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睦邻建交暗藏玄机
宛如宿命的注定。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后的第一个外交对象，竟不是欧美列强，而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
日本嘉永六年六月初三（1853年7月8日），就在大清国深陷一连串惨烈内战的同时，日本发生了黑船开关事件。从此，日本和大清国一样，被迫卷入了欧洲列强构建的力学世界。经过十五年的内部斗争，日本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改元明治，举国维新。从那一刻起，日本人开始全力追赶欧美列强。他们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诸般制度，甚至连国民的衣着服饰、发型居所也进行了大胆的转型。他们的口号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这种敢于将自己置于不文明、不开化地位，举国一心，奋起直追的姿态，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其背后所暗藏的弱肉强食与远交近攻的指导方针，又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同治九年（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八月初八，日本以柳原前光为使，先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随之向中国递出了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的国书：
大日本国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定则等，仅呈书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大宪台下：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遣钦差公使修盟约，因内地多事，迁延至今，深以为憾焉。兹经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中国。预前商议通信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中国定和亲条约之地。伏翼贵宪台下接右官员等，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这份国书，调子不可谓不高，措辞不可谓不亲善。但高调与亲善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近乎残酷的外交现实。
照纸面上的说法，各国建立现代邦交是必然的，也是互利的，可是，所谓“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西洋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日本政府是日思夜想，急于消除。鉴于军事力量与西洋列强差距太大，日本政府只能寻求和平修约之道。因为当初列强在签约时以日本法体不完备为理由，强加治外法权给日本，为了打开僵局，日本政府不惜快速全盘引进欧式司法系统和警察体系，并在维新之初就组建了庞大的出访使团，游说欧美列强国，希望能够通过证明日本已经可以在法警体系上与国际接轨来换取列强的修约。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当初列强以日本不够文明为理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现在日本“文明”了，列强还是不同意修约。这才让日本政府进一步确认，当前的国际形势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
至于“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同样暗藏玄机。
首先，日本认为如果能够在和清国的条约中，写进“天皇陛下”的尊号，即谋得与清帝平等的地位，则日后便可以用上国身份与下国朝鲜交涉。其次，日本还期待着援引“利益均沾”原则，希望能不通过战争就能够获得欧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
所谓利益均沾原则的产生，必须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善后处理。当时的大清国的君臣们很为一个新问题殚精竭虑。他们发现，西洋夷国并非只有一个英吉利，现在英国独家获得了五个新通商口岸，难保其他国家不生艳羡之心。到时候，我们若是拒绝这些国家的要求，结果只能有两个：一是战火重燃。二是这些夷国投靠英吉利，打着英国旗号来贸易。一样的金发蓝眼，让我辈如何一一验明正身？如此“德在英夷，怨在大清”，岂不折了老本？协商的对策就是：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因为“一视同仁”，所以皆大欢喜；又由于“因势利导”，所以可收“以夷制夷”之效。国策就此制定，麻烦也随之而来。
美法两国成为了第一批幸运儿。两国在华代表不无震惊的被“宣布皇恩”，特准两国商人可以进出五个新通商口岸，并且“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美法两国就这样没发一枪一炮，就获得了除“割地赔款”外，英国在战争中艰难取得的所有战果！这可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但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显然都不打算帮天朝对付“英夷”。在接下来的《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中，两国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且将天朝“一视同仁”的原则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下来。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利益均沾”原则。
