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
在壮年时辞官，说自己没有能力而止步。真正勇敢的人，但看外表好像胆怯的样子。才智出众的人表面看来好像愚笨，不炫耀自己。高贵却没有权势爵位的荣耀，十分仁慈，却不老朽。
智和愚对人一生命运的影响极大。“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聪明人有时也会办蠢事；“大智若愚”“难得糊涂”，说聪明人往往表面上愚拙，这是一种智慧人生。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这是苏轼的观点。他在《贺欧阳少师致任启》中说：“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那些不情愿去做的事，可以智回避之，本来有大勇，却装出胆怯的样子，本来很聪明，硬装出很愚拙的样子，如此可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同时也不做随波逐流之事。真正的大智大勇者，未必要大肆张扬，徒有其表，而要看其实力。李贽也有类似的观点，“盖众川合流，务欲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以实其坚。是故大智若愚焉耳。”百川合流，而成其大，土石并砌，以实其坚，这才是大智大愚。
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大智若愚”，而且要“守愚”。《论语·为政》中讲孔子的弟子颜回会“守愚”，深得其师的喜爱。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迷迷糊糊，其实他在用心，所以课后他总能把先生的教导清晰而有条理地讲出来，可见若愚并非真愚。大智若愚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虚怀若谷，宽厚敦和，不露锋芒，甚至有点木讷。其实在“若愚”的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大智若愚，真是一种智慧人生！
做个清醒的糊涂人
世界从混沌中来，也将向混沌中去。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科学论证，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在东方，中国有盘古开辟天地之说，有夸父身化万物之说，说明世界原本是混沌一片，无所谓天与地，亦无所谓有真假。现代科学也论证了，最初的地球上没有空气与生命，最原始的生命体在雷电中产生，在海洋中生存发展，尔后才进化成现在这样的大千世界。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从混沌空间走向明晰和精确：数字逻辑的严密、物理化学的缜密实验和论证、仪器仪表的精确完美。但是就在这精确与严密中，人们发现了人生的苍白与无奈，连人也成了一部精确的机器，凡事斤斤计较，凡事追求因果必然。
完全真实与明确往往缺乏魅力而显得苍白，模糊与朦胧才更加诱人。在艺术审美中，所谓的“神秘”和“空灵”，所谓的“尽在不言中”，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是模糊朦胧产生的巨大效果。
追求精确是没有止境的，研究物质组成，人们发现了分子；深究分子组成，又发现了原子；分析原子结构，又发现了电子和原子核，今后还会有人继续研究下去。但世界的无极与太极，使人们犹如闻到香味而去追寻黄油一样，无休止地追求下去，但每前进一步都将显得更艰难和代价的昂贵，人们如一架精密仪器在为了寻求准确而工作。
但是，当今世界，也有人认识到了“精确”的无限，转而研究模糊，这反映了人类认知过程的巨大转变和飞跃。混沌学、模糊理论产生了。人们高兴地发现，精确远不如模糊更符合事物的本原。而且这门科学亦开始应用于洗衣机、电脑信息产业等领域，前景广阔。
由此可见，人类的总体认知过程，包括世界本身恰似一螺旋：从混沌开始，归于混沌，中间走过了数字和精确。科学正返璞归真。
天道人事，从终极意义而言，无不归于混沌，归于糊涂。
千般谋计，难得糊涂为哪般？
自清朝文坛奇人郑板桥写下“难得糊涂”这一千古不朽的四字之后，“难得糊涂”便成了许多人的人生箴言、座右铭和行动指南。
历史发展到今天，呈现出纷繁复杂、变幻万千的万花筒般的景象，在这样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里，很多人处在事业未竟的悲哀、爱情失败的痛苦、人际关系复杂的苦恼与管理头绪的混乱之中，世界虽未走到尽头，但失望、沮丧的情绪却笼罩了这个纷乱的世界。于是乎，“难得糊涂”的书法作品四海泛滥，糊涂的学问五洲尊奉。然而对于糊涂学这一古老的命题阐释，正可谓“百家争鸣”、各有千秋。
其实，糊涂学并非神秘的高深莫测的学问，可以说，它是人生随处可见的学问。回望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的传统文化，他们早已为我们解决了这个困惑，提供了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贯通的答案。
儒家说“‘限我’是糊涂”。
道家说“‘无我’是糊涂”。
佛家说“‘忘我’是糊涂”。
兵家说“‘胜我’是糊涂”。
究竟什么是糊涂，真叫我们后生雾里看花，难悟真谛。
