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李鸿章的南北夹击计划宣告破产。但在日军已控制汉城的情况下，北路清军却平安入驻了平壤，牙山孤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全师而退，千里转进，得以与主力会师，最终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也可谓不幸中的一大幸事。难怪盛宣怀要以手加额，庆幸：“倭兵早到大同江……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
但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困难来自于未来的战场的独特性。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黄海，其东端是此战双方争夺的直接目标：朝鲜，西端是大清国的重心：京师，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与威海。
在这个战场上作战，陆军的进退与海权的消长密切相关，侧后的安全重于正面的进退。这种独特的地理特性，为中日之间的大战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可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战场：
交通
朝鲜长期闭关锁国，缺乏现代意识，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筑，交通原始落后。北部多山，大军行止、物资转运，尤觉困难。
至于大清国，虽然李鸿章早在同治朝就开始呼吁修筑铁路，但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用了20年的时间，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
而日本在1893年就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出九州就是釜山，便于登陆。从直线距离上讲，从汉城到釜山，与从汉城到平壤，均为500华里。但北部多山，气候恶劣，清国铁路向朝鲜方向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就只有徒步行军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所以清军的交通困难大于日军。
相形之下，海运即快捷又高效，但在双方海军战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开战后，双方都不敢轻易在朝鲜西海岸展开大规模海运。但日本以其地缘优势，可以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外的朝鲜东海岸登陆，更可趁机袭扰北洋沿岸各战略要点。清军却限制于作战基地和后进保障，既无法作同样的机动，又难于打击日本本土。
通讯
朝鲜有两条电报线，北线为中国修造，由仁川至汉城经平壤过义州，入中国东北，连接于北洋。南线为日本修造，由汉城至釜山，由海线通日本。表明上是平分秋色。但前述局势的发展迅速打破了双方之间微妙的平衡。由于日军先入汉城，这就等于控制了朝鲜通讯网的心脏。六月二十二日，日军攻占中国驻朝电报局，平壤以南讯息全断，牙山叶志超部彻底成为孤军。“须俟大军到平（壤），兵进一步，线通一步，方能守护”。
后勤
当时入朝清军的后勤基地有二：一为天津，一为奉天。交通线则有四条：一由大沽海运经旅顺、大孤山至大东沟；一由大沽海运至营口，再转陆路至九连城；一由天津以铁路运至山海关，再由陆路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一由奉天陆路至九连城。所有四条线过鸭绿江后汇为一路，经义州—宣州—定州—安州陆路至平壤。
换句话说，在朝鲜境内，平壤守军等于“只有一条陆路联络线。且其一部接近海岸，故在平（壤）（清军）诸将深感其危险。”
同样糟糕的是，中国用银，朝鲜使用本地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每两仅易制钱七百有奇”，仅相当于国内购买力的一半。“所有添营、购械、转运各费不可胜计，与内地用兵情形迥异。战事既开，利钝迟速，均难预期。而各项开支，刻难停缓。”以至于大战在即，李鸿章不仅要忙着部署军事，还要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以平衡物价。
上述两点合在一起，就是李鸿章的一句话，“悬师远征，道路险艰，转运之费尤巨。”
当然，清军也有清军的优势。
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最足以自豪的就是李鸿章倾25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系统。这一系统，以（天）津（塘）沽、旅（顺）大（连）、威海三大要点为依托，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
所以李鸿章才说：“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舰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当然，这两个军港也不是没有缺陷。以威海论，本来还该有第四期工程，即加强后方的对陆防御。但由于财政制肘，未能兴办。旅顺的情形也大体相仿，这样一来，两港对海防御虽然固若金汤，可陆上的后方安全却成了他们的阿克琉斯脚踵。不过，只要北洋水师在，日军不敢作两栖登陆，北洋沿海就是金汤铁城。
这个独特的战场决定了李鸿章所能选择的战略。
李鸿章的方略是，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不是和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主力会战，而是依托北洋海防工事，作攻势防御。即战略上避战，取守势，战术上伺机巡游渤、黄海，威胁日军海上运输线。这样日军忌惮北洋水师，在取得制海权前，不敢轻易在三个半岛的侧后登陆，清军就可以逐步动员全国陆上力量，与之作正面的持久消耗。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概括，就叫“保船制敌”。保船就是保住海上有生力量，取老子“控而不发”的智慧，威慑日军的软肋。然后将战争导入持久战的轨道。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实力有限，连年扩军，负债累累，其土货多销往中国。只要中国将经济战与军事上的持久战相结合，“檄行各（海）关，暂停日本通商，日货不准进口。”这样日本虽有快船快炮，却已无用武之地。
那么，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对不对呢？敌人的档案记录，最有权威性。
日军计划
就在七月初五，日本大本营敲定了他们酝酿已久的“作战大方针”。
日军的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先派第五师团出朝鲜，以之牵制清军。在国内以陆海军守备要地，并作出征准备。此间，我舰队进而扫荡敌之水师，尽力取得黄海及渤海制海权。”
第二期作战则根据第一期中制海权争夺结果的不同，细分为以下三种选择：
甲方案：若能完全掌握制海权，“则逐步输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
乙方案：鉴于“清国四个水师之舰艇，其只数及吨数均凌驾于我海军”，北洋水师尚有我所没有的铁甲巨舰，故“胜败只数遽难逆料。”如我未能控制渤海湾，但敌亦不能取得我近海制海权时，“我则陆续派陆军进入朝鲜，击退敌军，以达扶植韩国独立之目的。”即主要依赖陆战争取一个有限的战争目的。
丙方案：“若我海战不利，制海权全归敌有，我则唯有尽可能援助（在朝之）第五师团”，尽可能维持朝鲜的据点，牵制清军，同时“在国内整饬防卫”，准备登陆作战。
