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中法战争震荡波
中法战争——这场大清国唯一一次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对外战争早在其还在进行的途中，就开始强烈震荡大清国重臣们的心灵了。
战前主战甚力的左宗棠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仍在以20年前的老标准衡量法军，而忽视了近二十年来西洋武备的新发展。他说：“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现制相埒，即炮位药弹亦多前膛笨重之物。论其昔年兵力物力，本非能与我为难，熟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韧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上洋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炮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新造巨炮，可受弹药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
他还认清了下面的事实：“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痛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欲加痛创，则船炮不逮，况见今守口之炮，率购自外洋，子弹火药，形式杂出，各炮各弹，南北洋虽能酌补，而炮身枪管，久必损缺，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将来由杂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
话还是老话，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自强新政搞了近二十年，却还是如此，左宗棠又如何不顿足叹息？
李鸿章的幕僚部属们也在反思。
薛福成正式刊印了他在光绪五年内部发行的《筹洋刍议》，呼吁“变法”。
刘铭传建议台湾宜立行省，作洋务运动的试点省，守则固东南海疆万里门户，攻则立大清雄视西太（平洋）万年之基。在李鸿章的努力下，这个建议被采纳，刘铭传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
但最强的声音却来自一位死人。那就是战争期间（1884年10月26日）病逝于广州的张树声。
在他的遗折中，我们看到如下的文字：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论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在这里，张树声主张中国应学西人之体以策其用，而且提到了在当时还很敏感的“议院”与“君主立宪制”，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同样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刺激，虚骄自大的醇亲王战后姿态大变，转而与李鸿章成了政治盟友，大力推动起铁路与现代海军建设来。
西太后也下了大决心，训示全国：“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接，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要。”
所以才有了铁路建设的峰回路转，也才有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设立和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
东亚第一舰队成军
早在中法战争之前的光绪六年（1880年），受俄国铁甲舰来华与日本吞并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开始谋求当时最新式的海战利器——铁甲舰。该年的12月2日上午七点，中方代表与德国伏尔铿兵工厂签定了购买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次年5月23日，中德又签定了购买第二艘铁甲舰的合同。
这两艘军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定远与镇远，每艘排水量7335吨，配有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巨炮。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巨舰。李鸿章更趁热打铁，又从德国购入防护巡洋舰（穹面钢甲快船）济远号（2300吨），并向英德两国续发订单，各定购两艘新式巡洋舰，以提高北洋海军的综合战力。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在李鸿章的陪同下，醇亲王代表太后、皇上检阅了北洋的这支新式海军。龙旗猎猎中，两位重臣的心情是激动的。
光绪十三年（1887年），购自英国的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2300吨），与购自德国的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2900吨），共计四艘巡洋舰相继回国。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又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至此，北洋海军“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的主力格局正式形成。再加上原有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和各式蚊炮艇、练习船、鱼雷艇，李鸿章终于经营出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一日，随着北洋军舰日多。经李鸿章等奏请，清政府下旨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下发威海刘公岛，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的海军——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同日，《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经营前敌的同时，李鸿章也没忘了北洋水师的后路。考虑到定、镇两巨舰回国后，中国原有的港口和船坞无法容纳，所以同样是在光绪六年，李鸿章开始经营旅顺口。
光绪十二年，旅顺海防工程开工。
光绪十六年，旅顺船坞竣工。
其他如引河工程、航道舒浚、机器厂、库房、碎石码头、铁路、水坝、电报局、水雷营、军医院、船澳、炮台等工程也次第兴办。其中修船工厂共9座，占地15万多平方米，计有机器厂、锅炉厂、吸水机器厂、吸水锅炉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铜匠厂和木工厂等各一座。此外还特地从十余里外的龙头水源地铺设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直通船坞之内，供舰船用水和官兵、工匠饮水。
难怪李鸿章在船坞修成后，会在《奏验收旅顺各要工折》中不无兴奋地说：“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壮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禆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旅顺口口门东岸修建了黄金山、老蛎嘴、母猪礁、田鸡台4座炮台，在口门西岸修建了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团山、田家屯、城头山7座炮台。其中黄金山炮台踞高临下，俯瞰全城，配备大小火炮二十余门，内含3门可三百六十度环射的新式240毫米克虏伯巨炮，堪称全城锁钥。另外为了加强后路防御，还在陆路修建了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等6座半永久性炮台、4座临时性炮台以防守后路。合计火炮140余门（重炮76门、轻炮49门、机关炮24门），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
