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宣光之围
越南战场东线激战的同时，西线也不轻松。
虽然明知道攻坚为难，但为了将东西战场打通。岑毓英和唐景崧还是选择了围攻宣光。
宣光城内的法军虽不足七百，最高指挥官仅为营长，（相形之下，直接攻城的清军达一万余人，算上外围打援部队，多达两万人）但是，作为山城的宣光，城高山险，东门外还有明江作为天然壕沟，本就易守难攻。诚如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宣光）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且法军自占据宣光后，构筑了大量火力点、观察哨，并以战壕连贯。而清军却不具备攻克这些工事的炮兵火力。法军的内河舰队却正好利用明江作为交通线助战，并沟通内外联络，这更加大了清军破城的难度。
问题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缺乏攻城重炮，还在于受后勤制约，清军的兵力系添油式逐步注入战场，如清军先锋部队抵达宣光是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日），唐景崧部四营景军二千余人（后扩编为六个营）抵达宣光城外是阳历12月月初，记名总兵丁槐部十三小营三千余人抵达宣光前线是12月月底，至于记名提督何秀林部三千六百余人抵达，已是1885年的1月下旬，根本没有赶上第一期作战。
且清军抵达后要分散部署以降低补给压力。相反，法军有水上交通线，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所以周期性的出城反击，往往轻易取得局部战术性胜利。如法军在十一月初五的反击，杀伤清军93名（内阵亡23人，负伤70人，法军则误称杀伤清军300余人），己军仅重伤7人，轻伤1人。
强攻既然无效，清军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绕过宣光。这也是岑毓英的第一反应，但是事实证明，要想配合东线作战，必须攻克宣光。于是，清军选择了第二个计划：改作长久围困，企图以兵粮战法解决法军。可是，法军可以借助明江补给，东线清军却已先顶不住法军强大的陆上攻势。
“郎甲—船头”之战结束不久，北越就迎来了久违的雨季，双方都暂停大规模战斗，转而进入一个历时两个多月的休整期，但西线法军却并没闲着。
雨季对双方的步炮兵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法军还有一支强大的内河火轮舰队，现在水涨船高，正可利用西线的水网纵横驰骋。
在尼格里的指示下，法军端雄、山西地区的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其中步兵600人）于11月18日（十月初一），搭乘五艘炮舰、十余只民船，携带急需的辎重补给，驰援宣光。由于波里也下一轮的作战重心仍在东线，尼格里并不想为西线牵涉过多兵力。所以多米尼的任务很有限，第一，给守军运去急需的军火给养；第二，用一批新兵换出一批城中的伤病疲兵，如此城内守军人数没大变，战力却得到了改善。换出的士兵，休整后还可用于东线的战斗。
虽然清军以45000余人（内黄守忠、吴凤典部黑旗军6营2000余人，滇军5营2500百余人）的兵力，在左育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多米尼依赖舰炮火力，仍于十月初三（11月20日）进了宣光城，代价为战死8人，受伤25人。任务完成后，船队再次突围而出，多米尼却留在了城中。在此后的三个月里，他将率领700孤军死守宣光，直至东线获胜。
东南战场：封锁与反封锁
与此同时，台湾的局面仍呈僵持局面。如前所述，孤拔自攻占基隆后，由于陆地力量的不足，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但却并不影响法军海上力量遮断台湾海峡。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偏偏台湾地处热带，自古多瘴疠。章高元的两营武毅军近千人因病疫影响，到防仅五百余人，基隆失守后，扣除伤病，能战者仅200余人。曹志忠部6营3000人，此时仅约千人能战，内尚多抱病参战者。最后，连孙开华与章高元也病倒了。刘铭传事后曾如此回忆：“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法军同样为疫病所苦，虽然他们的卫生工作与医疗保障都远胜清军，但病亡的人数（135人）仍超过了阵亡的人数。不过很明显，这样消耗下去，中方将先于法军瓦解。
刘铭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一次次向海峡另一面不断大声疾呼：增援，增援！
很显然，如果台海交通不能改善，台湾守军早晚将失血而死。
九月初六，曾国荃与李鸿章同时收到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中枢急电，内云：“法攻沪尾等处，复有封海之说，凶狡已极，台防关系东南大局，必须从速拯救。南北洋兵轮尚多，即著李鸿章、曾国荃选拔得力快碰协等船各六七艘，多带兵勇器械，会齐连樯并进，或由新竹，或另由他口登岸，务期兵械足数台防之用。船多势盛，如中途闻警，尚可相机策应；倘兵力相敌，仍当一意前进，勿稍退缩。此次专主运送兵械，与闽口助战不同，该大臣不得狃于成见，坐视不救。”
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就算明知道前面是火海刀山，曾老九与李少荃也只能硬着头皮闯上一闯了。
可是，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皇上只是泛泛而谈的说了一个意向，至于如何增援，又如何切实解决台海危机，最终仍要由南洋与北洋自身来协商。
从根本上讲，当然是要夺取台海的制海权。但在当年，这只是一个幻想。退而求其次，海军至少要为援台船队护航。可是，如此一来，等于是又回到了公海决战这个起点上。因为法国海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捕捉并消灭护航船队。没有运输的拖累，中国海军尚且不敌法军，何况再背上一个大包袱？一旦在护航途中遇上法军，岂不还是要爆发公海决战？到时候，打，全军覆灭；不打，那就只有扔下船队疯狂逃命。从长远来讲，当然是军舰比船队还重要。所以跑比死更符合实际。但果真如此，护航军舰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了，反而更加败坏运输船队的士气。
但曾老九与李少荃还是派出了援军，原因就在于，二老另有所思。
公海决战，中国当然不行。但海上游击还是可以的。对此，李鸿章说得很清楚：“如果管驾得人，同心协力，虽不能与法国大帮兵船鏖战，而在闽粤之交，相机乘间，避实击虚，或可攻其单行小号兵船及运兵运粮之船。”果能如此，台北的压力必可大为降低，法国海军忙于抓海上游击队，我们的运输船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偷运更多的物资与人员去台湾。
曾国荃派出了五艘军舰：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以“开济”为旗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帅。李鸿章派出了两艘快速撞击巡洋舰：超勇与扬威。从数量上讲，南洋胜于北洋。从质量上讲，北洋远胜于南洋。
为了这次行动，李鸿章还特意从德国聘请了一个洋顾问，一群洋帮办、洋军医，随同南下。
真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说东风，东风还真就来了。只是这股东风刮得蹊跷，北洋军舰没有南下，却一路转向了朝鲜仁川港。
原来，日本在朝鲜又采取行动了。
离奇的东风
壬午兵变虽因中方的反应迅速而未酿成大祸。但朝鲜的形势并未因之而风平浪静。
花房义质紧紧抓住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问题不放，终于在七月十七日（8月30日）迫使朝方签订了《日韩济物浦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一、韩方承诺捕捉杀伤日人之凶犯；
二、韩方厚葬遇难日人；
三、韩方支付死伤日人遗族抚恤金5万元；
四、韩方支付日本国家损失赔偿金50万元，每年10万，5年付清；
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
其中第五条没有对驻军人员上限及所带武器规格均未加详文说明限制，这就为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大院君的被擒送北洋，使保守势力大受打击，开化党日趋活跃。其中，由于中国的传统影响和现实中的驻军，亲华派仍占据主流。但在日本的策动下，亲日派的活动却最为活跃。
为了加强在朝鲜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决定从《济物浦条约》的赔款中拿出40万元，退还朝方，作为韩廷改革内政的经费。这一举措改变了开化党中很多人对日本的态度。相反，由于中法战争，中方对朝鲜暂时放松了关注，壬午年平叛的吴长庆部六营淮军中的三营也被调回国内。亲日派遂决意乘机起事，驱逐当政的亲华派，建立新政府，在日本的帮助下进行改革。在这场政变密谋中，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日本根据《济物浦条约》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名驻扎汉城的小股日军，则成了政变者手中的王牌。更重要的是，九月中下旬，正值驻韩日军轮班之时，如果能设法推迟上批驻军回国，如此新兵已来，老兵不走，兵力就可翻一倍，到时就是举兵的大好时机。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瓜代之兵未至，一个人已先感到了不对头。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他发现，朝鲜的一些大臣受“日人拨弄，”“执迷不悟”，并渐渐影响到韩王的政治态度，使之“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指日本——笔者注）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执反对政见者则渐渐为韩王疏远。结果，“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而朝鲜的地位又偏偏很重要，所谓“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所以袁世凯担心，数年后，反华派“行迹必彰”。他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大乱就将起于韩京王城的萧墙之内！