糊涂是大智若愚、宽怀忍让；是大勇若怯，以柔克刚；是处事不悖，达观权变；是外乱内整，内精外纯；是有所不为，而后有为；是宠辱不惊，是非心外；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是宽容忍让，不计前嫌；是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是乐天知命，顺应自然；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与世无争，宁静致远；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保静养神，清心寡欲；是沉默是金，寡言鲜过；是谤我容之，侮我化之……
难得糊涂，人才会清醒，才会清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因此，当你遇到困难走不通，必须明白退一步的为人之道；当你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时，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
为人处世必须学会谦恭、礼让，不能处处都想战胜，不能事事都要露一手，难行的地方退一步或许会海阔天空。人生得意的时候，也应该把功劳让与别人一些，不要居功自傲，不能得意忘形。换句话说，人生有高有低，有曲折有平坦。当你遇到挫折时，必须鼓足勇气继续奋斗；当你事业飞黄腾达时，不要忘记帮助过你的人。
外愚内智
糊涂学并非一种处世的技巧，也不是基督的那种泛爱与宽容，它是中国特有的大学问、大智慧，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生大境界。
糊涂是大智若愚、宽怀忍让；是大勇若怯，以柔克刚；是处事不悖，达观权变；是审外乱内整，内精外纯；是有所不为，而后有为；是宠辱不惊，是非心外；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是宽容忍让，不计前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藏锋露拙，明哲保身；是匿壮显弱，明知故昧；是乐天知命，顺应自然；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与世无争，宁静致远；是吃亏是福，财去人安；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保静养神，清心寡欲；是沉默是金，寡言鲜过；是谤我容之，侮我化之；有了糊涂学这种大智慧，人才会清醒，才会冷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才能平静地看待世间这纷纷乱乱的厮杀，尔虞我诈的争斗；才能超功利，超世俗，善待世间的一切，才能居闹市而有一颗宁静之心，待人宽容为上，处世从容自如。
有了糊涂这种大智慧，你就会感到“天在内，人在外”，天人合一，心灵自由，获得一种从未有的解放。
凭着这颗自由的心，你再不会为物所累，为名所诱，为官所动，为色所惑；有了这种大智慧，你才会突然顿悟，参透人生，超越生命，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悲，天地悠悠，顺其自然，心灵得以腾空。
戒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名利和欲望未必都会伤害人的心性，只有自以为是的偏私和邪妄才是残害心灵的毒虫；声色享乐未必都会妨碍人的思想品德，只有自作聪明的人才是道德的最大障碍。
苏东坡在黄州时亲眼目睹了菊花落瓣，认识到错改了王安石的咏菊诗，想向太师赔罪，只是找不到进京机会。马太守决定把冬至节派官上朝进贺表的事交给苏东坡，贺表也由苏东坡来写。东坡得到这个机会很高兴，记起到黄州上任时王安石嘱咐他取瞿塘中峡水之事。当时因对被贬黄州心中不服，竟忘了这件事，现在想一定办妥。于是从水路走，可顺便取中峡之水，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因鞍马劳顿，身体困倦，不觉睡过去了，没有吩咐手下打水，到醒来时，已是下峡，中峡已过。东坡赶紧吩咐拨转船头，要取中峡水，但逆水行舟，很是费劲，而且用不上力。遇见一个老者，问三峡哪一峡水好。老者说：“三峡水昼夜不断，难分好坏。”东坡想：“何必一定取中峡水呢？”叫个水手取下峡水装满了一瓮，回到黄州，写好了进表，连夜到东京。到了相府见了荆公，东坡对错改诗句一事，拜伏于地，表示谢罪。王安石说：“你没看见过，这不怪你。”便问中峡水的事情。东坡说已经带来了。王安石赶紧取来瓮，命令下人生火煮水，冲泡阳羡茶，但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
东坡答：“巫峡。”
王安石说：“是中峡水吗？”
“正是。”东坡故作认真想蒙混过去。
王安石笑着说：“又来欺老夫了，此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
苏东坡大惊，说是问过当地有经验的老者，告诉三峡水都一样。于是听信了他取了下峡之水，并问：“老太师怎么辨别出来？”
王安石教育他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凡事要穷究根底，并向他解释：“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只有中峡水缓急相伴，太医院宫乃明医制师知老夫患中脘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煮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之水。”
