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朝鲜半岛风云又起
光绪十九年春，朝鲜发生排外性的“东学党运动”，声言要“尽逐洋人”。并“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一时汉城空气大为紧张，“各国洋员均商调兵船防范，”日本人更乘机“携刀昼行，尤骚扰”。朝鲜小朝廷举措不当，至光绪二十年一月十日（1894年2月15日），运动终于变成暴动。朝鲜正规军早已朽钝，基层士兵在感情上又多倾向于东学党徒。结果，虽有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兵舰协助转运兵员粮械，韩军仍是连战连败。仅四个月不到的时间，东学党便席卷了全罗、庆尚两道，攻陷县邑数十处。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更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一时举国震动，汉城大恐。手忙脚乱之中，韩廷于二十八日决定援引壬午、甲申故例，请天朝上国出兵，代为镇压“东学党暴动”。
事实上早在此前数日，大清国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就有了类似的想法。在袁看来，此举有三个好处：一则可以加固自己在朝鲜的太上皇地位，二则可以提高大清的影响力；三则可以杜绝列强介入的可能。
唯一的顾虑在于，清军出兵是否会引发日本与俄国的介入。
袁世凯正在犯难，日本人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当时，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回国述职，馆务由首席书记官山村浚代理。鉴于时局之动荡，杉村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特命使馆的书记官郑永邦，赴袁处拜访，与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番寒暄后，郑不无坦城地表示：东学党的乱事久不平息，对商务大大有损。着实令人担忧。鄙人窃以为东学之事，韩人定不能自了。乱事愈久就愈难平息。贵国何不代表韩平乱？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郑更表示，中国出兵，日本绝无反对之意。只是希望中国出兵之前，应照《天津条约》规定，提前支照日本政府一声。至于这个“支照”是由总理衙门发出，还是由北洋方面发出，都无所谓。总之一句话：我政府必无他意。
日本还巧妙地暗示了俄国对清、日两国的共同威胁，遂将袁世凯的疑虑一扫而光。
第二天，韩王正式致书清廷，“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
而袁世凯致李鸿章的密电，则已先于此书发出。在这封电报里，袁世凯特别强调了日本人只注重商务利益的态度，并指出：若我军不来韩代为镇压乱党，则“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所以，韩王的邀请，实为大清“必不可却之举”。
斩钉截铁中，决策的重心已随着飞扬的电波，由汉城转向了北洋。
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一生事业的顶峰。
北洋水师成军六年。李鸿章奉诏校阅。
四月初三（5月7日）晨，李鸿章离开天津。
初五，李鸿章至大沽。
初六黎明，八大远及超勇、扬威两快船，康济、威远、敏捷等练习舰，镇中、镇边两蚊炮艇，南洋、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寰泰六艘南洋兵船，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广东兵船，齐聚大沽，护李直趋旅顺。升起的旭日下，定、镇两巨舰，还是那样的气吞万里如虎。海风下，龙旗的猎猎声，似乎令李鸿章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午后。只可叹，人物依久，世事已非。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李鸿章校阅了北洋水师，检演了海防工事，观看了陆军演习。从旅顺到威海再到烟台，外国记者紧随，列国公使云集，真是盛况空前。
最后，李鸿章于二十一日乘船来到山海关，检阅完当地守军后，又为新完工的铁路大桥工程验了收，然后就坐上火车，飞驰在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线上，直返天津，真是快何如哉。
但是，热闹的表象已不能掩盖内里的空虚。正如英国人濮兰德所描述的那样：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红旗招展……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
乌云已经掩了过来。
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李鸿章回到了天津。
几天后，他看到了袁世凯的来电，也收到了韩王的乞兵国书。
关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没有多想；关于李鸿章的决策，清廷同样没有反对。就这样，由北洋负责，调兵援朝。
图穷匕见
赴朝清军共分三批起运：第一批，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防马步军910人为前锋，于五月初三（6月6日）下午六时离开大沽赴朝鲜。初五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初六登岸入牙山县。
第二批，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榆防军1055人，与五月初五下午六时出海。（初七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初九上午登陆入牙山。）
第三批，马队100人，旱雷兵100人，步队300人，于五月二十二日始至牙山。
其中，直隶提督叶志超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刘铭传是不折不扣的小同乡。参军后进入淮军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刘铭传部，作战勇猛彪悍，冲锋每先士卒，攻坚往往先登，被老乡和部下戏称为“叶大呆子”。在讨伐捻军的战斗中积功至总兵，得赐额图浑巴图鲁。光绪十五年，经李鸿章举荐，擢直隶提督。光绪十七年，平热河教匪有功，得赏黄马褂、世职。李鸿章强调以西法治军，叶志超大力响应，还曾聘请西洋军事顾问在军中开办讲座，讲解现代战术，倒也不是有勇无谋之辈。