汉城夜宴：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十月初十，西太后在战报飞传中度过了她的五十大寿。
七天后，在渤海湾的另一端，朝鲜邮署落成，朝邮政大臣洪英植特邀中国驻韩商务官陈树棠，及各国公使，朝鲜诸贵官，夜宴邮暑之内，以示庆贺。
对外交官们而言，这种夜宴，无疑是相互交流与进行信息获取乃至情报刺探的大好场所，他们自然不会拒绝。只是高朋满座之中，却似乎很少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
宴会刚刚开始，外面就起了火。反日派大臣，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离席外出巡视火情，使节们则继续于觥筹交错中谈笑风生。但很快笑声就停止了。因为刚刚出去的闵泳翊又回来了，满身血污地跑回来了。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闵泳翊就一头栽倒在地。随之冲进来的是一群乱党杀手，当场击杀反日派大臣数名。作为第一个遇刺的闵泳翊，倒地后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但却因此躲过乱党的砍杀，并为人乘乱救走，可谓侥幸。
外交官们立即反应过来，这并非娱乐节日。于是，一片惊呼中，众公使鸟奔兽散，各回使馆。而更大的叛乱行为，也已于同时展开。
日军乘乱出动，强行闯入景祐宫，封锁交通，阻绝行人。同时，韩臣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韩王寝殿，告诉了韩王一个“惊人”的消息：“清兵纵火为乱，百姓惨遭荼毒，将及宫门矣。”
韩王性格向来软弱，当此大乱之际，立时六神无主。三人遂建议：迁驾别宫，并召日本公使率兵入卫。
韩王依然下不了决心，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炮声，三臣遂大叫：“事急矣！不可缓！”韩王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在三人的胁迫下，发出了召竹添率兵入卫的王命。日军遂得以名正言顺地一举控制王宫。
原来，洪、金、朴、徐四人，正是此次政变的朝方主谋，所谓夜宴、火起、炮声、清军作乱……无不是他们与竹添密谋的骗局。所以，当韩王发出召日兵入卫的王命的一刻，也就是他失去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力的开始。
十八日上午，在诱杀了多名反日派重臣后，亲日派开始组建新的亲日内阁。洪英植为右参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兼办通商交涉事件，徐载弼为前营正领官。
大局既定，那个窝囊废韩王李熙就不再有利用价值，而反像绊脚石了。按洪英植的构想，最好就是将之软禁于江华岛，另立新王。竹添则主张直接押送东京软禁。两人争持不下，棋局的流程却已开始悄然变化。
天朝介入
十九日，南廷哲等亲华韩臣齐聚清军大营，作秦庭之哭，并奉上正式的紧急乞援书，称：“敝邦邦运不幸，祸变迭兴，母后惊逝，国良尽殛。宗社存亡未可知，寡君全否未可知，人情汹汹，不自聊生，国脉之不绝者，仅一线耳。小大上下，无不攒手视天，唯大邦拯救之恩是望而已。欲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而畏缩不敢尽见，言之痛哭而已。此颂勋安。”
清军提督吴兆有接书后，立即与总兵张光前、帮办袁世凯会商，决定出兵勤王。为先礼后兵计，三人先联名致书竹添进一郎，声明清军入宫一为保护韩王，一为保护日军。为什么说保护日军呢？因为当时有传言，汉城内外军民不服者，欲入宫攻击日军。大清身为朝鲜的宗主国，有保护日本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务请放心”。
竹添接书后，不置可否。清军久等无回音，遂会同亲华的韩军左右营入宫，但旋即遭到乱党射击，激战随之展开，枪声一响，王宫大乱。混战中，竹添与乱党头目忽然震惊地发现，韩王不见了！这可真是个致命失误。竹添深知大势已去，遂喊上乱党中坚撤退。不料洪英植却执意要去找韩王，竹添争执不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洪英植飞奔的身影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中。
混乱中，洪英植左转右找，还真就在玉流泉北面的关帝庙，找到了避乱的韩王。他箭步上前，拽住韩王的手，强迫韩王随他去追竹添。韩王执意哪都不去。双方正争执不下，清朝联军已杀奔进来，洪英植就这样成了乱刀下的肉泥。一听说找到了毫发无损的韩王，吴、袁二人大喜过望。非常时刻，谁也不敢保证宫中没有乱党潜伏。所以二人当即决定，请韩王陛下屈尊暂离皇宫，先到趟清军大营暂住。
就这样，清军带着韩王，一路凯旋回营。同时，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则随竹添逃往日本。战乱一起，朝鲜军民自发攻击日军，结果，日本使馆二次被烧（一说为竹添撤退前自行烧毁，以敲诈朝鲜），日侨30余人被杀。消息传出，吴兆有与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日急电北洋请援，同时送上韩王发给李鸿章的乞援国书。于是也才有了前文中超勇、扬威停止南下，转发朝鲜的一幕。
中方的迅速反应，再次及时克制了动乱的扩大。日本内部和战难决，遂先派出全权谈判大臣井上馨带兵船三艘，载兵两千余人赴朝，先绕开中国压迫朝鲜。十一月十六日（1月9日），井上馨一行抵达仁川港。十七日入汉城，形势再度紧张。经谈判，日朝双方于二十四日签署了《日韩汉城条约》。该条约规定：
一、朝鲜国修国书向日本道歉；
二、朝鲜赔偿日本11万元善后金；
三、捕捉杀害日本驻韩教官矶林大尉的凶手，“从重正典刑”；
四、日本使馆另迁新址，地基由朝方无偿提供，并支付2万元工程费。
五、日本继续保有朝鲜驻兵保护使馆侨民的权力，并规定“公使馆所附属土地，为日本护卫兵队之营舍”。
日韩纠纷至此告一段落，但如果中日不能达成公识，甲申事变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在东京，激烈的争论已经爆发。一批文武大员力主乘此机会向中方作武力摊牌，乘中方南北洋两线作战，无法全力对日的时刻，一举拿下朝鲜。而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承认现在确实“有机可乘”，但更指出，归根结底，中日实力对比在根本上仍是中方占优。倘日方乘机突袭朝鲜，中国恐怕就会宁肯丧失更大利益于法国，也不会坐视日本吞并朝鲜。于是，中法议和，大清腾出手来全力与日本交战，纵然朝鲜攻得下，又如何守得住？打了半天，国家元气大伤，体面大损，得到好处反而是法国人！这样的折本生意，有什么价值？相反，若日本持和平态度，利用中法矛盾，作有限的外交争取，必可有所斩获。这就叫借力打力，也可说是借法打中。与前种行动下的替法国火中取栗正相反。而战胜中国的根本之途，还是在于自强与发展。
这一番分析，令急战派暂时沉默了下去。天皇遂命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赴华与中方协商朝鲜善后事宜。
正为中法战争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虽明知分身乏术，但中央已经决定，李负责与日本的谈判，地点就在天津，日使无需进京。李鸿章也只有勉为其难，于万难中挤出时间，和伊藤协商韩乱善后事宜。
双雄初会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伊藤与全权副使西乡从道离开了东京。二十八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三十日，李伊第一次见面。伊藤首先进京呈递了国书，然后便于二月十七日返回天津，并于第二天与李展开正式谈判。
谈判从二月十八日开始，直至三月初一始结束。会商的结果，就是三月初四（4月18日）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内容共三条：
第一条规定，中方由马山浦撤走驻韩清军，日方亦同时由仁川港撤走护卫使馆之兵弁，“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第二条规定，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暗藏纠纷的是最后一条。
事实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及的那样，朝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就是“以退为进”。即赶在朝鲜国民觉醒之前，放弃那个不合时宜的宗藩关系，同时扶植朝鲜国内倾向中国的革新派，推行中国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如此一来，只要朝鲜不亲俄，又开放商务利益，英国就不会破坏也不会允许别人破坏东北亚的均势。这样中国就可以从众目睽睽下脱身，在“和戎”的前提下“变法”，有领土野心的日、俄则将成为众矢之的。若日、俄勾结，中国就与英国结盟。若日本坚持联英，中国就做英俄两大势力之间的制衡筹码，维持东北亚均势，静待欧洲战火燃烧，再定攻守大计。至于朝鲜，则将作为中英俄日四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从事于内政改革。如果这个方案可以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李鸿章就可以向伊藤建议，在相互撤军的基础上，相互承诺永不出兵朝鲜。如此就短期言中国所失多，日本所失少。但就长期论，中国所得多，而日本所得少。两相抵消，大局上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但可惜的是，这个计划从不曾被提上过议事的日程。因为太后不会同意，皇上不会同意，清流党也不会同意，就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外交。