随着旅顺的渐具规模，李鸿章又开发了与旅顺隔海相望的威海卫。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旅顺相隔仅45公里。宛若把门二虎，扼守着京津重地的海门。威海前有优良海湾，后有连绵群山，天生形胜。自明初就是防御倭寇侵扰的重镇。光绪十三年，威海卫海防工程开工。第一期工程历时两年，主要是修筑威海湾南北两岸的海防炮台。光绪十四年五月，李鸿章赴威海卫“登山履险，亲加勘度”，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十六年，第二期工程展开，主要是添筑炮台，并为守口陆军建设子弹、火药两库。同时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刘公岛水师医院、刘公岛水师学堂、刘公岛练勇学堂等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光绪十六年（1891年6月）至光绪十九年（1894年5月），第三期工程展开，主要工程为添设水雷营、陆路炮台、海岸炮台与弹药库等。
如此一番建设之后，李鸿章就在京津、威海、旅（顺）大（连）三点之间，构建出一个坚固的国防铁三角地区。负责这个三角地区守备的陆军，同样由李鸿章直接负责。他们使用最先进的西洋武器，并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以西式操法训练。虽然数量上只有二万余人，但依托环渤海湾的海防工程，作战略防御确是绰绰有余。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李鸿章甚至还有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经营胶州，进而由北洋而南洋，由南洋而台海，由台海而广东，建设四大海军。到时，“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铁甲二号，并改筑沿海炮台”。大清国的万里海上长城也就屹立不倒了。
似乎大清国真的要自强了。可惜，由于日本这个参照系的存在，大清所取得的成就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东洋暗礁
《天津条约》墨迹未干，日本高层又发生了一场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激烈争论。
日本军方激进派认为，清国自与法战后，大力整顿海陆军，其势不容小视。彼大我小，彼众我寡，长程竞争，日本断无胜算。而帝国要想成为东亚之霸主，就一定要开辟新地，打倒清国，取而代之，故曰“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当本着破釜沉舟之心，在三年内完成对华战备，以作闪电一击。胜则为王败者寇矣。”
对此，伊藤博文颇不以为然。他说，和平时期日本政府的财政每年还有1000万元左右的赤字，“若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
至于激进派所担心的“三年后中国必强”，伊藤认为“此事直可不必虑”。为什么呢？很简单：
“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指中俄伊犁危机——笔者注）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于激进派所说的日本除非扩张，不然很难自强也有道理，只是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
目前的急务还是在于改革。
首先，“京中各部冗员太多，宜裁去十分之四，月可省五十五万元，以此款为扩充海军之用。”
其次，“本国宜多建铁路，全国血脉贯通，转运神速，陆军可裁一半，计每年可省四百万元，即以次款为添铁路之用。”
最后，“我国四面皆海，海军极宜加多，陆军实可裁减，遏有兵事，随时调集后备之兵（男丁入营三年后为后备之兵），皆可以战。缘我国自改男丁十八岁即须入营当三年之例，与步伐阵式均已习练，非若中国所募，皆乌合之众也。”
如上内容，通过李鸿章安插在日本的卧底，迅速送至北洋。
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
看着伊藤的三句真言，李鸿章无语。
明明已经看到了对方的底牌，却依然是个无可奈何。这就是李鸿章的悲哀，更是大清国的悲哀。李鸿章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艘硕大的破船，好不容易避开法兰西这座冰山，又一路直撞向日本国这座坚硬的暗礁。
德国军火与德国制度
说来不可思议，李鸿章的落伍早在1870年就被决定了。而且是在他最擅长的军事领域。
若前所述，普法战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李鸿章与大清国也在这个地球上，自然也难免要受其影响。李鸿章本人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受益者。可是，虽然李合肥受益于普鲁士的胜利，他却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布鲁斯”何以能打败“弗兰西”。这就引出了另一段公案。
张之洞对李鸿章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常常被人引用。在张之洞看来：“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可是问以各种武器装备“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以证明李鸿章在大清国内的出类拔萃。可是，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一层更微妙的含义，一层连说话人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含义。
其中，前半段说的内容都属于军事技术和战术层面的问题，“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则属于外交战略层面的问题。放在德国统一战争的模式中，前者是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有俾斯麦的外交战略。而连缀二者的则尚有毛奇及其参谋本部。而在大清国，少的正是这个制度性连缀。李鸿章确实有其外交战略观，而且从李鸿章到刘铭传、叶志超、聂士成、罗荣光这些淮军战将，对西洋战术与技术的引进也是不竭余力。可惜，少了参谋本部制度，李鸿章的战略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淮军的战术与技术同样成了支离破碎的小伎俩——只能应付支离破碎的战斗，而无法有效地组织近代化的大规模会战，更不要说规划一场目的明确、动员全面、政治经济军事大综合的现代战争了。
对于普法战争，李鸿章的反应主要聚焦在武器装备及新装备引发的新战术层面。以其一贯的务实精神和专业眼光，李鸿章很快就把握了德国军火的优越性，并在普法战争之后，逐渐将军火进口的对象转向德国军火商，尤其是著名的克虏伯公司。从步枪到火炮，甚至铁甲战舰，李鸿章总是优先向德国采购。可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军事制度改革。他思考的只是很务实，但又很基础的装备问题与训练问题。在这一点上，李合肥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大清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却走上了一条群策群力的制度化移植之路。
