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鄞县知县德竹楼在盐商汪百万的撺掇下，更改了盐政，推出了新令，在鄞县境内严禁私盐贩运与买卖。
该项盐业新政令规定，凡鄞县东乡民众所需用的食盐，无论是食用，还是他用，均必须到官方指定的盐铺内去购买，违者按食私盐者定罪。并明确规定，不准肩贩等个人挑运贩卖食盐，违者处没收货物、罚款与拘禁等惩治。
初看之下，德知县推出颁布的这项新政令，与《大清律例·盐法》中的规定相比并不严厉。
《大清律例·盐法》中规定严禁买卖私盐；并规定卖私盐者发配充军二千里；买私盐者杖一百。而按德知县颁布的新政令来处罚，其处罚条款也就宽松得多了，定罪惩治更是轻了不少。
那么德知县以县署的名义既然禁了私盐买卖，又为何不按照《大清律例·盐法》中的规定，将违者处罚标准定得更严厉些，与《大清律例》条文保持一致，以达到以一儆百的效应呢？
另外在颁布实施的新政令中，德知县又为何要专门针对东乡民众而不是对全县民众所定呢？
这还需得将鄞县当时的盐业情况概述一下。
鄞县，地处近海。从地形上看，鄞县的东乡边缘一带就位于直通东海大洋的象山港畔。据史籍记载，自宋以来，那里就已盛产食盐。
史载南宋开禧元年，即1205年，鄞地有锅灶14座，年产食盐302吨；至元代延祐四年，即1317年，年产食盐898吨；发展到元末至正十年，即1350年，年产食盐就达1353吨。
另据记载，明嘉靖年间，鄞县县署下设在鄞东处的盐业管理机构设为大嵩场，其下辖11个团，有晒盐盐丁1611名，年产食盐1633吨。
这里所说的“团”，即为“场”之下一级的盐务管理机构，其多为生产基地。因当时盐业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将盐民集中在一起，在官办盐场中群集晒盐、煮盐，即所谓的“聚团公煎”，目的在于对生产过程和成品食盐进行有效的、直接的监督和管理。
清乾隆年间也有记载，大嵩场下辖咸祥、瞻岐两个盐场，其时咸祥有盐灶20坛，其中球山15坛，蔡家墩5坛；瞻岐有盐灶9坛。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大嵩场有盐灶、荡田136顷，计3040亩。
由此可见，在德知县颁布盐业新政令时，鄞县东乡一带生产的食盐是有着相当规模的。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国家对食盐的控制向来是十分严厉的。
据认为自唐肃宗乾元元年，即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创立榷盐制之后，国家均将盐户生产的盐实施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政策，以作财政收入的来源，因而民间多是严禁私盐买卖的。
然尽管如此，在食盐生产的近海岸一带，当地政府和官员为照顾属地百姓的生活和历来有食私盐之习惯，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也常会禀报朝廷，在朝廷的默许同时，作出一些照顾性的地方补充规定，允许当地百姓经营和买卖少量私盐，以供当地民众食用所需。
鄞县的东乡一带因地处产盐区域，自清朝开国以来，尤其是雍正年间重臣李卫，授任“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和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的十多年间，在改革盐政税赋制度时，为示“弗与小民争利之意”，定了“在城领商引，在乡曰肩引”的盐政政令。
所谓“商引”，即商人的开设盐铺店领地处。
所谓“肩引”，则是规定肩贩可贩运买卖食盐之区域。
根据这一沿用下来的政令规定，历任的宁波府府台官署在颁布的宁波地区盐业政令中规定，凡商人在城区内开设的“商引”盐铺店，均必须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后方可从事食盐买卖。而此凭证规定着盐铺店经营的“引界”，或“引地”，以及运盐的“专岸”等。
但对于靠近产盐区的鄞县东乡一带，官府却是另有补充条款规定。
该条款规定允许东乡范围内的“肩贩”和“坐贾”，可同时进行运盐、贩盐和卖盐活动。
也就是说在规定的“肩引”之地的地界内，是允许“肩贩”肩挑盐担到村落民居各地去叫卖，也允许“坐贾”开店，在一定的区域内设摊买卖食盐。
正是有着这一补充条款的规定，居住在鄞县东乡片上的贫寒小民中，也有不少人因无地无业而成为肩贩，在经营着该项食盐的买卖行业。