这一来可真是遗害无穷。
既然只要有一个国家与大清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国家就可以在天朝仁慈的大皇帝的“一视同仁”下获得同等利益。那么谁又会不乐于看到大清国的麻烦不断呢？打输了一国倒霉。打赢了大家一齐分红。于是，便有了“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局面。
其次，天朝慷慨许下“一视同仁”原则的一刻，自然不会想到，自地理大发现以降，世界各大文明间的黑幕业已揭开。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思想的传播，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到时候大家都来“均沾”一下，纵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大清国者，也是万难供养的。
现在连小日本也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帜，来玩利益均沾的游戏。长此以往，如何收场？
总理衙门最初的反应近乎应景：既然“中国与贵国交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又何必非要学西洋人那一套呢？其潜台词就是要说服日本维持现状，仍在传统邦交框架内交往，如此一来，自然不存在什么利益均沾问题。本着这个处理原则，总理衙门在回复日本使节的公函中唱了一个更高的高调：“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惟于贵国货物到上海时，先行通知上海道，验货纳税，两无欺蒙，自可行诸久远。似较之泰西立约各国，尤为简便。此乃中国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明晰此情也。”
这一番情理日本人能“明悉”吗？其实关键不是明不明悉，而是人家接不接受。事实上呢？日本政府当然明悉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也就注定了不会接受。
那日本坚持立约的理由又何在呢？
柳原前光在回复前述公函时，同样先唱了一番“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的高调，接着话锋一转，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理由。其中较重要的有如下四点：
一、若大清不允，则他柳原难以回国销差。
二、中国商民在日本贸易者甚多，由于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商民“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
三、在他们使节团离日来华之际，西洋列国驻日代表纷纷前来阻止。为什么呢？原来，在他们看来，清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通世界大势，只有败在强者手中才被迫承认现实。故而西洋小国来华订约，无不遭拒。只好回头找英法之流的大国代为出头，这才了事。想你日本一个东洋小邦，此一去必是自取其辱。但柳原自称坚信中日“一衣带水”，自古“友好邻邦”，还是来了。来了，大清国果真不允，这不是让西洋人瞧咱们东亚兄弟的笑话吗？
四、“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翼同心合力。”
其中第三条最为关键，近乎要挟。其潜台词很简单：若大清国当真不允建立新式外交关系，那日本政府没办法，也只有学那些西洋小国，也从英、法中选一个当老大，再来和你交涉。到那一天，是允还是不允呢？允了，有失颜面；不允，丢失利益。而无论允与不允，本该成兄弟之邦的日本，都注定会变成敌对势力的跟班。
对于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还没有从圆明园被烧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大清国来说，这个要挟还是很有力的。于是也才有了十月八日恭亲王领衔上奏，请许与日本订约。对此，太后与皇上均表同意。反而是时任安徽巡抚的英翰，以前明倭寇为由，认为总理衙门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故而坚决反对与日本订约。于是才又引出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师徒二人的两份大手笔奏章来。
曾老师与李学生的对策
先看学生是怎么说的。
在李鸿章看来，倭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明初大行海禁，“禁绝互市”。后来又疏于沿海管理，结果“滨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导引，倭寇遂剧”。——换言之，明朝倭寇正来源于拒绝通商。
其次，日本既已与西洋列国订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而且，从历史上讲，日本从不曾做过中国的属国，这是完全不同于朝鲜、琉球、越南的历史经历。日本人“总欲比照西国立约成例办理，明春该国使臣前来，自须有一番辩论”。但若转而因怕麻烦而拒绝订约，那就不免引发更大的麻烦。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中国终究还是要严防日本。原因却不在于历史上倭寇的劣迹，而在于现实中的潜在威胁。李鸿章早已注意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这次更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所以大清国要占据主动，就不仅要与日本订约，而且“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习东洋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籍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翼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即不仅要打开国门让日本使节驻扎进来，我们的使节更要走出国门，常驻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处方。