当然，大清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坚持只有我方有出兵权，而日本没有，但现实中的战争，与法日同盟的潜在可能，大大动摇了大清国的底气。于是也才有了三月初一的上谕：“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原来北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一、朝鲜绝不放弃，为宗藩关系不惜动武，所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二、既然日本的野心是不变的，在大清强、日本弱的前提下，双方约定都可出兵，但出兵前要相互通知，这样他奈我无何，我却可以避免日本再搞突然袭击！
但很可惜，就目前讲，当然是大清强而日本弱。可发展潜力呢？十年之后呢？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任何约定双方都有阐释权。对于这个《天津条约》第三条，日本是另有理解。至于它是如何解释，十年之后自见分晓。
伊藤走了，李鸿章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在他密呈总理衙门内部参考的书函中，如下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
该使（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十年后的纪年是甲午。
幸哉，不幸哉？
沉船迷案
不管幸与不幸，朝鲜问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北洋水师无法南下，从而形成了南洋分遣舰队的独自南下援台。而此时法国海军已做好拦截准备。
2月7日，孤拔率领“巴雅”号等7艘军舰北上搜索南洋5舰，经过5天的巡弋，仍然一无所获。2月13日清晨5时半，法国舰队正要掉头南归，却意外遭遇了南洋水师的5舰。
孤拔下令：准备战斗！
吴安康也下令：立即转舵，撤退！
5舰之中，以驭远速度最慢。其设计速度本为12节，但此时由于年老失修，只能勉强达到10节。此时吴安康一声撤退，五舰的距离也就随之拉开。
吴安康眼见驭远越来越小。澄庆说快不快，恰足以拖累二南与开济三快船；说慢又不慢，恰恰甩开驭远。吴遂命澄庆留下保护驭远，而自带其余三舰全速逃往镇海口避难。
澄庆、驭远也不傻，自然不会慢以待毙，遂掉头回驶，乘涨潮又驶入了石浦口，7艘尾追而来的法舰，由于不明水道，并未急于暂未深入，而是分作南北两队，3艘在南、4艘在北地堵住出口。同时派出陆战队控制近口小岛，架设火炮。鱼雷舰队则试探性前出，一面探明水道，一面作出偷袭的准备，以对华军形成强大的威慑。然后，法军就开始等待，等待“两只老鼠”的投降或灭亡。果然，就在这天晚上，法军终于听到了两声期待已久的巨响。可那却并非法军鱼雷艇的功劳。
原来，自看到追击而来的法舰的那一刻起，陆上的居民们就炸开了锅。他们集体抵制两舰的停留，以避免本地遭受战火的蹂躏。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石浦岸防守军的心中。海军别无选择。
那一刻，澄庆舰的管带蒋超英沉默，驭远舰的管带金荣也沉默。
沉默的结果，就是两声巨响：自沉。而时间则定在了万家欢庆的除夕之夜。
但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就在两舰已决定自毁的2月14日夜十一时半，法国的两艘鱼雷汽艇偷偷潜入了港中。为了这次偷袭，法国人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特意选择了除夕夜采取行动，行动时又将鱼雷艇漆成黑色，并遮住发光的仪表。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次他们可算是白忙活了。法军的第一轮鱼雷攻击，成功击伤了驭远的尾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法国人大跌眼镜了。还没等他们发射第二轮鱼雷，受伤的“驭远”与毫发未损的“澄庆”，就在他们眼前沉了下去！
难道大清国的军舰竟有潜水功能？但很快，法国人就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正如负责指挥此次偷袭的“巴雅”舰副舰长戈尔敦中校所言：“此次夜袭任务之完成，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自己执行的。”
巴德诺也已隐约想到了一些东西：“很可能实情就是如此：澄庆号舰长想找借口逃到岸上，并想把自己船只沉没归咎于我们的鱼雷艇，遂与他的船员串通，自动把船弄沉了。”
澄庆如此，驭远何尝不是？
连老外都看透的把戏，大清国那么多聪明人会看不透？所以说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石头出来谁倒霉？当然是责任人倒霉。于是乎，圣旨一道，蒋、金二管带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皇恩浩荡声中，至少还保全了两船水兵与一帮百姓。也算是大清国特色的人道主义了。
大崩溃
台湾海峡的封锁没能打开，越南战场又传噩耗。
十一月，雨季提前结束。中法双方同时选择了进攻。
这段时间清军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为国人瞩目已久的王德榜军终于突破重重关山到了一线，二为张之洞重新启用了退休在家的老将冯子材。
冯子材的复出，很大程度上缘于当时复杂的派系斗争，即张之洞等人对淮系失望，想借重冯子材取代潘鼎新。如此一来，潘鼎新对冯子材的复出，自然充满警惕无，形中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头再看一线。
西线清军继续围困宣光，但很显然，如不能解决重火器问题，宣光难以攻克。但是，这些技术问题恰恰是大清国官僚系统最易于忽略的环节。张之洞从不曾进入越南半步，简单地认为意志力可以克服装备不足造成的战术难题。至于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们，更是不关心此类实际问题，整日袖手空谈，让岑毓英效法邓艾之入蜀，取道泰国老挝，间道出奇，偷袭西贡！前线诸将也只有苦笑的份。
东线清军则部署如下：苏元春所部增至18营约9000人，负责防堵船头一路法军北上；前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率12营约6000人驻扎观音桥；王德榜率10营5000人，防守那阳，警戒郎甲、船头之敌迂回谅山；王德榜的副将马盛治部6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攻克后，即与西线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6营3000人驻守谅山，兼作预备队以备策应各路。
十一月下旬，南下的清军与北上的法军，在丰谷、纸作社一线全面遭遇。清军原计划是以苏元春与王德榜两部分进合击，夹攻船头。不料，苏部因“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遂造成王部孤军深入的态势。十八日，作为生力军的王德榜部，在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与法军遭遇，激战两天后，法军以85人的伤亡，毙伤清军近千人（内记名总兵黄喜光等33员将官阵亡）。王德榜被迫率军退回板峒，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
因为时值阳历元旦前后，遂为法军称为“新年奇捷”。法政府决定，自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7日）起，越南战事正式由海部转为陆部负责，并决意再追加1000万法郎军费，另为来春战争准备4300万法郎军费。
反观清军，攻已乏力，退则为中央不许，于是只有死守，死守最后就是守死。受制于脆弱的后勤，清军不仅动机力极差，而且被迫将各军分散就食，各把要隘，这就造成了兵力的严重分散。在对法军下一轮主攻方向的判断上，清军同样犯了错误。
而清军情报系统落后，兼举国上下普遍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所以清军将领的战争决策，主要靠主观上的判断，与客观经验的积累。前几战，法军的战法多系避开正面、迂回侧翼，所以这一战清军在部署上就比较注重北黎与车里两翼的守备。结果数十营大军散布在辽阔的战线上，相互不能支援，中央位置的重镇谅山仅驻扎潘鼎新直接指挥的三千余兵力，其正面屏障则为苏元春部疲兵倦卒。所有这一切都瞒不过法军的情报机构，本着敌变我变的精神，波里也遂决定此战一反故技，先以少量兵力佯攻车里及观音桥两翼，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时集中8000主力（包括约翰尼奈利的第一旅和尼格里的第二旅），在六个炮兵中队的火力支援下，取谷松正面直攻谅山。
十二月十四日，法军的谅山远征军组建完毕。十九日，法军主力由船头、陆岸北上，二十日，先头部队与苏元春的前锋陈嘉所部六营发生了遭遇战。法军以90人的伤亡，将该部清军逐退。显然，法军即将攻击距谅山仅120里处的谷松，但是否这就是主力进攻，潘鼎新一时还拿不准，于是只调了驻守屯梅的记名提督董履高部淮军龙字营前往支援。二十一日，法军挥师猛攻谷松，激战至二十二日，鉴于伤亡太大，工事被毁，清军被迫退守谅山南方二十余里处的委坡。法军以伤亡182人的代价，攻克了谷松。