在清廷看来，如此精兵猛将，已足以慑服乱党，稳定局势。同时军队不入汉城亦不在仁川登陆，而入牙山。原因一在牙山接近动乱区，便于招抚乱民。二则远离列强商贸区和日侨聚居地，不易发生意外。
似乎已是算无遗策。
五月初二（6月5日），袁世凯不无得意地告知郑永邦，1200名清军，将于次日离开山海关，来朝鲜稳定局势。
第二天，杉村不动声色的告知袁世凯，大鸟公使已于昨日午后提前返回韩国，数日即将抵达仁川。鉴于目前的形势，同行者还有作为护卫的20名警察。
同样是在初六这一天，大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正式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出了中国出兵朝鲜的照会。
至此，一切进行得既合情合理又波澜不惊。从北洋到汉城，中韩双方无人料到，仅仅二十四小时之后，形势就将彻底逆转。
五月初四（6月7日）陆奥正式照会汪凤藻：依《天津条约》之规定，日本亦将出兵朝鲜——这里陆奥所指的，就是《天津条约》中规定的中日双方任一方出兵朝鲜都要先照会对方。按陆奥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任一方出兵并照会对方后，另一方也可以出兵但必须同样照会对方。
现在中国出兵了，也照会了。那么，日本也出兵，也照会。
也必到此时，汪凤藻始顿足长叹：上鬼子当了！
上当之惨还不止于此。表面上，日本至少是按照《天津条约》通知了中国，可实际上在前一天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出发。换言之，大清国想获得的战略预警并未得到。
同一天，在朝鲜，杉村闪电般通知袁世凯：与大鸟公使一起来韩的，还有一支按《日韩济物浦条约》前来保护侨民的军队。至于人数与规模暂时保密！
袁世凯懵了。
五月初六（6月9日）下午六时，大鸟圭介乘八重山号军舰，并松岛、千代田两艘护卫军舰抵达仁川。次日晨，大鸟一行入京。随行的确实有20名警察，但还有化装成水手的4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甚至还带着四门野战炮！
更多的日军随之源源不断的涌入仁川。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手足无措。而对日方来说，则正是蓄谋已久。
自中法战争结束至今，日本为了与大清国争夺朝鲜，已进行了十年针对性的内政整顿、军备扩充。现在正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也就是一个合适的政治理由。
东学党之乱终于给日本人送来了难得的“东风”。所以他们才巧妙地设置陷阱，引诱中方先出兵，自己则不动声色的聚集优势兵力兵器，突然发难，反客为主。此即后发制人！
可是，历史的进程却注定比小说更精彩。短短十余天的时间，朝鲜的形势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和战之间
中日两强一较劲，可急坏了朝鲜这一弱。
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景况，朝鲜不幸摊上。但“鱼肉”亦有“鱼肉”的尊严与智慧。朝鲜君臣也好，东学党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朝鲜好。至于矛盾，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当外力威胁到他们共同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价值时，内争的矛盾也就转成了一致的对外。
一番讨价还价，不久前还势同水火的政府军与东学党，居然就握手言欢了！
朝鲜小朝廷与东学党达成了妥协，事端渐趋平稳，汉城的空气也骤然松弛了下来。就在此时，日本公使突然率军进京，反而成为新的紧张源头。在各国使节的纷纷责难中，大鸟圭介颇觉进退维谷，只好将大部分士兵送回军舰上过夜，同时向东京方面建议，是否暂停后续部队的增派。
东京方面显然也未料到，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运动”，居然会如此戏剧性的戛然而止。更令它们尴尬的是，清军进驻牙山后，并未进入汉城，于是日军的行为愈发招致列强的不满。李鸿章则顺势向日方建议：韩乱既已平息，中方无需代彼镇压，日方也无需保卫使馆侨民，双方军队不妨同时撤回。
日本十年磨剑，好不容易等到“东学党暴动”这个天赐良机，又岂肯同时撤军？可若不撤军，实为无名之师，外交上全无凭借，更不能对付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思前想后，陆奥宗光认为，非以一种外交上的出奇手段打破僵局不可。
五月十一日（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手段”出笼了。
伊藤决定，由日方提议，中日联合镇压韩国乱党，镇压成功后，以“韩国内乱虽一时平息，但如不能将动乱的源头消除，便不能认为局势已安全”为理由，“建议中日双方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改革韩国弊政，以求得长久的安全。在此改革取得成效之前，日本政府将不视韩国政局为稳定，也就不会从该国撤军。”
如此不仅保持了军事上的先机，更重要的是，从政略上讲如中方同意与日本共同指导韩国改革，无异于放弃中韩间的特殊关系。若中方不同意，日方便可借此与中方武力摊牌。进退两难遂一转为攻守两便。
两天后，陆奥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对此，汪凤藻大为震惊，他强调：应先撤军再细谈善后事宜。可陆奥则一口咬定：韩乱不能真正善后，就难以放心撤军。
汪只有匆忙请示北京方面，苦等回音。
又五天之后，经过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紧急磋商，中方作出了初步回应。
首先，中方再次强调了朝鲜国内局势已趋安定的客观事实，驳斥了日方“共同镇压”的建议。
其次，中方指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其意虽善”，但任何改革，都应由朝鲜自行进行。中国自居朝鲜上邦，“尚不干预其内政”，何况“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
最后，中方再次提醒日本政府注意，“变乱平定后，即行撤兵，乙酉年两国所订条约具在，今无再议必要。”
此一反驳，理由可谓充分，逻辑可谓分明，语调可谓坚挺。无奈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定以国运作赌注，取中国在东亚之传统地位而代之。业已开始飞速运转的战争车轮，又岂是李鸿章的口舌之争所能止息？