至于他老师曾国藩的奏折，则更注重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教训。大清国处理外交事务缺乏“熟思审处”，但求一时痛快，留无数后患，这次对日本若再蹈覆辙，必使之“转向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到时更难收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地处重洋之中，单纯的陆权文明很难对之造成致命打击，“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相反，日本“习闻前代故事，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
曾国藩还遇见到中日贸易会日趋繁盛，不仅日本商人来，而且中国商人往，如此来往既多，自然要依公法各自管束双方商民。“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坚持依西洋诸国成例订约，本也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随后，曾国藩更高度概括的提出了一条订约方针：“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经过这一番摆到桌面上的反复辩论，朝野上下总算在订约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既然日本坚持按新游戏规则定约，并留下了一份议约底稿。中国要驳回其“利益均沾”的非份之想，至少也要拿出一份反提案。
就在这年的十月，清廷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另设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这就把李鸿章推到了前台。
于是，先由李鸿章与津海关道陈钦，就日方底稿逐条签注意见，并初步拟出中方条规。同时抄送曾国藩处咨询利弊，兼请其督饬苏沪洋务委员，悉心酌校。于是也才有了江苏按察使宝应时和江海关道徐宗瀛，会拟《日本通商条规》一本，送津参考的一幕。
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外交拉锯战，就此开幕。
中日外交马拉松
同治十年四月，日本特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商订中日修好条约。
照例，他们依然是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然后李再将其照会转呈中央，静侯下文。如此一来二去，实在麻烦，清廷遂特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按察使宝应时与直隶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与日本代表交涉邦交事宜。
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矛盾的焦点，自然还是那个“利益均沾”原则。为了获得这个好处，日本人真是软硬兼施，手段用尽。无奈李鸿章就是不让步，不仅不让步，话还说得特别圆滑，为什么中国坚持此次修约要“异于西例”呢。那是为了两国“别开生面”。为什么两国要“别开生面”呢，是由于大清特别看重与日本的邦交。所以要特别向友邦表一表“优待邻邦之隆情”。
面对李鸿章的外交太极拳，日本人遂再次施展其狐假虎威的间接路线。
柳原前光说，贵国的好意，敝国完全理解。可是，“修好通商之款”虽说是由中日两个主权国家订立，但一旦形成条约却必然“与别国相关”。柳原像透露巨大秘密一样说道，这次伊钦差（伊达宗城）离开东京时，“各国公使有来送行者，诘以此行将与清国结盟连横等说。伊钦差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便知其实。一笑而别。”如果贵国“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就可以免除洋人的猜疑。反之就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总之，说来说去，无外乎拿西洋列强恐吓李鸿章。对此，李鸿章授意宝应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巧妙，又非常强硬的回答：“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敝，何必多费笔舌乎？”
也必到这一刻，日本人才算真正看清李鸿章的难缠。
无奈之下，日本代表只好放弃“利益均沾”原则，以此为前提，双方在七月二十九日拟定了一个《中日修好条款》十八条，与《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
对于伊达和柳原带回的这份《条规》，日本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他们挑了几个枝节问题来质疑该《条规》。于是，同治十一年春，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拜见李鸿章，提议修约。
在李鸿章看来，双方既已定约，总要等换约手续完结之后再议修约。故而他严辞斥责日本代表“失信”，喝令速将原照会带回，再毋多言。
柳原无奈，只好再搬出那句“杀手锏”来：“中堂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
可是这一次，无论柳原如何哀求，李中堂有的只是冲天怒火，一通呵斥。柳原前光也只有收起照会，灰溜溜的走人。
若故事就此结束，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外交的事情，向来是合乎理，止乎礼。到头来事情总要有个了结，大家也总还要见面，还要说话。所以呵斥完之后，还要高姿态一下，复照会一封，将其失信行为再次驳斥一通之后，笔锋一转，为两国长远邦交计，日本修约照会，我方象征性收下。
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国既然已经让步，日本也必须让步。修约之议，就此打住。接下来，便有了同治十二年三月，福岛种臣的来华换约。
