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大清国同治九年（1870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非也，非也。
历史本是一个整体，后人把它看散了。试想一个1870年，这地球之上几多大事，又几多小事。生生死死，离合聚散，真是多如牛毛。何以单从欧亚大陆东端拎起一个李鸿章与直隶总督换人，西端拎起一个老毛奇和普法战争开打？正在于这两件事不仅都属于这一年中诸多大事中的大事，二者的相互关联实在也非比寻常。
从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说，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战场上调来当直隶总督，是因为当时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问题一度关系非常紧张，法国不仅提出大量苛刻要求，更一度扬言要武力解决问题。此时大清国刚刚结束了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内战，西北、西南的十几个省区则仍在继续内战，当然没有力量和法国再开战。眼见新的城下之盟就要签订，岂料吉人天相，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被打翻在地，皇帝被俘，内部大乱。李鸿章这才得以顺利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
试想，要是没有普法战争，李中堂的天津教案如何善后？善不了后，就坐不稳这大清国督抚的头把交椅。但是同样是普法战争把高卢雄鸡打翻在地，逼得后者去海外拓殖，才间接加剧了中法纠纷，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埋下伏笔。
但是，历史真正的因缘却并不在这些直接影响上。
说来不可思议，正是在普法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历史因素中，奇妙地隐藏了晚清转型所需要的时代机遇。
蒸汽动力与陆海权兴衰
对于生活在这个称为水球更恰当的地球上的人类而言，水域因素始终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军事行动展开、商贸活动扩张的重要因素。以1500年为界点，伴随着新的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欧洲列强的全球性扩张，以往阻碍各大文明交往的水域因素逐渐变为全球性的联络捷径。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英帝国得风气之先，一举确立其西洋霸主地位，并逐步将这个霸主地位扩展到全球范围，在19世纪形成了所谓的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再加上同时期英国在经济发展、宪政建设和市民生活改良方面取得的迅猛发展，遂使得蓝色的海洋一时成为高度文明的象征，和人类文明演化的归宿。相形之下，陆权文明的末日，似乎已在眼前。可历史讨厌风平浪静，所以历史的轨迹极少是规则的直线。所谓天道有循环，世事出新说。说来讽刺，正是马汉酝酿海权论的时代，历史又一次转变了。而转变的枢机就在工业革命。
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几乎没有人不把其当作大英帝国永恒的辉煌。但是，从战略研究的视角审视，工业革命虽然在短期内增大了大英帝国的财富，并使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但是从国家间的权力分布讲，工业革命不仅不是促成大英帝国霸权的动因，反而恰恰削弱了英国的相对权力，甚至侵蚀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之基。
首先，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是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确立了的，其所依凭的是岛国的地理优势、离岸平衡手的制衡战略、发达的金融体系、优越的国内政治制度、建基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木质风帆舰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前。
其次，工业革命确实削弱了英国的相对权力，甚至侵蚀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之基。破题的关键，就是那个被一代代传说所扭曲了的蒸汽机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最伟大的能量转换就是蒸汽机的发明。伴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在两个层面上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国家安全。
第一个层面的影响是对海军的影响。这一影响进一步又分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其一是海军军舰的动力革命，其二是海军军舰的装甲革命。
虽然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工程师富尔敦便带着他的蒸汽战舰方案觐见了法兰西大皇帝拿破仑。可后者却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玩具。后人遂不免诙谐地说：不怪大皇帝没远见，只怪富氏带去的不是坦克、机枪与野战电话。——归根结底，大皇帝只是个陆权霸主罢了。
但这样说却又未免小瞧了拿破仑。因为当时的海上超强大英帝国在这件事同样反应迟钝，虽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艘蒸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早在1801年就在英国出现了。但是蒸汽技术的军事化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毕竟过于超前的新技术总是难以让人接受。结果，震惊西洋世界的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仍是一场木制风帆战舰的斗争。甚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十几年后，皇家海军也只是在风向不利于风帆战舰出港时，才用蒸汽拖船将之拽出军港。
直到1846年的9月23日，英国的第一艘“蒸汽—风帆”双动力远洋战舰“阿贾克斯”号才进行了处女航。法兰西国的第一艘同类战舰“拿破仑”号则于1848年下水。1861年美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完全抛弃了风帆和索具的战舰“监视”号。至于世界上第一艘全蒸汽动力战舰，则系英国于1868年建造，1873年建成的“蹂躏者”号。