日本内阁接到中方上述照会后仅一日，就作出了回应。日方照会开篇明义，一语指出：“顾察朝鲜刻下之情势，帝国政府与贵国政府所见不同。”陆奥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坚持认为，朝鲜内政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生死关头，而韩廷自身又无此内力自发实现，我帝国政府作为彼之好邻居，又岂能“置诸不理”？若不管，“不仅有背平素对于朝鲜所抱邻交之友谊，且不免不顾我国自卫之道”。“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
一句话：就算中国反对，这次日本也要单方面干下去。
李鸿章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次日本人的出兵，与以往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李鸿章也好，袁世凯也好，事先都错估了日本的决心。但其错估亦非毫无根据。当时的日本，从经济上讲，正处于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阵痛中。从政治上讲，政府与国会的对立日趋尖锐，在野党正要联合倒阁。这个时候，日本人能发动侵略战争吗？换个国家也许不能，但日本恰恰能！
事实证明，伊藤的选择是正确的。战争不仅消弭了内部的党争，而且得到了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日本国民的支持。政府、国会、民众一夜间前嫌尽弃，全力对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绝非三分钟的热度，而是一种全民的破釜沉舟。
两个月后，天皇发布了第十四号敕令，号召募集战争公债5000万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人口不过4000万，工人日平均工资仅0.15日元弱。可结果呢？不到一个月，政府就超额收到了4694万日元！
又五个月后，在天皇驻节的广岛，在战时大本营中，召开了第七届议会，面对内阁1亿5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和加募1亿日元战争公债的提案。一向以挑刺著称的日本国会，这次只用了五分钟就一致通过。
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日本战车越驶越近，大英帝国不安起来。
首先，英国担心战争会影响英国在远东的商贸利益。
其次，英国担心战争会给俄国造成趁虚而入的机会。
6月初，英国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试图阻止日本战车飞转的车轮。可英国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搪塞与支吾。
相反日本则大力渲染俄国威胁的可怕，与中俄联盟的严重性。日本的高级笔杆子们，以受雇于日本驻英使馆的德籍秘书西博尔德的名义写了一份数千言的备忘录，宣称一旦俄国南下，朝鲜是肯定无力抵抗的。而俄国之所以迄今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西伯利亚铁路还未通车，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撑。但毫无疑问，这一天即将到来。到时候，中国既无实力抗俄，也无此意志力抗俄。结果为了保住本土的安全，中国必会将朝鲜转让给俄国。而一旦俄国占据了朝鲜与远东的不冻港，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从长远看，绝不能允许朝鲜落入俄国之手（这一点，日英早有共识）。同理，在短期内，也不能容许中国控制朝鲜，因为中国控制朝鲜也就等于长远的俄国控制朝鲜。而真正能与大英帝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坚定不移地抵抗俄国南下的只有日本。
在这里，日本人很巧妙地偷换了辩题。将中日冲突与英俄矛盾挂钩，利用英国人的恐俄心理大做文章，可谓精明。
6月底，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建议，中日俄三国派员，到天津会议，以妥善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明显将英国排斥在外的计划，自然会引发英国的反击。7月初，英国政府建议，由英德法俄“五强联合调停”中日争端。但这个计划又遭到俄国抵制。于是，英国于7月中旬又提出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划区占领”，互不侵犯，徐图和平解决的新方案。
虽然英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照会了俄国，并希望能得到俄国的谅解与支持。但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中日。如果两国真能达成妥协，俄国赞成于否都不足以根本改变结局。可问题正在于日本蓄谋已久，岂能善罢甘休？而大清国的外交手段，又不免太拙劣。
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的两大得力幕僚——马相伯、马建忠两兄弟就向李建议，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朝鲜问题越来越棘手，恐怕日后会造成比越南更可怕的不利局面。中方应及早脱身，以免为朝鲜所累。关键是既要脱身，又不能让某一个列强控制朝鲜，从而威胁中国的安全。所以选择有二：或让朝鲜独立，放弃宗藩关系，并促其开国，从而在列强的共同承认中相互制衡，构成中日俄英之间的共同缓冲区。或干脆并朝鲜为郡县，列为第19行省，在中国的主持下对外开放，以市场换安全。
结果，这两个建议李鸿章都不敢采纳。首先，他无权放弃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其次，他也无力并朝鲜为郡县。一句话：大清国我都不敢保证他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乎？
李鸿章的坦诚令马氏兄弟震惊，震惊之后，马相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现在，大难当头，再不弃子，只怕要全盘皆输。
朝鲜地处中日英俄四大国的实力交界处，列强不会允许任何一国独占朝鲜。朝鲜自身的民族主义也正在觉醒，大清再想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也确实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倒不如断然弃子转换，从朝鲜脱身，转身致力于国内久久不能实施的变法工作，举国卧薪尝胆，以图来日复兴。日本受制于国际压制，自然难以独吞朝鲜，如此朝鲜作为缓冲国独立，日本的大陆战略自然失去基础。
具体到光绪十九年六月入朝清军的军事布置上，也有收缩的必要。
