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以青少年、妇女以及教育和媒体系统的情况为例说明科索沃社会民事和文化领域的状况，这些领域与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科索沃地位问题的发展会影响到社会所有其他领域的发展；同样，经济状况不良，尤其是高失业率对青少年的情况和培训的质量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社会试图构建和平社会的众多项目目标也同样会对民事和社会领域产生作用。
我们必须以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塞尔维亚的统治、“影子国家”、战争）为背景，并在不利的经济前提（经济发展落后、缺乏经济能力）下衡量科索沃社会及其民事领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以及在科索沃所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其实并不深入。20世纪90年代的瓦解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极大影响，这些和以南斯拉夫中央集权为导向的国家主义今天至少还在科索沃盛行。各个共和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差异以及事实上被容忍的南斯拉夫体制内部的不均衡（尽管这一体制表面上鼓吹所有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平等）使得科索沃自治省陷入了社会发展的真空状态；由于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极端对立，这一状态更加严重。1966年南斯拉夫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下台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依据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在科索沃实行旨在加强分权和提高科索沃省权力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使得科索沃阿族人以前的政治和社会解放进程以及民事领域（如教育和文化）的振兴得以实现。这一振兴的框架条件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传统的族长制社会实际上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另外在这一社会当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分裂。
从1974年到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权被取消，这段时间的特征是该省1974年开始的阿尔巴尼亚族主体居民寻求政治解放的努力失败，其首要原因在于缓和期过于短暂，虽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形成了新制度，但人们还未能把传统的结构融入到新的结构当中去，到20世纪80年代塞尔维亚的统治又再次增强。自发形成的制度和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产生的制度与新制度以及部分上级规定的制度互不相容、无法调和。持续的经济疲软，人口增长过快以及塞尔维亚在1981年和科索沃骚乱以后强化对科索沃的统治使社会振兴进程戛然而止。
1989年米洛舍维奇取消科索沃自治省的自治地位也要归因于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民主运动的失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力量的胜利和由这一力量有意推动的抵制社会现代化的斗争加剧了科索沃塞族人和阿族人之间的矛盾并促使阿尔巴尼亚族人建立“影子国家”。这样，一个地下的非官方机构网就产生了，这些机构应当保障阿族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生活（生存）。在科索沃“影子国家”的框架内，大多数资金（约90%）用于资助重建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语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1993年大约有20000名教师、讲师和教授负责317000名中小学生和12000名大学生的教育工作。同教育领域里那样，医疗和媒体领域也努力抵制对科索沃的塞族化。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一个大致能够运行的医疗卫生体系，它拥有91家诊所并能满足药品的基本供给。阿尔巴尼亚族人在媒体方面的行动力量大部分都转到了国外。由于科索沃在南斯拉夫联邦中的困难处境以及在1989年塞尔维亚单方面取消其自治后困难的社会生活状况，1999年战后发展重要（民事）社会领域的起始条件十分恶劣。媒体和教育体系的发展是如此，公民社会范畴内的各个领域以及青少年和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体系中的状况也都是这样。随着国际社会开始担负起重建科索沃的责任，科索沃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缓慢的、但很明显的正常化和稳定化；当然，各种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需要很多时间、资源以及承受深刻变革的开放思想和准备，最后一点对科索沃人来说尤其重要。所以说，传统结构向现代化结构的过渡还远远没有结束。下文将以科索沃地区青少年和妇女的状况以及教育和媒体的状况为例更深入地说明和分析当地1999年以后的发展情况。
科索沃地区是欧洲最年轻的地区之一，大约有1/3的居民在15岁以下，一半以上的居民小于25岁。
教育和高等教育属于“软件领域”
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着在可想而知的恶劣条件下重新建立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体系的严峻挑战：要把塞族的塞尔维亚语教育体系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影子国家”的教育设施与实际被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分裂的科索沃以及遭到战争破坏的极为薄弱的基础设施协调起来。由于学龄青少年的数目不断增长，教育领域的众多问题也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应当由国际管理部门着手处理：必须把教育体系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并开始对传统主义的低效率的大学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