现在潘鼎新终于意识到，“谷松—谅山”就是法军的主攻击轴线。潘鼎新一面亲率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所部五营淮军驰援委坡，一面飞调外围清军分路抄击法军后路，又催冯子材部迅速出关会剿。但为时已晚，措手不及之下，潘、苏二部于外围死战六昼夜，终于无法阻止法军对谅山的合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军对谅山发起最后的总攻时，由于晨雾过大，法军的火炮一度无法瞄准射击，双方士兵全靠步枪火力较量。其中有一支装备了雷明顿式连发步枪的淮军，在局部战斗中成功压制了使用老式步枪的法军。清军的这一成功得益于李鸿章战前的一次开明选择。当时，面对美国军火商带来的新式雷明顿连发步枪，李鸿章以其对新事物的开明表示了接受。而同时期的法国陆军却固执于现有老式装备。结果就是在此次谅山战斗中，装备连发枪的清军连续打退法军的三次冲锋。
战斗最激烈时，清军的步枪子弹甚至射进法军第二旅的指挥部，波里也的传令官波桑上尉，第一旅的炮兵指挥官列夫拉相继中弹毙命。
可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整个系统的较量，而非一两件新式武器的孤立表现。具体到这一战，未等法军的火炮轰鸣，清军便已丢了阵地。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用尽，清军为他们落后的后勤系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大雾消散后，法军火炮猛烈而准确的打击，则彻底瓦解了清军的抵抗。
弹尽粮绝，精锐损失殆尽，潘鼎新被迫于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放弃了北越重镇谅山。是役法军伤亡386人，另500余人因病丧失战斗力，清军据说“营员弁勇伤亡千余”，但算上非战斗减员，实际损失尚不止此数。
谅山一失，关外战事遂不可问。波里也乘机亲率第一旅西援宣光。尼格里则率第二旅北上追击溃败的清军。结果，两路均获大胜。
宣光解围
西线法军少时仅500人，多时亦不过700，坐守孤城近半年，顶住万余清军的环攻，原因大要有五点：
一、装备精良；二、训练有素；
三、地势险要，建在陡峭山丘上的宣光城，俯瞰明江，每面筑有300米长的石质城墙，随时可获得明江上法军舰艇的支援；
四、工事坚固而清军又无攻城重炮；
五、多米尼指挥有方。
反之，清军多则多矣，勇亦勇矣，无奈枪不如人，炮不如人，组织训练后勤样样不如人，想单靠一句“不怕死”取胜。真是比登天还难。
鉴于攻坚无效，岑毓英决定将作战重心由攻城改为打援，以宣光为诱饵，利用外围有利地形，集中兵力于左育一线，提前构筑坚固工事，伏击法军增援部队。从战术上讲，这个决定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全局而言，这个决定必须靠一个基本前提才能成立，那就是法军的主攻方向必须是西线。但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法军下一轮的打击重心还是东线。
如此一来，如果西线以打援为主，只能是坐看己军被逐个击破！
但是，若认为清军已经别无选择，则又不然。其实，只要允许潘鼎新以国境线为主防线，作弹性防御，则全盘皆活。届时，法军在东线进攻，清军便后撤，诱敌深入。法军如继续进攻，清军即可在镇南关一线厚集兵力与之决战。从后勤上讲，镇南关无疑远胜于谅山。如法军转向西线，岑毓英的打援计划即可实施，东线清军则南下攻击法军侧后。如此方可避敌之长击其之短。
但是，东线作弹性防御，根本不能为当时的舆情政论所接受，关外清军也只有死里求生。
1月底，鉴于法军在东线的新一轮攻势即将发起，得到唐、丁两部援军加强的西线清军，决定对宣光发起强攻，以支援潘鼎新的东线。
十一月十八日（1月3日），唐景崧与丁槐至刘永福处共商下一步行动。两天后，岑毓英正式决定，由唐、丁两部攻城，刘部打援。同时，清军诸将终于认清水路的重要性，得出结论应由打援军全力截断水路。
在刘永福的努力下，水路暂时被切断，守城法军一度只有靠漂流瓶与外界联络。但如法军大举来源，刘永福强调己军势单力薄，难以独力完成打援计划，故岑毓英遂将即将开往前线的何秀林部3600人援军派往协助打援。
十二月初八（1月23日），唐景崧与丁槐会商后决定，攻城时间定在十二月十一日，丁军主攻，方向为宣光南门；唐军助攻，方向为宣光东门。
十一日（26日）夜三更，丁槐军率先发起了进攻，攻入了法军南门外的几个孤立据点，并开始纵火。东门外的唐军亦发起进攻，但不幸陷入法军城头步枪火力、城外高地炮台炮兵火力与明江上的炮艇舰炮火力的三面夹击中，唐军猛将管带谈敬德（字克昌，湖南沅江县人）以下百余人阵亡，伤者倍之。
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清军终于无法突破法军的火网。此后两天，清军继续攻城，但只是徒增伤亡。
鉴于双方火力差异太大，丁槐提出以滇军拿手的“滚草龙”战法，先攻克法军炮台，再攻城。
所谓“滚草龙”战法，即在守军炮台外数百丈处挖掘类似于散兵坑式的掩体，积土为垛，遮蔽敌军枪弹。然后横向延展，将孤立的土坑连成长壕，隐藏士兵。待聚集一定数量的士兵后，就发起总攻。届时，士兵手持事先准备好的三尺长的草把，“计数万束，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枪，草压炮台，即可立破”。
鉴于攻城战的激烈，本该协助打援的何秀林部3600人援军，也转而参加了这一轮攻城。
丁、何两军负责挖掘战壕，唐军则负责捆扎草把。十三日（28日）夜三更时分，清军开始在西城外法军炮台前二百丈处施工，五更挖成二百丈长的战壕一条。次日，清军即以滚草法前进。十五日晨，清军已推近至法军炮台外数丈处。当时的法军还不具备二战期间美军的火力密度，所以面对此等战术束手无策，只有待清军逼近后发起反突击。但法军人数有限，所以反击力度有限，清军亦毫不示弱，经苦战终于击退法军。法军无法应对清军的新战术，只有放弃城外炮台，撤回城内。
至此，城西、南、北三面的法军外围据点均为清军控制，只有东城因明江环绕而成为唯一的缺口。但随着刘永福塞河工程的展开，法军终于陷入四面被困的绝境。
但是，滚草龙战法无法用于城墙攻击，战斗遂再度陷于僵持状。由于法军火力强大，清军在白天的任何大队行动，都会招致准确而猛烈的炮击。夜袭敢死队若天亮仍攻不进去，往往在法军火力遮断下亦无法撤回，只有“仍伏城根，而以城外据岭之兵燃枪击堞，使虏不得凭堞偷击城下，兵待夜始撤回”。同样由于法军火力强大，饭也送不上去，只有用布裹饭“掷面前”。“后因粮少食粥，不能掷，辄饿竟日。”
这期间，丁槐又提出以地雷爆破法附以地道突击攻击城墙工事。但是，引爆地雷“须待天明方窥见缺口所在，以便扑攻。我军竹梯、草捆攻城，利在黑夜，使敌莫测。故待雷发始肉搏奋攻，伤亡辄众”。
清军在十二月二十八（2月12日）、二十九（13日），正月初八（22日）、初九（23日）以地雷爆破法加地道突击连续攻城，终无效。而此时东线谅山已失，法军主力西移不过时间问题，岑毓英担心如不及时撤围，被法军前后夹击，必致全盘崩溃！所以他指示宣光围城军“相机撤师，勿拼孤注”。但北京方面却继续严饬攻城。
前线众将左右为难中，在初十（24日）、十二（26日）、十三（27日）又连续发起持续猛攻。但死伤枕籍，城仍不破，诸将也只有徒呼奈何。
而只要宣光在法军手中，清军东西两线就无法会师，别说钳型攻势，就是防御上的相互配合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波里也大举西进，围城军也只有狼狈撤围一途。
正月十三（2月27日），波里也亲率援军抵达端雄。清军这才停止攻城，以刘永福部在左育正面阻击，覃修纲部2000人进驻临洮附近，伺机趋端雄，抄袭法军后路。
但是，法军之交通线实在水上，端雄城高池深，难以攻破，所以所有重压一时全在刘永福一军之上。所幸正月十六（3月2日）、十七（3月3日）两日，8月刚被清廷正式封为记名提督并赏戴花翎的刘永福奋余勇，率二千余黑旗军，及何秀林部滇军1000援军，在离宣光十余里的左育，顽强阻击，使四千余西援法军付出了伤亡467人的空前代价（一说伤亡387人，内76人战死）。这才使围城军得以及时撤围，虽败未溃，稍一整顿后，利用数量优势与西线复杂的地形，与法军大打游击战，波里也的大军如狮子捉蚊，一时竟无处下力。
西线战事一时陷于胶着状态，这就意味着东线法军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只有孤军作战。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马上就将看到。
山穷水尽
正月初九（2月23日），尼格里率所部三千余人直捣镇南关，另动员越南苦力万人运送子弹粮食。这就意味着战火将从陆地烧到中国本土。对法军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实施战略威慑的大好时机。正面撤退的清军屡败之下，已难以成军。外围王、冯诸军则离关尚远。杨玉科也只有一边请援，一边将七残八落的残兵败将聚齐起来，据关死守。
是役之惨烈超乎想象，自杨玉科以下，1名记名提督，1名副将，1名游击，3名都司，9名千总悉数阵亡，当最后一名指挥官也在法军猛烈的火力下尸横疆场时，守军遂放弃阵地，一路溃逃而去。
法军遂以死9人，伤四46人的代价攻取镇南关。获胜后，法军派工兵爆掉了镇南关的城墙工事，并在废墟上立了一根柱子，用华语写下：欲捍边境，无用石城，须行条约。
由于法军并没有继续深入的计划，所以尼格里完成这一切后，遂主动放弃镇南关，退往文渊，构筑炮台，静待中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在从谅山到镇南关所有这些激战期间，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王德榜军，和张之洞信任的冯子材军在干什么呢？谅山之战前，王部奉命奇袭船头，以收围魏救赵之策，作战无效后就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已是镇南关失守之后了。至于冯子材部与另一支淮军劲旅——王孝祺部，则由于未能及时收到新的密电码，根本不知道从张之洞到潘鼎新令他们飞援的目的地何在，而只能跑来跑去。等到谅山失守，冯子材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遂急驰镇南关。不料潘鼎新轻信了张之洞“法意在全占越境，断不轻入华界”的情报，明告冯子材“守关无须萃军”，你们还是回越南支援东路守备重要，于是便有了杨玉科殉国的悲剧。