很显然，日军利在速战。其陆战的进退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所以关键就在海战能否速战速决。
李鸿章的“保船制敌”虽然看似消极，却正针对日军的战略而发。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是较早弄清李鸿章战略意图的日本人，也是较早认清其危害性的日本人。
情报传到东京，日方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日本经过23年的维新努力，尤其是近十年的对清备战，手中的剑已是非常锋利，无奈经济实力有限，所以日本要力争速决。要速决，首先要争得黄海的制海权。不然，因为战场地貌特殊，一切兵力输送、后勤转运、后路掩护均无从谈起，真要是让陆军从朝鲜半岛在原始的后勤线上向北京作陆路推进，必然要打成持久战。
针对李鸿章的战略，宗方小太郎建议，日方只需派军舰“突入渤海海口”，作一个武装游行，快来快走，不与交战，北洋水师自会舍弃北洋防御体系，走向大洋，到时日方便可寻机与之“一决雌雄”。这里，宗方对光绪及其背后的激进派们的心理无疑把握得很清楚。
日本海军几次入渤海湾游击，果然令清国君臣情绪失控，群臣对北洋水师交相弹劾，光绪龙颜大怒，连下严旨，逼北洋水师出战，甚至闹到要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革职拿问的地步。全靠了李鸿章的力保，才改为“戴罪自效”。
但是，让日军无奈的是，无论他们如何挑衅，也无论光绪如何连发严旨，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严密掌控下，就是不给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会战的机会。而从海上，日军根本无法突破李鸿章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海防工事。如此一旦拖到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届时，日军不仅完全无法在直隶平原登陆，在朝鲜的作战也大为困难。
有鉴于此，日本大本营在七月十四日（8月14号）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次序。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增派第三师团提前入朝，与已经在汉城集结的第五师团会合，组编为第一军，由明治维新的元老山县有朋任军长，兵分三路北上，合围平壤。寄希望于陆军能在清军完成战略动员前，重创入朝清军。并争取在陆战中寻求扑捉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的机会。
其陆上攻击计划可以说是照搬毛奇之外线战略，可是，在朝鲜却并无铁路可供日本快速运兵。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利用了朝鲜半岛特殊的地形，以海运代替了铁路。在南线日军自汉城分三路北上的同时，再海运一支奇兵，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迂回到平壤北面背击清军，完成四面合围之势。
此招可谓狠辣。在朝鲜这样一个狭长而多山的半岛战场上，海权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从汉到隋唐对朝鲜的东征，再到明朝的抗日援朝，胜利者无不是能控制海洋者。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不也还是要靠仁川登陆翻盘吗？除非守方能以绝对优势的陆军填满东西海岸，不然很难对付海权力量的两栖闪击。而朝鲜战争初期的北朝鲜军恰恰没有这个优势兵力，光绪二十年的叶志超同样没有。
日本大本营指导战争的灵活与高效，皆非大清可比。但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毕竟还处于初创期，甲午战争是参谋本部成立后策划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其军事行动的保密性还有很多问题。事实上，早在六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就得到了日军有在元山登陆，袭击入朝军后路的消息，但一开始他并未重视这个情报。因为大清国有太多比作战层面更高更困难的问题，等着他提意见呢。
进退两难
丰岛偷袭后，李鸿章的元老级幕僚周馥向李建议：“日本蓄谋已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国耶？必筹足兵饷三年，而与之持，或稍有济。其要有四：一、勿与日本决裂。彼挑战急，我宁忍受，得和且和。二、除原有劲旅整备外，宜速募兵三万，驻直隶，精练之，以待东发，仍速招三万以为续备。三、斯役用淮军居多，两淮宿将，今惟刘省三爵抚在，宜急起用。四、水陆宜节节速筹转运，奏请重借国债应之。待四事备齐，将逾年矣。日人如必不和，则出师扼鸭绿江以待。”
为什么周馥强调“勿与日本决裂”呢？因为大清的近代化军火主要依赖外购，自光绪十七年“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至开战，清军再未储积军火，日本却反是。一旦正式宣战，西洋列强援引中立法，大清不仅买军火难，运军火更难。只要走漏半点风声，日本人在沿途运货船停泊的任何一个港口提出外交抗议，当地政府就有权截扣军火。好不容易联系到智利愿意售舰，不幸又因日本的外交干涉而破产。军火价格更是一涨再涨，不厚积财力，是无法长期作战的。
但事实上这四件事，李鸿章一件也干不成。
首先，第一条“忍字诀”就过不了舆论和太后、皇上、帝师的关。
第二条是要用大把银子的，户部本来就闹钱荒，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又耗费无度，去哪搞钱？李鸿章在六月初四倒是曾上书中央，称如果不能再增加20到30营陆军，募集200到300两白银的军费，对日作战很难展开。虽然第二天中枢就决定由户部和海军衙门各负责筹集150万军费，可是却再没了落实的下文。
第三条又头疼，刘铭传死活不出山，李鸿章拿他什么办法？
第四条大借外债更难以获得批准。因为若前所述，太后早在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就明发懿旨：“主战”但“不准借洋债”。讽刺的是，此前为了颐和园工程大清曾多次巧立名目地借外债。总之，可以借外债修园林，不可以借外债打日本。也算是大清特色的和平主义了。
于是，周馥进一步指出：“是必败！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当思曲终奏雅。”
这已等于是暗示李鸿章要么急流勇退，要么赶紧为他日的失败预留后路，但这又不符合李鸿章的性格。果然，李鸿章既没有多解释，更没有申请退休，而是继续硬撑。
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对清国宣战诏书。
七月初四（8月4日），李鸿章开始向旅顺与山东的新募军发放北洋库存的精锐武器。全国各省水陆军亦随之进入戒备状态。
七月初五（8月5日），上谕令户部、内务府与北洋大臣速修战备，并决定将西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部分费用紧急挪作军费。
七月初七（8月7日），上谕又传：“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日人自上次朝鲜变乱（指中法战争期间日本对朝鲜的染指——笔者注），经我军戡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
严厉的训斥中，包含的正是皇上对李鸿章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但事情却还是要李鸿章去做。只是这事情注定越来越难做。