东坡听后，心悦诚服，离席谢罪。王安石又安慰他说没什么罪，并指出他因过于聪明，反被聪明所误，容易疏略。以上这件事，幸亏是遇到了心胸大度的王安石，倒也没有什么。若是遇到了另一位心胸狭窄的高官或皇帝老子，那么苏东坡就会为其小聪明付出惨重代价了。苏东坡的错误就是自以为聪明，而低估了别人。而以聪明欺人，常常受欺者反是自己。这就是聪明障道的道理。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毕露。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社会、对人、对己才有真正的用处。
老子曾告诫孔子说：“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里的盛德是指“卓越的才能”。整句话的意思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外表上看与愚鲁笨拙的普通人毫无差别。无论是谦虚还是谨慎，可能都会让有些人觉得是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倘若一个人能够谦虚诚恳地待人，便会赢得别人的好感；若能谨言慎行，更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因此，必要时要藏其锋芒，收其锐气，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才能让人一览无余。如果你的长处短处都被同事看透，就如同被他人看到你手中的牌一样，很容易被他们操纵。
一个人锋芒毕露，必定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非议，甚至引来祸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乾隆皇帝好卖弄才情，写过数万首诗。他上朝时经常出些辞、联考问大臣。大臣们明明知道有些对联是很粗浅的，也不说破，故意苦思冥想，并且求皇帝开恩“再思三日”。这意思无非是让乾隆自己说，然后大臣一片礼赞之声。是满朝文武无能人吗？非也，这是免招惹是非的处世技巧。
切斯特菲尔德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让他们知道。”
外露的聪明远不如深藏的智慧更有实际意义。
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一个冷静的倾听者，不但到处受人欢迎，而且会逐渐知道许多事情；而一个喋喋不休者，像一只漏水的船，每一个乘客都希望赶快逃离它。同时，多说招怨，瞎说惹祸。正所谓言多必失，多言多败，只有沉默，才不至于被出卖。保持沉默，便是保持不受伤害。
有人说言语是一种卑贱的东西，一个说话极随便的人，一定没有责任心。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多言不如多知。即使千言万语，也不及一件事实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多言是虚浮的象征，因为口头慷慨的人，行为常常吝啬。有道德者，绝不泛言；有信义者，必不多言；有才谋者，不发滥言。
多言取厌，虚言取薄，轻言取侮，保持适当的缄默，别人将以为你是一位有涵养、可信赖的人。
三百多年以前，科学家伽利略说过：“你不能教人什么，你只能帮助他们去发现。”所以，为什么要弄巧成拙？为什么要麻烦自己呢？如果你想证明什么，别让任何人知道，要不着痕迹，很巧妙地去做。就像诗人波普所说的：
“你在教人的时候，要让人觉得你像若无其事一样。事情要不知不觉地提出来，好像被人遗忘一样。”
藏巧于拙方致远
古人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一般地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藏巧用晦的各种处世应变的方法。
曹丕以哭胜曹植的美文是一个例子，安禄山作杨贵妃的干儿子也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种正面的“拙行”。如唐初的重臣李勣，本是李密的部下；而在当初起兵时，李密与李渊父子势力之间，是钩心斗角的两派，只是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他才随故主投于李渊父子的麾下。此时天下大势已趋明朗。
李勣懂得只有取得李渊父子的绝对信任才有前途，于是他安排了这样的行动：把他“东至于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所据郡县地理人口图派人送到关中，当着李渊的面献给李密，说既然李密已决心投降，那我所据有的土地人口就应随主人归降，由主人献出去，否则自献就是自为己功、以邀富贵而属“利主之败”的不道德行为。李渊在一旁听了，十分的感慨，认为李勣能如此尽忠故主，必是一个忠臣。李勣归唐后，很快得到了李渊的重用。但是李密降唐后心怀怨恨、不久竟又反唐，事未成而“伏诛”。按理说，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避嫌犹恐过晚，但李勣却公然上书，奏请由他去收葬李密——唯其“公然”，才更添他的“高风亮节”，假设偷偷摸摸，则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服衰经，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切，释服散”。说起来，这纯粹是做给活人看的，李密已死，晓得什么？表面看这似乎有碍于唐天子的面子，是李勣的一种愚忠，实际李勣早已料到这一举动将收到以前献土地人口同样的神效。