关外大败，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皇太后盛怒之下，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上谕，将潘鼎新与王德榜革职。二人的替代者分别是李秉衡（这也是开战来的第三任挂抚，若从中法矛盾激化算来，则已为第四任）与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这也是自越南问题提上日程以来的第三轮换马。
可是，关山重重，交通落后，皇太后的冲天怒火，注定要再过一个月才能传到，就在这短短一个月内，战局将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这个逆转，茹费理没想到，李鸿章没想到，皇太后、张之洞、潘鼎新、波里也、尼格里，同样都未想到。
柳暗花明
自第一次镇南关之战后，边省军民已成惊弓之鸟。自镇南关到龙州，“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游勇更乘机四掠，以至广西全省陷入空前的恐慌中。对法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停战的大好时机。事实上，早在中法北圻战火重燃的十一月底，搁置已久的和谈就已重新有了眉目。
在赫德的授意下，正在巴黎与法方交涉中国海关被扣船只事件的金登干，与茹费理进行了试探性接触。双方最终均同意重新回到“天津协议”这个起点上。剩下的只是细节拟定问题。
平心而论，以当时的军事形势而言，法国的这个让步不可谓不大。更不应忘记，法国军事力量的大头，至今尚未动用。显然，茹费理在思考战后的东方格局，更不想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
可是如果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大清国可也不免太失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年负气？现在钱也花了，仗也输了，面子也没了，最后的和平还是对手施舍来的，不失败吗？太失败了。
可历史它偏偏讨厌风平浪静。就在这看似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刻，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转折发生了。
按理讲，既然和谈大局已定，前线的军事行动就需要作一个适度的收缩。毕竟军事行动是政治意志的体现。
首先是波里也在西线始终无法扑捉住清军的主力，遂行他梦想中的会战。
其次，退守文渊的尼格里不断遭到清军游击队的夜袭。
最后，孤拔攻击浙东无果。由于薛福成借助英国牵制法国的妙计，法军被迫与英国达成妥协，法不占舟山，英亦不出兵助华，这样法军就只有孤悬海外，强攻镇海。但由于没有领水员，一时不敢冒险深入。巴黎方面又不愿将东南战火再扩大。孤拔遂郁闷无比的又退回了台海。
事实上，既然和议即将达成，法军就完全不用为这些小不快而烦恼，很快这些小麻烦都将不战而平。选择的关键是守住既得要点，节约法国公民的鲜血。可恰在这时，却有人自以为是地出了个馊主意：让尼格里二攻镇南关，然后向中国内陆作一个适度的深入，最好能让一两队非洲骑兵出现在龙州郊区，如此就可以给清国施加政治压力，迫其加速屈服。巴黎方面则为一连串的胜利而陶醉，根本就没想到，阴沟里也能翻大船。
妙计传到一线，却把尼格里吓了一跳。
事实上前面我们已作了分析，清军唯一的胜算就在于诱敌深入，拉长法军补给线，稀薄其兵力密度，自身则厚集兵力，打防守反击。现在巴黎方面的指示，无疑是主动向清军提供这个机会，又如何不把尼格里吓出一身冷汗？而更让尼格里不安的，还是山那边中国军人的行动。
联合省军
自第一次镇南关之战后，清军终于看清了镇南关的地位，也打破了战前张之洞关于越南法军不会攻击中国本土的天真看法。淮军、湘军、桂军、冯子材自募的萃军……一支又一支军队开始向镇南关集结，由于后勤得到了改善，清军这么一集中，居然就在镇南关集中了3万余人的兵力。
但问题仍未根本上解决。这3万余人名义上都是大清国军，可实际上更像一支联合国军，或者更确切的讲，是一支不折不扣的联合省军。各部队之间历史上的矛盾，现实中的不满，再加上相互根本听不懂的方言，都严重阻碍了有效的指挥与团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兵虽多亦无用。尤其麻烦的是，从张之洞到中央，总有那么一帮人要想方设法的打击淮军，瓦解李鸿章的势力。此次冯子材复出，就含有这个动机。对此，张佩纶早已看穿，李鸿章也感到很棘手。也可以说，萃军的到来，加剧了前敌的离心力。可奇迹居然在无望中产生了。
大敌当前，李秉衡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前敌会议，湘、淮、桂、粤诸军主要将领皆列席其间。
李秉衡开宗明义，指出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并向诸将晓以大义，希望大家能放弃前嫌，一致对外，方无愧于天地男儿之正气。
一番话，搅起无限感慨。
在传统中国，年龄是一个特殊的优势，很多情况下，如果实力解决不了，就比年龄，比阅历。指挥官的关键任务是凝聚人心，作战有幕僚，真不行还能大家商量着来，这就是大清特色。
论年龄，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谈职务，冯没退休前干的可是广西提督，指挥桂军至少是肯定没问题的。尤其不应忘记，冯曾三次入越剿匪，他一到前线，就有不少越南人来哭诉法人的残暴，争着要当向导，还要借他的旗号组建游击队，可见他在越南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而且他既非湘又非淮，可从阅历上却既与湘军合作过，又与淮军合作过，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可是关键的麻烦在于，冯子材是张之洞挖来排挤潘鼎新、苏元春、王孝祺的，他当总指挥，淮军服吗？淮军不服，就等于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仗就不好打了。
再说，淮军不服湘军就会服吗？王德榜自视湘中老将，连潘鼎新都不往眼里放，会把这个“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太平军旧部冯子材往眼里放吗？
淮军、湘军不服，粤军最终也是个不服。
这可真是个决定命运的时刻。
沉默中，淮军老将王孝祺站了出来，一语惊四座：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
这里，他没有提桂军，因为桂军不会抵制本省人加老上级出任总指挥。他又特地将湘军放在最前，淮军说于最后，更体现了他的诚恳。
王孝祺的大度终于打破了冰山。李秉衡点头称善之间，诸将一体表态：愿受冯公节度。
大清国军人，终于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用热血熔化历史的积怨，更要用智慧去挖掘法军的坟墓。
中方部署
鉴于镇南关的城墙工事与关内外建筑均已被法军炸为废墟。冯子材遂决定另选战场，构筑坚固工事，以抵消法军的炮兵优势。
最终冯子材选择了镇南关内约8华里处的关前隘。
该地东西两面高山夹峙，西有凤尾山，东有大青山，皆高二三十丈。两山中间为宽约一公里的隘口，一条不到两丈宽的羊肠土路蜿蜒其间。形势十分险要。大青山向南倾斜又连出由五座小山峰组成的小青山。冯子材乃“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三里馀，外掘深堑，为扼守计”。
这条横跨东、西两岭，雄踞隘口的土石长墙，长1.5公里、高两米多、宽一米多，底厚丈余。墙外挖掘四尺宽五尺深的堑壕，派兵驻守。墙上满布雉堞，用于观察射击；墙外侧开有若干栅门，用于反击通道，取名先锋栅。
同时在东西两岭上赶修炮台。并在长墙工事后约一里处，再加修一道平行的土墙工事。该墙也开有若干栅门，取名拦冈栅。
为防法军炮击，在长墙外围和墙内两旁岭上垒起数百座地堡。同时在大小青山上构筑炮垒，既发扬火力，又可遮蔽长墙工事。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九营萃军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八营精锐淮军屯冯军之后为第二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十营湘军屯关外东南35里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准备抄袭来犯敌人的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五营萃军屯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十八营，屯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十二营屯凭祥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如此清军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倒L防线。如果尼格里从正面攻镇南关，王德榜部湘军就将袭扰甚至切断其后勤线。若法军绕过镇南关袭击龙州，王孝祺、苏元春部将及时驰援，冯部亦将断法军后路。清军的防御之所以能面面俱到，正说明了一个问题：守军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
更深一层讲，冯子材将最艰苦的守关工作交给自己的萃军，而将精锐淮军留为二线预备队，让湘军去打包抄，更是高风亮节的良苦用心。
冯的大度，换来了湘、淮、粤诸军的心服口服。李秉衡的良苦用心，终于收到了成效。随后，潘鼎新亦于二月初一（3月17日）亲临镇南关视察。老潘转了一圈，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指挥层虽已抱成团，可基层士气尚未恢复。
怎么办？老办法：加工资，悬重赏。
湘、淮军工资高，边军工资低，大家早有意见，冯子材决定将各营裁弱留强，归并为46营，多出钱匀给大家加饷，既加强了战斗力，又提高了士气。但加工资是要中央说了算的。潘鼎新说：特事特办，先批准再上奏。这对于军心的稳定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同时，潘鼎新还将完成各类任务的奖金标准也大幅提高。镇南关外，立时一片欢腾景象。
与此同时，尼格里也没闲着。
法方部署