走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最初的强军规划是海军以英为师，陆军以法为师。普法战争打破了这个规划，本着向最强者学习的原则，日本陆军抛弃了法兰西，转而热烈拥抱德意志。
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八年后的1878年（明治十一年），日本效法德国，组建了自己的参谋本部，在现代军事制度转型上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空有躯壳却没有大脑与灵魂。这个大脑与灵魂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毕竟再好的制度最终也是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在参谋本部的大院里建起了陆军大学。并且给这个新机构请来了一个德国总教习。
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游历欧洲的日本陆军卿（相对于陆军大臣）大山岩联系上了德国陆军大臣，正式提出了聘任一名德国顾问，担任日本陆军大学总教习的构想。对此后者大表支持，并郑重向大山推荐了一个人选：参谋本部出身，现任柏林军事学院军事史教官的戈尔茨上尉。
可是这个人选递交到参谋总部后，却被时任参谋总长的毛奇大笔一挥，换成了时为少校参谋的麦克尔。表面上看，以少校换上尉，似乎是表示了毛奇对日本更大力度的支持，实则不然。因为戈尔茨虽然军衔低，却是当时德国陆军的后起精英。日后更官至德意志元帅，差一点就当上了参谋总长。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战场上屡建奇功。相比之下麦克尔就四平八稳得多了。
毛奇最终的定案是让麦克尔去日本，戈利茨去土耳其，其真实原因是，毛奇本人就曾有过做土耳其客卿的经历，而愈到19世纪末，土耳其在德国战略棋局上的地位愈重要。相比之下日本则无关痛痒，而且过于遥远。由此可见，毛奇以少校换上尉，实在是因为这个上尉太特殊了，特殊到他不舍得派他去日本。
这种重土轻日的趋向，早在十年前就见了端倪。当时岩仓使节团周游列国，路过德国时，德皇为表亲善，特地遥增二等勋章一枚给天皇。可是，同时遥赠给土耳其国王的却是一枚一等勋章。要知道，当时的土耳其被讥讽为“欧洲病夫”，是一个国际笑柄。后来大清国连续遭遇甲午、八国联军两场惨败后被国际舆论嘲讽为“东亚病夫”，正是从这个绰号转用过来的。
堂堂日本天皇的待遇竟然不如“病夫国”国王，日本使节团非常不满，婉言谢绝了这枚勋章。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差别对待依然存在。
可是，十年前日本拒绝了勋章。十年后却没有拒绝麦克尔。因为勋章只是虚名，总教习则事关实利。日本当然可以拒绝麦克尔，但却难以找到更好的替换人选。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日本军方对这位麦克尔少校高度信任的同时给与高度礼遇。在麦克尔还在赴日途中的时候，日本人甚至就先把此公最喜欢喝的某种品牌的洋酒大量购买运日储藏，以保障麦克尔在日期间能畅饮不断。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麦克尔抵日后就开始倾其全力打造日本陆军军官团。他的主要训练分为三部分：一为日常学习，一为图上作业，一为实地演习。
日常学习指的是陆军大学的常规课程设置，其内容不仅包括了军事学课程，而且还包括了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学、国际公法、法律、外语等非军事学科。
图上作业系以普法战争为蓝本，往往由麦克尔亲自操刀，按照德军的标准，通过图上作业，反复训练日本军官的计划制定、实行能力。所有讲课内容都要详细记录，然后整理、印刷，发全军观摩学习。
实地演习则是在日本本土的演习场上，训练日本军官的实战能力与合作精神。其要求极其严格，有时甚至带有挑衅性，以激起日本军官的斗志。演习时不仅陆军大学的学生参加，参谋本部的在职参谋和各野战单位的参谋长也要列席。
据说，这位麦克尔第一次上课时就大发惊人之语，声称他只要一个师的德国兵，就能灭了整个日本陆军。此话一出，整个教室立马炸窝。日本学生们深表不服，但上了后面的课，又不能不服。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明明别人强大，可就是看不出来，还以为自己强大，这叫夜郎自大。但如果是已经知道了确实是别人强大，但还是不甘心虚心学习，这就叫意气用事，说专业点就是战略性自杀。
事实证明，日本学生非常虚心，学的也非常刻苦。
经过这样一番训练，麦克尔终于给最初只有外壳的日本参谋本部制度注入了“大脑”与“灵魂”。日本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计划，堪称标准的毛奇式作战的翻版。其翻版之标准，可谓高度仿真，亦步亦趋。
如果说山县有朋是日本新式陆军之父，秋山好古是日本新式骑兵之父，那么麦克尔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之父。
当我们把这位“异国之父”与李鸿章最倚重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做一个对比，会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康斯坦丁·冯·汉纳根（1855-1925），来自著名的欧洲雇佣兵之乡德国黑森（Hesse），出身于贵族军人世家，出生于著名的要塞城市美因茨。其父为美因茨市长，有两大耀眼履历。第一，普奥、普法两场大战，此公均身在行间，并先后参加了著名的科尼希格雷茨会战与色当会战。第二，汉纳根家族有研究炮台的家学渊源，自这位汉纳根市长的父亲起就是炮台专家。
小汉纳根无其父的传奇经历，但却也因其家学渊源而成为要塞构筑专家。来华前汉纳根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1879年汉纳根以陆军上尉军衔从德国陆军退役，随之通过其父亲的好友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的推荐，经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聘用来华，当上了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他曾主持了旅顺口黄金山炮台与威海卫炮台的设计与施工监督。前者分别被李鸿章和日军赞誉为旅顺口最新式与最佳炮台。同样是出于他的建议与协助，李鸿章在旅顺港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军医院。
不能否认，汉纳根确实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是把他与麦克尔一比，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麦克尔来自德国军官团的核心组织——参谋本部，而汉纳根则缺乏这层“镀金”。
其次，麦克尔是日本国家正式聘用的陆军大学总教习，汉纳根则类似于李鸿章的洋幕僚。
再次，在聘任德国顾问这个事情上，日本出面的是绝对重量级的大山陆军卿，中方却是通过一个在华洋员牵线，更像一场私人性质的相亲。
最后，麦克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制度移植到了日本，汉纳根对中国的贡献则只在于技术层面——尽管给中国带来了最坚固的要塞，但实战将证明，物质的要塞是远远无法满足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需要的。诚然，麦克尔也给日本军官团留下了负面效应，那就是忽略战略与战争命题的深度思考，但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还不构成一个问题。
而大清国落伍于日本的还远不止于一个参谋本部制度。
如果以中法战争为界，战前的十余年，日本已经通过参谋本部制度建设走在了中国前面。之后的十年，则进一步拉开了与中国的综合素质差距。
全面差距的形成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历史将十年时间公平的给予了中日双方。在这十年中，日本在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交通改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现代教育制度之确立