其中有的家庭操此业已是父传子继，多代从业，谋生年久。
这些肩贩们背负肩挑少量私盐，以换取钱币谷物，来维持生计；或在自己家的门前开家小店，摆放点食盐，供周边村落里居住的百姓购买食用。
贩运、贩卖食盐成了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东乡片内居住的百姓们也因地处近海，历来有食私盐的习惯，当然喜爱购买这些价格相对低廉的食盐了。
据说这种利于百姓民众、网开一面的规定已延续年久，至德竹楼任鄞县知县时至少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早已成为鄞县东乡境内人人皆知的常识和约定俗成的惯例，是为宁波府署官员及鄞县的历任知县大人所熟知的。
从常理说作为一个地方上的父母官，若是遇到当地百姓要求办成的呼声较高的事务，尤其是关联民生问题的大事，往往会去想方设法找关系、寻门路，向上积极争取去获得批准或许可，以期拢聚民心，安抚平民，以赢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对那种已经成为条文批准的、或特许默认的、有利于维护地方民众利益的，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吃小灶式的“土政策”，即使是遇上麻烦须作变动或取消时，多是会采取不激怒地方民众的方法，能多维持一时算一时，实在顶不住了，也会搞些有所变通的对策，以求平稳过渡。
所以说作为一个聪明的地方父母官而言，正巴不得能有这种被上廷默认的、有利于地方民众利益的“土政策”存在。对那些已经争取到的，已成约定俗成的“土政策”，是绝不会来一个自行毁之、遭万民唾弃行动的。
那么这个德知县怎的会采取这一愚笨的行为，对自己所在鄞县的原在施行的盐业补充规定，来一个全盘的推翻和更改呢？使自己处在与鄞县东乡百姓对立的地位上。
是德知县太迷恋钱财、捞钱心切之故，还是乍到鄞县，从政经验不足，草率从事呢？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如若说德知县来自于内陆安徽之地，不了解海边情况尚可理解的话，那么阳堂乡五乡碶盐商汪百万是本地人吧，他总该知晓这一常识和更改盐政会带来激怒民心、众怒难犯的严重后果吧。
又如若抛开盐商汪百万为谋取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是在向德知县出馊主意的话，那还有鄞县县署内的那些土生土长的其他官吏胥员们，难道这些人也是不知其中的利害所在，而不加以劝阻吗？
其实原因并不十分复杂，因为汪百万、德知县与鄞县县署内的官吏胥员们等，并不是生活在社会的真空地带，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是与当时的朝廷政局大气候及鄞县的社会状态紧密相连的。
只要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作些分析，不难找出这一新的盐业新政令是何以出笼的。
先说汪百万吧。
他是一个经营盐铺店的盐业商人，对盐类买卖的运作与赚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更是有着唯利是图的贪欲。
从地形上看，宁绍台道、宁波府署及鄞县县署等官衙均设在宁波城区内，且内中还有着一个五口对外通商的要地宁波港，宁波城区内当然是经商买卖的一等要地了，除此之外就要算鄞东的东乡地区了。
宁波城处于鄞县的包围之中，周边有鄞东、鄞南、鄞西等地之说。但因鄞东之地离海较近，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历来是个人口稠密、百业兴旺地区，可以说是鄞县的最富庶之地，历来有“儿要亲生，田要东乡”之说。
在一个商人的眼中看来，鄞东的市场是块肥肉，实在太诱人了，汪百万怎能不对此垂涎欲滴，眼红至极。
汪百万是个盐铺店老板，所开设的“商引”盐铺店虽则遍布在宁波城区内一等的经商要地上，又遍及到鄞县的县南、县西、县北等地，但因这些“商引”盐铺店与鄞东的“肩引”之地同处一县，除县西地区外，县城城区与县南等地的边邻地带又与“肩引”之地紧傍一起。
如若让鄞东市场继续有着“肩引”之地的存在，允许肩贩贩卖私盐，则“商引”盐铺店不仅难以进驻东乡这块肥沃之地，且又因近临这一“肩引”之地，销售价格两地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直接严重影响着“商引”盐铺店食盐销量的增大和利润的提升。