虽然缓慢，但这个难以逆转的技术革新趋势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和这个影响相伴生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装甲革命。
最初，军舰的装甲化是应对空心弹的挑战。后者由法国炮术技师亨利·佩克汉斯在1822年提倡后，渐为各海军强国普遍接受。其攻击军舰时，能轻易击穿木质舰体，并在强烈爆炸后引发难以控制的大火——这对木质战舰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1858年，也就是大清国的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草签之年。法国海军鉴于英国海军也已开始普遍装备空心弹，遂在其新战舰“光荣”号上装备了110到120毫米不等的防护装甲，该舰遂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艘铁甲战舰。虽然英法两国此前刚联手在克里米亚教训了俄罗斯，此刻又联手割取大清国这块肥肉。但全球利益的潜在冲突，注定了皇家海军不会默然置之。结果就是1859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铁质舰体的铁甲舰“勇士”号。该舰的排水量惊人达到了9358吨（要知道，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不过3556吨），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装有10门100磅火炮，4门70磅炮，26门68磅炮，并在457毫米的柚木衬底上加装了114毫米的熟铁装甲。
而蒸汽动力在军舰上的应用与改良，则使得战舰可以使用更大、更多的吨位用于加强防御。从而保障了装甲化的持续发展。
这种新思维迅猛地冲击着欧美各国海军。如果说最初的冲击只是思维性的，“木舰”派的反对之声还屡有回潮。那么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已没有人再置疑铁甲舰的作用。因为实战业已证明，在铁甲舰面前，一切木制战船都是不堪一击的。而蒸汽动力与铁甲的结合，不仅使得装甲化的浪潮迅猛前进，而且形成了全新概念的军舰，把传统的木质风帆战舰及其相关的经验、战法全部甩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从此，西洋列强的海洋军备竞赛，开始进入一片全新的海域。在这片海域里，王者只属于下列三者的最佳组合：尽可能厚的精甲，尽可能大的利炮，尽可能强的动力。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讲，也只有在这片海域里，你才能领略到真正意义上的“坚船利炮”。也就无怪乎史家要将这个时代称为：铁甲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财政上讲，这意味着维系一支舰队的成本空前提高。
从战略上讲，英国的地缘安全系数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在风帆战舰时代，集结一支入侵舰队的速度慢得惊人，所以英国海军有充分的安全预警时间。又由于动力上的缺陷，所以入侵军在横跨英吉利海峡时，作战的季节性非常强，难以出奇制胜。但是，蒸汽动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海战与运输的时空概念。这就意味着，英国必须：
一，加大保护低地国家海岸线的力度，也就是要加大介入欧洲事务的力度；
二，要比以往更持续更努力的维系海上优势，这就使之身不由己的卷入大国间的海洋军备竞赛，加大了财政负担。
不仅如此，但凡骤变性的技术变革总是有助于后发者，因为对于一个连木质风帆舰队都没有的国家，把钱花在组建木质风帆舰队还是铁甲舰队上是相同的，只要这个后发国家有足够的预见性眼光，不被夕阳产业缠住手脚，则技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也就是后发国家迅速赶超先发国家的最佳时段。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却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对大英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根源所在。
但是，对大英帝国而言，最大的威胁尚不在此，而在于蒸汽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运用，那就是蒸汽机与陆权的结合——铁路与火车的产生及其战略性运用。
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西元1803年，大清嘉庆八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但这台机车是否运行过，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西元1825年，大清道光五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通车，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载重53.7吨，时速15英里）。乔治·斯蒂芬森也因之被公认为“蒸汽机车之父”。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自“轮”与“车”发明以来，人类陆路交通手段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表明，新动力与新能源不仅可以服务于海权，更可服务于陆权。虽然最初的火车速度仅相当于快马速度的三分之一强，但“新生事物，其态多丑”。关键是要看到谁更有发展潜力。只数十年后，马力便退化成了换算单位，而火车与铁路却正来日方长。
机车所至，不仅极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最关键的，它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财源。
很快，铁路又被用于战争。
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那样：
“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参见[英]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铁路使部队可以实现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前进，从而使战争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完全改写。
爆发于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初看起来对俄国较为有利。这不仅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已经要塞化，而且英法联军劳师袭远，远不及俄国的在家门口打仗。虽然英法联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可以同时威胁俄国的西北地区与克里米亚战场。但这也使得俄军占据了内线位置。对于陆军规模庞大的俄国来说，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多线作战。