果然“朝野义之”，公推他是仁至义尽的君子。从此李勣更是朝廷推重，恩及三世。李勣取的是一种“负负得正”的心理效应，迎合了人们一般不信任直接对己的甜言蜜语，而相信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即侧面观察的结果，尤其是迎合了人们一般普遍地喜爱那种脱离于常人最易表现的忘恩负义、趋吉避凶、奸诈易变的人性弱点，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大丈夫气概的认同心理，看似直中之直，实则大有深意，是“藏巧于拙”处世而成功的典型。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则揭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保藏用晦的处世法。这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计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期间从容行事。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暗渡陈仓，最后一并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以上所述，都是一些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不过，对于一般的普通人，古人也认为应该有包藏、凝重的胸怀与气度。有一句名言，曰：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古钱币的圆形方孔，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人处世，就要像这钱一样，“边缘”要圆活，要能随机而变，但“内心”要守得住，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例如，对周围的环境、人物，假如有看不惯处，不必棱角太露，过于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处世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作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既可以保全气节，也可以保护自己。
要学“笨”些
宋儒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说，“每事无不端正，则心自正焉”。有了诚心方能办诚事。交友、处世首先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诚心问题。所以他认为“凡人为事，顺是由衷方可，若矫饰为之，恐不免有变时。任诚而已，虽时有失，亦不复藏使人不知，便改之而已。”这就是说处人待事千万不要虚情假意，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这些思想对于教子是十分重要的。
糊涂学认为，在今天首先要学“笨”些。而不是学“精”，就是说多保持一些诚实的东西，少来些虚假的东西，按此法其必有大成就。若顺着商业化社会那种只重交际技巧，矫揉造作的路子发展，不会有大作为，充其量只能当个公共关系部的主任。
人生处世要放远眼光，大智若愚，这个道理是中国大儒们努力所做的。曾国藩给其弟的信就说明了这个点：
弟来信自认为属于忠厚老实一类人，我也相信自己是老实人。但只因为世事沧桑看得多了，饱经世故，有时多少用一点机巧诈变，使自己变坏了。实际上因这些机巧诈变之术总不如人家得心应手，徒然让人笑话。使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这几天静思猛省，不如一心向平实处努力，让自己忠厚老实的本质还我以真实的一面，回复我的本性。贤弟此刻在外，也要尽早回复忠厚老实的本性，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诈变那条路，那会越走越卑下。即使别人以巧诈待我，我仍旧以淳朴厚实待他，以真诚耿直待他，久而久之，人家有意见也会消解；如一味勾心斗角，互不相让，那么，冤冤相报就不会有终止的时候了。
曾国藩是最反对人傲气的，他的家书中，指出傲气是人生一大祸害，切要根除。他说：古来谈到因恶德坏事的大致有两条：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多言。丹朱不好的地方，就是骄傲和奸巧好讼，也就是多言。遍观历代名公巨卿，很多是德中的一种傲气吧；不太多言，但笔端多少有些近乎巧诈。静时暗中检讨自己的过失，我之处处被人怪罪，其根源亦不外乎这两条。温弟性格大致与我相似，而言辞更为尖刻。凡以傲气凌人，不一定非以言语相加，有以神气凌人的，有以脸色凌人的……。大抵心中不能总记着自己的长处，就一定会从面容神态上表现出来。从门第看，我的声望大减，正担心会影响到家中子弟；从个人才识看，现今军武中锻炼出很多人才，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超过人家的地方。都不可倚仗。只有兢兢业业，放下架子，把忠信笃敬贯彻到一切言行中，才多少能弥补一些旧时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不然，人人都会讨厌和小看我们了。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讲到这个问题，告诫其弟一定要戒牢骚。