当是时，叶志超部2465人驻防牙山，基本无后援。原因如前所述，清军真正具备近代化战力的部队只有北洋陆军。其不仅数量少，无预备兵员，而且都肩负着拱卫京畿的重要守备任务，难以外调。否则就会在后方留下一个巨大的战略真空，更重要的是，朝鲜得失不过边隅利益，北洋易手则必震动全局。而日军大岛混成旅团（由第五师团主力编成）八千余人已驻汉城，并控制了仁川海口，国内援军随时可发。这样一来，叶军的陆海后路均被切断，成为孤军。这支孤军人数不多，但却占大清最精锐的北洋陆军总兵力的近十分之一，可若为这十分之一，拿其他的十分之九再加整个北洋去冒险，又实在得不偿失。可谓标准的鸡肋一块。
六月初二（7月4日），李鸿章正式决定先撤叶志超的孤军，以使“日军久留更无理，公论更有劲。”当天，李电示袁世凯，命其“与叶妥商定议，电示酌办。”
次日，李向总署建议，或将叶部移扎平壤，或干脆撤回。这个建议也正与前线将领的军事分析所见略同。
早在五月初七（6月10日）夜，淮军猛将聂士成就致电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者，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指‘东学党之乱’——笔者注）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这份建议来得很及时，也很高明。从政略上讲，中国将获得国际同情，而将日本置于火炉之上。从战略上讲，中国将厚集兵力，拉长日军战线，在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战场上与之摊牌。日本人的速决战也就泡了汤。
五月初八（6月11日），叶志超也提出了他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水陆大举援朝，海军抢占仁川，断日军退路，叶部则在得到大军增援后，由牙山主动进取，以一个南北对进的钳形攻势规复汉城。中策：与日同时撤军。日不撤，我亦撤。伺机再大举反攻（事实上也就是聂士成的计划）。下策：坐困牙山，待日主动。
下策等于等死，上策虽然动听，但超出清国的国力。能采取的只有中策。大清国的政略与军略，就这样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但可惜的是，主导大局的既不是天津的李中堂，也不是牙山的叶军们。
首先，“战略退却”根本无法为舆论所容。何止不能容忍“退却”，朝野官员和书生们，普遍轻视日本，以为大清打西洋列强不足，敌东洋小鬼有余，竟让李中堂取对马直捣长崎，攻神户，破大阪，“由大阪铁路直达西京”，断其国为二。更搞笑的，有人还建议，“练征徽之颖亳、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潟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如果上面的言论只是让人哭笑不得，接着的事情就不能不让人心惊胆颤了。
光绪亲政前，大清的政策由西太后定夺。亲政后，大清国就同时有了两个权力中心。西太后的算盘在自己心中；光绪的算盘则一半在自己心中，一半在帝师翁同龢的心中。
翁同龢出于传统治平之术的考虑，一直担心李鸿章实力太大，会尾大不掉，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李鸿章深通为官之道，深得老太后的“宠信”（这就不仅仅是权臣了，而已经具备了佞臣的条件），平素难以扳倒，现在朝鲜启衅，正好严饬李鸿章采取强硬姿态对日。双方两败俱伤，功归皇上，光绪就可以借此战之威，真正主持国家大政。如此既攘了外又安了内。可谓一举两得。
问题是，何以能保证大清必胜呢？当然是有依据的。既然十年前中国没有铁甲舰，而且是在遥远的战场上作战，尚且可以与法国打成平手，最终既不割地也不赔款，谁又相信十年后有了铁甲舰，在国门口会打不过一个小日本呢？这个想法，恐怕不仅存在于翁同龢的脑海中，而且存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的脑海中，也存在于张之洞之辈的脑海中。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不同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忽略了战争的性质。十年前的对手确实比十年后的对手更强大，但是那个对手目的有限，所以始终不曾全力对华作战，打的是一场局部战争，所争者也不过是越南一隅之地。但是十年后的这个对手就不同了，它是倾举国之力来打这一仗，它是把中国当做头号对手来预设战争的，这一次打的是全面战争，争的绝非朝鲜一隅，而是东北亚的主导权！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光绪发出上谕：“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要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但从朝鲜撤兵之说绝对不准。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李鸿章又接“上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现在，李鸿章唯一的希望就是西太后。可是，和中法战争前夕一样，虽然已经吃了一次亏，西太后却再次在对外决策上选择了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上。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太后明发懿旨：主战。不仅主战，还说是在不借洋债的前提下主战，而且要求光绪在对日交涉时软话也不许说（不准有示弱语）。有了西太后的支持，光绪顿时底气大增，他于六月十五日（7月17日）颁布上谕：撤兵可讲，不撤不讲。
这里的“撤兵”指的是日本撤兵，“讲”指的是中国与之讲和。即必须日本先从朝鲜撤军，大清才与之讲和。
这一来，既堵死了避免战争的通道，又大驳了英国的面子。日本坐收渔利。
与此同时，朝鲜的袁世凯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袁世凯先是与大鸟协商共同撤军，但随着“改革韩政”计划的出笼，袁世凯的努力化为泡影。
接着，袁世凯又策动英国领事提出了“仁川港中立化”的建议。此举如能实现，无疑将严重干扰日本的军事部署，从日后的战局发展看，更将使日本海军丧失一个极有利的基地。但是很可惜，由于俄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
袁世凯又通过韩廷内的亲华派，大力抵制日方所谓的“改革建议”。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大炮与刺刀，抗议是苍白的。
日本兵越来越多，袁世凯所吹嘘的天朝大军却不见踪影。朝鲜君臣疑惑了，动摇了，害怕了。
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攻击也日趋猛烈。甚至传出流言，说日本人要暗杀袁世凯。