但是，由于缺乏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俄国的优势遭到了毁灭性的抵消。虽然早在1846年，俄国人便曾依靠铁路，在两天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了二百英里外的克拉科夫。但是，落后的工业系统与高层的战略指导混乱，却使得俄国未能在内部建设完善的铁路网。这一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首先，对于依赖徒步行军和畜力的俄军而言，如果将主力全部集结于南线，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在短期内返回西北边境。而英法联军因为海权优势和自身的地理位置，却可能发起第二波打击。出于对这种打击的防范，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被迫同时对黑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设防，同时因为奥地利也参加了反俄阵营，使得俄国在加利西亚也必须设防，其相当兵力因之滞留于上述地区，而无法集中全力在南线迎战。
其次，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战最终打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令俄军痛苦不堪的是，整个战争期间，俄军居然始终无法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行有效的补给。由于丧失了制海权，补给只能靠陆路进行。又因为缺乏铁路，俄军的补给车队只有仰赖于畜力。为此，俄军从农村征用了十二万五千辆农用大车，组成了一只浩荡车队。在空中力量与远程制导武器还没有出现的当时，这只车队可以毫不受阻的自由穿行在内陆，可以说是安全无比。而且，来自农村的这种大车和车夫在俄国可谓极其廉价便捷。但是，当这只车队穿越南部荒原时，还是遭遇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拉载前几批车队的牲畜基本靠吃沿途的天然野草得以前进。但是这就基本上消耗光了这种免费的自然资源。当后续车队再进行这个区域时就尴尬的发现，如果不自带草料，则根本无法穿越，但如果自带草料，则基本上也就剩不下几辆车可以装载物资。何况车队的人员还要吃饭。结果，盟军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中，可以每天发射五万二千发炮弹，而俄军炮兵却被严格限制还击，每门炮每天的发射数量都被严格管制，炮弹的补给也是严格控制，因为炮弹实在有限。这就使得守军很难充分发挥战斗力。本来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中部署了大量海军塞防炮，威力巨大且隐蔽巧妙，如果不是这个后勤的制约，本可以给予来犯者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历史记忆主要是缺乏铁路的痛苦的话，随后中欧与西欧发生的事情，则反证了铁路的巨大威力。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因为普王不愿意和奥地利兵戎相见，导致这场冲突最后更像一场闹剧。在这场自1778年之后普奥的第一次冲突中，一共有四名奥军士兵受伤，一匹普军战马被击毙。在俄罗斯与奥地利联合施压的情况下，普鲁士被迫签署了屈辱的不败而败的《奥洛莫乌茨条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冲突中，奥军成功的效仿了四年前的俄军，将75，000人的大军从匈牙利和维也纳利用铁路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军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
九年后，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利用铁路，于三个月内（4月16日至7月15日）向前线输送了604，381名士兵和129，227匹马。其中十二万人只用十一天便到达战场，以往则要两个月。这在老一辈眼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人员与物资的远程移动，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讯息的传递如何跟上火车飞转的车轮？
还好，一场通讯革命恰在此时发生。
西元1808年，大清嘉庆十三年，德国解剖学家佐默林在发明电池之后，又发明了最早的电报设备。英国人罗纳尔兹对之进行了改良，并于1823年（道光三年），也就是李鸿章出生的那一年，向英国海军部进行了游说，可惜未被采纳。直到铁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远远超越了老式通讯系统后，第一台实用性电报机才由库克和惠特斯通教授联合研制成功，时间是1838年（道光十八年）。美国人莫尔斯则发明了简便易行的莫尔斯电码，并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安装了第一台商用电报机。从此，虽万里之遥，呼吸可通；纵九州列国，如在户庭。
如此一来，大量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远程集中，引发出空前复杂的管理问题。信息的传递速度加快，又造成信息拥塞的处理问题。
历史证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固然构成了一个历史契机，但是最终借此风潮成功的普鲁士所依赖的却绝非技术，而是战略化使用技术的战略智慧。除了前一篇中已经交代的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之外，李斯特的内部发展战略，德式教育体系的完善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合，参谋本部制度与老毛奇的卓越指挥，共同组成了这个时代的大智慧。
李斯特的战略规划
李斯特，1789年出生于符腾堡，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并曾在该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教授。德意志统一是他追求终生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李斯特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身体力行的倡导推广德意志关税同盟，希望能以经济的一体化推动政治的一体化。但是，李斯特的努力却遭到地方政府的封杀，并被以“蛊惑性阴谋活动”的罪名逮捕，锒铛入狱。李斯特被迫于1825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五年流亡美国。