七月初八（8月8日），就在李鸿章又一次挨训的第二天，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会合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第五师团余部奔赴朝鲜战场。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本来是为了参加老太后六十大寿而入京的文武要员，转而召开紧急战争会议。同一天，日军大本营将第三师团半数以上的兵力编成混合旅团开赴朝鲜。
局势的急转直下中，历史留给李鸿章的战略选择空间已经不多。
就在日军大本营敲定作战计划的七月初五，李鸿章致电平壤盛军统领卫汝贵，告诉他，自己得到情报：“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抢占有利地形），坚扎营垒（构筑坚固工事），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集中兵力），再相机进止。但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
同一天，他致电总理衙门，强调“西人佥谓我军（指北洋水师——笔者注）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边畿门户洞开。”
但第二天（初六），皇上就下了圣旨，严厉申饬了李鸿章，命他立即去办下列四件事：
一、厚集大军入朝，准备南征汉城；
二、派海军巡防大同江口，防备日军抄袭我军后路；
三、严防北洋海口；
四、调集各省兵力参战。
事实上，以上四事，李鸿章又是一件也没法干。以最后一条论，李一非参谋总长，二非最高副统帅，根本无权去干，而只能呼吁，至于呼吁之后，各省大员如何行动，那就不好说了。至于第二件，则无需去做。第一，干了的话，风险太大，日军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以和北洋水师决战。第二，只要北洋水师实力存在，就算不去大同江口，日军也不敢大举在大同江口登陆，这已由后来的发展所证明，日军挑选的登陆地点是远离北洋水师作战半径的东海岸。而且，第二件事与第三件事根本就是矛盾的，北洋水师实力有限，备多力分，不可能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
第一件事，与北洋关系最大，但同样难以完成。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北洋兵力单薄，断无法以一隅之力，独抗东洋举国之众。就算四大军“后路到齐”，也不过马步队14000人。从义州到汉城，直线距离一千余华里，两侧是大海，沿途多山，更有四条大河横亘其间，其中以大同江与临津江为最险。涨潮时，水深可达“一二丈不等”。敌军乘小火轮，便可轻易抄小路迂回南征军的侧后。至于后方的枢纽城市定州与安州，“用民船亦可潜入”。陆路正面，青石关与临津关为入汉城的必经之路，“山极险峻，路径崎岖，现为敌踞，攻取不易”。攻下后，还要留兵防守，才能继续南下。其他如后勤转运，也要防敌游击袭夺，故也要牵扯一部分兵力。一句话，南下大军必先保障了两翼与后路的安全，才能放胆南下。
所以至少要集中3万余人的兵力，才能进攻。其中1万余人负责两翼与后方的守备。剩下2万人为纯作战部队。“俾军无四顾之忧，将有必克之志，庶大功可成。”
至于具体的南进方案，叶志超到平壤后，会同诸将也制定了出来。和后面要提到的日军计划一样，叶志超的计划也是取“分进合击”的姿态，兵分三路南下。第一路为“正兵”，由中和经黄州南下，作正面攻击，吸引日军注意力。第二路为迂回部队，经兔山、平山，穿插至日军后方，断敌退路。第三路则以平壤东南120华里处的祥原为前出基地，防备日军从元山包抄我军后路。在保证侧后安全的情况下，以万人精锐，绕道经永平、嘉平、抱川，奇袭汉城。如此日军前后失据，只有“不战而退”。
这个计划的目的，不在聚歼日军有生力量，而在于将之逼退，克复汉城，为和平谈判换取有利条件。平心而论，以当时的双方实力对比，这个计划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至于南下的时机，叶志超力主秋收之后。原因有二：
一在兵力尚有待进一步集中。程允和新募六营八月初才刚离开亳州。卫汝成的五营刚成军，尚未训练。赵怀业的五营尚未完成征募。聂士成拟回直隶募兵，“一时更难集事”，“以上各营必俟操练稍熟，乃可陆续派往前敌。”至于山西、河南两省的援军（每省各约2000人），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马步各一营，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马队二营，“均尚在途”。“因道远运艰，亦难猝集”。
二在大军南下，补给线越拉越长，清军后勤体系原始，军粮筹措是个大难题。在国内作战，只要军饷不断，米粮皆可就地筹措。但现在军出国外，日本已控制汉城，扶植了傀儡政府，北朝已成无政府状态。清军军纪不佳，百姓乃至地方官皆逃避一空，所以很难就地筹粮。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以清军的军纪，南下必然导致农民乃至地方官逃避一空。到秋收之后，就易于沿途征粮。
叶志超的判断，李鸿章自然认同。而他对日军的认识，尚有很多超出前敌诸将的地方。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李鸿章终于认清了最大威胁所在，他致电卫汝贵，强调：“日最善抄袭，后路元山一路有兵来抄，尤易慎防。”
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李鸿章又得到新的情报，闻“日船十一艘，载兵三千二百，长夫（后勤人员）二千六百余，马二百二十四，炮二十六”，于七月二十一日船运汉城，釜山日军亦船运仁川。
五天后（七月二十九日，8月29日），李鸿章再次向中央建议取攻势防御的战略，作持久抗战。他说：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双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势相同。……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
可惜皇上不认同，满朝文武不认同，北京城的百姓士子们也不认同。他们接受的宣传与教育，使他们无法想象，何以对付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要如此谨小慎微！
指挥难题
大战在即，李鸿章最头疼的还是指挥问题。
到现在为止，平壤诸将系统不同，级别相当，互相不服，缺乏统一指挥。中央迄今未指派“总统”（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李鸿章只有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的人选就是淮军老将刘铭传。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人选，能力、资历都既足以震慑敌人，又可服我军之众。岂料刘爵帅早已对大清绝望，抱病不出，李鸿章也莫奈其何。最终皇上选择了叶志超。
究其原因，非常复杂。还要从前面提到的那次大撤退说起。
虽说一次成功的撤退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往往并不亚于一次胜利的进军。可是，从东方到西方，人们还是更乐于为进军疯狂，而难以理性地给予撤退以必要的宽容，也就不要说掌声了。这中间的寂寞与失落，就需要将领以其将道加以消化。可不幸的是，叶志超恰恰不甘于寂寞。
还在北上途中，叶就开始大肆吹嘘他的牙山大捷，与沿途的“一路苦战”和“层层打出。”事实上，他们确实在苦战，但并非与日军，而是与酷暑天气、恶劣的后勤。但叶很清楚，北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不会欣赏一个与自然和组织苦斗的将领。所以他需要“宣传”，一个反向胜利进军的宣传，一次现代版的千里走单骑、闯五关斩六将的宣传。
跳动的电波，不断将宣传中的“捷报”送往北洋。朝野闻讯一片欣喜，皆谓：失之丰岛，收之成欢。老太后也下了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2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