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终于获准回国。
次日夜，袁世凯灰溜溜地易服逃出了汉城。从此，汉城彻底沦为日本人的天下。
战争越走越近，李鸿章还在做最后努力。
六月十日（7月12日），李鸿章派其高级幕僚伍廷芳秘密拜访日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暗示李将派其心腹幕僚罗丰禄为正式代表，赴日和谈。
此后，荒川与伍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协商。伍甚至告诉荒川，李傅相“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须考虑北京的态度”。但陆奥却并不相信，他指示荒川：“过去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与中国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最后只能使我们失望。所以，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建议解决目前这一问题，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我们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并秘密通知荒川。李“已决定派罗到东京作为秘密特使与伊藤内阁总理大臣联系”，并“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
两天后，陆奥作出了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但绝不承诺限制在朝日军的行动自由权。
其实，一切都已经不需要了。就在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的当天。眼看战争无法避免，英国政府退而求其次地转告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作出保证，与中国开战时不对上海及其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通讯中断会大大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
对日本而言，这就是战争的发令枪。结果，就在陆奥宗光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的第二天，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地挑起了丰岛海战！
武力援朝，自空家底
在太后、皇上、朝臣、激进舆论的联合围剿之下，李鸿章虽明知家底有限，还是只有孤注一掷，在后补队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继续从主力队员中抽调精锐，送出国门。李鸿章先从驻小站的十八营盛军（9000人，指挥卫汝贵）中抽调十三营（6000人）精锐，由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亲自统帅入朝。
又从驻旅顺的十营毅军（4000人，指挥四川提督宋庆）中抽调四营（2000人）精锐，由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统帅入朝。
其中，卫汝贵的盛军系北洋直属机动部队，是守备京津地区的主力，属于战略机动部队。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军纪也最差）。因无具体守备任务，故优先入朝。马玉昆的毅军则屏护着北洋水师的后路，责任重大，也被抽调，正说明李鸿章的无可奈何。
其余北塘、芦台、山海关各要点的守备兵力，早被抽调一空，随叶志超赴牙山协助朝鲜平定东学乱党。而新招募的部队，“必须数月精练”，才能初步形成战斗力。外省援军“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且有兵尤须有械。旧储枪械本属无多。开战后设法购运来华，尚需时日。此皆非仓促所能集事者也。”眼瞅着李鸿章的西墙快拆完了，东墙还没补上。于是又从东三省抽兵。先是从分驻奉天各地的奉军中，调马队两营和步队六营（计3526人）。后又招募500人，成立炮队一营，合计4026人。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赴朝。
又从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中，调盛字马队、吉字马队和步队各两起（计1500名）。由奉天盛字马步练军总统丰升阿统领赴朝。
四路大军合计兵力约13526人。这四路大军无不是大清国陆军王牌中的王牌。四位将领，也无不是久经战阵，骁勇过人。可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既不是教匪也不是土寇，而是日本师法德意志苦练出来的正规陆军。胜负如何，确属未定之天。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么多精锐部队外调，留下的战略真空谁来填补？各省的抗日声浪越来越高，但迄今未见丝毫的实际行动。
李鸿章只有令“山海关炮台副将卞得祥月募100人填扎、训练。并令总兵潘万才带马队二营往秦王岛（即秦皇岛）驻扼接应。北塘则令总兵吴育仁添募四营填扎。芦台饬副将卞长胜添募一营填扎。”
但是，“剿外寇不比剿土匪，枪炮必须精利，操练尤要严整。现存新式后膛快枪快炮无多，已设法多为购运到津，需时照西法操练，必三个月后乃能用以制胜，未便令其仓卒临敌。至腹地等省，兵勇仅防本境，又少精械，似无可调之颈旅。”（李鸿章七月初八，寄译署电）
所以早打不如晚打，速战不如持久，南下不如北撤。
可惜皇上不明白，李鸿章很多话又不便明说，只有反复向总理衙门的那些满大臣们强调客观困难，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但遗憾的是，小皇上与老师傅都不知兵，又乐于遥控指挥。李鸿章也只有徒呼奈何了。
李鸿章忙于调兵遣将，日军也在排兵布阵。
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日军将原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祐亨为司令长官，海军大佐鲛岛园规为参谋长。改编后的日本联合舰队包括：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叡、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
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
附属船：山城丸、近江丸；