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1872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效法西洋列强的新学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西式教育制度，力图向世界接轨。虽然国家草创，物力维艰，但日本政府仍在十年内努力将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用于教育。当时到日本乡村旅行的外国人很快就注意到，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绝非村政府，更非官僚私宅或巨商别墅，而是小学校！同时，现代高等教育在日本也得到了稳健的发展。日本固然非常注重外派留学生，但日本更清楚根本之图还是在于发展自己的大学。日本最初的大学教授主要为外聘的外籍学者，但逐渐的，日本本土的高教力量就成长了起来。
反观大清国，由于缺少制度的保障，和价值评判体系的改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不仅难以在官僚系统内获得地位，而且难以在民间获得草根们的认同。家长和绝大多数学生的首选途径仍是科举考试。于是李鸿章只好用下述四件法宝和科举考试抢生源，那就是：免学费，管吃住，包就业，高待遇。
学生入学之日，校方要和家长、学生签订保证学生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契约。每逢科举考试之时，整个学堂就会如临大敌的全面戒严，并将所有学生集中起来作监督性管制，以防有人偷偷外出考试。不仅学生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功名”，或科场不利的老师，也要防止他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八股考试上。因为老师也是人，就算他们自己可以看穿科举制度的不足，但不代表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都能看透。结果，就算是鼎鼎大名如严复先生，作为李鸿章深为欣赏的幕僚，新学堂的海归老师，也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科场中求功名。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先后四次应试，四次落第。制度性缺陷下，个体的无力和悲哀已显现无遗。
《清史稿》批评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却没有反思，在大清国李鸿章不“以利禄驱众”，又用什么来驱众？
同样因为过于依赖利益引导，导致了大清国最权威的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的集体腐败。
据当年曾在同文馆就读过的著名学者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清廷为优礼士人计，规定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餐每人白银一两，六人一桌。也就是一桌六两白银标准的大餐六人共吃。按当日的市价，这六两的大餐是连燕窝、鱼翅也上得起的。可到了同文馆，每餐每桌的实际开销不到二两，却仍按六两虚报。仅此一项克扣，厨子便可每天进银二百两，合四个大元宝。真也叫生财有道。
克扣的发了大财，被克扣的也不是省油灯。同样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的同文馆学生，素质欠佳，经常偷带馆中的白糖与鸡蛋回家。是因为家里穷吗？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一个翰林做家教，一月也就赚八两银子。可同文馆的学生学好学坏，每月三两的“膏火银”是必有的，混个两三年，可以加薪至十二两！缺钱吗？不缺。可学生们照样以馆为家：馆里有，家里也会有。甚至有的学生常外出嫖妓，回来晚了，不论点种，照旧理直气壮地大叫开饭。也确实给厨房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厨房的解决办法就是建一所饭厅，定时定点就餐。没想到此议一出，学生们蜂起抗议，理由还极堂皇：Freedom（自由）！
责任没学会，程序正义没学会，倒先学会了个似是而非的Freedom。这就是大清国新式教育的产物。
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饭厅还是建了，新的就餐规定也公布了。同时呢？学生们的新花招也出笼了。
比如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任凭火烧而不加水，直至锅底烧化，彻底报废。有一次晚餐，居然一次就烧化了三十多具火锅！
又比如饭吃完了添饭。直接拿碗练飞镖，厨子接不住就落地，落地就是“碎碎平安”。结果每天吃完饭，剩下的总是一地碎片，半厅骂声。
更可叹的还是这些学生学业的荒废。据说有一个学俄语的学生，学了13年，才刚记住字母表。最后，中国学生没学到多少外国技艺，倒是那些在同文馆教习的外国老师，人人练了一口好汉语。
而大清国就是靠着这样的老师教育的这么一批学生去富国、去强兵、去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下的德式现代军官团一决雌雄。不败何待！
参谋本部的对华谍报战
一旦有了“大脑”与“灵魂”，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行动了。它的第一个大手笔工程就是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资料（尤其是军事情报）。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就乘机渗透，还写了份《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
中法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参谋总部就迫不及待的派出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亲自赴华刺探情报。早在1880年，还只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员的小川又次就曾与同僚十余位一同奉命赴清国收集情报。参谋本部第二局正是根据他们的汇报，编纂了著名的《邻邦兵备志》，上呈天皇御览。此次升任局长的小川故地重游，自是轻车熟路。回国后于次年春写出了比《邻邦兵备志》更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在该文件中，小川一针见血的指出：“近时清国虚张声势，又努力扩张军备，但于杜绝百弊渊源、铺设铁道、实施义务兵役法、实行军政一体之前，不能称为真正强国。”“观察清国势力，现今之清国同安南战争前之清国，绝无大差异。”更坦言，“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所以他坚决反对将清国视为强国，也反对与清国维持久远睦邻关系，更反对“宽仁让步，不思进取”的国策，强烈主张以五年为期，卧薪尝胆，对清备战，一旦有良机可乘，便悉举国之众“断然先发制人”，与清摊牌。“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然后日本“始能保持安宁”。
小川更主张战后日本直接“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岛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左右10里（注：此10里为10日里，约合39公里）之地”纳为日本郡县，再将剩下的中国分为五国，使之永远不能成为强国。日本便可稳坐东亚、西太之霸主宝座，进而称雄世界。
