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抵毁史沫特莱的文字，大抵是说她是共产国际某某的情妇，猜测加虚构，连史沫特莱幼时家境不好，都成为那篇文字的攻击部位，等等，野史写作失去伦理和底线，却也能吸引大量的阅读者。
最重要的是，这那篇诬蔑史沫莱特的文字中，竟然凭空诬蔑鲁迅先生写过的“左联五烈士”，后来想，作者或许是台湾人，又或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因为，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苏雪林骂鲁迅的话。
然而，我们将历史翻到一九二十年代末，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她并没有选择和执政的国民党同流合污。如果说，当时她同情当时尚在萌芽期的左翼文化是流氓，那么，给当时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唱赞歌，又该如何评价，这实在是一个难倒我的问题。
史沫特莱与鲁迅的结识，一开始是有些小心翼翼的，生怕受到这个著名的通缉犯的牵连，然后，最终她还是大着胆子伸出了自己的手。这无疑是对历史的一次押注。果然，她和埃德加·斯诺一样，加对了历史的赌码。
史沫特莱和鲁迅的交往不多，两个人未通过书信，鲁迅日记里倒是出现过几次她的名字，却也不像鲁迅先生的其他朋友一样，没有什么亲密的举止。
史沫特莱在回忆鲁迅时说到她和鲁迅一开始的相识，是缘于鲁迅先生五十岁的生日：“一九三O年的一个炎热下午，一对当着教员的夫妇来拜访我，向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要我为一本新杂志写关于印度的文章并捐钱，那杂志名字叫《大道》，是专门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问题的；第二，要我去租用一家小型的西餐室，以便在那地方给鲁迅举行五十岁寿辰庆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为‘中国高尔基’，可是依我看来，他实是中国的伏尔泰。对于第一个请求，我立刻就答应了，但是第二个请求却正装满着危险，因为那天被的一百个左右的男女正是‘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我的朋友于是向我保证，说所有的客人都将口头邀请，并发誓保守秘密……”
从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她并不勇敢十分地接近这个有通共嫌疑的左翼文人。他甚至还有些害怕，甚至设法想拒绝为鲁迅找西餐厅办寿宴。
鲁迅日记第一次出现史沫特莱的名字是1930年9月7日，这一天，鲁迅日记是这样写的：“下午三弟来。晚访史沫特列女士。”而十天以后，史沫特莱便在一个荷兰的西餐厅帮鲁迅办了五十岁的寿宴。
鲁迅先生现存的照片，有三幅是史沫特莱照的，拍摄日期便是1930年9月17日，这一天鲁迅日记写道：“午后往杨律师寓取北新书局版税泉七百六十元，尚系五月分。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这次的生日宴会是左联发起的，发起人的大概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和许广平等人。参加晚宴的还有叶圣陶、茅盾、傅东华等。至于史沫特莱回忆中所写道的一百人，是没有的。晚宴的程序也很简单，先由发起人柔石致祝寿辞，然后又由左联各个团体的代表致辞，最后由史沫特莱致辞。鲁迅呢，也致了答谢辞。
这一天照的照片，过了两天便洗好了。鲁迅挨个送人。包括拍摄者史沫特莱。
没有过多久，鲁迅便和史沫特莱以及茅盾合作，共同编辑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先是茅盾和史沫特莱像特务一样在某个街角接头，然后走到鲁迅所住的街道的十字路口，看看身后是不是有人追踪，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去鲁迅的住处。他们三个有时候会到鲁迅住处附近的小饭馆吃饭，边吃饭还要边讨论图书的事。
当时，高尔基邀请鲁迅到苏联去住两年，是作为高尔基私人的宾客。鲁迅拒绝了，他对史沫特莱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国民党一定会向全中国狂叫，看，他收受莫斯科的卢布了。”
1930年底，鲁迅和柔石一起去看望史沫特莱，那是去送她，她要去菲律宾了。然而，等到三个月后，史沫特莱回到上海，送她上船的柔石已经被杀害。和柔石一起遇害的，有二十四个左翼的年轻人，分别的作家记者或者演员，他们被迫挖好自己的墓穴，然后被活活埋了。其中，柔石就是被活埋的。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便听到了这个消息，她第一时间跑到鲁迅家里。看到了正在生病却仍然有激情的鲁迅。鲁迅将他刚刚写好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草稿递给史沫特莱，说：“这便是我在他们被杀的那天晚上写的一篇文章，我称它为《写于深夜里》，你把它译成英文设法在国外刊出罢。”
史沫特莱看完文章以后，对鲁迅说，如果我翻译出去，发表了，你可能有生命危险。
鲁迅说：“这有什么关系？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
那天晚上，鲁迅和史沫特莱共同草拟了一个宣言，是对国际社会的，向世界各国公布中国国民党政府杀害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事实。这篇宣言在国外发表以后，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美国五十多个作家一致抗议中国政府对作家的杀害。
这便是史沫特莱对鲁迅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