汪百万开设的盐铺店也是地处沿海近邻地带，只要卖通官府官员，走私食盐较为方便。
汪百万也并非是个正人君子，当然也在暗中进行着大量食盐的走私买卖。
但在公开的场面上，汪百万的盐铺店则是必须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的。而这一凭证的取得，是须得向官府缴纳高额税费的。
可是“肩引”之地上的东乡境内的肩贩们啊，只要在条款规定的“肩引”之地上进行食盐买卖，在缴付少量的管理费后，是可以不用缴国税的。
显而易见在食盐成本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不用说盐业政令规定在“肩引”之地上是不允许“商引”进驻的，就是允许的话，那“商引”盐铺店的生意也会因价格成本上的差距，难以在东乡境内立足，更是难以从中谋取到巨额利润的。
为取得食盐经营的高额利润，为垄断鄞东农村的这一大片食盐买卖市场，利欲熏心的盐商汪百万怎的会去思虑常识不常识，虑及民怨不民怨。
在汪百万的眼中看来，只要能赚到大钱，那才是第一位的。
又加上汪百万在外读书的儿子刚巧得了科名，儿子的房师也正在宁波府内为官，汪百万感到自己财大气粗了，又有地方官员可依仗，他怎能不为之而一搏呢。
于是乎，汪百万利用德知县敛财心切，在暗示官员奉送钱财的状况下，以银两贿赂开路，以承诺好处共沾的方式，鼓动德知县，将这一已施行百余年的盐业政令补充条款来了个全盘的推翻。
再说那些在鄞县衙门内土生土长的其他官吏胥员们吧。这些官吏胥员们也是深知德知县取缔这一盐业政令补充条款，是损害到东乡广大百姓的利益，甚至包括将损害到自己与亲属们的利益，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反响，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实是一项万万不可而为之的举措。
可是这位德知县在推出这一盐业新政令时，却是没有征求过这些官吏胥员们的意见，而是与随带而来的刁师爷及与盐商汪百万三人间秘密商定之后的行为。
其实德知县也是存心打算事前不让这些官吏胥员们知晓的。他担心让这些与东乡民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官员们知悉后会暗通信息，因利益关系而引起一片反对之声，使事情复杂化，以防政令修改胎死腹中的尴尬状况出现。
待到衙门内的官吏胥员们知晓此事时，也就是盐业新政令已经定下颁布施行之时了。
再说这些官吏胥员们多是些在县署内履职多年的人员，有着极为丰富的官场经验。人特精，特滑，深知官场内处事的潜规则，知晓一把手是高于一切的，县治内是知县大人说了算的。若是反对知县大人所定下的举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一不小心丢了差事，甚至危害到自身的安全。
更因德知县在宣布这一盐业新政令时，打的是执行大清律法规定的旗号，说的是应严肃法度，遵守律法，要为朝廷争挑重担，堵塞漏洞，不能让国家的税收白白地流失。
那一日，德知县在县署大堂内召集了所有官吏胥员及办事人员等，在宣布颁发盐业新政令之后，即时训话说道，县署内所有的官员与衙差等人，在这一维护朝廷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要遵守法纪，旗帜鲜明，给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决不能有半点的含糊；更不能丧失立场，存有异议，混同于普通的百姓，给新政令的实施带来阻力，否则将会受到革职等惩处。
常言道，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上峰命令，想不通的也得执行。更何况已有警告在先，理应加倍小心。官吏胥员们早已敏锐地觉察到对此事若说不好，说反对，均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实是会有危险的。
官吏胥员们凭官场经验知晓，越是在这个时候，上峰对此事的反应必是会十分关注的，对官署内官员的一举一动更是会密切注意的。上峰所要的是说好，是支持，而最反感的是听到异议之声，或是反对之音。
不当出头鸟，免得遭枪打。出头柱子先烂，这一处事的潜规则，他们心中有数，比谁都懂。
这些官吏胥员们在听了德知县宣布此盐业新政令的内容，及所训说的一番警告话后，知道此政令已出，是铁板钉钉、难以更改的事了，虽则心中有话，也不得不缄口不言了。