光绪得到这个“捷报”也很高兴，一高兴就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现在该提督已抵平壤，与大军相合，即著统率诸将，协力进剿，速奏虏功。
上谕送达平壤，六军皆惊，叶志超最惊！
震惊中，叶志超“病”倒了。
这就引出了大清国军事编制史中的一段公案。
在大清国，“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指挥即营官。下辖四哨，指挥即哨官。每哨8队，另营官亲兵哨6队。每队10人至12人不等。每营则步兵定额500人，骑兵定额263人。营官之上设统领，辖兵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不等。若干统领之上再设大帅，独当一面。
可是，在大清国的军队里，统率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的“统领”与只统带一营的“营官”之间，居然“不立其他阶层以为试验和历练营官的阶梯，而统领的人选却从地位太相悬殊的营官中拔擢出来。须知营官不过是一个下级指挥官，在其职权内的军事动作，常能于极短时间内完毕，大概使奋起一回心力，使唯下一回断然的决议意便够了。例如大胆的冲锋，含有力量的呐喊，乃为仅数分钟的事业。而统领乃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整个战局的才能始克胜任，因为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与营官的职任是大不同的。所以湘淮军营官往往有曾建立功绩的，即擢为统领，一旦才能与地位不相合，究为沐猴而冠，一遇大敌，便致一败涂地。”
严格来讲，叶志超以往的经历表明，他最适合做的是类似于混编战斗群指挥之类的职务，参看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建议和制定的各项计划，又让人感到他倒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参谋长。纵然是全局问题，当不需要他拍板时，往往他也能连发妙论，切中肯綮。至于独当一面，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组织大型会战，却不免超出他的阅历和能耐。
更糟糕的是，统数营者与统数十营者，皆为“统领”，且皆由“营官”提升，所以往往互相不服。甚至皇上御笔亲点的指挥官，如果不能在年龄、资历、人际关系……各方面占据优势，也是指挥不动军队的。现在，光绪让叶志超去当朝鲜前敌诸军总统，那不是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吗？叶志超慌神了，于是四处哀求乞辞，希望皇上与中堂能另派高明。他自己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作为李鸿章的义子，李经方从未有过军旅经历，参与的都是洋务与外交活动。让他指挥岂非更糟？理解的关键就在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养子的特殊身份。叶总统正是要借小李公子这张虎皮震慑住平壤诸将。至于打仗，不是还有自己与卫汝贵吗？
对叶志超的这个提议。李经方居然也跃跃欲试，倒是旁观者清，李的女婿张佩纶觉得此举甚是不妥。第一，小李与军伍一道隔膜太深，本人的性格又不是那种乐于只拥虚位的人。只怕去了反而更误事。第二，若平壤是清一色的淮系军队，小李去了，或许镇得住。但现在那里恰恰是个花色牌。而一旦有失，责任可全是李鸿章的。
对此，李鸿章亦有同感，所以才回复叶志超说：“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可话说完了，李鸿章也不免担心，担心万一叶志超“担承”不住，那怎么办？叶的半世英名归于流水事小，平壤坐失事大。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补救之策。
于是，在庆亲王的建议下，李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助手周馥。
如前文所述，自丰岛海战后，周馥便已明了此战中方必败。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换个人，这时候就要乘早谋自己的出路了。但周馥却未走，而是决意在北洋这艘破船上，与李“共生死”。
现在，是到了李鸿章送他进火坑的时候了。
李的本意是借重周馥淮军老前辈的特殊身份，去镇住平壤诸将。但周馥自己清楚，作为一名幕僚的淮军老前辈，与作为一名宿将的淮军老前辈，含金量是太不一样了。叶志超镇不住的，自己同样没辙。事实上，现在大清国的活人里只有两个人能镇得住平壤的那帮天煞星，这两个人一为刘铭传，一为李鸿章，前者不来，后者又不能去，去了，谁统筹全局？再说了。以李鸿章的身份，去守一个平壤，合适吗？
于是李鸿章转而决定成立一个前敌营务处，由周馥负责。按理讲，这只是一个后勤机构，但李鸿章却给它赋予了一个附加的，但却是更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当连接平壤与天津的中转指挥机构。向西讲，周馥是李鸿章的代表人；向东讲，周馥又是叶志超的靠山。这样一层层的，将李中堂的权威与构想输送到一线，达到理想中的作战效果。
从军事制度史上讲，这个安排可谓一奇，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但谁让大清国不搞制度改变，没有参谋本部呢？后继无人，平壤城中的后辈们相互不服，你又让天津城里的老前辈如何指挥？他也只能用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先应付一时再说。
结果，衡量再三后，周馥也愿意去了，皇上也批准了。同时呢？平壤也失守了！
最后的寂静
八月初一（8月31日），叶志超再次强调，当“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
八月初二（9月1日），日军将朝鲜境内的第三、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这样日军在朝的兵力就达到了19500余人。
八月初四（9月3日），叶志超又发来新电报，报告新情况的同时，提的还是老建议：“闻大岛有云：‘若我军前进，渠由水用船载兵登岸，袭我后路，断我转运。’此情系由王京朝鲜通事所探查。我军到韩名虽万有数千，实在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亦有护运由义州、安州分扎后路者，现平壤不过万人。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请筹调添募。”
可是，新募各营要到八月末才能到防，到防后至少要训练三个月才能初步形成战斗力。又由于这些营各有固定且重要的守备工作，所以就算成军，也只能挤出5000人的机动部队。纵然全部入朝，加上朝鲜现有的14000人，尚有一万余人的缺口。你让李中堂如何“筹调添募”？又如何让叶志超反攻汉城？
同一天，李鸿章获得新的惊人情报，日军大队已经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图窜我军后路。其先头部队300余人，已经推进到平壤东北约200华里处的阳德。
鉴于阳德至元山之间，“山岭险峻异常”，元山日军又孤军深悬，与南方部队相互无法支援，故李鸿章急电叶志超，指示他“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再徐图大计。
诚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一路日军实为主宰全局的奇兵。如李鸿章的构想能够落实，历史必将改写。
但遗憾的是，朝野眼中只有汉城，只有南下。皇上严旨屡发，日促平壤大军反攻汉城。日军正面推进部队的声势造得也很足，以致平壤诸将的眼睛全死盯着中和大道。李鸿章的建议遂不免与尘封的电稿一起陆沉在历史的尘埃中，直至今日，再无人擦拭。