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尼格里试探性地派出了一支北非骑兵队，带上一撮越南伪军，由文渊经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过镇南关，直接威胁龙州。结果，法军刚一行动，他们的行迹就被反法的越南人民告诉了清军。冯子材迅速率军驰援扣波，苏元春部则驰援艽封，均先于法军到达。法军只有退回文渊。这件事证明了尼格里的一个判断：镇南关一带，已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
三月初一，也就是潘鼎新视察镇南关的同一天，尼格里亲自侦察了镇南关一带的敌情。冯子材的倒L布局的高明，他一眼看出。中方工事的坚固与防备之严亦令他深深震惊。
这个时候进攻镇南关，无疑是不合适的。波里也西去时，留给尼格里的兵力是4000余人，但这一路北上，守备兵力渐多，机动部队已只剩下3000多人。除非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尼格里并不打算用他的荣誉和士兵的生命为赌注，去验证巴黎那些老爷的臆想。
可是，就是这位尼格里，却在一周后发起了第二次镇南关之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二月初五（3月21日）晚，冯子材亲率王孝祺部数千精锐夜袭了法军在文渊外围的一个孤立前哨。该据点的法军仅两个排，清军之数量优势已不成比例，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初六（22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清军分两路，一路沿大路，一路顺河床悄然接近了法军哨所，在后者中，“因为夜色沉黑，一个中国兵，定然是因想晓得自己的确在什么地方，燃了一枝洋火。”他却没有想到，不远处的河边正好有四名法国的骑哨兵。他们一看到闪光，立即怀疑是清军夜袭，便鸣枪示警，清军亦开枪还击。混战从此开始，直至次日中午始结束。双方相互均倾泻了大量的火力，但人员伤亡均不大。清军发现法军设防坚固后亦未强攻，而是选择了撤退。
这件事对尼格里的震动很大，他终于看清，文渊这个据点是过于孤立，离镇南关又太近，在缺少后援的情况下，尼格里并不怕清军强攻文渊本身，而怕后路被断。
既如此，就应该放弃这个据点，向谅山一带收缩。但这明显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既不能退就只有进，可进攻又痛感兵力不足。这就叫两难。
两难中尼格里决定赌一把，赌双方的战力差异，赌法军的火力优势。显然尼格里犯了一个与安邺、李维业相同的错误。
当时，尼格里所能动用的机动兵力仅2137人，内战斗步兵1137人，其余为炮兵、工兵及后勤人员。就是这支军队，将击攻三万清军聚守的镇南关。
二战镇南关
二月初七（3月23日）晨八时半，法军抵达了一片废墟的镇南关。由于大雾弥漫，能见度太低，尼格里遂下令暂停前进。不久，双方的斥候开始发生接触，法国骑哨兵在大雾中误入了一片稻田的泥潭中，只好放弃战马，徒步逃回关门外。
十时半，随着大雾的消散。法军开始大举进攻。
尼格里的计划是，以佯攻吸引正面清军的注意力，实则在炮火掩护下，先抢占大、小青山的清军炮垒，这样不仅将扫清法军进攻途中的火力障碍，而且一旦法军完全占据了这些制高点，法军的火力就将完全摧毁长墙工事。
由于清军的防守过于注重正面长墙工事，法军遂得以一举攻占清军五座炮垒中的三座。一时间，部分清军阵地发生了动摇，这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冯子材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亲率督战队手刃逃兵，终于稳住了形势。
下午四时许，潘鼎新、苏元春亲率淮军精锐大队来援，抵达一线后立即上岭血战。同时蒋宗汉、方友升各部亦闻讯赶来，王德榜军则对法军的交通线与侧后方发起了有效的攻击。法军雇佣来运输弹药的越南苦力趁机逃跑。法军的输血管渐渐凝滞了。
太阳落山了，长墙工事仍在清军手中，法军也未能控制大小青山上的最后两个堡垒，这个晚上，冯子材与尼格里，同时陷入困难的抉择中。
冯子材在思考，是乘夜撤退还是继续坚守。
尼格里则在思考，是乘夜撤退还是继续进攻。
对冯子材而言，法军火力之猛，清军伤亡之大，均远超出战前预料。而法军的伤亡虽不清楚，但肯定不会太大（事实上，这天法军攻大小青山仅死4人，伤25人）。万一明天法军攻克了最后两座堡垒，居高临下发挥火力优势，北宁的惨剧就会重演。
所以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乘夜退往龙州持久防御。但冯子材立即就否决了这个提议。如果筑有坚固工事的镇南关守不住，龙州更守不住。伤亡虽大，可更多的援军也正兼程而来。法军火力虽强，但冯子材坚信，王德榜部对法军后勤线的骚扰即将生效。法军炮兵猖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他决定继续坚守，苏元春、冯子材居中，陈嘉、蒋宗汉在左，王孝祺与冯部分队在右。冯并会商诸将，传令各军：“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说到做到，老冯组建了多支督战队，于各路设卡，查斩逃兵。这无异于在烈火中再浇杯滚油。这就是1885年的战争。
尼格里的处境就困难多了。
总的来讲，第一天的进攻还算顺利，可是仍未获得他预期中的能直接摧毁长墙工事的炮兵阵地，要想获得，就必须攻下大、小青山上的最后两座清军堡垒。在已丧失突然性的情况下，究有几分胜算，尼格里犹豫了。
更让他苦恼的还是侧后方的那股清军（即王德榜部）。他们对自己的后方构成了严重威胁，法军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驱赶他们。而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支清军的表现与以往的清军大不相同，当法军进攻时他们就撤退，而法军一离开，他们马上又重新集合起来，威胁法军的交通线。最后，法军不得不用预备队专门钉住这支清军。这使法军一线的兵力更感稀薄。而法军炮兵的弹药消耗太大，后勤运输始终不畅。所有这些都令尼格里不得不慎重对待第二天的作战。
但最终，尼格里还是决定继续进攻。他的计划是，令其副将爱尔明加率一四三团和东京冲锋兵，借晨雾的掩护，奇袭大小青山上最后的清军堡垒。一一一团则在奇袭成功后发起正面进攻。所以一旦爱尔明加奇袭成功，镇南关的战斗也就结束了。
二月初八（3月24日）晨七时，爱尔明加别动队出发了。尼格里深知，胜利的钥匙就在他们手中。可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时。浓雾中却连一声枪响也没传来。
尼格里想了想，笑了：一定是中国军队已经连夜撤走，爱尔明加已经不战而下大小青山。于是他命令炮兵开始火力准备，一一一团准备发起正面进攻。正在此时，尼格里通过望远镜看到大清山一带有人群在移动：那一定是爱尔明加。
激动的尼格里既振奋于爱尔明加的迂回神速，更担心他的孤军深入。于是他下令：一一一团提前进攻！可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些人根本不是爱尔明加，而是奉命驰援的清军。关键的堡垒仍在清军手里。
那爱尔明加呢？
爱尔明加迷路了！
但一一一团的猛烈进攻依然不容小视。
这些绕地球半圈前来的法兰西军人，为了军人的荣誉，怀念着老拿破仑的荣光，一路怪叫着直扑长墙工事。炮兵部队也作了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冯子材说：“午后，法匪分路猛扑我军，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
苏元春说：“法人炸炮以千计，声震山谷，子如雨落。”“（法军）益以开花炸炮，向中路长壕轰击，自巳至申，连绵不绝，尘土蔽天，枪炮子弹积寸许”。
在以往，如此猛烈的火力，早足以令清军四散溃逃。可这一次，当炮火的硝烟飘散后，法军惊讶地发现，清军依然死守不退。
于是，法军步兵开始进攻！下军袋，上刺刀，前进，为法兰西之光荣！一时间，“重炮机枪交轰，药烟迷漫，至不辨旗帜，弹积阵前逾寸，墙后大营且被毁。”法军的狂热与清军的顽强正可谓旗鼓相当。
激战至下午三时许，法军终于接近了长墙。冲在最前面的法军已开始攀墙而上。似乎尼格里的目的就要实现了。可也就在这时，一个空前戏剧性的事件出现了。
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手持长矛，短衣草履，纵身跳出了掩体。战火中，白发迎风飘扬。老将振臂高呼，直冲法军。那一刻，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是苍白的。他带到前线的两个儿子：三子相荣与五子相华，紧随而前。三军为之感奋，“齐开栅门涌出”。转眼间，正如法军一一一团上尉威狄埃战后的回忆：“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
同时，大青山方向的清军也发起了反攻。陈嘉、蒋宗汉部经激战收复了丢失的三座堡垒。王德榜部与扣波新来的五营冯军亦已深入法军侧后。尼格里别无选择，只有撤退。
多亏了法国炮兵的榴弹，与步兵的训练有素，尼格里才得以突围而出，退驻关外三十里地的文渊城。
是役法军战死70人（其中军官7名），伤188人（其中军官6人）。总计伤亡258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强。其中一一一团的损失占了89人（军官4死1伤，士兵27死、50伤）。
而清军的具体伤亡数字，则再次成为迷团。
综上所述，可知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镇南关大捷都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事实上，不是会战本身，而是随后发出的一连串奇迹，才使镇南关作为一个神话流名青史。
连小说家也不敢写的谅山奇迹
鉴于法军并未受到重创，镇南关的威胁也未从根本上解除，冯子材遂决定，乘胜急追，将法军困死在文渊这个孤立的据点里。冯子材的建议，迅速得到了苏元春、二王诸将的支持。清军遂开始大举反攻。