他说，在几个弟弟中，温弟天资本是最好的，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以前在京城就不爱读书，又不爱作文，当时我就很担心这一点。最近听说回家以后，还是像过去那样牢骚满腹，有时几个月不提笔作文。我们家如果没有人一个一个相继做出大的成就，其他几个弟弟还可以不过分追求责任，温弟就实在是自暴自弃，不应把责任完全推托给命运。我曾见过我的朋友中的那些爱发牢骚的人，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挫折。这是因为无故而埋怨上天，上天就不会给他好运；无故而埋怨别人，别人也决不会心服。因果报应的道理，自然随之应验。温弟现在的处境，是读书人中最顺畅的境地，却动不动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一百个不如愿，实在叫我不可理解，以后一定要努力戒除这个毛病，只要遇到想发牢骚的时候，就反躬自问：“我是不是真有什么毛病以致心中这样的不平静？”不狠心自我反省，不决心戒除不足。心平气和谦虚恭谨，不只是可以早得功名，而且始终保持这种平和的心境，还可以消灾减病。盛气凌人也罢，牢骚太盛也罢，都是自傲的一种表现。自傲是人生一大误区。有人认为老实人吃亏，其实都是短视。做人自谦，从个人来说这是最老实的态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个人无论如何神通也不过宇宙间一个尘埃而已。更何况山外青山楼外楼，水平高的人多的是，只是你未看见而已。从外人来说，自谦也是最实际的。夹着尾巴做人不是虚伪而是诚心。
朱熹在给其长子家信中说：“凡事谦恭，不得盛气凌人，自取耻辱。”这就是说自谦招福，自傲招害。《三国演义》中马谡，纸上演兵，盛气凌人，结果兵败人亡。所以《颜氏家训》中说：“满招损，谦受益”真是为人之真言。就此而言，尾巴不是夹起来，而是应永远放下来。不近迫于外界而是感于内心。这样做似乎弱些，似乎软些，一时还会让小人得志，其实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你。糊涂人生学高明之处正在于着眼于大处，着眼于长远。
中庸大师王导
王导是晋朝瑯琊临沂人，出身名门望族。王导少时很有胆量，有将相气质。王导在洛阳时与瑯琊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业（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为安东司马。
永嘉五年（316），后汉又攻占长安，西晋灭。
当时，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王导联合南北士族，拥司马睿称帝，称晋元帝，都建业，史称东晋。五马渡江以后的东晋宗室零落，内外军政大权旁落毫无实力。
王导在创建和维护东晋政权上，费尽心机。没有他，东晋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也会分崩离析。
当时江南旧属三国孙吴政权故地，西晋灭孙吴后，南方士族受到排斥，便一直对晋室和北方士族心怀不满。这样，王导处境其实很难，外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内有南北士族纷争。其实王导才是东晋政权的实际缔造者。以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称帝，而他竭诚尽忠地维护晋室。
这里，王导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仅在于忠诚，而且在于此人比当时许多人具有更高明的政治眼光。他深深认识到，司马氏宗族虽然衰落，但存在弥合各种棘手的社会矛盾的功效，北方侨姓只有在晋朝旗号下才有理由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只有在晋室的旗号下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压力。王导维护晋室，实际是维护稳定政治局面，是高瞻远瞩的表现。他注重笼络南方士族，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历仕元、明、成帝三朝，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完成济三朝的伟业，其运用的最后的手法就是糊涂法则，即中庸之道。
《世说新语·政事》说：“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篆诺之。自叹曰：‘人言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当时许多人指责他处处昏聩糊涂。他说，你们现在昏聩，早晚有一天会怀念我这昏聩糊涂，明白其中道理的。
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回来的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的权责得失，只有顾荣的后族子顾和一句话也不说。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他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漏出网去，怎能四处打探消息，弄得清楚明白呢？”按说，这可是不折不扣的混账话，虽然有“水至清则无鱼”的说法，但身为当权者，本应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漏出些小鱼倒也罢了，怎能连吞船的大鱼也漏过呢，那是什么网？但王导听了顾和的话以后非但不怪罪，反而欣赏至极，久久的赞叹。王导执政就是这样，不仅糊涂，而且糊涂到网漏吞舟。