他们深知，作为小吏，即使是再大的事，也是不能对知县大人的行为举措加以评论和议说的。
再说这又是一个十二分敏感的话题，涉及朝廷大政方略的范畴，对自己这些小人们而言，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服从与任其事态的发展了。
当德知县以鄞县县署名义颁布盐业新政令后，鄞县县署内的官吏胥员们，除个别的特有能耐的，私下通过相关渠道越级向上级反映情况外，是不会有任何的说法来公开加以反对的了。
他们唯一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在私下里嘀咕几句，背后发点牢骚，或是在执行时采取不过分的认真态度就是了，这还得提防着被德知县知道和追究。
最后再说到德知县本人吧，其实他也并非是平庸之辈。
说到底，更改盐政之举也不仅仅是德知县太迷恋钱财之故；更不是德知县初到鄞县，不了解内情，或是捞钱心切，心血来潮，一时草率从事之由。所不足的是德知县对修改令实施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存在估计不足的纰漏。
如果说当德知县在与汪百万接触之初是有着贪图钱财，急欲捞钱的欲望在，那么当他真的要颁布盐业政令动起真格前，也是经过了一定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而行的。
德知县毕竟也懂得知县之位来之不易，凡是新到一地，需慎重而行，任何轻率之举将是有危自己的任期安全。更何况他还在想着往上爬呢，处事也会三思而行。
所以德知县在作出盐业政令变动之时，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再三权衡利弊后才下定的决心。
他认为这一盐业政令的变动，不仅有着相当的把握，而且认为此时推出正逢其时，且还带有着不少潜在的好处。
德知县凭常识知晓，宁波地区盐业政令补充规定是一项得民心，受民爱的地方政策。
他也知此一盐业补充规定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也是曾经为朝廷所特许，是历代宁波府、县两级官府衙门对百姓民众约定俗成的一项沿袭政令规定，要想改变它是易惹百姓们憎恨的。
然而德知县更知自从乾隆皇帝数次南巡以来，“盐商办差捐饷，以致商人势焰日甚，各处渐改商引，更成‘部案’”。
尤其是道光朝年间以来，“各地方官更是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将“肩引”之地任由商人扩展，自己所推出的盐业新政令在他地早已有之，并非自己一人独创，也并非这鄞地所独有。
再者此时非往时矣！自从天国大门被外夷（英国）用鸦片敲开之后，国运已经不昌，加上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国家财政运转日益艰难。朝廷为应付经济危机，一面正在加重赋税，一面又在严查偷漏税赋，尤其是在粮、盐等大宗项目税源方面极为关注。
德知县深知自己修改后颁布的新政令，虽不合百姓们的心意，对百姓们的利益有了损害，但是能堵住朝廷税收的漏洞，至少能增加赋税收入，是符合朝廷“部案”规定的内容的。
从大道理上看，那原有的宁波盐业补充规定毕竟是与朝廷盐法条律相抵触的。地方法应服从国家法，这一理由够充分了，是冠冕堂皇的。
德知县由此而估计到一旦推出并实施这一新政令后，将不仅无害于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将此作为一项任职政绩去向上峰禀报邀功呢。
至于地方上的小百姓嘛，只要拿出《大清律例·盐法》条例中所规定的说法来，谅再有想法，再多意见，谁能有多大的胆量来敢于公开非议？又有谁能有几个脑袋去同朝廷律法叫板？因而是成不了气候，也是反不到哪儿去的。
德知县自信自己所颁布的盐业新政令底气十足，无懈可击的。不仅觉得心安理得，且没有丝毫的忧虑存在。
德知县认为此政令的推出与实施没有半点的悬念，甚至还觉得自己是站得高，思得远，谋得深，干得巧，至少在国家、朝廷和官府等层面看来，是在为之排忧解难，增加财源，属于勤政履职的地方官员所为。
当然了，德知县更是心知，自己之所以会这样干，真正所看重的并不是勤政不勤政、履职不履职；也不是想为朝廷增收不增收，自己有功或无功，而是有着自己的巨大利益在。
做官不敛财，隔山跨海作啥来，德知县是有着自己的处事理念在的。
德知县觉得为朝廷排忧解难、增加财源也好，当个勤政履职的地方官员也好，这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为粉饰自己官帽说说而已的。