鱼雷艇：小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砻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附属船：玄海丸。
这次改编，标志着日本海军已经完成开战准备。
与此同时，李鸿章准备将牙山叶志超部海运平壤，先集中兵力，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但叶志超认为从海上撤退实在太危险，转而建议：“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对此，李鸿章也没有理由不答应。问题是这样一来又要增兵，正如李鸿章所说：“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
李鸿章遂从北塘驻军统领吴育仁的部队中抽调了2000人，又从山海关守军中调了200人，由记名提督总兵江自康统领，分乘三艘从英国租来的轮船（爱仁、飞鲸、高升），驰援牙山。经过反复的交涉，还特别强调三船一定要挂英国国旗——在李鸿章看来，日本人纵然想搞突然袭击。也还不至于猖狂到打英国船的程度。若是打了，那就是国际纠纷。最后，李鸿章也做了以防万一的保险措施：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三舰以济远管带方伯谦为指挥。
另外考虑到牙山只有驳船30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30人，进口70里才能上岸，往返需两天时间，若三船齐到，也无法同日登陆，其间停留在海上的运兵船极易受到袭击，所以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起碇，每船相隔一天。详情如下：
爱仁，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开，载仁宇正营、副营各500人，长夫等150人，28生炮两门，管带为江自康、谭清远。
飞鲸，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傍晚开，载芦防步队、义胜前营各200人，马夫、长夫、营帐等近300人，马47匹，另载四个营的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管带为潘金山。
高升，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早晨开，载义胜前营300人、通永练军左营500人、亲兵前营炮队100人、北塘水雷营35人，营哨官16人，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165人，另载山炮4门、七生炮4门。分别由吴炳文、骆佩德、许天才、张砚田管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升号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乘客，此人就是那位德国顾问汉纳根。
1890年，汉纳根卸任返回德国。这次来华，故地重游，不料却遇上了中日关系紧张。汉纳根向李鸿章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去朝鲜帮助清军察看形势。所以才有了英国船长、德国顾问的一幕。
船发之日，广乙管带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部署妥当后，李鸿章也没忘记提醒叶志超：“（援军）交江自康带往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城）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
与此同时，北路各军也相继出发。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卫汝贵先率第一批盛军六营由塘沽海运大东沟，再由陆路趋平壤。第二批四营后发，路线相同。第三批三营，由塘沽海运营口，登岸后再由陆路趋平壤。先后三批赴朝盛军，共13营，合计6000人。
就在第一批盛军海运入朝的当日，援朝奉军也开始分批开拔。与卫汝贵不同，左宝贵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始起行，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抵九连城，并于同日渡江入朝。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马玉昆率前军4营2000人，乘船至大东沟登陆由旅顺进义州，趋平壤。
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于六月二十四日（7月26日）由奉天分起开拔。丰升阿本人则于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起行。有周馥、盛宣怀打点后路，这一轮的兵力推进还算顺畅。可是，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伊东召集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本队：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
鱼雷舰队：以比叡为母舰，辖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六艘鱼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
同日下午五时，桦山资纪带着参谋总长有粞川炽仁亲王的密令，来到了佐世保。向伊东祐亨传达了命令：联合舰队全军西出，火速占据朝鲜全道西北端的群山湾，并伺机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及护航军舰，控制朝鲜西海岸。并要求联合舰队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上午十一时，日本联合舰队升火，倾巢而出。至下午四时二十分，联合舰队已全部离开佐世保军港。
丰岛偷袭，不宣而战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早晨，济远管带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二十一日（23日），三舰抵牙山。二十二日（24日）晨四点，爱仁进口。威远则送电报往仁川。八时，爱仁卸载完毕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两时，飞鲸来到。