八月初五（9月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现在敌氛已逼，所有分布进剿机宜，著即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并特别告诚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于咎戾也。”
同一天，李以破釜沉舟的悲壮向平壤守军发出了如下指示：“各国密探日廷主意，拟两三礼拜内全力围扑平壤，如牙山故事。现我续调各营难遽齐集，望诸君尽此兵力，同心奋勇，出奇致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是为至要。”
小皇上说向南攻，老中堂说向北打。政出多头，叶志超也只有先听大头的。八月初八（9月7日）晨，七千余清军离开平壤南渡大同江，至中和，相机迎击。不料至中和后，“天气已晚，遂相度地势，各分扎要隘。夜越三更，忽言敌至。黑夜昏昏，不辨东南，竞施放各枪炮，不问敌在何方。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对战的实为夜间出哨的盛军与毅军，“两阵死者凡二十人，伤者百人”。清军士气为之大挫。
而天津城里的李鸿章因为信息的滞后，还不知道平壤大军已发。初九，他再次致电叶志超，强调了元山一路日军的危险性。他说，（听说平壤大军）“拟挑精锐七千余赴中和相机迎击，是否已行？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电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雕剿，而急图黄州？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望与诸将熟筹调度，勿稍失机，若诸将或分一军进扼阳德，嫌力单否？务相机度势，妥慎图之。即速复。”
同一天（初九），李鸿章又急电守备辽南金州的铭军老将刘盛休，指出“平壤日兵三路渐逼，后路空虚，续调之兵皆远不济急。叶提督屡电后路安州”距平壤170华里，“最为紧要”，现仅六营兵力驻守，“殊嫌太单”。故决定调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这样一来，北洋水师的后路也不免唱“空城计”了。可是中国太大，又缺少现代化交通手段，各省援军迟迟不到，这已是李中堂所能挤出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力了。再调，难道还要让他老人家去调紫禁城的御前带刀侍卫不成？
如此“既壮平壤（友军）声援，又断元山（日军）抄袭”。除炮台守兵不动，每营留一哨新兵守营地外，其余全部援朝。军情似火，“迅速整备，五日内船到即行，当令丁提督海军大队护送前去。”
“当令丁提督海军大队护送前去”，这句是关键。也可以说，联合舰队朝思暮想的，就是李鸿章的这一句话。
军情似火，陆路推进太慢，必须海运。李鸿章只有用北洋水师护航，船运刘部至大东沟，再陆路趋平壤。同时将旅顺守军宋庆部2000人也调往义州，防备平壤后路。
这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计划。一迫不得已在令北洋水师主力尽出去护航，二迫不得已在这一轮调动，已令北洋水师的后路门户大开，造成的真空却只有让新招募的农民兵去填。
但如果刘部能及时进扎安州，则战局亦将大大改观。至少可以让平壤守军全力守城，而不用不时神经紧张的向后望。一旦日军环攻平壤不下，弹尽粮绝，只有撤退，其中元山支队将陷入安州守军与平壤守军的夹击之中，搞不好就会全军覆灭，至少也将遭重创。大清朝依此仗之威，至少能控制半个朝鲜。
只可惜，世事难料。援军还在船上，平壤战火已开！
八月初九（9月8日），叶志超收到了李鸿章令他先打阳德日军的电报。叶志超情报有误，以为日军若无三四万兵力，断不敢北上攻击平壤。基于这个错误判断，他既放弃了南下反攻汉城，也放弃了李鸿章的先打阳德之敌的建议。
叶志超一声令下，大军回头，坚匿平壤，“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作婴城而守之计”。清军环城一口气修筑了25座堡垒（其中7座在城北），又在大同江北岸筑了一道四米高、2000米长的长墙，墙下布雷，墙上架炮（是役守军共装备野炮四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储积一月所需军粮，倒还算坚挺。
叶志超最担心的还是后路。
他已经留毅军一营驻义州防后路，现在再下令“暂调盛军两营回扎肃州”。这样一来，守平壤城的兵力就只有13000人了（一说9000余人）。
于是，叶志超开始构思一个更大胆的战略：放弃平壤，后撤至“安州—鸭绿江”一线，厚集兵力，背靠国门，进一步拉长日军补给线，再行决战。
这个计划同样高明。因为从平壤北上，山路崎岖，将严重干扰攻方的后勤供给。山区的分割作用则将大大降低日军的组织优势。清军则可缩短补给线，规避野战训练不足的缺陷。事实上，五十多年后中国军人正是在这里，大败联合国军。
但是，国内那些根本不懂军事的文人，连叶志超坐守平壤都不能接受，又如何允许他再向后撤？
在一片“反攻汉城”的声浪中，叶志超只有等死。
倭刀出鞘
就在李鸿章决定让北洋水师护航的八月初九（9月8日），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日本军界巨头，时任第一军司令官的山县有朋（大将）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前往朝鲜。同行的还有新出任海军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中将）。
临行前，桦山训示联合舰队：“凡为日本男儿，所恃之勇，而不在利器。我将卒苟激忠义，发挥固有胆勇以临敌，则敌之雄舰、大舰何用哉？万一军不利。炮碎弹竭，为敌所围，决不可屈挠。事或至此，惟为国奋进，一死而已。然则如我海军之战，白旗固无用长物耳！”伊东遂抛白旗入海，以示必死之决心。
为了这一战，日军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又一次重新编组了联合舰队。改编后各队配属舰只如下：
本队：松岛（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
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
第二游击队：金刚、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
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大岛；
本队附属舰：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
鱼雷艇母舰：山城丸。
其中，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四舰，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集中编组将更有利于发挥打击力。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则是日本针对定远、镇远建造的打击主力，排水量虽仅4200余吨，航速也仅16节，但却安装了320毫米的巨炮。这次编组更充分地表现了日军强烈的求胜之心。
四天后（八月十二日，9月11日），16000余日军取分进合击之势，兵分四路，合围平壤。
第一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第九混成旅团3600余人，炮20门，自汉城西北出发，顺大道经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然后折向东北，经中和抵达平壤东南。
第二路：由第五师团司令官，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率领第十旅团之二十二联队（缺第二大队）、十二联队（缺第一大队）及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个分队，骑兵第五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炮兵第五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缺第一中队），卫生队。合计5400余人，炮12门，亦从汉城西北出发，经黄州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袭平壤西南。
