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是父亲到北京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巨构。面世后迅速使其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但小说背后的故事，更具“外史”的意味了。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冋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畋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说得清楚：
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我想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索隐派诸公”终究是白费心力。说至此，还有一些读者，硬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这种猜测很快就在社会传开。当然读者这样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生活习性和他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也喜欢喝茶、听京戏；父亲爱花，喜欢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喜欢写父亲的词章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他虽以小说享名于世，但他常对我们说，他的职业是记者，他的爱好是写小说，他钻研的是词章，他要做的学问是历史，这个自白，使我极其讶异，但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从我略谙世事开始，我看父亲除了伏案写作，总是手不释卷，但我很少见他看小说，他读的大都是历史和诗词，所以他的诗、词、曲、赋以及四六文，都无一不精，无一不好，不论是口占、联句、打诗钟，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张口即来，这种倚马才高的本事，堪称一绝。这种才华，在《春明外史》中也显露无遗。书中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骈体文的劝进表，十几封尺牍及数十首诗词和诗钟。这些骈体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与人物、环境、情节贴得十分恰当，读起来清丽隽永，切时、切意、切题，把情节气氛渲染得浓淡适中，让你把卷吟哦，掩卷回味，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由于书中诗词甚多，我仅举杨杏园填的两阕《一半儿》为例：
一半儿 少妇夜读图
月斜楼上已三更，水漾秋光凉画屏。莫是伊旧侬未醒，倚银灯，一半儿翻书一半儿等。
一半儿 少女夜读图
绣残放了踏青鞋，夜深红楼三两回。个里情思人费猜，首慵抬，一半儿怀疑一半儿解。
《春明外史》的诗词，最受词章爱好者赞赏的则是和清诗人张问陶的梅花诗。1956年，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到陕西、甘肃访问。在兰州，甘肃省长邓宝珊先生请访问团到他家小聚，作陪的客人中有两位清末进士，一位是83岁的范振绪先生，一位是79岁的王烜先生，范先生得知父亲姓名后，对父亲说：“你和张问陶的梅花诗很好，四六文也写得不错，我都在《春明外史》中读过。”父亲听后，感触良深，一部几十年前的旧作，还有人记得，不过他也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自己给张船山先生作了义务广告。事实确实如此，很多读者就是看了《春明外史》而去读张船山（问陶）诗的，我也是因为《春明外史》而喜欢张船山诗的。
说起书中的诗词，还有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游城南游艺园。当时，晚风习习，蛙声呱呱，二人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就在月下口占联句，事后父亲觉得诗句颇符书中需要，就把它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8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
直到1960年左右，还有许多读者写信来，向父亲探讨《春明外史》中诗词和典故。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部《春明外史》，这本书的旧主人，把其中的诗、词全都剪下来，父亲看了不解地说，这些诗、词全可以抄下来，何必要剪下来呢？
关于《春明外史》的词章另一艺术特色，那就是父亲首创的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而且回目又是这一章书的“书胆”，一副好的回目，往往起到先声夺人和画龙点睛之妙。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而且还定了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诨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这样做，当然是自找苦吃，可是好的回目，能为全书生色不少。全书共有86回，不能一一列举，我仅录三副，供读者一窥全豹：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旧魂
第二十九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
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
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精心创始的九字回目，果然受到读者的激赏，许多词章爱好者，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像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冋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那时《夜光》主编，己是左笑鸿叔，他把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他“唱和冋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可能是“空前绝后”，恕我腹俭，不知可有第二人？
由于《春明外史使父亲认识了一些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至交。有一位读者居然是《春明外史》做的“红娘”，使他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太太。这位读者就是张慎之先生，他是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即张秋虫先生的哥哥，原在太原办报，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看了《春明外史》，心仪杨杏园，也想在生活中找一个新闻记者，后来认识了张慎之，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终结良缘，夫妻双双来到北京，张慎之先生也进了《世界日报》，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春明外史》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连载，十分赞赏，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竟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之下，倾盖成交，后来居然想拉父亲去做官，帮他的忙，父亲一向厌恶官场，自然拒绝。虽然婉拒，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张学良曾经想让父亲给他写传，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落笔，要不然倒是文坛一段佳话。1934年2月20日，《北洋画报》曾有署名受者，撰文《张学良与张恨水》述及这段往事，全文不长，转录如下：
张学良曩于奉军任旅长时代，固一英俊少年，头脑清晰，思想新颖。此固稍知张氏为人者，类能道之。张氏幼年之时，颇喜运动，嗜戏剧，尤好读小说，于海上各小报，无不定阅，由旅长升充三四方面军团长，身次保定，每日备览北平晚报，颇喜阅《世界日报》上所载之《春明外史》。对于张恨水君发生相当印象。
海上报界先进钱芥尘先生，在沈垣主办《新民日报》，请恨水撰《金粉世家》说部。其时有人谓：钱君系知张氏喜读恨水小说，所以罗致，亦不为无因也。
闻张氏未入关前，曾属钱君授意恨水，为彼撰一纯以张氏为主角之长篇说部，即名《张学良》，秉笔直书，不加奖饰，恨水允之，以其历史难告一段落，无从下笔，久未报命，此次张氏返国，沪报谣传恨水奉召至杭，代撰游记，或系旧话重提？外间不察，乃误为张氏欲倩恨水捉刀，余知过去事实，爰为记付《北画》。
《北洋画报》主办人冯武越先生，是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的亲姐夫，与张学良为连襟，这段叙述，当是信史。走笔至此，有一事，借此机会作郑重说明。1982年，由张晓水、张二水两位家兄和我共同署名，由我执笔的《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发表于同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在讨论材料时，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核对，一时不察，误在文中说×××认为《啼笑因缘》是写他父亲，让副官“请”父亲去奉天，父亲认为凶多吉少，并让举家南迁等情节，是不实之事。《啼笑因缘》1930年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同年12月出版单行本。而父亲惟一去过一次沈阳则是在此之前的1929年，那时《啼笑因缘》尚未面世。王益知、钱芥尘二先生，受张学良将军委托，出面筹办沈阳《新民晚报》，父亲和钱先生是文字知己，受邀前往沈阳，为该报助一臂之力，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新史》，在沈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老友张学良将军。同年8月回北平，途中作《春明外史》续序。以上材料说明引文情节是讹误的，我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错误材料，深感内疚并表示歉意，特此做出更正，免得以讹传讹。
左笑鸿叔在1983年重版的《春明外史》代序《是野史》中有句云：“春明旧梦已模糊，今日唯存此一珠。”诚哉斯言！《春明外史》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老北京各个层面的生活状况，它以杨杏园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长卷，读者既可当北京民俗资料者，也可当做民国野史看。由于父亲不是北京人，他热爱北京，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新鲜感，反而比北京人看得清，看得准。“不识京城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