中法战争结束后，更多日本间谍涌入中国。其中既有参谋本部的在编人员，更包括了大量日本民间的志愿者。他们留辫子，说汉语，有的甚至精通好几种中国方言。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大江南北，遍布日本间谍，有的甚至已深入西藏、新疆地区。
而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测绘手段落后，兼忽视现代军事地理，结果甲午战争爆发后，使用的本国地图竟反不如日军的地图精确。日军之地图何来？正来自那些默默无闻的间谍。他们测绘的地图，在一些重要地区，甚至可以细到每一条乡村的主干道，沿途的水井、重要建筑标得一清二楚。至于清军的驻防情况更是他们侦察的重点项目。一些重要营盘，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炮，以及多少间营房，几个厕所，每个厕所多少蹲坑，在日本间谍的地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指挥官是谁，表字、籍贯、性格、履历，同样毫不含糊。
战事未起，清军已落了后手。
国民兵役义务法的推行
早在明治五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其陆军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7万5千人），另后备兵员16万，合计23万5千人。其中常备师团全部装备国产的村田式后膛步枪，近卫师团与第四师团甚至已经完成连发式村田枪的换装。后备部队则使用常备军淘汰的外购的斯内塔尔步枪。同时日军的野炮与山炮也实现了自产化。这些都是武器严重依赖进口的清军望尘莫及的。
反观大清朝，八旗与绿营早已形同虚设，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地防军与练军，总数约35万。在数量上无疑有巨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大清国没有警察，所以国防军兼作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并不能像日军那样完全用于作战。这种双重性在装备上同样有明显体现。像李鸿章的北洋陆军，装备有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的进口枪炮，以西洋操典训练，战斗力与日本效法德意志组建的现代陆军不相上下。但内地各省陆军的装备却还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期，刀矛弓箭仍在普遍装备，至于火器居然还在使用老式前装火枪甚至土制鸟枪。所以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但数量太少，仅2万2千余人，而且与其他地方的部队一样没有预备兵员。军队扩充的方法也很原始，即由带兵官“自行挑选精壮，教习成军”。成军后，“即归其统带”，基层干部也由该带兵官自行“拣派”。兵源来自农村那些从未接触过军旅生活与现代西洋火器的农民，虽然廉价，但也低效、散漫。难怪有评论家戏称，日本农民是没穿军装的士兵，中国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农民。换言之，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如以两国实际可以调动的，能够有效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武装力量而论，日本陆军不仅在质量上压倒了大清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占了上风。
立宪与开设议会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2月11日，日本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年，日本人正式启动了自己的国会：大日本帝国议会。
正是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大谈了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所谓“主权线”，就是国家的疆域线。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日本的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山县坦言，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是不能维护国家独立的，一定要同时保卫利益线。否则，日本就不可指望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总之，“国家独立自卫之长计”，在于“保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的同时，“防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势”，“外交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其中，朝鲜与台湾都是这条利益线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建铁路
虽然中法战争之后铁路建设在大清国得到了高层的公开支持，可是，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相形之下，日本却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明确了建设战略性铁路网的重要性。
明治十一年（1878年），也就是日本组建参谋本部的同一年，天皇巡游北陆。虽然行进路线尽可能的避开险地，而且在很多地方专门开辟了巡幸道，但“即使新开的路也是羊肠山路，在陡峭险峻之地到处都架有栈桥，悬崖如屏风耸立，险不敢睹。七八个町不通乘舆，天皇不得不下来步行，骑马的随从也下马尾随而行。天皇健步在前，将随从落在后面。”这一路的巡视，给明治天皇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内陆交通之差早已出名，但此番亲身体验，无疑更有助于明治对维新大业的理解。
毫无疑问，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但拥抱海洋的前提，恰恰是陆地上的革新——因为人毕竟首先是在陆地上生存的。而且，如果不能改变内陆的原始面貌，仅靠一连串沿海城市的发展，到头来只能是肥皂泡式的发展。同时随着沿海与内地生活水平、价值取向的不断拉大，国家会面临内乱的危险。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巴多在亲身游历日本内陆后，写下了如是一番话：“只有优质的道路才是当今日本最需要的。政府与其从英国购买铁甲舰，进口西洋高价的奢侈品，在不知不觉中使国家疲惫，莫如兴修对国内物资运输有重要作用的道路，通过这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支出，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最好不过的。”——而这正是明治天皇与维新政府的精英们所要完成的事业（只要日本不在改良新式交通的同时争取不合理到变态程度的过路费，日本内部活力的焕发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到1893年，日本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增加到4494英里。考虑到中日两国空间悬殊巨大，大清国的400多公里铁路相比之下真如儿戏。
扩展造舰能力
为了对付定、镇两巨舰，在日本政府高薪聘请的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的建议下，日本海军决定从法国定购三艘标准排水量4278吨的二等海防舰。对于这三艘被寄予厚望的战舰，日本人最终决定以日本古三景：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命名。故又称“三景舰”。