第三路：由第十旅团司令官，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第十旅团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小队），及第九旅团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并骑兵第五大队第三中队的一个小队及一个分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一中队，合计2400余人，炮6门，名为“朔宁支队”。从汉城东北出发，至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
第四路：由陆军大佐佐藤正率领，新从元山登陆之第三师团第五旅团第十八联队，骑兵第三大队第一中队，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合计4700余人，炮12门，名为“元山支队”。从元山登陆后西行，经文川、阳德、成川，至顺安，截断作为清军退路的平壤西北大道。
另有3500多人负责后路安全。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日军终于看到了他们梦中的平壤城。
日军部署
拿破仑早就说过，会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在决定性的时间，向决定性的地点，投掷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在平壤之战中，日军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
在日军看来：“（平壤）临大同江，三面有石制城墙，高达十公尺，不易攀登。其四面多沼泽，实为天险要塞，地利可谓无双”。清军“在大同江北岸筑起堡垒数座，在城北的堡垒牡丹台下且设有假城，高五丈余，呈急斜面。城东北亦设有多数堡垒，皆备有野炮、连发炮等。其守备之坚固，远非成欢、牙山可比……攻陷实非易事。”
鉴于平壤城地势险要，清军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日军制定了一个很有日本特色的攻击计划：
大岛义昌率第一路军，于八月十三日到达大同江南岸后，首先于平壤东战场，跨大同江发起“自杀性”攻击，尽最大努力将尽可能多的清军吸引过来。野津则乘隙率第二路军突袭平壤西南。但致命打击尚不在于此，而在于平壤北战场。“元山支队”于十五日到达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后，即行南下，十六日与“朔宁支队”会合，攻击平壤北门。
盖平壤地势东、南环江，北、西有山，北高南低，一旦日军控制玄武门外制高点牡丹台，居高临下，架炮上山，当年中法战争中兵溃北宁的一幕就将在平壤重演！
建立在精确兵要地志基础上的分进合击，外线包抄，前后夹攻——堪称是对毛奇式战略的精确效仿。此后，在辽东半岛，在山东战场，日军还将多次重复使用这一打法。
清军部署
八月十二日（9月11日），左宝贵部侦察部队，在玄武门东北80里处，大同江上游，发现了朔宁支队。左宝贵立调三营兵力出城，主动进攻，双方夹江互轰，激战正烈，左宝贵却忽然收到叶志超的羽箭急令，命他立即回城，依托工事取守势御敌。
原来，在平壤的东南方向，清军侦察兵也发现了大队日军。叶志超坚信东南方向的日军是主力，但玄武门的重要性他也很清楚。所以他不许左宝贵轻易出城野战，而命他坚守工事，正是希望左宝贵能守牢后门。然后他集中战斗力最强的盛、毅二军于他心目中的主战场：平壤东南大同江东岸，一举击败来袭日军！
只要能消灭南线日军，平壤不就化险为夷了吗？老中堂不就有了和日本人议和的筹码了吗？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但问题是，玄武门一定能守住吗？大同江东岸一定是主战场吗？
可历史已不给叶志超反思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双方的斥候与小队开始小规模交火，遥远的天津城内的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纪律。当天，李鸿章致电卫汝贵，首先转达了皇上对卫军的严重不满。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诚，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电到后，切勿自回护，密商叶总统，应如何说法安抚军心，顾全大局，或将该军暂令孙显寅帮统，以孚众望，而期努力效命，立候电复。”
但历史同样不再给卫汝贵时间。
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叶志超驻平壤城中调度全军。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2100人守平壤城西。马玉昆部毅军，卫汝贵部盛军一营约2500人守平壤城东及大同江东岸。卫汝贵部盛军，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守平壤城南至西南。左宝贵部奉军三营（1500人，守玄武门与牡丹台），江自康仁字二营（1400人，守箕子陵）共计约2900人守平壤城北。并规定：“查南门外（大同）江南，马总统（玉昆）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时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务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如此一来，在大同江东岸战场，负责“自杀性进攻”的大岛第九混合旅约4000人，面对的是马玉昆部毅军加卫汝贵部盛军一营共约2500人。
在平壤西南战场，野津第五师团约5400人对聂桂林部庐榆防军，卫汝贵部盛军主力，加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
在最关键的平壤北战场，立见尚文“朔宁支队”与佐藤正“元山支队”约7800人，对左宝贵部奉军三营、江自康仁字二营共约2900人。
这样，在决定性的北部防线，日军占据了2.6倍的优势。考虑到其中直接用于玄武门与牡丹台防守者仅1500人，日军占据的优势也就更大。至于这个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立显。
天上掉下了馅饼
同样是十四日这天，为便于指挥前线作战，明治天皇率参谋总长（有栖亲王），御林军总司令（小松亲王），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等军政要员从东京出发，将战时大本营迁往广岛。以作御驾亲征之势。同日，山县有朋、大岛久直（陆军少将，第六旅团司令官）起程前往朝鲜前线，很显然，平壤的战斗远不是终结，而只是更大的激战的序幕。
同日午夜，桦山与伊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为配合陆军对平壤的攻略，联合舰队将由仁川北移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并以此为临时根据地，伺机攻袭北洋水师，夺取制海权。至少也要保证大同江的安全，掩护陆军对平壤的攻击。
说来悲哀，还是八月十四这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希望总署能代表“请旨敕令前敌各营，均归叶志超节制调遣，以一事权”。这就说明皇上当初的任命，至今还没产生实际效果。
次日（八月十五，9月14日）上午，外出侦察敌情的吉野与高千穗二舰自威海卫归来，它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北洋水师主力已不在威港之中。