下午五时半，威远由仁川回到牙山。管带林颖启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汉城韩倭已开仗，电线已被截断。往见英兵船主罗哲士，据云：‘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似乎来意不善。方伯谦看看手下的这三艘战舰，不觉忧从中来。威远属木质训练舰。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第二艘舰，1869年2月开工，1869年7月完工，为中国制造的第一艘暗轮船。舰龄已逾20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舰体木壳木胁，制造工艺为铁钉钉连捻缝，防护力极差。原属南洋水师，后借调北洋，因难以任战，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此外尚有师爷3人及士兵71名，以及1名外国雇员——天津电报局的丹麦藉洋匠弥伦斯，系受雇去接管汉城的中国电报局。本来，操江在7月22日即由大沽口出发。经烟台时，因遇浓雾，在威海卫停泊一天。于25日晨在丰岛西面之蔚岛附近与高升相会。此次随行主要担负些边角杂碎活，兼训练新手。一旦开战，只有等死。广乙和威远一样，也是福州船政局的“自强”产物，但“生日”比威远晚了10年，技战术水平也就相应新了10年，属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致命的弱点仍在于防护力太差。承担辅助任务有余，以致海战则不足。
真正能与之一战的只有济远。可惜寡不抵众。于是，方伯谦命威远立即返航回国，省得枉送性命，更连累济远。留下济远与广乙帮助爱仁与飞鲸卸货。晚八时，爱仁卸货完毕，起航返回天津。次日凌晨四时许，飞鲸也已基本卸完。剩下一艘挂英国国旗的空船，谅日本也不会下手。反之，真下了手，那才叫愚不可及，正中老中堂下怀。打点完这一切，方伯谦始率济远与广乙驶出牙山，希望能于途中拦回正在驶来的高升号。可惜为时已晚。因为日本第一游击队业已驶抵牙山外海。
根据以往的说法，这个第一游击队是有备而来，具体说是得到了绝密情报，针对性地来袭击中方运输船的。但是，新研究证明，日本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这次第一游击队的突然出现纯属偶然。
晨七时许，双方互相发现对方。方伯谦为防万一，下令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坪井航三已下令攻击，三艘日舰开始高速抢占有利阵位。激战随之展开。
战斗是可想而知的一边倒。三艘日舰排水量合计11075吨，装炮84门，鱼雷发射管13具。中方两舰排水量合计则仅3300吨，装炮29门，鱼雷发射管8具。而且日军在火炮射速上还占有压倒性优势。一番相互炮击之后，方伯谦匆忙下令撤退。但是，日方三舰，以吉野最快，时速可达22.5海里，其余两舰的时速也可达19海里。反观中方两舰，济远为15海里，广乙为14海里。结果，战既不利，走又不成，遂为日军追及，陷入死里求生的局面。广乙管带林国祥见形势不妙，索性驾船高速撞向岛岸，搁浅后，凿坏锅炉，纵火焚船，火烧到弹药舱，引发大爆炸，广乙从此除名于中国海军。林国祥则率残部登陆，后搭乘英国轮船回到烟台。一路追来的秋津洲，正好目睹了大爆炸的远景。正当秋津洲想驶前补炮，并掠夺人员时，忽然看到吉野发出火速归队的信号，遂放弃这条死鱼，转而加入对济远的追击。似乎，济远已难以逃脱或沉或浮的悲惨下场。但日本人却忽然犯了一个初看似乎并不太严重的严重错误。原来，高升号终于出现在了双方的视线中，随行的还有饷银舰操江号。后者运载着送给牙山守军的20万两饷银，20门火炮，3000支步枪和大量弹药。此时济远黔驴技穷，遂一面飞逃，一面升起白旗，并且停止还击。但日军照样追打不误，于是济远又升起一面日本旗，日军遂判断为或已炮弹用尽，或已决意投降，于是坪井决定：秋津洲劫操江，浪速拦高升，而由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吉野追济远。单纯从实力上讲，这个分兵无懈可击，而且表现了日军打歼灭战的强大决心，可战争打的不仅是实力，还有运气。
正午十二点四十三分。吉野追济远不及，敌情、水文两不明，于是转舵撤退（一说是被济远的白旗迷惑，突遭中方尾炮袭击，受损后被迫撤退，撤退时还挂出了白旗和大清龙旗）。操江与高升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军舰之间还没有实现无线电联络，所以通讯手段主要是旗语。济远飞逃之际向迎面而来的高升与操江，打出了一个奇怪的旗语：将旗飞速降下。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军舰间的致敬，现在呢？它的意思究竟是示意对方立即逃走呢，还是考虑到二者航速太慢，跑也没用，示意二者蒙混过关呢？由于当事人无记载，动机已不可考。但高升与操江却都理解成了致敬，而且由于济远上还挂着日本旗，遂被英国船长与德国顾问误当成日本军舰，汉纳根对日军的“友好”表示宽慰，两船遂继续鼓轮东行。等到发现情况不妙，已是一个小时之后了。操江掉头就跑，但八节的航速又如何甩开十九节的秋津洲？管带王永发匆忙中准备开枪自杀，一死殉国。倒是那位丹麦雇员弥伦斯临危不乱，一面烧毁密码本，一面提醒王永发烧毁丁军门给叶志超的密信，并将货物抛入大海，以免资敌。结果，前者干了，后者则已无机会。因为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已经登舰。操江及所带人货遂为日军所俘。弥伦斯因为是外国人，旋即被放，王永发以下82名清军官兵则被押回佐世保，游街示众，受尽屈辱。直到1895年8月才得以回国。相形之下，高升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九点一刻，浪速向高升号挂出信号：“停驶！下锚！”
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自信地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军舰没有看清高升号的国籍。于是，他命令高升号停轮，以让靠前的日本军舰看清桅杆上的米字旗。但日本人显然没有因为这面旗帜而退缩。很快浪速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汉纳根感到情况不妙，遂劝高惠悌迅速驶向海岸，以便于逃遁。就算不被击沉，船上的人也易于逃生。
可是，高惠悌根本没把这个德国人的警告当回事。在他看来，桅杆上的那面米字旗，胜过日本整支联合舰队。很快，浪速已占据了横对高升的阵位，并将右舷火炮对准高升，距离大约400公尺。然后日方派出军使，乘小艇登上高升号。与高惠悌略作争辩之后，便开始强行检查。这一查就看到了满舱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于是，日方宣称，由于中日海军已经发生武装冲突，所以日方将依据国际法相关内容，扣押高升号。