其中前两艘分别于1888年2月2日和8月10日开工建造于法国土伦，并分别下水于1889年的7月18日，和1890年的1月22日。两舰的排水量虽明显小于定、镇两舰，但却各装备一门320毫米口径的38倍径加农炮。该炮在试射时打出了每妙703米的初速。从理论上已可以击穿定、镇两巨舰的主装甲。不过从后来的实战发挥看，它们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效果。
不过日本从中却得到另一个收获。在日本人的坚持下，第三艘同型舰改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开工时间是1888年的10月10日，技术指导来自白劳易，所需钢材、锅炉、主机和火炮也全靠进口，所以直到1891年的3月24日才下水。但日本人从中所积累的造舰经验和技术知识，却无疑对其日后的自造大型军舰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大清国当时所能仿制的最大号军舰，也就2100来吨（即平远舰）。
外交失机自陷危局
除了上述内政建设的成就，日本在外交领域也占得了先机。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失误在于有天朝无外交，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问题则出现有外交无战略。
19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之中。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也由进攻性的全球扩张一转为维持现状。只要能维持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就得到了最佳保障。同理，也只有维持了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相对于开疆拓土，此时的大英帝国更警惕于防范霸权挑战国的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英、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最后30年内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始就持续性的全面扩张。现是谋求对波罗的海的控制，继而寻求黑海霸权，到19世纪又开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冲刺。前者直接促成了英俄的矛盾，后者则直接威胁了中、日、朝的国家安全。
对大英帝国来说，他是绝对不能容许俄国海上力量直接进出太平洋。其中，阻止俄国在中、日、朝三国的任一处获得不冻港，是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重头戏。而朝鲜政局在中法战争之后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同时，在原有的侵华派与亲日派之外，又出现了亲俄派。甚至闵妃一度也借助俄国的力量在中日之间搞平衡。反之，俄国趁机加大对朝鲜国政的渗透，希望能够在朝鲜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
这个新局面虽然挑战了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身份，却变相的为之提供了一个现代外交战略上的重大机遇。
如果中国能借此机会与英国形成抗俄联盟，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英国方面甚至准备在抗俄的前提下，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现代海军。当然，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目的在于将大清国的海军变成英国远东海上力量的延伸与扩展。这就是某些书生学者念念不忘的英国图谋控制中国新式海军的阴谋论。
可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个权力政治，国家的利己是正常的。试想当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难道是出于国际主义情怀，或兴复汉室的理想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形成了孙权无力填补的庞大权力真空地带，而当时刘备集团至少在他留给孙权的印象中，是相对最与江东集团有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政治势力。借荆州给刘备，可以使之有效分担共同压力，使孙权得以在其他方向上全力扩张。反之，如果刘备因为孙权借荆州给他的动机是利己性的而拒绝接受荆州，那才叫彻底的愚蠢。
所以，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客观结果上却是利人利己的。
诚然，当年正是这个大英帝国第一个靠着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样是这个大英帝国，长期向中国贩卖害人的鸦片。但是，前者已经成为历史。后者则并非不能改变。随着中英正常贸易份额的加强，鸦片售华的战略价值早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政治领域，若不能跳出历史性感情纠葛之外，寻求理性的合作，实无异于战略性自杀。大英帝国的名言说的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早在187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接见香港代表团时就指出：“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
同样是这位阿礼国公使，在更早的1868年1月2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八）照会大清国，要求大清国与国际接轨，保持共同发展步调，不然，大家都向前走，你大清国“止而不行”，结果就是：“譬如众人同行，一人落后，必被众人掀按倒地，共为践踏。”——闹了半天，原来这“落后就要挨打”的理论是英国大使的原创！
其后任大使威妥玛也曾一再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宣讲：“中国惟挖煤、铁可以生财，惟造铁路可以省兵。”“火车之用，不惟使人有无相通，更可使国富兵强。”“火车行，京师屯兵五万，便足以控驭四方。”就算遥远地区发生了暴乱，也可以便捷的进行镇压——当然了，英国的商贸势力也能更便捷的进入中国内陆。俄国入侵时，也能更有力的反击。
反之，俄国挑战的是英国的霸权，但却从未想过要侵入英国本土。可是，俄国对中国的威胁却是要直接控制属于中国的大片国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推进到华北平原。
可惜，在大清国，包括李鸿章在内，皆无“刘玄德借荆州”的战略头脑。相反，日本却抓住了这股东风。本来，正如《泰吾士报》所言，未来东亚的大国博弈，是英俄清的三角关系流转。这就等于承认了大清的区域大国地位，也默认了它的制衡价值，却并不把日本当成一个伙伴。可是，日本的努力改变了这个事实。
主动参加均势牌局的日本
日本的醒悟起于岩仓使节团的周游列国。
当维新之初的明治四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
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却在德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款待日本使节团的国宴上，俾斯麦以惊人的坦诚发表了如下演说：
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
待到此次出访结束，日本高层已深刻认识到：
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厚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
