一转，四山之间，显出了一块两亩大的耷场，非常的像大都市旧有的月城。
我们抵达息烽那天正是中午，连吃饭带休息只有两个小时。在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见他的。”父亲想起了和张将军的友谊，为之叹息良久。
经过一路颠簸，车队于8日中午到达省城贵阳，总算是到了一个大城市。刚进城，正巧听到工厂放午休汽笛，我和哥哥、妹妹一听笛声，以为又是空袭警报，吓得要找防空洞。父亲感慨万端地对我们说：“这是汽笛，你们不要害怕，我们胜利了，从此天下太平，再也不会躲警报了！”
在贵阳，我们投宿在贵阳市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环境优美，屋舍清洁，舒适幽静。一路上我们住的都是破陋的山村小店，点的都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桐油灯，寒风习习，破烂的窗户纸，被吹得唰唰作响，父亲大都和哥哥及我，展被于地而睡，这时有了这样好的房间，身心为之一爽。如今，事隔60年，贵阳的市容，我已完全记不得了，但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马车。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很多人说起马车，这次不仅看到了，也坐上了，有些多年夙愿，一旦得尝的感觉。那种马车是轿式的，说是“轿”，倒也名实相符，车身比轿短，又比轿略宽，下面安放两个汽车轮子，一匹瘦小得和毛驴差不多大的马，慢腾腾地拖着这个轿身，一走两三颠，我和哥哥坐在里面，看着外面的街景，真是得乎所以，不亦快哉！
在贵阳，承蒙当地父老厚爱，挽留父亲在贵阳市多作一日逗留，并由他们与车队方面商洽。盛情难却，我们的车队就在贵阳放假一日。至于在贵阳逛了那些名胜，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但我依稀记得父亲指着一座大房子对我们说，吴三桂在贵阳建过皇宫，就是这里。那座房子好像是当时省政府所在地。
在贵州境内，过玉屏县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了，因为父亲告诉我们，这里的箫是最负盛名的了。据说在这县境里，有个地方的竹子做洞箫最好，由头到尾共五个节，每节的尺寸，都长得一样长短。可惜这个地方的竹子，每年只出一二十根。其余的竹子虽然可以做洞箫，就不如这个山上的恰到好处了。当年的玉屏箫，还是贵州省进贡的最好贡品。
父亲在玉屏县亲手挑了几支箫和笛，回到北平，每当晚饭后，月清风和之际，他就在院子里吹上几曲，箫声悠扬，很有味道，比起他的胡琴来，可强多了。父亲不在时，我也在那支箫上胡乱地吹出了声，咿咿哑哑的，感到非常有兴味。
父亲幼年读私塾时，在读过的地理教科书上，有讲述镇远的一课。书上说它是西南咽喉孔道，而且配有插图，以助理解，画的是水怒欲飞，舟逆难行。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有何时一游的憧憬，不过他认为根本不能实现，因为前清时期交通不便，远游云贵犹如登天，不过就是想想罢了。当我们的车队于11日傍晚，于数家灯火中（父亲说实在不能称为万家灯火）到达了父亲心向往之的镇远时，40多年的夙愿偿于一夕，那种喜悦之情难以名状。他匆匆地找了家小旅馆，又急急地吃了晚饭，顾不上喝水，便策杖独行，徜徉徘徊在灯火寥落，细雨如烟的边城小道上，不知他在寻诗，抑或在回忆童年的绮梦？
过了玉屏的龙溪乡，便进入了湖南了。该乡东口人家粉壁墙上，有三尺见方的大字：“湘黔锁钥”，这是两省交界处。12日下午抵达晃县。关于晃县景物，我已完全记不得了，不过有件事，至今未忘，那就是“吃大鱼”。说来可笑，我们在南温泉的乡居8年，经济拮据，生活是很清贫的。我始终搞不明白，重庆是江边城市，稻田水塘也不少，但是不产鱼虾，偶尔有鱼卖，也是价格昂贵。我们家平素连肉都很少问津，惶论吃鱼了，所以我的童年和鱼无缘，真个不知鱼的滋味。哥哥也是不到4岁入川，两个妹妹都是“川娃儿”，更不知鱼为何物了。我们在车上就看见饭店门外悬有尺多长的大鱼，因而刚进旅馆安顿好，就一起嚷起来：“吃鱼！吃鱼！”父亲带我们吃饭时，特点二菜，一为红烧青鱼，一为炒湖南腊肉。可能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鱼，哥哥和我及妹妹，都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荽时间就是汤汁淋漓，杯盘狼藉了，父亲看了不禁感慨良深地说：“抗战8年，我卖文重庆，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但是以今天这顿饭己经获得胜利之一分了。”后来他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晃县吃大鱼》的文章。我们的车队终于在1945年12月16日到达终点——湖南的衡阳。下面的旅程该换车了。湖南的情况，与川、黔不同，可以说是“劫后余生”。1943年湖南的几次保卫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寇的暴行也处处可见。一路行来，满目疮痍，断壁颓垣，触目皆是，衡阳经过了45日的塵战，原有的9万户房屋几乎被炮火轰击殆尽，剩下的不过是几户而己，这些都是日军侵华时留下的罪行铁证！