同时，蔚岛、仁川方面的侦察舰则相继传来“未发现异常现象”的平安汇报。伊东遂于午后四时下令：留下第二游击队与八重山号泊守仁川，掩护陆军登陆。自己则亲率本队与第一、第三游击队，及特务舰、运输船等，北上大同江，巡歼北洋舰队主力！
可是，伊东却怎么也巡不到北洋水师的踪影。
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但很快，转机就来了。只是这转机不来自海军，却来自朝鲜的陆军。
原来，就在十四日这天的上午，北上平壤途中的第五师团野津道贯部，渡大同江时，“无意”中俘获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驶来的中国商船。参谋长福岛安正率兵登船检查，搜出一封密信。写信人是清军大孤山守将，收信人是写信人的好朋友——平壤守将丰升阿。前者告诉后者，“（上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
这位守将显然很够意思，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自己的好友，以稍缓对方的愁情。可惜，他的这个做法太无纪律性。借助商船捎信又不免太无保密意识。反而让福岛安正捡了个大便宜。
对日军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联合舰队终于不用为北洋舰队的动向而焦头烂额了！
起？锚
就在平壤激战的前夜，北洋水师也走到了它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前所述，日军业已挥师北上，万一平壤不守，那战火可就要烧到咱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了。军情似火，北洋水师还能再等吗？
命令终于传来。李鸿章令镇守旅大的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而丁汝昌所接受的命令，正是为铭军护航，兼运一批军火粮饷去大东沟。
黄龙战旗再次扬起，汽笛迎风长鸣。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年的八月十六日，西历1894年的9月15日。当日上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由威海卫抵达大连湾。午夜，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大小舰艇十八艘，护送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兵船的铭军，直奔大东沟进发。
这支曾经虎视亚东的舰队，就这样在西林巴图鲁丁提督汝昌的率领下，在一帮小留洋巴图鲁们的驾御下，驶出了军港，踏上了征程。
据美籍洋员马吉芬回忆，“鉴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海面，济远和广乙被袭击的教训，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的命运即船员的命运，一旦毁坏沉没，岂能侥幸求生或借小船逃跑，或忍受投降的屈辱？济远的小船忽被击碎而燃烧，虽尽力扑救但已成废物。二铁甲舰将保护三十点五厘米（十二吋二）克炮的厚一吋、直径三十余吋的重大钢盾也都卸去。因为如果敌人的榴弹由露炮塔上擦过，碰上炮盾，就会将其打穿而于盾内爆炸，盾内上下四周，就将有充满碎片硝烟的危险。据闻丰岛之役，日本军舰从远距离发射一枚榴弹，击中济远炮盾顶端的后部，立即爆炸。炮弹头部虽然穿透炮盾而飞走，但残余碎片在盾内四处飞散，炮长以下七人死亡，十四人负伤，盾内炮兵无一幸免。当时如果事先将炮盾去掉，该榴弹必然平安飞去。因此证明二铁甲舰采取的措施甚为得当。其他不必须的木器、索链及玻璃之类，也都移置别处。把舰桥的翼端切断，把所有的拉窗梯子都卸掉，铁索、索梯也尽可能都取走。只有安在舰首舰尾的六吋炮炮盾，为了防止重炮发射时，保护炮手免受空气的冲击而保存未动。舰队各舰都涂上不易辨别的深灰色，钓床用以保护速射炮手。上部构造的重要部分，四周都堆起砂袋，宽三呎、高四呎左右，在其内侧，并排放着六吋炮用的百磅实弹、榴弹数十个，以便迅速射击。装煤的袋子也配置在重要处所，尽可能用作保护。”
前方的航线，他们不知走了多少次，可谓轻车熟路。再过两天，“致远”号管带葛尔萨巴图鲁邓总兵世昌，更将迎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但这一次，一切注定与众不同。
痛失平壤
回头再看十五日（9月14日）的平壤城。叶志超密切关注的大同江东岸仍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与相互炮击。一整天，日军并没有进攻，叶志超正纳闷，坏消息已从城北传来。
原来，朔宁、元山两支队业已会师，两军于当日猛攻玄武门外清军山岳防线。守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无奈日军攻势如潮，步炮协同密切，激战竟日，城外高地相继失守。左宝贵反攻失利，只有退守城墙工事。
消息传来，叶志超才猛然惊觉，自己业已犯下与当年守北宁的黄桂兰一样的错误。
顿足长叹中，叶志超知道：大势去矣！
所幸正面日军并未发动大规模进攻，虽然原因还不清楚，总之对我有利。在叶志超看来，这是撤退的大好时机。否则一旦北路日军全面控制北城制高点，南路日军全力进攻，清军走走不了，战则只有坐以待毙。那就全玩完了。
对叶志超的撤军构想，左宝贵坚决反对。所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仗未开就轻弃平壤，如何面对皇上、太后，又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叶志超无话可说。
于是，撤退命令被取消。叶本人也被左的亲兵软禁。
既然要战，就应集中兵力于北门，夺回生死攸关的致高点，并打通后撤路线，然后再集中兵力于其他战场，如此胜则逐个击破，败则有路可退，这才是死里求生之道。但可惜的是，不等清军调整部署，大岛义昌已于当晚凌晨一时，对叶志超瞅了好几天的大同江东岸，发起了计划中的自杀性进攻。
事实上，按日军的原计划，这个进攻应在朔宁、元山两支队南下之前发起，从而达到预期的歼灭战效果。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野津的第二路军遇上江水暴涨，结果耽误了整整一天的行程，而朔宁、元山两支队反提前展开了进攻。对清军这是一眨眼的好机会。若叶志超不是那么过于注重南面防御，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朔宁、元山两支队，战局就将全面改写。退一步，在两支队已拿下北门外高地的情况下，清军至少还能撤出孤城平壤，像牙山之战后那样，全师而退——失去南路支援的北路日军孤力是留不住清军的。
但很可惜，清军未能抓住这一眨眼的机会。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北路日军的战果，大岛与野津都不知道。同理，大岛与野津的情况，北路两支队同样糊里糊涂。这就是在通讯、交通落后的年代进行分击合击作战的风险。时间已是十五日深夜，大岛才与野津、朔宁支队先后取得联系。大岛这才知道，野津的部队仍未进入攻击阵位，野津本人的大脑也仍在继续灌水。他居然要求大岛将攻击日期再推迟一天，以等待自己进入攻击位置。
大岛终于愤怒了！
在大岛看来，自己的攻击本是为朔宁、元山两支队创造战机，可是现在“元山、朔宁两路，计已如期攻平壤之后”，我军反而落后，“其若预约何！况贵督大军未至，我岂能逡巡观望？”
就这样，大岛在野津误期、北路战况不明的情况下，断然于十六日凌晨一时，分兵三路，向大同江东岸的清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日军首先遭遇了马玉昆部毅军的顽强抵抗，双方以互不相让的勇气在暗夜中修罗恶鬼般血战。当太阳照亮战场时，大同江西岸的卫汝贵看到的是他致死难忘的一幕：弹雨中，遍野的死尸上，双方士兵在以最原始的血腥搏杀。关键时刻，卫汝贵立即亲率盛军四营渡江助战，挥军大举反攻。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二时四十分，日军弹药已尽，基层军官死伤惨重，士兵普遍筋疲力尽，而清军斗志仍盛，大岛只好下令撤退。至于战场上的日军遗尸，既无法拖带，又来不及掩埋，只好将死者“遗发及名牌收藏”后，任其横尸疆场。下午四时，天降暴雨，清军停止追击，日军则冒雨继续撤退。据日军初步统计，这场战斗阵亡约140人，伤约290人——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