而尼格里呢？尼格里根本就不打算在文渊死守，他决定放弃文渊，退守谅山。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因为文渊太孤立，防御工事也未完工。法军后方空虚，一旦被困，后果不堪设想。相反，诱敌深入，拉长中国人的补给线，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最脆弱的系统——后勤首先发生紊乱，这就叫“打击阿咯琉斯的脚踵”。
同时，法军的后勤线就会缩短，分散各处的守备队将聚集，援军也将到达（事实上，撤到文渊后，法军达到了4500人），战力也就将得到恢复。此外，谅山不仅筑有远较文渊坚固的工事，而且囤积着远较文渊丰富的物资。更重要的是，谅山这个名称太金贵了，就像后来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十个文渊的失守也抵不上一个谅山的丢失。那将成为巴黎街头引爆的重磅炸弹。
尼格里算得很精确。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战争女神终于开始垂青中国军队了。
二月十二（3月28日），一路尾追而来的清军开始发起对谅山的全面攻击。
冯的计划是，一面全力围攻谅山的北面屏障驱骡，一面派出别动队迂回偷袭谅山。
而法军亦决定坚守驱骡。尼格里要利用驱骡外围开阔的地形，充分发挥法军的炮兵优势。
事实证明尼格里判断是正确的。当天，驱骡守军仅以3人阵亡，37人受伤，四人失踪的代价，打退了清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据说战场上的遗尸达到了1200具。但清军仍顽强地吹响新的进攻号角。他们在将自己的战斗精神作最后白热化的燃烧。
但只是这种人海式进攻，显然无法打破僵局。
真正改写了战争进程的，是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的一个意外：尼格里胸部中弹负重伤。原来，尼格里为鼓舞士气，亲临一线视察，不料却为流弹击中胸部。
接替尼格里指挥谅山之战的正是那位关键时刻迷路的爱尔明加中校。此君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军队已成强弩之末，现在之所以仍在不停的进攻，实在只是一种纯精神力量的燃烧。相反，法军依托坚固的阵地，有4天的粮弹，这至少已足以在后勤上拖跨中国军队脆弱的输血管。而若法军真放弃了谅山，则从谅山到北宁之间，法军实在很难再找一个像样的坚固阵地。换句话说，法国人只要一退，就要再退回尼格里的起点：北宁。
但是爱尔明加已被中国军队浩大的进攻声势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所震慑。出于对“第五天怎么办”的高度恐慌，爱尔明加的心理防线动摇了。他下令：撤出谅山。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命令。重伤的尼格里表示了最大的抗议，可是却被可爱的爱尔明加当成了病人的噫语。
爱尔明加在发给统帅部的电报中称：“尼格里重伤，粮药绝，无法再守，决乘夜分两队径退至谷松、屯梅。”其中，“粮药绝”实属托词，而他所谓的“退至谷松、屯梅”却并非最后的底线。
更绝的是，爱尔明加生怕会在撤退前接到总部发来的不许放弃谅山的命令，他于当晚六点钟下令割断了电报线！同样是出于恐惧，爱尔明加要利用夜晚撤退，他害怕任何的光亮会泄露法军的撤退企图，所以严禁一切火光，虽然前线的士兵已经激战一天，很多人都没有吃到一口热饭，但爱尔明加还是坚决反对生火做饭。为了加快撤退速度，他还把部队分成两股，走两条不同的道路。
爱尔明加深信只有他明了时局，他也坚信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这支绝境中的军队。所以他要不顾一切，不惜代价的，最高效率的，把这只陷入绝境的部队救出去。所有质疑，包括“最微末的意见”，都激起中校“大发脾气”。
就这样，法军放弃了谅山。13万银圆，大量的面粉，以及在爱尔明加看来严重影响撤退速度的海军大炮和炮弹，都被中校下令扔进了河里。
新的偶然事件也再次发生。二月十三（3月29日）拂晓，由杨瑞山率领的先头敢死队，取道人迹罕至的僻径，一路急行军，迂回摸到了谅山守军的鼻子尖下。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奇袭。而上天如此垂青他们，让他们正好赶上了法军的撤退。于是，大批物资来不及销毁，轻而易举落入了清军手中。正是靠了这批缴获的给养，冯子材的大军才得以恢复了活力。一路紧追南逃的法军，克谷松，取屯梅，进逼郎甲。尼格里数周血战的成果，就这样被爱尔明加在48小时内，丢得一干二净。
好运气逆转得如此之快，真是写小说也不敢这么编。
连锁反应到了西线
东线的转折迅速影响到西线的进退。
且说法军解围宣光后，本以为可将西线清军一鼓荡平，不料却被清军化整为零的骚扰性作所困，为打破僵局，波里也决定兵分三路，对红江两岸进行一次扫荡性作战，驱逐威胁法军水上交通线的清军。
二月初七（3月23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的前一天，1000余法军在一批越南教民的援助下，由兴化渡红河，攻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
这一次法军过于托大，对作战企图的隐蔽工作不够重视，岑毓英得以提前获得情报，调刘永福部进扎临洮，并命滇军李应珍部并越南义兵防守临洮东南村落，原驻防临洮附近的覃修纲部4000人则负责夏和、清波、锦溪等据点的守备，做临洮友军之后盾。
鉴于法军强大的火力优势，滇军在战术上采取了下述措施：一、注重防御；二、在防御中以“地营”主要工事抗击法军。
所谓“地营”，就是一种相当于暗堡的土木工事。修筑时，先挖掘一个六尺深的方坑，坑四周密竖大木，地上部分仅露出尺许，很难发现。又由于弹道原因，法军的山炮很难有效命中。如此“回环掘数营”，以隐蔽的交通壕相连，“水米药弹均储其中”，地营三丈外密布三层障碍物，“防敌冲突”，“再于四角埋置地雷，尤为有备”。按唐景崧的说法，这种地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每个地堡只有一个出口，出口处设有木栅，“一人闭栅坐，则坑内数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炮，且免溃走”。
而法军对清军的这些新变化并不清楚，还以为只要大炮一响，清军就会四散溃走。结果，法军炮轰枪射了整整一天，清军阵地就是巍然不动。入夜后，越南义军于四周村落广树黑旗，以华语高声喊杀，法军担心遭合围，又害怕夜战，遂致狼狈撤退，衣物器械多有遗失。
这就是后来被岑毓英宣传为大捷的“临洮之战”。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战至少是清军的一次战术性胜利，而且是通过对现有战术的改良取得的，这相对于那些大后方空喊天道人心的八股文章，更值得写入史册。
更让时人振奋的是，东线很快就传来了镇南关大捷的好消息。此后的一连串变化更令波里也震惊，不明就里的波里也匆忙决定，西线再次转攻为守，留下少量兵力防备宣光、端雄、兴化三大据点，主力再次转向东，驰援尼格里。
更丢人的是，波里也震惊于东西两线的巨变，一度竟张皇失措，急电巴黎：
尼格里将军受重伤，谅山失守，殊可痛惜。华军以三队之众猛扑驱驴。爱尔明加中校见众寡远不敌，弹药垂绝，不得不退至谷松、屯梅。现尽力图守船头、郎甲。红江方面，华军亦日增。但无论如何，仍望能保守三角洲。请政府急增援。
当波里也抵达东线后，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竟是爱尔明加的神经质，其窝火可想而知。
现在，波里也迫不及待的想同清军一战，以挽回法军的荣誉。而清军也确实早已超越后勤的极限。但是，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历史永远不会再给波里也这个机会了。
闹剧般的终战
“镇—谅大捷”的消息一经传出，法中双方同时作出了强烈反应。二月十三日（3月30日），法军在北圻的败讯传到了巴黎。法国舆论界痛斥此败为“第二个色当”，又一个“滑铁卢”，认为茹费理内阁指导不力，大损法兰西之荣光。一时掀起空前抗议巨浪，并在十四日引发了反对党的倒阁行动。茹费理被迫宣布辞职，解散内阁。惟新内阁一时难以组成，故老内阁仍得以暂时理事。
于是一切逆转了过来，现在是茹费理急于签署停战协议，既为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划上终止符，也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谋一个体面的收场。
相形之下，中方的反应同样耐人深思。
张之洞、彭玉麟、冯子材、王德榜力主乘胜进军，添兵再战。
李鸿章、曾纪泽的意见则反是，他俩认为应当见好就收，乘胜议和。
后人读史于此，自不免痛斥李鸿章懦弱误国，时人更不甘示弱，干脆作诗讥讽，把李鸿章比成了秦桧，而冯子材则成了当代岳飞。所谓“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慷慨激昂中，这首诗甚至跨越百年时光，进入后人的历史教科书中，广为传诵。传到最后，也就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一句话：李鸿章卖国。附注：至少是误国。
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冷静下来分析战局时，就会发现那种将“镇南关大捷”或“镇—谅战役”看作决定性会战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法军的主体部分并未被歼灭，双方的实力对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随着波里也的重返东线，爱尔明加的撤退便立即遭到痛斥。茹费理内阁虽然垮台，但这并不说明巴黎要和平。相反，法国人认为茹费理丢了法兰西的颜面，所以急于挽回损失。巴黎方面不仅从台湾抽调一个团赴越，并将新抵达的5000生力军速由海防转运东京。法国议会更决定再增派8000至9000人的援军。到四月下旬，北圻法军已达25000人，另有越南冲锋兵12000人。而南下清军仅15000人。当数量优势与防守优势都失去时，冯子材还能创造奇迹吗？
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
更糟的是，就在“镇—谅战役”期间，孤拔终于看清了澎湖的重要性。