对此，汉纳根坚决反对。他指出，高升号出航时，中日并未开战，船上人员也不知情。所以日本无权扣押，而应该允许高升返回大沽。高惠悌也认为这个建议是公平合理的。但日本人的回答却非常明确：立即投降，不然开火。商轮对排水量3650吨的巡洋舰。这只能称为屠杀。固然，高升号上有近千名中国精锐步兵，而浪速号的编制人数一共才325人。但猛虎在海不在山，有劲使不上。400公尺的距离从航程上讲当然很短，但相对于日本人的鱼雷与速射炮，无疑又很漫长，足以一路漫长到海底坟墓之中。所以高惠悌决定投降。可是，清军士兵坚决反对投降，并将船上除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外国人都监管了起来。局面于是陷入僵持状态。日舰确实很忌惮那面英国旗，所以迟迟没有动手，直到下午一点，这个僵局才被一个意外打破。
浪速的探望兵发现了远方的三柱黑烟，并判明是军舰，但却无法确认是哪一国的军舰。
这三艘不明国籍军舰的逼近，大大搅动了浪速号舰长的神经。这位日军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因为指挥了日俄大海战而被日本海军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此刻，他非常担心那三艘军舰是北洋水师的救援舰队。他不敢陷入以一对三的战斗，又不甘心放走高升号。结果就是下令开火。
鱼雷与炮击共同毁灭了脆弱的高升号。
转眼，海面上便飘满了求生的人群。日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划出了小船，抛出了救生圈。对同样落水的清兵，他们却举起了步枪，旋转起速射炮。反而是过路的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下42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起112人，英舰播布斯号救走87人。
当时高升号共载官兵1116人，除前述被救人员外，两人被日军俘虏，两人漂流至孤岛，挣扎四十余日，始“遇救来韩城”。总计生者245人，死者871人（接近于增援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相当于牙山原驻清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汉纳根拒绝了日军的救助，泅水逃生。
高升被沉，余波不绝
那么，促成东乡下令开火的那三艘军舰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
说来讽刺，全部是日本军舰。它们是从仁川赶来的后续增援梯队。但高升号沉没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高升号事件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英日关系骤然紧张。消息传回日本，伊藤博文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军人无知。相反，天津的李鸿章虽然痛心于事件本身，却寄希望于整个朝鲜危机能因此获得转机。可惜，这个转机终于未能出现。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法与国内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国际法没有强制执行机构，也没有权威的、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终究裁判机构。国际法靠的是单方面的解释，以及不同单方面解释之间的协商。这个协商又不是纯法律协商，而更多的是国家间的外交与力量协商。
既然英国需要日本制衡俄国，英国就不会在英日独立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它当然希望日本能不打中国又帮助大英帝国抗俄，可是，如果日本坚决要开战，英国也绝对不会不惜代价的来阻止这场战争。这一次高升号事件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它损伤了大英帝国的尊严，而且开启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如果日后其他国家都如此行事，大英帝国的权威何在？大英帝国的商贸利益和商人安全又如何保护？所谓高处不胜寒，现在英国是被自己的帝国光环给罩住了。日本要做的，就是巧妙地帮助英国从这个高处走下来。
在这一点上，日本做足了功课。他们篡改了航海日志，不惜重金聘请了国际法学名家进行辩解，表面上是想方设法证明日本有理，实则是用尽手段给英国提供一个体面下台的台阶。同时，日本政府还花费巨资疏通世界各大媒体，帮助制造同情、支持日本的舆论。至于它对大清国的不宣而战，在19世纪末的国际法学界自身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强调要宣后战。另一派则主张以双方实际爆发军事冲突为战争开始的标志。
在这一系列运作下，英国顺势下台，与日本取得了和解，转而向中国索取赔偿。经过漫长的外交拉锯，英国最终在8年后借助八国联军之战，从中国拿走了33411英镑的高升号专项赔偿。
英日和解，高升号事件的另一半影响却无法同样消失。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导致了增援叶志超计划的受挫。就在联合舰队出港的六月二十一日这天，日军突入汉城王宫，一举控制了朝鲜王室，并拥立大院君主政，与日本订立同盟条约，流放闵氏诸重臣于远方恶岛。凡韩臣中之不亲附日本者，一概逐退。两天后，更逼韩王下诏，宣称“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并单方面宣告终止对清国的朝贡，更请日兵代为驱逐牙山清军。
高升号事件3天后，4000日军在大岛混成旅团的指挥官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的指挥下，从汉城南下，与牙山3500余清军在成欢驿开战。日军以死37人，伤50人，合计87人的代价攻占了成欢驿。清军伤亡100余人。日军小占上风。
接下来，由于日军情报有误，错以为清军大营仍在牙山，却不料叶志超此前已经采纳聂士成的建议，将大营移往“背山面水，形势险要”的公州。这样，当日军攻克成欢驿后，立即率军疾冲牙山，哪里料到，清军主力却在与他的行军路线成直角的公州，并且业已开始绕道北撤。结果，大岛杀至牙山，看到的只是空营一座，大炮8门（重要部件已被清军在撤退前拆去，或用铁钉钉死，使其不再能够使用），大米500包，军旗几面，弹药若干箱。大岛这才知道失机。又怕中清军埋伏，遂于7月31日北返，8月5日回到汉城。
反观叶志超部，虽然跑得狼狈了一些，但总算脱离了虎口。他们由公州出发，经清州、忠州，渡汉江至厚州，再北上金化，经朔宁来到了平壤，与北路军成功会师。整个行军历时近一个月，路线呈一个巨大的弧形，穿越了大半个朝鲜半岛。沿途缺医少粮，困难重重，但终于撤退成功。在当时的环境中，堪称不易。也正是有了叶志超与平壤友军的这次会师，才为下一阶段的战略指导拉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