此时的美国可谓蒸蒸日上，北部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铁路系统的建设更是一日千里。在这个氛围中，李斯特敏锐的联系到了德意志的现实。德意志诸邦地处中欧，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完善的铁路系统则可以为赋予德意志内线优势。1833年李斯特设计了德意志铁路系统，后来的德国铁路建设基本上便是以此为蓝本展开的。
他指出：“邻国每比我们快修筑一英里铁路，它们就比我们多拥有一英里的铁路。”“正如我们的祖先是否应当肩扛步枪而不是弓箭几乎完全不由他们决定一样，我们是否应当使用进步赋予我们的新型防御武器简直根本不容我们自己做主。”他甚至把德国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看作是“一对连体婴儿”。“他们同时降生，骨肉相连。具有同一个精神和同一个灵魂。他们相互支持，为同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将各个德意志部族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裕、强大和不可侵犯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是没有关税同盟，就不会有任何德意志铁路系统，甚至讨论工作也无法开展，就更不要说建设了。只有在德国铁路系统的协助下，德意志人的社会经济才有可能提升到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而且只有通过此等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一套铁路系统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能。”
李斯特总结的指出，在经济上，铁路与关税同盟足以唤醒德意志沉睡已久的经济潜力，并推进统一大业。在军事上，铁路彻底改变了传统陆战的时空概念，只要德国拥有周密设计的健全的铁路网和强大的统一政权，就可以复活约米尼的内线战略，从而实现兵力的迅速集中，最终逐个击破强敌。如此，数量因速度而改变，力量因集中而增加。战时一个师可抵十个师，平时的驻军数目也可极大的减低，省下的钱正好改良质量。
李斯特虽在1846年早逝，但其理想与战略规划却在身后被普鲁士继承实现。当时的普鲁士在一千英里的国境线上与28个邦国接壤，有67种关税。正是靠了关税同盟与战略性铁路网的建设，普鲁士逐渐占据了德意志统一运动的天王山，以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政治的一体化，从而使得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早在俾斯麦纵横捭阖之前就逐渐发生了微妙却不可逆转的质变。
德式教育体系与新工业的发展
这个经济一体化推动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又得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助力。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一百个农民努力工作，也不过使二十个人脱离生产。故而就算是想搞全民教育，也没有搞全民教育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人口数量与领土控制。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教育的功效主要在于个体修养的提升与价值观的养成，这一点有助于该族群的文化提升与内部稳定，但无助于整体力量的培育，也很难将教育直接挂钩于国际竞争。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个传统。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还主要建基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上，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学理指导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轻工业领域，所以其对军事力量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所以直接促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急剧变革。这样一来，教育体系在继承其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与国际竞争。同时，又由于新的工商业手段释放出了更大的财富与力量，所以新式政府如果有心，就可以推广全民教育。这就产生了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而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正是得此风气之先者。
君不见，“早在18世纪末德国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的儿童都应接受普通教育的原则（尽管现实并非如此）。英国则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引入这一原则。”此外，德意志的教育体制还为国民“提供了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的求学机会。”其中，“大学对科研相当重视，物理、化学及数学方向的研究气愤尤为浓厚。”“时至1870年，一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已经在克虏伯和博库默尔、维赖恩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中任职。鲁尔的大企业多数已聘任化学家对生产投入进行分析，并进行质量管理，此举又领先于其他国家很多年。桥梁、机械工程、钢铁制造方面的德文教科书大量涌现，随处可见。正如俾斯麦所言：‘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当完善的教育体制与关税同盟、战略性的铁路网、德意志独特的工业技术传统、庞大的商会组织结合在一起时，就“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德国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使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占据了时代的先机，这个先机不仅赋予了统一运动本身以强大的动力，更使得统一后的新德国飞速发展，迅速成为欧陆第一强国。
震撼全球的军事革命