例证还有，那些士族官僚横行不法，连国家蓄备军粮也敢行盗，数量巨大，朝廷不敢追究，只处理监守仓库的小官敷衍了事。荆州刺史庚翼指出这种事，皆前宰之昏聩所致。
义兴（今江苏宜兴县）周氏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周勰因受到北方士族的轻侮，准备兴兵造反，杀尽高层官员，用南方人代替北力人，阴谋败露后，忧愤病倒，临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筹划起兵攻打王导等执政者，先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将周札之命聚集起数于人马，准备作乱。周札知道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周勰因此犹豫，一时不敢妄动，不料周勰的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先动起手来。后来王导设计灭了周续，并封赏周札等人。此事的元凶，挑唆肇事者是周勰，由于他出身望族，王导竟不追究，抚之如旧，好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在古代谋反是最大罪过，应处以最重刑罚，连谋反这样的罪都可含混过去，岂不是名副其实的“网漏吞舟”吗？
要知道当时的南方士族是有相当势力的，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化解南北矛盾，才能有利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不过王导不是一味糊涂，而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举行典礼时再三邀请王导“升御床共坐”，并接受群臣朝拜。王导坚决辞让，无论怎样死活也不升坐。这时他明白，晋室只是一个象征，司马睿确实是依靠他的支持和威望而登上帝位的，但这个象征的权威性必须维护，如他与元帝共同升坐受贺，则晋室的意义随同失去，政治就会出现危机，此其一；元帝自知名威尚轻，能登帝位全凭王氏匡赞，所以邀他共升御座，表面是优礼，也确有优礼的诚心，但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已觉察到王导的权力已超出通常大臣的范围，必然心生戒备，此其二；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许多高门士族对王氏的势力心存猜忌，绝不甘向王氏朝拜，如一旦登座，很可能造成人心思乱的局面，此其三。当此之时，王导很明白，绝不糊里糊涂地坐上去。
司马睿在立国之初，对自己的地位很清楚，但他又不安于现状，竭力想表现自己，使士族感到他的存在，于是他摒除了司马家族一直引以为荣的儒学传统，推重法家，并制定了一些严厉的纠案条例。元帝实行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政治清明，还是为了改变强臣弱主的局面，树立自己的权威。
元帝起用刘隗、刁协二人协助他推行这一政策。刘隗、刁协认真执法，大胆弹劾许多大臣，得罪了不少士族豪门，其中有些事牵连到王导。
元帝的矛头确实有指向王导的意思，当时东晋政治军事由王导、王敦兄弟分别把持，若要改变这种形势，就必须分散王导的权力，因此元帝任命戴渊、刘隗为将军，各率万人军队分驻合肥、淮阳，名义是北伐石勒，实是对付王导，在政治上亦信任刘隗、刁二人，而远王导。
此时王导，似乎全无觉察，仍保持原态，一副糊涂样子。元帝病死后，晋明宗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乘机举兵，图谋篡夺晋朝政权。王导这时旗帜鲜明，表示坚决维护晋室，并亲自部署兵力。他首先安排子弟为王敦发丧，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又命人渡江偷袭，杀败其弟的军队。晋政权得以延续。
王导的成功，证明了“糊涂”中庸是适合东晋那个特定时代的正确施政方法。
终东晋之朝，糊涂之风盛极不衰。“居官无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是官场的普遍风气，而且受到赞赏，成为人人追求的美德，糅合儒道而成玄学，就是这种美德的理论根据。
早在《列子·说符》中就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是一种经验性的消极总结，再加以儒家的愚不可及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论等，变消极为积极，成为一种特殊的战无不胜的规律。具体的运用，则因人而异，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愚中存智，无为寓有为，此中连环演变，其妙无穷。
大巧若拙易成功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
做人也要谨记这一点，深藏不露乃真君子。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经验颇丰，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毕露。有了才华固然好，但在恰当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遭人忌，才算是更大的才华。锋芒毕露，容易招惹是非。