在清国君臣看来，福岛种臣任全权大臣，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因为同治十一年秘鲁商船马里亚老士号拐卖华工230人，途径日本事情败露。正是这位福岛种臣力请干预，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解救成功。至今，清国君臣对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福岛这次来的也很是时候。他正好赶上了同治帝的大婚亲政礼。届时各国公使都将前去朝觐。正是由于福岛的坚持，大清国才破天荒地决定，各国公使可以行三鞠躬礼。自马戛尔尼以来困扰中外的礼仪之争，就这样划上了句号。而福岛则非常荣幸的排在了朝觐名单的第一位。这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中日两国就将兵械相向！
兵械相向的焦点，是琉球与台湾。
东洋磨刀忙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人就开始有所思动了。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使幕府大感震惊，一方面，正如宁波失守后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下属的告诫：“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日本人大起“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如其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了弱肉强食的史观和侵略中国的构想。只不过他的目光仍聚焦在东北亚的大陆，故而注重侵略我国东北地区。他认为：
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他还制定了具体的进兵路线，拟兵分九路，花个数十年的时间彻底占领中国。算是近代日本史上较早系统性论述大陆扩张的战略文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后，日本人更加兴奋。尤其当听说中国的首都也被“蛮夷”占领后，一些日本人更加感到紧迫。这种紧迫一半来自成为大清第二的恐惧，一半则来自取而代之的亢奋——生怕没轮到日本，大清国就被瓜分完了。如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便不无激动地疾呼：“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也……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吾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他进而建议夺取福州，“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并最终“取得福州和台湾及朝鲜，以强化日本国防”。
更著名的论述则来自于更著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幕府末期的争议性思想巨星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倡导改革，并准备身体力行地进西洋列强学校学习，却因偷渡美国学习洋学未成，而触犯幕府的禁海令惨遭逮捕，在狱中他提出了更惊人的建议：
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北海道——笔者注），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查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虽然咄咄逼人，但或者只是一些民间学者的纸上谈兵，或者只是部分地方藩主的个人想法，还没有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上述建议开始逐步国策化、中央化。其中，贯穿在各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远交近攻”。不过，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从一开始，维新政府内的各实力派要攻的“近”就大不一样。
我们知道，明治政府的权力核心是由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长州藩等四大藩所组成的。这四个地方势力在推倒德川幕府的过程中组成联盟，但在新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内部的权力分配，还是对新政府的定义，乃至对外战略展开的先后主次定义，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明治元年（1868年，同治七年），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即桂小五郎）认为，维新政府应该“主动”与朝鲜（当时也被称为韩国、三韩）建立现代邦交，“如果韩国顽固不恭，日本应可举兵膺惩”——显然，对长州藩而言，隔海相望的朝鲜就是最好的猎物。而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则如前所述，早已建议征讨福州、台湾，从而“置根据地于亚东大陆之上”——对他来说，显然台湾和福州更近而且更切合自身利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政界人物都以地域眼光看国际问题。如同样是萨摩藩的实力人物，西乡隆盛就主张入侵朝鲜，并以他为中心，聚集了福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内阁大臣，及桐野利秋、蓧原国干、村田新八等军界干将，声势非同小可。久留米藩的藩士佐田白茅在赴朝鲜调查后，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出兵，“不出五旬”便可“虏其国”。而且，“当天朝（指日本——笔者注）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甚至认为“吕宋、台湾”也可以“唾手而得”。