此后日本逐渐明确了“追随强者走”的战略，而且将“强者”明确定义为英国，而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俄国。日本从此快速向英国靠拢。它不仅要借助英日联盟减缓来自俄国的安全压力，而且要借此东风推动内部改革，同时要求在远东商贸利益最大的英国默许日本取中国而代之，以之作为日本帮英国抗俄的交换条件！
与此同时，大清国不仅不注重形成特殊的中英邦交，反而在一个本该双赢的问题上又和英国大起冲突。
降旗事件引发的中英冲突
原来，北洋水师的总教习琅威理是前皇家海军成员。此公14岁就考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开始进入皇家海军服役，20岁来华。作风严谨，知识全面，经验丰富。
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光绪十一年到十六年（1885—1890），琅威理两度出任北洋水师总教习。
一上任，琅威理就给北洋水师定下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成为国际一流的水师。武器几流不论，人的素质一定要是一流的。
说到做到。琅教习以身作则，治军之严，不分昼夜。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不忘记突然来个变阵命令。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反应稍缓，立遭旗语严厉批评。“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或斜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夜深人静之时，琅亦不忘偶尔“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以至水师上下盛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正是靠了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中国海军的技术和战术水平才能迅速提升，一时英法侧目，日俄心惊。而琅威理之所以如此卖力地训练中国水师，绝非是因为他爱大清甚于爱母国，而正源于他对大英帝国的赤胆忠心。原来，琅威理又一个今天看来似是而非，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的观点：中国早晚将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届时日本肯定将站在俄国一方。如此英国在远东能依靠的只有大清水师。所以他要将中国人训练到足以对抗日俄联军的水平！同时，为了保证这支舰队不威胁大英帝国。琅威理认为应当逐步加大这支舰队对大英帝国的依赖。如军舰的购买，人员的培训，以及他本人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为了去除确立地位的障碍，他甚至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国籍。换言之，就是可以暂时加入大清国籍。
对于这位琅总教习，李鸿章是很满意的，所以在物质上给予了每月700两白银的高薪。要知道，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不过月薪280两，加上每月420两的船俸才得以与琅总教习并驾齐驱。至于左右翼总兵，每月只有132两的月薪，加上每月198两的船俸也不过330两。此外，在精神奖励上，李鸿章送给了琅总教习一个响亮的称号：大清国北洋水师副提督。
就是这个副提督的头衔惹来了麻烦。对李鸿章而言，这个副提督是个荣誉称号。可是，琅威理当了真。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上岸。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这下可惹急了琅威理：“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索性交了底：《北洋海军章程》白纸黑字，明文规定，舰队仅设一名提督、两名总兵，根本就没有“副提督”的官位编制员额。您当的哪支舰队的“副提督”？
“弼马温”的真面目被戳穿。琅教习认为自己受了愚弄，一怒辞职，回他的“西洋花果山”去了。
大清水师的训练因之大受影响，中英关系也因此撞上了一个暗礁。
琅教习去职后，以“老震旦”为笔名，在《北华捷报》上愤怒地表示：“希望当此消息传抵英国之时，海部立即下令召回在中国海军服务之所有英员——因为李鸿章匆促地接受琅之辞职，并未与女王陛下政府协议。”更预言：“中国以后也许可以请到他国之人帮忙。不过，那些不顾自尊而只为薪金的人，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恐怕亦将无助于中国。行见中国的战舰不久将变为破铜烂铁；中国的水兵将变为散漫无纪的流氓。那时侯，中国的较高当局以及天津海校里的绅士们，便将会以高价聘请外国的朋友去救援了。”
11月4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建议。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籍洋员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
海军竞赛日本反超
琅威理的去职无疑在管理与训练层面削弱了北洋水师。同时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支刚刚得到远东第一舰队桂冠的部队。
首先，虽然在中法战争之后，大清国成立了所谓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表面上这标志着近代海军终于在大清国得到了制度性的确立。可实质上海军衙门和大清国的其他中央机构很相似。它由一名亲王领导的总办。下设一满一汉两会办，一满一汉两帮办。他们带着一群介于文秘和公务员之间的办事员处理日常事务。这些办事员的教员，培训和选拔，既无机构的支撑，也缺乏制度的维持。大部分人员就是书吏，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更悲哀的是，他们也确实不需要这种专业知识。
从职权上讲，海军衙门主要负责和平年代的海军军政管理。而这个管理又是通过沿海督抚，尤其是南、北洋大臣和两广总督间接实施。这就注定它无法有效改变大清海军分权过甚的缺陷。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虽然大清国在名义上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但它们从不曾被纳入过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中。它们是太平洋天国运动后，伴随着地方实力派的崛起，而生产的分权象征，而非一个统一的中央海军战略的体现。仅此一点，就已严重削弱了中方的战力。又由于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海军衙门也不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这就注定了战争一爆发，大清海军还是无法得到专业而高效的指挥，与陆军的合作亦面临同样问题。
其次，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正是世界海军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十年。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战法，都可谓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速射炮的出现与军舰行驶速度的改良，迅速改变着海军的组织与战术。