当然，单纯的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诚如第一章中业已提及的那样，普鲁士地处中欧，其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俄罗斯，南面的奥地利，都是欧洲传统的陆军强国。而且这三个国家中的两个（法国与俄罗斯）都垂涎于欧洲霸权。奥地利虽然目的有限，却想方设法限制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影响力。法国更是自黎塞留以来就以阻挠德意志统一为国策。就算是有了俾斯麦高明的外交战略，也只能是为普鲁士提供避免多线作战的环境。如果普鲁士连单打独斗获胜的军事实力都没有，俾斯麦也不能撒豆成兵。当普奥开战时，俾斯麦怀揣毒药走上前线，正说明他对于军事胜利本身是缺乏足够信心的，而历史证明俾斯麦多虑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已经在军事改革的道路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这个领先既包括了装备与新战法的领先，也包括了制度建设的领先。这个新制度就是日后影响深远的参谋总部制度。
普鲁士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却能够相继击败丹麦、奥地利与当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法兰西，确实震惊世界。其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参谋总部制度。
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士兵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于经验积累。但参谋本部第一次通过训练与教育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也可以说参谋总部是现代教育在军事领域的大放异彩。
完善的参谋总部制度同时具备了下述四种特性：
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或说学术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的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情报及与军事有关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
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他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的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选定假想敌，并制定战争计划。
最后，它还是战时的指挥机构。
具体到德意志统一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参谋总部又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参谋总长——毛奇。这位被后人称为“火车将军”的德意志名将，早在德意志拥有第一条铁路之前就关注到这个新事物的革命性意义。他巧妙的把新兵役制度、电报、铁路、参谋总部、知识型的军官团结合在了一起，不仅铸造了锋利的德意志利剑，而且形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军事变革浪潮。
陆权的复兴
正是靠了前述各种合力的效果，最终促成了德意志统一这一奇迹性历史事件的完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中获利，但后者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做两强兼备的超级大国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某一个海军强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这份自信，大清国就没有。但普法战争的历史经验却正是它急需的！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这就是普法战争在战略学层面上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清国自强运动可能成功的历史枢机。
有了这个纵深认识，我们就该明白，1870年的普法战争实际上预示了如下四大时代命题：
第一，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而且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趋增高。
第二，在一个多元化、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必不可少。
第三，自海权的全球崛起以来，陆权文明第一次面临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
第四，电报、铁路与参谋本部制度的结合构成了新的军事革命风潮。
以普法战争而言，表面上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则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加外线式战略击垮了法兰西。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
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在同一年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多了一层不可言说的历史机遇感。
从最直接的层面上讲，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场上调任直隶总督，是为了处理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引发的外事危机。法方姿态一度极其强硬，李鸿章既要进行外交斡旋，还要进行备战。可是，普法战争彻底粉碎了法方的强硬立场。从这一点上讲，李鸿章与大清国都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受益者。
这四大时代命题给大清国带来了特殊机遇。
大清国不正是一个大陆国家吗？中国不是有着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吗？或许，唯一的遗憾就在于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一超独强经历，从而形成了天朝无外交的不利现实。但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震撼后，大清国不是也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开始引进西洋技术了吗？李中堂不更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一贯以其现实主义外交观令洋人刮目相看吗？
何以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传奇，反而是一曲悲凉的挽歌？个中曲折，却正要从中日两国近代的是非恩怨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