同一天的凌晨七时，迟到的野津终于对平壤西南，发起了计划中的“乘机突击”。但是正如前文所记，在西南战场，叶志超布置的兵力最多，达7000余人，大岛以优势兵力尚不能突破大同江，野津以少打多，又加长途跋涉，体力透支，又如何攻入平壤？
战至中午，野津以“白昼不宜进攻”为由，在大岛还在苦战的时候，命令部队“暂且退居要地”，先败退出了战场。
对清军而言，美中不足的是，丰升阿发起了一场画蛇添足的反击。他派骑兵冲击日军据守的高地，在日军的密集火力拦阻下，清军损失了273匹战马，伤亡130余名士兵后，撤回城内。
但日军的攻击毕竟失利，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军粮和弹药都不充足了。
野津越想越觉得失败，于是说下一段硬话：“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
可是，胜利之于军人，终究是没有替代品的。战争中，少不了豪言壮语，但豪言壮语却无法替代战争。
综观十六日一天的激战，似乎清军即将获胜。可惜，日军的杀手锏是朔宁、元山两支队。
十六日凌晨五时，也就是马玉昆在大同江东岸与大岛义昌浴血奋战之际，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对平壤北部发起了决定全局的总攻击。
激战至上午八时三十分。依仗着准确而协同密切的山炮火力，日军终于攻下了对全城性命攸关的牡丹台。
左宝贵亲自督率敢死队发起了多轮反攻。可是，面对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步队的仰攻是无力的。左宝贵终于明白，平壤城与他的最后时刻到了。
接下来的一幕是令人震惊的。左宝贵穿上了皇上御赐的黄马褂，戴上了他无上勇武象征的头品顶戴，义无返顾的登上了已在日军火力俯射范围内的玄武门城头，亲自开炮击敌。
在战场上，这无疑是一个太过于招摇的目标。那一刻，两军将士都震惊了。
据说，左宝贵一共打出了36发炮弹。
而大势已无法挽回。
在日军猛烈的反击炮火中，左宝贵倒下了，永远的倒下了。
玄武门随之失守。
对叶志超而言，战斗已经结束。头疼的问题是，在制高点已失，日军火炮俯顶的情况下，如何全师而退。
暴雨如注中，平壤城内竖起了一片白旗。叶志超希望能通过转让平壤城，换来停战，从而安全北撤。
可是，日军肉已在口中，还要叶总统来喂吗？于是，日军提出了条件：“若降伏，可允许。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
很快，清军作出了答复：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
看着这张字条，立见尚文笑了：缓兵之计。
立见预感到，当晚清军必将有所行动。于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装作接受了清军的条件。实则将日军秘密布置于清军北上道路两侧的险窄之处，静待清军自投罗网。
当晚八点，暴雨如注中，清军取道平壤西面的七星门和静海门，沿义州大道北撤。一开始，清军还尽量保持秩序，但很快就乱了套。雨大、路滑、人多、退心切，大家争道北撤，反而阻塞了交通。
一片混乱的暗夜中，早已潜伏好的日军，向毫不知情的清军，举起了黑洞洞的枪口。
枪声、炮声、雨声、骂声、绝望的惨叫声……
这就是那个晚上平壤城郊的真实写照。
一天的激战，清军也不过战损200余人，但这一个晚上的损失就达到了2000余人（亡1500余人，被俘683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混乱中的互相践踏，其中甚至包括了盛宣怀的兄弟盛星怀。
日军就这样占领了平壤，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相对于清军抱弃的那些多已发锈的老式火炮，已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的日军无疑更兴奋于那4700石军粮，和354口行军锅。
而叶志超的“联军”经此一撤，组织全无，一路溃逃，武装损失殆尽不说，士气的打击更是致命的。
这边厢平壤失守，那边厢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讨论老太后的徽号问题。经过诸重臣的慎重集议，太后的徽号最后定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禧皇太后。一共是16个字，比中法战争那会又有了新长进。要知道，乾隆早有规定，皇后、皇太后驾崩之后，尊谥最多不得超过16个字。现在西太后人还活着，就享此殊荣，真可谓大清国的空前。事实证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绝大清之后。
意外的海战机会
就在北洋水师扬帆出航的9月15日，联合舰队主力顺利抵达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的大青岛。伊东派出速度最快的第一游击队四舰，分两路搜寻北洋水师主力。但是忙碌了一天，一无所获。
对伊东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只要北洋水师不出动，他就算完成了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而一旦陆军运输完毕，第二游击队就将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再进行主力海战，对他更有利。
所以16日上午，伊东拟定的新计划并不是如何抓紧进行主力海战，而是来一次空前雄壮的渤海湾武装大游行，好好刺激一下清政府，令敌人的指挥中枢更加手忙脚乱。他计划16日下午开始巡航，24日结束。航线：小乳纛角，海洋岛，小鹿岛，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口，大沽口，山海关，牛庄，威海卫，然后再回到小乳纛角。
就在联合舰队即将出发之时，伊东终于收到了来自陆军的紧急电报：北洋水师主力正集中于大孤岛港外的大鹿岛附近从事警戒。
这正是野津道贯的功劳。
此前，大鸟圭介也曾发来电报，称“中国军队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但伊东并未很在意，现在看来，所言非虚。
联合舰队又一次驰到了抉择的关口。是攻？是守？若攻，要不要将仁川的第二游击队也带上？
最终，伊东决定进攻，但并不带第二游击队。一者他不敢冒让仁川门户大开的危险；二者他坚信手中的力量已足以击败老朽的北洋水师。结果，他不仅未等第二游击队，更将第三游击队也留在了大同江口，然后亲率本队与第一游击队北上。事后的实战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考虑到大鹿岛靠近海岸线，伊东特地带上了第二游击队中的赤诚号炮舰。因为该舰吃水浅，便于近海与岛屿搜索。桦山资纪则乘坐西京丸随行观战。
下午五时，第一游击队鼓浪先发，本队六舰随之驶离小乳纛角，西、赤两船则位于本队右侧跟进。
黄昏时分，天降雷雨，西南风也愈刮愈猛，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伊东的决心，也不能放慢联合舰队的步伐。
可是，折腾了一个晚上，直到早晨六时半，日舰依然无一发现目标。
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呢？
有人提出了置疑，可伊东却近乎偏执地坚信，福岛安正陆军中佐的情报绝对不会出错。他命令各舰继续搜索前进，边前进边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战斗演练。
终于，9月17日十时二十三分，在大鹿岛洋面，一马当先的吉野号率先看到了天边的一柱黑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