台湾难守，尤难在澎湖。澎湖之于台湾，正好比斯摩棱斯克之于莫斯科。从大陆到台湾，澎湖正好在三分之二里程碑的位置上。尤其在台北未被开发的年代，澎湖的重要性更大。所以郑成功与施琅之攻略台湾，均先占澎湖为跳板，再攻台南。到中法战争期间，台南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但澎湖的重要性却并未降低。占有澎湖，首先将有效地遮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其次更将对周边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
更进一步的分析，诚如左宗棠所言：“伏查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然其地不产五谷，不生草木，薪米须取给于外；且仅协署一井，淡水亦复无多，固平日不能屯聚大兵，设为重镇。”所以要守澎湖，必要有相当的海上力量。或歼敌于海上，或通过海运，源源补给，澎湖才能守住。但海权在大清国恰恰稀缺，而法国人却很富有。结果，清军守无可守，法军一旦攻克却能将之当海权的力量倍增器用。这就是差距。
虽然早在1884年10月20日，孤拔就宣布法国海军将于三天后封锁台湾海峡。但由于法国军舰有限，又未攻占澎湖。此后清国军民利用夜航及恶劣天气偷渡等方式，先后将3000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枚鱼雷和10万两饷银成功运至台湾。
1885年3月21日，法军攻陷澎湖，大局遂为之一变。诚如李鸿章所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刘铭传也明白，“敌焰日炽，台事愈危，饷缺器乏，”所以上书“恳乞朝廷速救全台性命”。同时向李鸿章大呼：“如何支持？”
更让人震惊的是，台湾清军与越南清军一样，医疗保障落后，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
刘铭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一次次向海峡另一面不断大声疾呼：增援，增援！
很显然，如果台海交通不能改善，台湾守军早晚将失血而死。而只要双方的海军实力对比不能得到根本改善，交通就无法打通。
台湾海峡的生命线没有打通，巴德诺在2月1日（十二月十七日）又建议通过禁止漕米北运华北来迫使清廷妥协。随之，法国政府宣布，从2月26日起，广州以北口岸的米将被视为战争违禁品。对此，李鸿章的对策是利用英美等列强的船只运米，如此我得安全，彼得运费，可谓双赢。现在法国人要断大家的财路，自然只能激起大家的反感，英国首先抗议，拒绝接受法国人的宣布。但孤拔的态度却很坚决，法国军舰虽然不敢攻击挂米字旗的运米船，但对于放弃禁运大米一节则毫不妥协。
他将控制基隆与封锁台海的任务交给升任远东舰队副司令的利士比负责，自己则率巴雅、尼埃利、凯旋、梭尼四舰北上执行禁运任务。
3月1日（一月十五日），当法舰抵达镇海港附近甬江的急转弯上游时，法军意外发现了三艘中方巡洋舰的桅杆。这三艘战舰正是上次从孤拔手指缝中漏网的开济、南琛、南瑞舰。与这三艘同在镇海港内的，还有原属福建水师的元凯、超武二舰。孤拔的第一想法是留下一艘军舰监视这几艘华舰，使之不许出甬江口。以此“保证法国驶往东京湾的运输舰的安全，和有利于封锁台湾”。但很快孤拔就改变了想法，决定摧毁这几艘华舰，哪怕整支分舰队要在甬江口驻扎相当长一段时间。孤拔的新计划很快得到了巴德诺的支持，在后者看来，“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达到摧毁这些战舰的目的，北京势必会发生巨大的震动。同时，对天朝的政策措施也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对甬江实行封锁，那么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目的了。”尤其在“上海的报纸已把我们这一举动看作无能的一次表现”的情况下，法军更要勇往直前。但很快孤拔就会发现，镇海既非石浦，更非马尾。
如前所述，清军在镇海布防严密，又争得了英国的同情。3月1日下午，孤拔亲率尼埃利号侦察镇海海口，当场遭到中方炮台的轰击。时间是午后二时十五分。双方在2400米至2700米的距离上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炮战后，法舰主动撤退。中方的战果是打断法舰支索两根，付出的代价是阵亡炮兵2名，勇丁1名。双方的损失均极轻微，但法军的战斗信心却不免大受动摇。
“经过仔细分析，他（注：孤拔）被迫打消了这一计划。”因为中方战舰均藏身于水坝和人工障碍坝之后，“水坝不仅有大炮严密防守，而且通夜有电灯照明，故极难逾越。此外，该海域水流湍急，流速七八节，故我们的鱼雷小艇无法安全航行。还有，45号鱼雷艇本应于短期内由‘雷诺堡’号牵引到甬江口，但因天气恶劣，它与牵引自己的舰船相撞而沉没了。”
法军只有重新转回到监视的老路上来，并静待有利的时机。可这时机终于没有出现。浙江提督欧阳利见驻节金鸡山，亲临一线督战。湘、淮二军精诚合作，共御强敌。六营淮军在记名提督杨岐珍的率领下守海口北岸；四营二旗的湘军并二营练军，则由湘系出身的欧阳利见直接指挥，守备南岸。两岸守军合计5000余人，后方还有八营练军及淮勇守备后路。足以挫败法军远东舰队的任何登陆企图。此外如淮系的刘秉璋，亦湘亦淮的薛福成，也均能得欧阳利见的重用。如是上下一心，战前有薛福成堵口之谋，战后又得炮台、陆营的并力设防，法军想重施石浦故技的可能性已降为零。于是镇海就成了又一个基隆。法军食之无味，弃之又怕华舰袭扰其运输船队。结果最终法军既未能击沉港内的5艘华舰，又影响了阻止南粮北运的原计划。这不能不说是中方的一大胜利。也反证了一件事，即李鸿章在马尾战前力主避免与法军正面交战的构想，和马尾战后李鸿章与曾国荃不正面增援台湾的构想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只可惜福建水师已经毫无意义的牺牲掉了，北洋又被日本牵制，不然定可让法军更加痛苦。
但若因此就飘飘然，又以为“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那就不免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战力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
所以曾纪泽才建议：谅山克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总理初升时速办。
李鸿章也才致电总理衙门，主张“乘胜即收”。他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
俾斯麦亦通过德国外部转告许景澄，中国当乘谅山战胜之机议和，不然战祸无己时。
但最后的决策仍要由深宫中的太后，借小皇帝之名发出。
俗话说得好，“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两次跤”。有了一个观音桥，还会再来第二次吗？
西太后不笨。她知道谁在唱官样高调，也知道谁在发自内心的作白日梦，更知道谁在作真实的战略分析。
于是，各省督抚、统将才收到如是一份最高指示：“桂军复甫谅山，法军既占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争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
太后更专门严令两广总督张之洞立刻电告各前线将领“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大清国总算看清了一件事情：“自强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骛虚名，不求实际，慎之懔之！”
平情而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至于文人们的鼓噪，武将们的请战，或源于不懂军事，或根本就是与西太后唱双簧。只有这样，大清国才能掩饰它深度的腐朽与无能，才能挽回失去的体面，才能向世人宣布：这场战争的和平是大清赐给法兰西的。所以才有了“不败而败”的最大谎言。
就在收复谷松的当天（二月十七日）晚上，潘鼎新收到了他被革职的谕旨。第二天，潘鼎新在一片庆贺大捷的欢声中，落寞地卸任回国，空留下一句“兄弟一军归故里，河山百战送蛮夷”的诗句。此后，他更要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讥讽中渡过残生。潘鼎新的官复原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在这一年，潘鼎新感暑触发旧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就在潘鼎新回国的第二天（二月十九日，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总统授权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两国批准1884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
二、双方下令停战，法解除对台湾和东京湾的封锁。
三、中国从越南撤军，双方议定撤兵日期。
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廷下诏停战，命令前线清军立即停止战斗，按期撤军回国。
两个月后，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实地位；
二、中国指定两处通商地点：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商可以在该地居住，并允许法国在该处设领事馆；
三、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轻税率；
四、将来中国在滇、桂修筑铁路，若中方雇佣外国工人技师，则法国工人技师有应聘之优先权；
（五）法国撤走在基隆、澎湖的军队，中国军队同时自北圻撤退。
中法战争至此总算尘埃落定。法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赔款所求，更没有提及割地要求。真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