而西乡隆盛的小同乡，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同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则认为从长远讲，韩国、台湾都要征，但如以近期论，则韩国、台湾都不能征。无论征谁，都必然陷入与清国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目前日本是没有希望取胜的。必须忍耐，贯彻内政优先的方针，待到从根本上确立了日本的相对优势，才能进而北取朝鲜，南侵台湾。这个观点得到了执政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阁员大隈重信、大木桥任，及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寺岛宗则、陆奥宗光、涩泽荣一、川村纯义、大山严等潜力股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缓征派”——注意，是缓征而不是不征。而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则往往又被更准确的称为“急征派”。
这一缓急之争，贯彻明治维新后数十年的日本政坛决策史中。在明治初年，占据上风的是缓征派。但是，在对朝鲜半岛暂时持观望姿态的同时，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日本却采取了积极的姿态。
琉球小国一女二嫁
这个战略方向，就是从日本本土经琉球群岛直到台湾的岛链扩张线。
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本为中国的属国，自明朝永乐年间便向中国纳贡，长期以来，发挥着中日贸易纽带的作用。由于明朝推行海禁，倾力于大陆经营，拱手放弃东亚海权。日本得以在明朝中后期乘机填补这一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岛津藩奉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命出兵远征，依仗武力强行控制了琉球。琉球既不愿意放弃中日贸易纽带的利益，又不甘心于做日本人的附庸，于是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即同时做中日两国的藩属，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但奉中国正朔，以此换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当时的明清两朝在东亚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对于这个偏僻的弹丸岛国，只要名义上奉中国正朔，不在朝贡体系中捣蛋，就是天朝大家庭的好成员。至于它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倒不妨睁一眼闭一眼。反之，日本同样很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日本也不愿捅破这层灯笼纸，甚至支持琉球向中国每两年进贡一次。于是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事实上决定琉球王室继承权的是日本萨摩藩，但给予合法地位（即册封权）的却是中国的明清。每当大清使节前来时，日本人就藏起来，并将日本的痕迹想方设法地加以掩盖。大清官员虽然偶尔也会觉察到几分诡异，但终于没有看穿或故意不去看穿其中的奥妙。琉球则“以中国为父，以日本为母，当与中国交涉时使用中国历法，与日本交涉时则使用日本历法”。可是，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一女两嫁的安排，而急于独霸琉球。只是忌惮于中日实力差距太大，日本才暂时忍耐，静待时局的变化。
这一等就是四个世纪。
1840年，在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十四年后，日本遭遇了“黑船事件”。两国相继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命运可谓坎坷，但坎坷中透出的却是不同的际遇。
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在强势时固是无限宝藏，但弱势时却不免成为灾祸之源。就像一个破落贵族，已沦入社会下层，无钱无权又无势，偏偏破屋中堆满名贵古董，能不吸引强盗的眼球吗？果不其然，自国门被坚船利炮撞开后，西洋列强为了倾销商品，也为了获取廉价劳力与原材料，像豺狼一样围住弱势的天朝蚕食不已，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反之，日本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反而救了自己。西洋列强在撞开日本大门后，满足于从彼处获取煤炭、淡水、食物与安全的避风港。这样一来，日本等于是客观上发挥了侵华中转站的作用。借力打力中，维新日本开始悄悄磨剑。
长远目标针对所有强者。
短期目标针对所有弱者。
具体讲，北要控制朝鲜，南要占据琉球、台湾。前者可以让日本制霸东亚大陆，后者则可以延展日本的海权优势。两条战线交相前进，就可以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特的“海洋—大陆复合体”国家，突破自身的地缘局限性，获得战略纵深，占据资源地带，从而牢牢控制东亚主导权，再以“琉球—台湾”和小笠原群岛两个弧阵为基地，一面向南洋扩张，一面东向挑战西太平洋的霸权。
既然靠外交不能获得满意的利益，那就要出奇制胜。
大清国的麻烦从此开始。
离奇的牡丹社事件
当时台湾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生番问题。这个问题最复杂之处在于原住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
当时大陆移民采取农垦的方式逐步开发台湾，这就与依靠游猎的原住民发生摩擦。出于对原住民的保护，清廷一方面对大陆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对双方进行严格的划界管理。农耕区以大陆地区的统一行政组织管理，番区则保持原有文化与生态样式。农耕民不许擅自向番区拓殖，番民也不许越界到平原农耕区游猎，更不许杀掠行为的发生。同时对番民的招抚与教化工作同步进行，行政组织伴随着这个工作逐步扩展，双方的分界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化、消弭。接受招抚与教化的为熟番，不接受者为生番。其指导思想则为“番民即吾民也”。事实上是一种效率虽低但却极具人文精神和对弱势群体关怀的做法。