东汉孔融是孔子的20世孙，小时候聪慧过人，后来被汉献帝征至朝廷为官。孔融对曹操垄断朝中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十分不满，经常冷嘲热讽。曹操打败了对手袁绍，将袁绍的儿媳甄氏送给自己的儿子曹丕为妻，孔融便写信给曹操道：“当年武王伐纣，将纣王的妃子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他这件事什么典籍上有记载，孔融回答：“以今天的事情去推测，那时大概当然会这样了。”既自以为是，又明显地表示出对此事的反对。曹操主张禁酒，说酗酒可以亡国，孔融回答说：“夏、商两朝是由于妇人而失天下，现在却不禁止婚姻。看来阁下之所以极力主张禁酒，只是因为打仗需要军粮，并不是怕什么亡国吧！”
揭露了曹操以大帽子唬人的手段。
对孔融的屡屡讥讽，曹操自然十分恼火，早就欲除之而后快，可考虑到他的名声太大，随便杀掉，必然使自己落下个“害才”“杀才”的恶名，一直隐忍下来，后来实在难以忍受，便指使他手下一个名叫路粹的人出面告发孔融，罪名有两条：一是不忠，看到天下大乱，想要图谋不轨，声称自己是圣人之后，应当取刘氏天下而代之。二是不孝，说父亲对儿子有什么可亲的，儿子对母亲也不必那么孝顺，人托生母体，只不过像是一个物体装在瓶子中一样，生出来以后也就断绝关系了。有了不忠不孝的大罪名，曹操杀起来便名正言顺了。
于是，孔融就这样空有才华未得施展而死于曹操之手。看来，不会隐忍，看哪儿都不顺眼，横加指责，的确不是明智之举。
一个聪明而富于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隐藏着危险，那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雄辩而学识渊博的人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那是因为他暴露了别人的缺点。
要做到恰到好处
为而不争，争千秋不争时，唯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与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标准。中，与中和、中正、中道等义相近，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含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含义。所谓中庸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在思考问题或为人处世时，要做到恰到好处。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含有与进取精神、竞争意识相冲突的因素，但它主张把不偏不倚与无原则的调和折中相区别，强调人格培养的全面性，把握言行的一定界限等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从孔圣人的观点来说，“愚”的本质是中庸，他说：“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民解之矣。”“中”即中和调和，“庸”即用。“中庸”即中为用。中庸作为德性而言，是指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一般老百姓所缺乏的就是这个。
中庸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德性，中不离用，离用则无中庸，所以它又是一种处世之道，政治之道，安身立命之道。后来的政治家或世人，在理论上没有孔子深刻，在实践上却真正达到了“不可及”的高度。
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过分苛求，性情刚直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品的鱼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人处事的美德。
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见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容器，就向守庙人询问道：“这是什么容器？”守庙人说“这大概是人君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具，空着的时候倾斜，装 进一半水就正立着，灌满了就翻倒了。”孔子回头对学生说：“灌水吧！”学生就舀水灌进容器里，水灌到一半，容器就正立着，注满水就翻倒了，空着的时候就倾斜，孔子喟然长叹：“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子路问道：“请问保持富贵的地位，如同保持水满而不翻一样，有什么办法呢？”孔子说：“自己聪明智慧要保持愚笨的样子，功劳覆盖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样子，即使勇敢而力气盖世，也要保持怯弱的样子，财富拥有全天下，要保持谦让再谦让的方法。”这就极形象地说明了“物极必反”的中庸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