在正需要后续资金持续支持北洋水师进行更新换代的时候，大清国却进行了两个大工程：修复三海，并斥巨资修建颐和园，供西太后怡乐晚年。据说，后者是建基在大量挪用海军军费与铁路经费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今天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是否存在挪用，以及究竟挪用了多少。可是，在中日竞争即将进入决赛区的当时，花费巨资用于皇家园林建设，无论这个款项是否直接挪用自海军军费和铁路建筑费，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军军备更新与铁路建筑。而且，在工程建设期间，还多次向外国举债用于园工，更是匪夷所思。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又恰值西太后六十寿诞，庆贺开支的开销惊人。
与此同时，李鸿章既控制着直隶地区的精锐陆军，又掌握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引发了高层很多人的猜忌。当这个猜忌与前述资金转移结合起来时，就导致了自光绪十四年后，除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外，北洋再未添加一舰。光绪十七年，户部正式上奏，以财政困难为由，奏请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对于这个上奏，老太后与小皇帝无不心领神会。自然也就不会不批准。不仅批准，还要正式诏告全世界。消息传出，刘铭传顿足长叹：“人方谋我，我乃自抉其藩，亡无日矣！”
同样在这一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带着他的元老级幕僚周馥视察了北洋海军。
周馥早在同治元年就入李鸿章幕府，可谓元老级人物。一般干幕僚这一行的，无不希望外放，独当一面，既有名又有利还有势。可周馥却一次又一次地谢绝李将他外放的好意，甘心给李鸿章当幕后高参，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举凡李鸿章的重大举措，几乎无一不有周馥的身影闪烁其间。工作时，周不避劳怨，奋勇直前；论功时，周不计得失，谦逊向后。是李鸿章不折不扣的左膀右臂。
此刻周馥深感时事艰难，故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出了事，又必归罪于北洋。与其“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自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误事矣。”但李也很无奈，很多事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他也不想上那种留后路的折子，徒然留笑柄给他的政敌。于是也只有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自此而后，北洋水师连正常的军舰维修都倍感吃力，也就更无力购置新式武器了。而海军武备更新一日千里，大清懈怠的同时，日军则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时光，在制度建设与装备更新两个方面疾速反超了北洋水师。
制度建设的领先
1872年（明治五年）2月，日本内阁从兵部省中独立出了海军省。最初，该机构统一管理日本海军的军政与军令。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5月，日本海军效法陆军的德式参谋本部制度，设立了日本海军军令部，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联合舰队总司令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机关，下设军务局（管理军备、服务、条约、礼仪等所有海军相关制度）、调度局（又称经理局，负责预算、决算的计划和执行，物资筹措，管理资金和贵重物品）、医务局（负责医疗研究和卫生管理）、法务局（负责维持海军军人的军纪，管理军法会议）。日后更将陆续增设人事局（1900年5月20日由海军大臣官房人事课扩张而来，管理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人事和保障）、军需局（1920年10月1日设立，管理装备研制、燃料、军需等）、教育局（1923年4月1日由外设机构海军教育本部缩编而来。管理海军军人的教育和对国民的宣传活动）和兵备局（1940年11月15日设立，管理动员、战备、生产等战争执行计划）。这样，日本就在海军的制度建设上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装备更新的反超
正如李鸿章的核心幕僚薛福成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海军是一个巨型系统，“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霆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
就其中的作战系统而论，必铁甲、快船，坚盾、利矛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佳打击力量。所以李鸿章在从德国购买了镇、定两艘铁甲巨舰后，又分别从英德两国陆续购入济、靖、经、来、致五艘巡洋舰，以配合作战。但是，这五艘军舰购入之时，十七八节的航速固足以傲视群雄。但到甲午战争前夕，由于连年损耗，想保持原航速已属不易，更何况西洋列强此时已生产装备了航速二十多节的新式巡洋舰。
此外一种新武器的出现，也很不利于北洋水师，那就是：舰载速射炮。
在各式火炮射速都有限的情况下，定、镇两巨舰的巨炮依仗巨大的威力，无疑大占优势。可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随着射速大大加快的新试速射炮的列装，巨炮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如川崎三郎在《日清战史》中所言：“镇远号的巨炮五分钟能发射二十八发，而松岛舰于同一时间却能发射四百四十二发。……但这只是计算四英寸口径以上的炮，如果把更小口径的也计算在内，则更能发现松岛的优越性。松岛经常能在一千五百码到二千码的距离，破坏敌舰的非装甲部分。而且拥有五分钟能发射五百七十发的六磅炮五门，三磅炮十一门。相反，镇远则没有与之相敌的小口径炮。”
当然重炮也有优势，那就是杀伤力大。但再大的杀伤力都要以命中为前提才有意义。因为战斗中军舰位置经常变动，“在这一点上不用说速射炮容易奏效。现在速度为八节的军舰，一分钟能移动二百七十米，十节的为三百七十一米，十四节的为四百七十三米。”而速射炮由于射速快，多门齐射，属覆盖射击，所以命中率高，反应也快。“但两分钟只能打一发的重炮，当认为在以敌舰最重要部位为目标发炮的时候，八节航速的敌舰已经离开原来位置，开到五百四十米的位置去了。如果假设此二舰彼此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其相差将达到一千零八十米。”（见川崎《日清战史》）同时，激战中，快速射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有效干扰对手的射击。诚如马汉所言：“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
日本为提升海军战力，采取了两大果断措施：一为大量购进最新型的速射炮，并加以仿制；一为从英国购入吉野（22.5节）、高千穗（18节）、浪速（19节）、千代田（19节）等四艘航速快且大量装配速射炮的防护巡洋舰。如此日方军舰的航速又远胜我舰，这就使其火炮射速快的优势更明显。
这四艘军舰，火力猛，速度快，如一把尖刀，在攻击中既可用于冲乱中方战列，又可用于战胜后的追击。反之，若中方也能购得一两艘“吉野”式军舰，则整体作战力顿形上升。各舰再加装些速射炮，如此就算不能将彼方火力完全压制，至少也可让他们手忙脚乱。清军的重炮就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从容射击，发挥作用。
但是很遗憾，到战争爆发前，中方不仅未能购入新舰，加装速射炮的计划也付之东流。如此一方原地踏步，一方却将航速与火力的双“快”相结合。战事未开，中方已落后手。
如果说“战争的胜负是战前决定的”这句话确实完全应验过，那么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