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玄宗置太公庙（臣光曰97）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唐玄宗令两京诸州各置姜太公庙，以张良及历史上有名的九大名将配享，以备十哲之数，祭礼的规格和孔子一样。此九大名将分别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
胡三省注说：“祠武成王自此始”。姜太公受封“武成王”，那是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的事。然祭祀姜子牙，始自唐玄宗。
唐玄宗抬出姜子牙来祭，有何意图？史料语焉不详，余亦不敢妄下结论，只作一番猜测。天宝年间，承平日久的缘故，唐世有一种风气：民众以当兵为耻，即使混个军官做，也为世人所不齿。唐玄宗或是有借此来矫正时弊的意思吧。
但司马光“臣光曰”第97篇，不认可唐玄宗的做法：一是不该把文韬武略割裂开来；二是不该将姜太公与孔子并列。
“经纬天地”与“戡定祸乱”，这一文一武是作为圣人的必备素质，缺一不可。比如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诸圣，亦皆有征伐之功。即如孔子，虽没有亲自带兵打过战，但他相鲁时，派兵打过莱夷人和费人。
“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司马光如是质疑。
而孔子之所以被学者祭祀，是因为他是生民以来第一人，姜太公岂有资格与他比肩。而孔子之所以是第一人，是因为在文韬与武略中，礼义应居首席而勇力居次。
司马光分析了所以这样定位的原因：手上有实权的人物，一旦有勇而无义，就会犯上作乱；而市井小人自恃孔武有力，却不知礼义为何物，就会无恶不作。因此，如果过份专注武力训练，却忽视武德，那么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历史的经验表明，武人，更需要有道德感。否则其为非作歹，甚于文人。文人为臣不忠，其惨烈当然也会亡国，但武人却可以直接做窃国大盗。比如五代的皇帝，个顶个武功出身，权杆子耍得滴溜转，也黑心。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也是武人说话算数，以致朱温抢了皇帝宝座去。吴起为了追求成功，竟然“杀妻求将”，够残忍的。因此，司马光认为，孙武、吴起这些人“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焉能配十哲之数，焉能让他们作为后世习学的榜样？
因为过份迷信武力，无疑是告诉世人这样一个事实：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当老大。这不唆使别人明抢么。以致某些西人，将人家好好的国家搞乱，将人家的总统送上绞刑架，然后放着今日一爆炸、明日一袭击的血肉横飞，束手无策。这是不是典型的“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而中国古人的出兵，是要“吊民伐罪”的。不单单是伐有罪之君，还要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才是王者之师的做派。中西在基本理论上的差异如此。
司马光此论还透露出另一层意思，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这是旧日知识分子的必备素养，也是最理想的大器。
早年的乡下多有戏宫，后半部供着神明，前半部是戏台。戏台两侧有两扇门，一扇门横梁上书写“出将”，另一扇书写“入相”。演员从“出将”那扇门出来，从“入相”那扇门回去。出将入相，于是根植于士人的心理。只有做到这个层次，才可称得上栋梁。所以关公挑灯读《春秋》，才有那么多粉丝。而燕国大将乐毅，于攻齐之时，“环画邑（山东临淄西）三十里无入”，就为了一个名叫王蠋的学者，亦为后世所赞许。
以故象白起们那样的滥杀，司马光便说：“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附：臣光曰97：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臝股肱，决射御，受成献馘（guó），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通鉴》卷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