但是，伴随着西力东渐，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开港，商业地区的吸引力大增，形成新的移民潮，对内地番区的开发工作遂陷入停滞。但失事船只的出事地点却往往发生在番区，相应的，难民遭遇生番劫杀的问题就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头疼的涉外问题。从而形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
根据日方及日方保存的琉球官方记录，在1871年的11月30日（日纪明治四年十月十八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从那霸出发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上台风，一艘幸还，一艘吹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难民69人上岸时3人溺水身亡，实际上岸人数是66人。当时众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很快他们遇到了两个显然不是原住民的中国人，这两个人打着手势告诉众人，在西面有大耳朵的生番，“会砍人头”，只能向南走。起初，众人相信了这两个人，一起南行，可是因为途中这两个人抢夺众人的财物，又说路途遥远，今晚只能在洞窟中过夜，众人产生怀疑，推托洞窟太小，不能入内。两人大怒曰：“如果不听我们的，就什么都不管。”（见日本驻琉球官员报告书）众人遂认定这两个人是匪人，决定改向西走。这一走就很不幸的在明治四年十一月七日早晨误入了高士猾社地盘。当他们看见前方果然出现“大耳朵”生藩时，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很快他们就被该社的生藩劫掠一空，衣服也被剥光，人则被拘禁并被问讯是哪国人，以便于藩民以之与所属国或台湾官府做个交换买卖。不料因为语言不通，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反正问了半天也没问出头绪，于是藩民便认为这帮人是无国之人，恐怕没什么价值，就让他们原地呆着哪儿也不许去，以等待进一步发落。但受难者听不懂意思，加之心理恐惧，便在十一月八日早晨逃跑至双溪口，旋即遭到追杀，一场屠戮之后仅12人幸存。其中11人被保力庄杨友旺父子所救，次日另一人也被杨以酒肉换回。
这些幸存者在杨家居住了四十余日，受到相当礼遇。据前引《琉球官员报告书》所称：
停留期间，每日三餐，有蔬菜、咸菜、酱油等。有时也将山芋放在米中一起烧饭。经常有近邻设宴请吃鸡猪酒肴，酒为支那老酒或烧酒之类。
最后，幸存者们在杨的长子杨阿才（一说女婿）的陪同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出发，陆行三里登舟，行五六里水路，又陆行，夜半三更投宿到送行者的熟人家中，停留两日。二十五日，改由投宿处主人作向导，继续前进，途中每人得到棉衣一件——当然，又是不要钱的。最终，幸存者在二十九日被送到台湾府，再转送福州的琉球馆。根据清廷的官方记录，这些难民在居住期间按照“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的标准款待，“回国之日，别给行粮一个月，照例加赏物件，折价给领于存公银内动支，一并造册报销”。如此这般之后，这些难民于明治五年六月二日回到琉球，继而前往那霸。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当时，他们回到那霸的时间已经是日纪明治五年的六月七日了。
这次惹祸的生藩是高士猾社，但何以后来历史书中却以“牡丹社事件”流传至今呢？原因就出在当时牡丹社最强，而漂流民的登陆地点正好位于该社的势力范围内，故而很易于被当成事件主角。而事发当时，有一位叫刘天保的汉人在场，正好当时有一位他所认识的牡丹社藩民前来贸易，刘到台不久，还不能熟练辨别各社藩民，便误以为杀人的藩民也是牡丹社成员，并据此告诉了杨友旺。后来救助漂流民的杨氏父子又看到现地有很多牡丹社成员出没（其实是闻讯赶来搜寻残余物品的），于是便进一步被误记成牡丹生藩杀人。更有意思的是，杨将交换人质的酒肉给了这些牡丹社生蕃，而这些生藩也果然带来了杨要救助的人，于是更加深了杨的认识。再后来，日军登陆，很多藩社望风而降，唯有牡丹社、高士猾社与尔奈社顽强抵抗，由于其中牡丹社实力最强，所以承担了主要作战任务，这就使日军愈发认定：如果不是杀人心虚，何至如此？也才有了历史中众口一词的所谓“牡丹社事件”，其实应该称为“高士猾社事件”才对。
此外，同样是在1871年12月11日，琉球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进贡船，同样从那霸出发驶往中国。同样中途不幸遇暴风。一艘下落不明，一艘于12月28日漂到台湾，这次45名幸存者及时受到了凤山县衙的保护，但这次事件在日本人当时的记录中却被“忽略”了。更有意思的是，到了1873年的3月8日，又有备中小田县（今冈山县小田郡笠冈町）的船员佐藤利八等四人遭遇海难，漂流到台东厅新港支厅成广粤沿岸番地。这次日本人的遭遇比琉球人幸运得多，虽被劫掠，但被一名路过的汉人救助，保住了性命。随后被送到台湾府，并于7月20日抵达上海日本领事馆，随后平安回到家中。
可是，在后来很多日本人写的历史中，却把这4个活人都算成了烈士。更主要的，日本政府不仅要控制台湾，而且要在台湾问题上连带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虽说琉球长期双向进贡，变成了一块“两属”之地，但仍很难说是日本的一部分。可日本却坚持称琉球在其主权范围之内，再进一步将两次海难混淆，声称被害者是“日本国民”，如明治天皇在任命征台总指挥的诏书中就使用了“向暴杀我国人者问罪”的文字。于是，高士猾生番社误杀琉球漂流民事件，就变成了牡丹社生番残杀日本国民事件了！
不过在当初，由于交通、通讯的不便捷，日本人是直到对台湾发起远征前夕，才获知第二次海难事件的。关于这一点的猫腻，后文还会提到。而最初，日本人是只知道琉球漂流民事件。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一些早已枕戈待旦的日本武士兴奋不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