我们在衡阳等待数日，排队买“车”票。因为我不能告诉读者是什么车的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把这种车归纳到那种车内，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车种”了。从衡阳到武昌应该是粤汉铁路，但铁路己经被破坏，为了及早通车，有关当局，便急就章般地修筑了狭窄的铁轨，而在窄铁轨行驶的车头，是任何人想不到的，乃是把普通的四轮卡车，去掉橡皮轮子，代以凹进去的钢轮，其后引三节车厢，所谓车厢也者，不过是用木板围起，上覆席篷或黄布幔，车厢中设置木板8条，每条规定坐5人，行李则放凳下，没有软卧硬座之分，不分老幼贫富，一律平等。车轮小，其高度距钢轨不过一尺，小孩也可以攀登，有意思的是，此车行驶前也和火车一样要“鸣笛示众”，不过无笛可鸣，只不过像征性地按喇叭，当地交通部门为此车取名“轻便快车”，父亲则称此车为“今古奇观”！
我们22日登车，次日下午4点半到达省城长沙。英勇的长沙军民在抗御日寇的侵略中，竟遭三次大火焚城，焦土一片，全城已是瓦砾成堆的废墟。晚饭后随父母上街，看一看劫后的长沙城，是夕，如烟细雨，迎面扑人，愈见凄凉。商店全是临时搭建的木棚，不过在简陋的商店里，竟看见一幅绣有龙凤的华丽被面，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湘绣，我也算开了眼界。
“轻便快车”行驶三日，12月25日到达武昌，父母带我们去看了闻名已久的黄鹤楼，便去了汉口，下面的行程将是弃车登舟，虽然颠簸数千里，穿越川、黔、湘、鄂，大家安全无恙，一路福星，到达目的地，当然值得庆幸。父亲根据这段行程写了长篇小说《一路福星》（未写完，发表在《旅行杂志》上）和一组散文《东行小简》。
在汉口赶上了1946年的元旦，可能是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吧，热闹极了，耍龙灯、走高跷、放鞭炮、燃烟火，敲锣打鼓，万人空巷，整个汉口市，都沉浸在欢乐中。
在汉口买车、船票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几经周折，最后还是经王耀武先生介绍，才得以乘江亚号轮船到南京，然后再想办法回老家安徽安庆。记得起程那天，狂风大作，长江波涛汹涌，巨浪排天，江亚号停泊在江心，我们一家人乘小木船渡往江心的江亚轮上。小木船在浪涛中时上时下，忽而拥上浪顶，忽而又被掀入浪底，突然一个大浪卷来，小木船猛颠几下，摇摆要翻，小妹妹吓得大哭起来，我也吓得心惊胆战，怕是一命休矣。大浪过后，浑身都被打湿了，好不容易到了轮船上，大有死里逃生的感觉。
江亚号轮是一艘吨位很大的客船，壮观漂亮，我们住在头等舱，条件很好，但这条船被国民党政府征用，运输军队，全船除我们一家是布衣百姓，其余的乘客全都是军人。我和哥哥、妹妹在舱里闷坐无聊，便整天在甲板上玩。船行极其平稳，可以饱览江景。长江两岸风景秀丽，远处青山如画，在云雾缭绕中，忽隐忽现，如梦如幻，近处沙滩洲渚，芦苇丛丛，江鸥逐船而飞，渔舟随浪起伏，白帆点点，飘飘盈盈，晚上，水浪击岸，发出有节奏的冲撞声，闪闪渔火，与岸边茅舍灯光，相互辉映，极富诗情画意。有时父母也到甲板上来看江景，给我们讲大孤山、小孤山的传说故事。船经过安庆时，父亲又激动又兴奋，指着一座面江而立的髙塔对我们说：“这是迎江寺的镇风塔，我们的家就在后面！”他一直凝眸注视着那高耸入云的塔，直到塔和江水合一地消失在远处，他才步回船舱。
到了南京，我们暂住在陈铭德老伯的新府，我这个在南京出生的人，在襁褓中离开了它，经过8年的战争岁月，才算是真正目睹了我的出生地风采。父亲看到经过战火洗劫的南京，百感交集，有句云：
乍入都门涕欲零，荒郊战骨已难醒；旧邻遍觅无人在，断砌苔痕数尺青。
当晚新闻界盛宴欢迎父亲，要他写点感想，于是他即席口占数绝，以诗抒怀，其中一首是：
收拾行囊探老亲，七千里路冒风尘；
驱车又过新街口，枯柳婆娑是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