其实自己所看重的则在于这样干了之后，等于为自己又开辟了一条可取之不尽、滚滚而来的财源渠道，那“叮当”作响、白花花的银洋大钱已在眼前跳动着，正等待着自己前去拾取呢。
德知县想到，汪百万的盐铺店内是否有着自己的份额尚且说不准不去说它，但从汪百万处随时去拿些钱来总是可以的吧。无论从于公还是于私两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可取得双赢的策略与途径呵。
所以说鄞县县署颁布的这一盐业新政令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众多原因的。
这里面既有国家局势动荡、国力衰弱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汪百万等不良盐商强势推动的因素存在。但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德知县这一贪官污吏的出现。
再回头说到德知县以鄞县县署名义颁布盐业新政令之后，立时断了原在东乡境内运盐、贩盐的小贩们的生路。
东乡境内居住地的民众也因此而断了低价盐的来源，增加了购买食盐的开支；一些居住分散、地处偏僻的山村乡民，不仅须买高价盐了，还因盐铺点的设置点较远而出现了购买上的不便。
未及多久，本已处于贫穷线上挣扎的东乡百姓民心骚动，舆论大哗，不满之声充斥街头巷尾、村落民居。又因事涉千家万户的生活所需，故万民议说，多表愤慨之情。
不过要说没人高兴和拥护也不是事实，至少是那个阳堂乡五乡碶的盐商汪百万，实是高兴得不得了，当然高兴的还有德知县本人了。
这段时期啊，汪百万为取得东乡富庶的市场真的是心中乐开了花。
他借助着县署在东乡境内取缔原有肩贩们所开设的“坐贾”店铺，与在驱逐、拘捕肩贩们的同时，在这一原属于肩贩们的“肩引”之地和“坐贾”店铺的地盘上，拣了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和地段新开了不少家分店，并提高了食盐的销售价格，取得了日进百银、千银的好开头。
德知县嘛，也只是动了动口，颁布了一个新政令，督促官吏与县丁们抓了些不服新政令、仍在私下贩盐的肩贩等。除此之外，就坐在县署衙门内，凭着跟汪百万的那次事前约定内容和权势所在，在暗中就可以借此大把大把地向汪百万索要承诺过的奉送银两钱了。
但是这项新政令的颁布与实施，在德知县与汪百万看来，是满心欢喜之事，然而对鄞东百姓与从事贩盐业谋生的肩贩们而言，却是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并引起了民众的愤恨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不说那已处饥寒交迫状态的东乡百姓因日常生活用盐所需而多掏了腰包，单说那东乡老界乡横泾村村民张潮青，阳堂乡石山弄村村民俞能贵等肩贩们，更是断了生机，遇上了灾星。
张潮青与俞能贵等肩贩们依靠着肩背担挑的繁重劳作，依仗着历代祖辈们留传下来的“肩引”之地，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劳累与艰辛，原本还是能平安无事地贩盐、卖盐，借此度日的。
然而当盐业新政令推出之后，张潮青与俞能贵等肩贩们不能从事贩盐业了，这下连基本的生存状态也难以维系了。
当时鄞东所在的产盐场——大嵩场，其下辖的咸祥与瞻岐两个盐场，均位于象山港畔，福泉山南。肩贩们若是要想将食盐从产地贩运到鄞东各地来叫卖，所行走的路线只有两条道路可行。
其一是从咸祥经塘溪、管江等地，沿着福泉山脉与金峨山系之间的那条古驿道陆行到韩岭古镇后，或乘船渡过东钱湖，或沿着东钱湖南湖湖边而行，方能在划定的各自的“肩引”之地上边行边叫卖食盐。
其二则是需翻过一百多公尺高的大嵩岭，越过漫长而峻峭的山道，从南往北运盐过岭，向天童地区贩运，或经洋山、下水等村落后，再渡东钱湖而行。
若是盐贩们不经过中途站的、乡村间的转运转买这一环节，而是直接从海边产地贩盐的话，那么大凡一次运盐的来回过程，往往需得费上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之多的时间。
再从这两条运盐路线上看，无论走的是哪一条，不说越高山，渡湖泊等的艰辛历程，光是肩担盐箩长时间地出门在外长途奔波，沿途的劳累与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虽则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在宁波港三江口岸一带，也有着通过水路而运行过来的可供食盐买卖的贩运之处，但那是经官府批准开设的盐铺总店，在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后所规定的运盐“引地”或“专岸”。肩贩们一般是不能在该地贩进食盐的。
再者从宁波港三江口岸处盐铺总店内所能进到的食盐，其价格均是含税价格，不具有销售上的售卖优势。肩贩们即使被允许能在那里进盐，那进价高与售价低的状态导致少有利润的产生，也决定了他们是不敢从该处贩进食盐而到四处售买的。
据记载，当时官府从海边产盐者的手中收购食盐的价格为每斤4文钱，而经过官府税后再在盐铺店加价出售时，价格已经升到了每斤33文钱以上。经过官府与盐铺店这两道环节的运作，食盐的价格已经整整飙升了八倍多。
不过这一每斤33文钱的售价是“商引”地区上的商铺售价，在“肩引”之地上是卖不了这一高价的，近海边历来有食私盐爱好的东乡民众所能接受的也只能是低价盐。
然尽管如此，肩贩们在“肩引”之地上所卖的食盐也是有着较好利润空间的。只不过是肩贩们靠的是肩挑背负的方式来运送食盐，又需经长途的运输跋涉，这决定了肩贩们的售卖销量是不大的。
同时肩贩们之间又有着规定的各自“肩引”之地或“坐贾”之处的交易地域限制，经营范围较窄，是不能随意越界而去别人的“肩引”之地或“坐贾”之处叫卖的，所以盈利总量也是有限的。
肩贩们的劳作是十分繁重而艰辛的，然有着价格上的优势，加上采取低利润、低盐价的售卖方式，挑送食盐到村口，到院落，到家居，方便民众就近购买，还是获得了乡民们的青睐，有了赖以养家糊口、艰难度日的收入来源。
可是当德知县以鄞县县署的官方名义颁布了盐业新政令，并派出官吏与巡丁四处处罚、拘捕这些肩背担挑的肩贩们后，张潮青与俞能贵等肩贩们立时断了收入来源，难以正常地生活下去了。
面对困境，肩贩们不得不借助着原有的人气和老客户市场，借助着当地民众需向盐铺店购买高价盐而产生的种种不满情绪的声援，铤而走险地走乡穿村，不得不继续进行着偷卖低价食盐的行当。
与此同时，肩贩们因生计所迫，在万般无奈中或结伴而行，或与东乡部分民众一起，一次又一次地上县城向官府请愿：诉求县署取消新的政令，恢复传统的“肩引”之地。
得到了极大甜头的盐商汪百万怎能容忍旧盐政的恢复，他利用谋取到的巨额利润，大肆贿赂德知县。
看到那白花花的奉送银两不断地向着自己滚来，德知县对肩贩们的诉求和民众中的呼声当然是置若罔闻了，并且还严厉地督令县署巡丁加强了对肩贩们的稽查与拘禁的力度。
被官府处罚与拘禁过的肩贩越来越多了。
肩贩们于暗中走乡穿村挑卖食盐的圈子越来越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家中的生活更为艰难了。
汪记“商引”盐铺店则乘此良机，在“肩引”之地上开张了一家又一家的新店铺，垄断了东乡农村的大部分市场。
汪百万得意忘形，骄傲专横，越来越趾高气扬了。
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旧历四月，汪百万在原属肩贩们的“肩引”之地上，在五乡碶街区处又新开张了一家盐铺店，并挂出了每斤食盐30文钱的高售价。
汪记盐铺店挂出的食盐售价，虽比宁波城内的食盐售价每斤33文钱还便宜了3文钱，但因五乡碶地区历来属于肩贩们的“肩引”之地，肩贩们挑卖食盐的售价每斤不超过20文钱。故而，每斤食盐30文钱的售价已经是难以被当地的民众所接受了。
新开张的汪记盐铺店在挂红绸，放鞭炮，敲锣鼓，分喜糖，热热闹闹地忙碌了一番之后，仍是门可罗雀，少见有前来买盐的顾客。
那一日，盐铺店掌柜因生意十分清淡而焦虑不安，便派出了手下的伙计前去村落民居中了解情况。
店铺伙计在街巷走动中发现，石山弄村盐贩俞能贵仍在肩挑盐担在街头巷尾偷卖着食盐。
盐铺店掌柜接报之后极为恼怒。
他立时感到这还了得，县署官府已经发有榜文，明令禁止私盐买卖，俞能贵这一饭店面前摆粥摊的行为，不说是有违官府的规定，更是严重影响了盐铺店的生意。
再者汪老板也早有吩咐，有着官府的靠山和政令在，不用去怕那些小肩贩。尤其是新开张的店铺，对发现有尚在偷卖食盐的肩贩不能示弱，要强行驱逐。如若不作干涉的话，那就是失职，就得走人，甭想再当掌柜了。
在这一事涉自己饭碗安全的情况下，盐铺店掌柜不敢有丝毫的耽误，接报后便一声令下，除留一人看门外，带着其余的伙计，又邀上了帮理店铺生意的地痞数人，前去干涉俞能贵的卖盐行为。
盐铺店掌柜领着伙计等一干人奔街穿巷，快速夺路前行，气势汹汹地奔向手下人员在反馈情况时所指说中的俞能贵卖盐的街巷处……
